网络时代边疆民族青年民族意识的表现_边疆论文

网络时代边疆民族青年民族意识的表现_边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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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16)01~0009~06

       国家民族意识是“综合反映和认识国家和民族存在、发展、交往及其特点的一种社会群体意识。它包括人们对自己归属某个国家和民族共同体的意识,人们对本民族及其国家自下而上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的认识、关切和维护。”①国家民族意识是凝聚民族成员的精神纽带,对于维护民族存在和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协调民族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逐步普及和发展,举凡国内外的一切大的事件都可以在互联网平台上倾听到青年人的意见和呼声。但是,作为现代技术的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带给青年人便捷和共享信息的同时,也对青年人国家民族意识的形成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和冲击。特别是对于地处战略要地的边疆民族地区青年的影响的冲击,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国家民族意识上不同程度发生着疏离和转向,这种疏离和转向所呈现出的是对国家和民族认知上的偏离、排斥和无视,它直接关涉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危,也关系着国家的繁荣和稳定。

       一、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民族意识表达的时代语境

       作为中国青年重要组成部分的边疆民族地区青年除了有着一般青年所共有的“思想自主性、价值多元化及逆反心理”②等特点外,还具有反映边疆民族地区跨境文化、民族特性和地域特色的独特心理,这种心理特点是边疆民族地区特殊的历史、地理、文化、气候等条件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形成的,对于维系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广泛应用,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对于国家民族意识的表达也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偶发的,而是有着独特的时代语境的。

       (一)国家民族意识表达的基础性条件的改变

       国家民族意识表达的基础性条件是指社会成员建构国家民族认同的基本载体,诸如空间、情景、语言文化等。网络时代,国家民族意识表达的基础性条件的改变主要表现为:第一,国家民族意识表达空间的变化。网络时代,青年处于一个流动的、不确定的社会生活情景中,现实中原有的面对面的现场感的缺失和意识表达的基础性条件发生着变化。“互联网交流的相对匿名性,身体和非语词互动的缺失,减少了许多具体环境的限制,有助于人们相互间更加容易地形成共享的信念和价值观。”③空间界限的突破必然引起空间状态的变化。传统意识表达的物理空间呈现出相对固定的状态,但在以传递信息为基本内容的网络空间里,空间始终处于流动的状态。在流动的网络世界中,国家民族意识所依靠的链接及历史脉络发生中断,历史传承被重新建构并赋予新的含义。“流动的权力优先于权力的流动。”④传统空间里相对静止的权力在网络空间里遭遇尖锐的挑战。第二,国家民族意识表达的情境发生了变化。现实社会中国家民族意识表达的情境来自于特定场域中的历史、地理和集体记忆,对于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多是源自于情景定义和经验性体验。网络社会里的国家民族意识的表达是一种多元意识的叠加,是一种离散的情绪性体验。第三,国家民族意识表达的语言文化基础的变化。现实社会里国家民族意识表达的基础源自于共同地域空间中相似或相近的语言文化基础。网络社会里国家民族意识表达的基础却是一种“想象性存在”和“离散性存在”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存在是基于共同的兴趣和共同的需求聚集在网络空间,一旦兴趣丧失或需求满足则很容易出场。

       (二)国家民族意识表达主体的结构性力量的改变

       国家民族意识表达主体的结构性力量是指影响表达主体的身份、地位和权力。在现实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程度如何,与个体的身份获得、地位确立以及权力拥有的程度有着很大的关联。特别是受国家体制影响和依赖体制生存的个体,其对国家和民族发展历程、发展现状以及发展趋向有着很强的现实关注度、倾向性和归属感,因此,其对国家民族意识的表达往往比较理性、内敛和含蓄。相反,那些受体制影响不深和不完全依赖于体制生存的个体,其对国家民族意识的表达往往显得满不在乎或熟视无睹。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主体结构性力量的满足程度。至于如何表达,表达方式如何,在现实社会中受主体身份、地位和权力的制约。主体身份、地位和权力是现实中获得的,主体在表达过程中必然要顾及到自身身份、地位和权力的社会性影响,其表达什么、自由度如何直接受制于习俗、规则、纪律、道德和法制的约束,不是随心所欲和天马行空式的。但在网络社会中却是截然相反的境界,参与表达主体的身份、地位和权力被隐藏,主体身份在网络空间中被颠覆和解除,主体地位被释放和提升,主体权力结构不再是实体性机构,每个网民主体都可以成为信息权力的持有者和发布者,这样,网民主体的国家民族意识表达不再受现实的约束,其对体制的影响和依赖程度大大降低。这种源自于网络社会兴起所带来的“身份缺场性交往和意识表达不仅超越了活动场域或村庄城镇物理空间的边界,而且也超越了社会空间的限制,网民们可以在广阔的网络空间中展开信息沟通、事实陈述和价值评价。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局部环境的限制,但具有较强局部性或特殊性的风俗习惯、群体规则、资源局限和部门权力等因素的作用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了。”⑤

       (三)国家民族意识表达的主导性因素的改变

       国家民族意识表达的主导性因素是指青年在国家民族意识表达过程中起着决定性力量的因素,诸如理想信念、信仰、集体意识等。现实社会中国家民族意识的主导因素是建立在维护国家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集体意识基础上的,是长期思想教育的结果,也是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理论和实践影响的结晶,同时也是共同地域、共同语言文化、共同生活经历以及共同社会责任紧密结合而成的民族群体意识的有机的结合。但在网络社会里,网络的虚拟性、信息的离散性和责任的分散性使得网民主体隐藏了个体身份,增加了社会不信任,解构了社会信仰,疏远了正常的人际交往,减少了现实社会参与,而基于共同地域、共同语言文化、共同生活经历以及共同社会责任紧密结合而成的理想信念被“无厘头”的个人利益所取代,多元社会思潮泛滥,马克思主义信仰出现旁落,建立在民族情感基础上的集体意识可能被抹杀。“互联网以其神奇的美丽吸引着人们关注表层、走向浅薄,并且互联网也因此而使人们分散注意力。我们全神贯注于传媒本身,专心致志地盯着忽明忽暗的屏幕,可是通过屏幕快速传来的各种信息和刺激让我们眼花缭乱,心神不宁。”⑥

       二、互联网时代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民族意识的疏离

       当代青年是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大潮,经历社会转型和多元社会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网络一代,他们的可塑性极强,思想状态也极为复杂。具体到边疆民族地区的青年,由于特殊的地域、历史、经济和民族文化环境,他们有着与全国青年共有的国家民族意识认同感,也有着体现边疆民族地区特点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因地域、经济发展、民族文化差异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普遍应用而使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在国家民族意识表达上体现较大的疏离性和转向性特点。

       (一)正向情感与反向表达的胶着

       网络时代国家民族意识的表达是建立在现实自我与虚拟自我,以及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变动的基础上的,往往呈现出多元化、离散性特征。究其多元化而言是源于现实社会变革和流动性使然,究其离散性而言与网络信息传播的碎片化有关。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在变革的社会环境里成长,切实感受到国家变革所带来的现实利益以及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也真实体会到民族关系改善以及民族政策落实所呈现出的相对和谐安定的社会生活,共同的利益取向、共同的目标期望以及集体性意识的建立使得他们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有着较好的社会评价和正向的情感体验。2013年学者徐平、张阳阳对新疆14个地州和建设兵团青年的问卷调研中,对中国国家印象的791个青年个体的直观感受评价,其中,“688个积极评价,61个中性评价,42个负面评价,积极评价主要用‘发展快’、‘光荣’、‘伟大’以及‘温暖’、‘祖国母亲’等词汇,表达出对国家和平、和谐的赞美与喜悦之情。在仅有的42个消极评价中,主要涉及的是腐败和贫富差距问题。”⑦整体上看,边疆民族地区青年有着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能够比较客观地站在国家和民族的层面上看待问题,情感认知趋于正向和理性。但是,互联网技术在青年学习和生活中的普及,互联网开放和身份缺场的特性,使得青年对国家和民族意识情感的塑造不只是来自于个体的思想意识,而是主要通过个体与他人的网络互动和虚拟认同,网络中浮躁、偏激、负面、非理性的话语发泄民族情绪,以及来自国内外陈杂泛起的各种社会思潮,不同程度上都会通过互联网向外传播,边疆民族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由于受制于既有知识和观念的限制,无法科学解释和说明这些现象,必然会使他们在网络信息的喧嚣声中获取不正确的认知,现实中稍有不如意的地方就会使他们放大对现实的不满,进而产生对国家和民族的负向认识,在言语表达上产生反向意见和情绪。

       (二)责任意识与功利行为的纠结

       责任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是人们生活的必需,也是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国家繁荣的保证。边疆民族地区青年是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他们的国家民族责任意识如何不仅关系着边疆民族地区的当下社会发展,而且也影响着边疆民族地区未来的社会发展。根据我们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包头7所高校青年1200名大学生的调查,我们发现,87.8%的大学生经常或偶尔谈论与国家民族有关的话题,非常和比较关注“国家复兴大业的”占49.2%,“比较不关注”的占45.4%;在对待“台独”“藏独”和“疆独”等分裂势力的态度上,87.2%的青年大学生支持国家的行动和政策,10.9%不太认可;92.3%认同西方势力的干预和暗中支持是“造成中国边疆不稳定根源的主要因素”,7.7%认为是国内分裂势力造成的。同时,我们通过访谈发现,边疆民族地区青年能够意识到国家的稳定、民族的繁荣与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当然,我们也意识到,由于受市场经济环境下功利化思想的影响,发生在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人身上的功利化行为也比较突出。当我们在调查国内重大热点和焦点问题时,多数青年按照就业、社会福利待遇、经济倾斜政策、民族帮扶政策、物价、经济发展、反腐倡廉、政治体制改革、生态安全以及国家安全等顺序进行选择,也就是优先考虑的是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就业、福利与经济性政策。当被问及到国家利益受损失时,多数青年首先选择的是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其次才是同一切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斗争。造成这一纠结和矛盾的原因归结于青年成长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家民族责任意识教育在网络时代下的缺失所致。

       (三)思想正态与信仰负态的共存

       当代边疆民族地区青年是在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没有或很少经历过革命战争年代腥风血雨的洗礼,也很少受过“文革”时期政治斗争和动荡社会的影响,他们沐浴在改革的春风里,感受着国家的变革和社会的进步,有着较为积极、健康的思想意识,对于党的改革开放路线真诚拥护,对于国家的日渐强大和在国际地位的提高深感自豪,多数青年赞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一定能够实现。对于改革和发展之中的一些问题能够客观理想看待,对于国家的主流思想有着较强的认同,对中华民族有着特有的情感归属。但是,我们也能切实感受到的是,在互联网时代,边疆民族地区青年的思想和信息获取不再是单一的、封闭的,而是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与内地发达地区青年相比,虽然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和熟练程度仍有一定的差距,但互联网开启了他们了解外界和世界的机会,同时也在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网络本身是一个没有任何中心和权威的系统。网络行为又是一种自主的个体行为,任何网民都可以自由、自主、不受束缚地在网络上发表意见”⑧。网络社会的崛起使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有了更多获取信息、表达意见的机会。他们对于所生活环境的变化有着充分的认识和体会,对于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贪赃枉法行为、假公济私行为以及不法侵害民族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行为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对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中的信息差距、观念差距、经济差距、社会文明差距也有着切身的体会。特别是在改革中由于政策落实不到位以及改革本身积弊难返致使一些青年出现了信仰危机,再加上互联网上各种思潮思想的泛滥,民族极端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的怂恿,因而在价值取向上陷入了无中心、无意义和无价值感的误区,降低了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权威意识、尊奉意识和执着意识。

       三、互联网时代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民族意识建构策略

       互联网对于边疆民族地区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的消减具有不可抗拒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传统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发展中国家,民族国家仍然是国家追求的政治形式。与此同时,互联网也为国家民族认同的建构和重塑提供了机遇,民族国家可以通过具有感召力的意识形态教育、发展民族经济发展、公平性的法律制度以及和谐的社会秩序所带来的诸多有利影响,促使边疆民族地区青年认同民族和国家。

       (一)积极创新意识形态教育,增强国家民族意识的感召力

       马克思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激励和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和强大的思想武器,曾经在革命、建设时期发挥过重要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是无数青年思想意识塑造的思想泉源和精神家园。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特别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使得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不同程度出现了转向和疏离,究其原因与意识形态淡化、意识形态多元以及意识形态教育缺乏感召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互联网“无国界”信息化的发展,使得各种社会思潮充斥于互联网空间,而现有的意识形态教育“泛政治化”倾向缺乏应有的感召力,因而对于青年就缺少吸引力和凝聚力。互联网上陈杂泛起的信息必然会侵蚀青年的思想,再加上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以及大量极端化、自由化思潮的涌入,对于那些正在世界观形塑中的青年必然会感到不适和应接不暇,从而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产生混乱,这一点对于生长在边疆民族地区的青年尤为严重。因为相对闭塞的生存环境和相对封闭的文化空间更容易对异己思想和极端意识产生好奇。为此,积极创新意识形态教育,增强边疆民族地区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的感召力是建构青年国家民族意识的应然之道。具体表现为:

       第一,注重意识形态教育的民族性。意识形态教育的民族性是由意识形态的民族属性决定的,意识形态的民族性生缘于意识形态的民族文化根源。注重意识形态教育的民族性就是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爱好和平、团结统一、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感召力的力量源泉。因此,无论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抑或是新闻媒介教育,无论是现实教育还是网络宣传教育,都应该大力弘扬民族精神,以此去涵养青年的心性,净化他们的心灵,滋养他们的思想意识。

       第二,注重意识形态教育的现实性。相比于革命战争时期青年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和热望,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的现实感却显得异常突出和明显。置身于网络社会,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更为直接的指向现实,现实的存在感如何,现实的满足度怎样,现实的主观感受将更为直接,而原有的“泛政治化”倾向的意识形态教育必然与青年的思想愿景相悖。这就要求思想意识形态教育要切实回答青年现实所关心的问题,要解释他们的疑惑,要指引他们的人生观出路,要关注他们思想认识中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性疑惑。

       第三,注重意识形态教育的感染性。长期以来,无论是正规学校教育,还是大众媒介教育,意识形态的教育是一种带有“革命性”“批判性”“斗争性”“宣传性”的教育内容,在教育方式上奉行居高临下的“灌输”和“说教”,缺少感染力和亲和力。顺应时代变化和教育对象思想认知的变化,要想取得感召力的教育效果,就应该改变教育方式,要把刻板的理论浅显化,要转化话语表达方式,善于运用正面的、真实的、大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再现深刻道理,让浅显、形象、生动的理论故事入脑、入心,才能切实增强广大边疆民族青年的民族国家认同意识和情感。

       (二)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增强国家民族意识的向心力。

       边疆民族地区青年赖以生活的地区和环境,由于受自然环境、地理位置以及历史上不合理政策的影响,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着结构性冲突。改革开放后,随着邓小平治国思想中“两个大局”发展思想和政策的贯彻和落实,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逐步扩大。“经济利益的长期存在会对处于劣势地位民族的心理产生巨大影响,其成员会有被剥夺感、失落感等系列不适反应,这种认同上的真空状态也是内外部分势力挑动民族情绪,把发展差距引向民族偏见与民族深渊的根据。”⑨互联网大众喧哗式的虚拟发泄以及别有用心势力的鼓动和怂恿,迎合了边疆民族地区青年的不适反应,为其疏离国家民族意识提供了捷径和渠道,其对青年的认知和行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因此,国家应该制定合理的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战略规划,把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纳入国家的“一带一路”中,采取灵活多样的发展边疆民族经济倾斜政策,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给予对口支援和帮扶支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适合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民族工业、现代畜牧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和旅游业,缩小与内地的发展差距,使边疆民族地区的民众在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中真正受益,使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切实感受到来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温暖和热情,这样才能把对自身民族利益的关注转移到民族共同体利益的关注,增强他们对国家民族意识的向心力。

       (三)建构公平性的制度化体系,增强国家民族意识的公信力

       公民对国家民族意识的确立和塑造源自于政府公信力的确立。“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石和灵魂,反映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政府失去信用,就会严重影响政府形象,损害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⑩詹姆斯·福里斯特指出,“政府工作的困难在于,它不仅必须干得好,而且必须让公众相信它干得好。换句话说,能力和表现是必要的……”(11)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民族意识的塑造是一个渐进和潜移默化的过程,一方面来自于正规的系统化理论教育;另一方来自于现实社会制度的切实感受。特别是后者对于青年的国家和民族的认知尤为明显。因为制度是政府公信力的核心层,是用于组织和行使行政职权,对社会进行管理和规范的规则性和规范性体系。制度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着政府的组织和实施效率。公民对于国家的感受和认知主要源自于政府制度化体系建构的合理性和实施的公平性。不公平、不合理、不科学的制度必然会破坏政府的形象,拉大政府和公民的距离,制度短缺容易造成权力失控,降低政府效能,也降低青年对社会制度、对执政党和政府的认可度,阻碍爱国主义思想的确立,影响青年国家民族意识的认同和达成。因此,建构公平性的制度化体系就是不仅要完善现有的法律和法规,从法律层面加强制度的权威性;同时也要补缺发展过程中新现象、新问题所遇到的制度性缺失和制度真空,特别是将边疆地域和民族区域公民所要表达的政治要求纳入制度化轨道,使边疆民族地域和区域中的政治诉求和声音得以发挥,并纳入制度化体系,从而与国家民族认同形成良性互动。具体而言就是要不断完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完善边疆民族地区公民的政治参与制度,不断规范边疆民族地区政府权力运行的公开性、透明性,同时也要保持政府政策法规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只有这样才能给公民以信心,才能增强青年对国家、对民族共同体、对政府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四)构建合理的利益体系,增强国家民族意识的趋向力

       利益关系本质上是以经济关系为中介形成的社会关系。边疆民族地区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之所以出现转向和疏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本民族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或者利益受损,因而,在与内地高速的经济社会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后的失落感、挫折感,感受不到国家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红利,因而缺失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特别是当内地经济发展中因某些资源紧缺或者为了增速GDP而无视边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而进行的一些不科学、不合理的开发以及不公平的补偿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植被破坏,以及自然灾害频发时,经济发展受阻等造成的心理失衡,必然会使边疆民族地区青年油然而生对国家民族向心力和归属感的游离。互联网的勃兴以及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分裂势力的蛊惑和怂恿,也会加速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疏离应有的国家民族意识,而且也会淡薄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而作为国家民族认同的最为重要的社会参照物利益体系的合理建构是公民共有观念形成的基础,同时也是构成国家民族认同正向变量因素的关键。这就要求国家在加快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涉及民生的社会保障问题上不断加大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建设力度,切实解决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的关系问题,不断缩小区域间、民族间、群体间的利益差距,使边疆民族人民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使单个民族利益与民族共同体利益密切相关,创建一个和谐有序的边疆民族社会秩序,不断增强边疆民族地区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的认同感和趋向力。

       注释:

       ①都永浩:《关于民族意识概念及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年第2期。

       ②杨鑫:《当代青年的特点与高校校风建设》,《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③John A.Bargh and Katelyn Y.A.McKenna,The Anternet and social life,Annual.Review of Psychology.2004.55:573~590.

       ④[美]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34页。

       ⑤刘少杰:《网络时代的社会结构变迁》,《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

       ⑥[美]尼古拉斯·卡尔:《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刘纯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lO年版,第128页。

       ⑦徐平,张阳阳:《新疆各族国家认同状况调查与分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⑧张红微:《网络文化对大学生政治观的负面影响及构建策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⑨李静,戴宁宁:《民族意识的根源与新疆多民族地区稳定社会的构建》,《新疆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⑩王茜,张子礼:《理念·制度·行为——政府公信力三要素》,《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研究生论文专刊)2007年第6期。

       (11)[美]菲利克斯·尼格罗:《公共行政学简明教程》,郭晓来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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