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创作的后现代性阐释（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王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文化万花筒和灵魂裸游人
王朔创作的后现代性还表现在他的小说包容着文化转型期纷繁矛盾的社会万象和多重交织的社会心态，他的作品似乎是拼凑而成的社会文化的万花筒，而他的叙述人尤其是顽主小说的叙述人和一些重要人物，由于激进到虚无程度的人性嘲谑、人性呐喊，而成为反文化、反文明的先锋，成为脱却一切文化包装的灵魂裸游人，即顽主“真人”。上文论及的王朔小说创作无选择地兼收并蓄，使他的作品成为文学的万花筒。但文学制约于文化，能引起公众注意的文学现象首先是能成为社会文化心理某种焦点的文化现象。
在顽主叙述人身上可以发现浓厚的传统意识。在较早的作品和《千万》以前的顽主小说里，顽主叙述人（石岜、橡皮人、于观、方言等）大都具有相当文化修养，知晓一些中西文化知识，并且关心古今中外社会大势，有的还从事或开始从事写作，在嘲谑和调侃中，常显示出与普通男女顽主不同的聪敏、机智、幽默、犀利甚至雅气。如石岜（《浮出海面》）出院后吟哦刘禹锡的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含蓄且蕴藉地指刺于晶的性爱生活，这并非一般顽主和受普通教育者所能立即理解的。顽主叙述人虽然整日地他嘲自贱，无所不为，包括和女顽主（喇）们厮混与普遍顽主在无耻卑劣方面没有区别，却能得天独厚地屡屡获得一些有文化的、有职业的纯情少女垂青，一见倾心并痴情一贯。而顽主叙述人也往往浪漫主义地在自己心灵里为她们保留一片圣地，甚至一提到她们就内心痛楚，脸上变色。橡皮人对张璐既存恋爱之心，也持敬重之意，从未侵犯。最值得注意的还是顽主叙述人那种认为自己高于大众的强烈的自我人格尊严，这在顽主群体中是反常的，是与嘲谑对立的意识，但也是非常隐蔽的。如橡皮人自思自量：
“我知道自己是有来历的。当我混在街上的芸芸众生中这种卓尔不群的感觉比独处一室时更为强烈。我与人之间本质上的差别是那样的大，以致我担心我那副平庸的面孔已遮掩不住我的非人，不得不常常低下头来，用余光乜斜着浑然不觉的人。”
这完全是自普希金开始塑造一直延续到中国现代文学中那种多余人或零余人的自我感觉。他们自视鹤立鸡群，又被社会拒绝。《橡皮人》篇末，当马汉玉和橡皮人谈话，前者问他们为什么不找个正经工作，后者答曰：“我和别人不一样”，并解释：“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而且认为除非是“有点头脑的人”不会了解他。顽主叙述人这种特殊的自我价值定位绝不外露，甚至在自己人的圈子里也生怕人觉察。当老练的李白玲向“橡皮人”煽情：“我喜欢你的忧郁，说不上来的那股酸劲儿”，他暗暗吃惊地说：“我希望我在别人眼里是个快快活活的、没心没肺的人”。当她说他骗得了别人骗不了她时，他“心中升腾起一种被人洞悉的怒火”。在《心跳》中，顽主叙述人这样隐秘的自我认识以一种畸形状态显现。方言说：“我是从不放弃当主角儿的机会。”
可以理解，当顽主叙述人自称为“橡皮模拟人”即非人时，也流露出难以觉察的对自我被异化的愤懑。非人实为非凡人。被李白玲的“慧眼”所识破的那种忧郁，实即为有的论者从玩得死去活来的顽主们身上所感受到又难以名状的那种忧郁，多余人性质的忧郁。也就是另有论者一再询问作者在作品中是否向读者隐瞒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之一。橡皮人坐在豪华的大厅里茫然看着外国游客和香港商人思忖：“这些衣着华贵的男女一个个神气活现，从容自在，却个个长着张庸俗的脸，让你不得不对如此不堪入目的家伙却如此有钱感到生气，在这种场合坐上一刻钟比上一百节课还体会深刻。”这不仅是英雄主义性质的遐想，而且泄露出以貌取人分尊卑的天命意识。于观们在痛苦时总想“找那些穿着体面、白白胖胖的绅士挑挑衅”，跑到大街上面对行人摩拳擦掌地喊骂，心情都是一样的。看来，作为文化万花筒的王朔小说，还有与嘲谑虚无主义和精神语言游乐园不同的另一面，即隐秘的、不易觉察的英雄主体意识。世界本是悖论性的，一个在英雄主义环境与教育制度中成长起来的人，当自尊自恋到一定程度，又与现实构成尖锐的矛盾，便从这一极滑向另一极：自卑自贱。即使心理素质较高的人也很难例外，但他们又不甘于自我死亡的状态，于是便变着法儿上演一出极端性的恶作剧。顽主叙述人嘲谑调侃，便是其中的一种。从这儿可以看出他们骨子里并未完全看破红尘、一切虚无。嘲谑虚无主义既是一种生存游戏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文化策略和人生策略。他们试着以此在生活中寻找自己理想的位置，脱离那不堪忍受的边缘状态和抛掉自己也瞧不起的边缘人身份，乃至于跻身于中心。他们幌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招式，是以非理性的方式对纷乱而不公正的社会现象的碰撞与抗争，是对既诱惑人又不完全理解的五光十色的市场经济社会生活的恶谑性的参与。这些东西黄土地上的反英雄不时地回眸于传统，梦魂里不时有刻下深痕的正剧英雄形象萦绕，因而，顽主的嘲谑游戏还有它的另一面：它既是古老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绵绵余绪，也是对后者的悼念与招魂的特殊仪式。正是植根于炎黄文明的、传统性与当代性交相辉映的具有文化万花筒性质的创作，体现为不同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东方后现代主义，或者说完全可用做为当代泛文化代码的后现代性加以阐释。这是因为文化转换中的社会，毕竟大大有别于信息时代的后工业社会，何况还有几千年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储存呢。
王朔作品中还常有载道意识的折射，表现出对社会、政治、文化甚至世界大事的关切之情，散见于人物不时冒出来的一两句牢骚和嬉皮话，或寓于环境描写中，也经常以戏仿经典语录、英雄人物言行做为手段，指刺时弊极为深刻，也显露出渎神的快感，但也多用二元对立手法颠覆表面意义，留有宽泛的阐释余地，这或许是在特定条件下养成的一种自我保护意识。
与上述传统文化观念和传统文学观念形成鲜明对立的是王朔创作中的现代意识：以市场经济意识为导向的创作商业化原则。如果说一些先锋小说家面对文学史第一次声称从他们开始才有纯文学的话，那么，面对堂而皇之的几千年的文学史，王朔也是第一个以青年作家的身份石破天惊地公开宣扬自己的名利观念和暴发思想、以市场经济规律指导创作并实现文学作品商业属性的人。王朔是极其清醒地、自觉地以笔参与中国开放改革后的经济大市场的。作为一个作家，在文化意识上他之所以具有先锋性，和他开始以个体户身份闯入文坛，以“码字儿”谋生大有关系，他或许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写作才能，但必须重视它的经济价值。当然，在这方面，他也是矛盾的、多重的。他说自己的作品起码为读者“找一乐儿”。也说自己“凭本能”写作。有时也坦率无比地述志：他唯一钟情的是金钱和出名。他说：“我是个拜物狂，……我看有钱比什么都强”，“这方面我比较贪婪”。在文坛上第一个公开倡导作家“优质优价”。有时又以“敬业”自勉，还认为自己是“时代秘书”。写完《商量》后颇为志满自得，有成为“大腕儿”的感觉，但也不隐瞒为了商业利益，这部剧拖长了十集左右。王朔追求的是生命的即时辉煌，说自己没想到流芳百世，只想解决目前的问题，达到近期目的。消费性创作心态和消费性追求与消费性文化互为因果。他认同香港论者对他不无贬意的评价：“消费人生”。或许因此王蒙评之为“生活得潇洒愉快”，可谓无挂无碍。谈到自己的创作时王朔说他具有“商业的眼光”，“知道什么好卖”。这一切都正是艺术商品化的表现。但问题又不那么简单，王朔的小说又不是纯商业、纯通俗性的文化。这在上文已经论及。对于他来说，创作没有任何规则与模式，他时常从传统的、现代的以及后现代的文化、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因而使作品还具有纯文学和先锋文学品格。也正是因此，他的创作填平着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鸿沟，使高层文化人士也为之瞩目。王朔小说，作为一个时代文化万花筒，其文化意义大于其文学意义。
中国本是以农立国，以儒文化治国，百姓尤其是知识者以商为末，耻言利。80年代时，人们还是相当慎重地把“钱”字藏在心里，进入90年代则大为改观，人们在口头上也离不开钱了。金钱成为人生价值实现的重要方式之一，它象征着生活质量和自尊心，它消耗着人的心血又极其诱人。公开言利的《我是王朔》就是这时出版的。其实，他的顽主们和前期小说的准顽主们，早在80年代下半叶就贪婪地抓钱并且无度地挥霍了。有论者指出作者没有交代顽主们的经济来源，却将笔力集中于他们的靡奢享受，这是有见地的。痞子无赖的“淘金”过程，作家不一定非常熟悉，但这并不重要，作家通过这些人写出的是对金钱和物质生活的向往，后者不只属于这些城市边缘人，而是属于时代，不过这些人心情更为焦急迫切罢了。可以说，作家敏锐地灵通地表露了这种时代精神、时代发展趋向，虽然是通过痞顽的人物形象和他们的故事，而如果不是如此身份的人物，读者们能哪怕是间接地接受几千年以之为耻、又批判了半个多世纪的拜金主义么？作者笔下顽主们对金钱的渴望、幻想和靡靡生活，叩击着市场经济潮流冲激起的物质欲望半开半闭的大门，正如经典作家所说，历史善于同人们开玩笑，从门里逐出的，又从窗户飞进来了。
顽主们第二个生活目标是性。这在当代中国如同政治一样，是个敏感的话题。一方面由于圣人说过食色性也，因而使中古以前的人生活在一个相对地宽松的性文化环境，但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对此一步步收紧，直到清代发展到精神禁欲主义。性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所构成的文化大系统中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子系统。社会的性态度与社会的发展水平往往是一致的。历代统治者对不同的人的性总是区别对待的：上下、官民、尊卑等都有别，其中缠绕交错着种种不同的性文化等级制。新时期以来，由于经济文化的总动因，性实践与性观念在爱情、婚姻、家庭等形式中悄悄地但又剧烈地震荡着，与此相应的是，社会学、伦理学、家庭学等理论在争辩着，艺术和文学在广泛地探索着，大众传播媒介在无尽无休又无孔不入地传播着。90年代中国的性观念已今非昔比了，虽然它仍然受着物质水平的羁束。王朔小说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也很复杂。初期的言情、法制小说，既有纯情也有爱的正义感，同时也有顽主式的性放荡。在所有的作品中，即使以爱情婚姻为主要题材，作者也从不进行集中的、直接的性描写。这是因为作者有一种先见之明：“对性，读者一面看，一面又会讨厌写性的人。”虽然如此，还是能在王朔小说中颇为多见的刺激性的性嬉皮、隐晦的板着面孔的性暗示，以及藏头露尾、闻其声而不见其形的性场面描写中，推论出叙述人的性观念是与理论界、文化界的开放的、激进的观念同步的。对于这样的描写，由于阅读主体的审美需求、审美理想和标准不一，很难做出一律化的判断。既可以按脂砚斋批《红楼梦》那样，添上“淫极”二字，又可以按当代有的理论家以为性描写的审美性并不排斥挑逗性那样视为当然，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以近作纯言情的《商量》而论，在通俗的娱乐性极强的爱情大框架中，无论是从人物的诸般关系中或从他（她）们长长短短的调侃里，不都可以看到较为开明的性观念么？与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充耳盈目、无尽无休的同时，又一步步地进行着性观念的革命，这便是当代性文化显著特点之一。在这个剧的某一集里，通过人物之口，还提出了一个“后现代爱情”的概念，透露出作家对这一问题的理性思考，也是作家对自己创作中这一主题的理论诠释。
在当代中国光怪陆离的万花筒式的文化景观中，王朔小说中的叙述人驱使着他的人物们掣动着金钱与性两面“黑旗”急急风上场了，第一面迎风招展，第二面闪闪偃偃。他们搅动着国人心理上几千年厚重的礼义积淀，召唤着被文化压抑到潜意识里的人的物质与精神的本能需求。在历史布景的转换瞬间，王朔笔下的城市痞子们在市场经济的大舞台上做了观念的前卫。作者也因他编织的一个个顽主神话在文坛上占尽了风流，光明正大地实现了文学的商业性目的。
当看到顽主和准顽主们种种精彩的娱乐性表演，读者们或摇头、或蹙眉、或鼓掌、或喝采、或大骂时，无论如何，不能说他们的出现是无意义的。另一方面，他们毕竟是穿着嘲谑外衣的文化虚无主义者，在刚刚走上市场经济远非后现代社会的国度里，他们是反传统、反主流和反神圣、反启蒙的。与此同时，王朔乐观地预言：“没准儿下世纪中叶，最受推崇的道德先生是我呢！”这象是唯意志论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的变种，又象超人的哲学絮语。王朔真的能有这样功德圆满的未来么？后现代之后又是什么？对他这话，读者做一元的理解，还是做“碎片”式的接受呢？不过，对于他，这一切或者都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