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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改革是科学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改革中不断前进的社会。社会主义改革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一样，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80年代形成的世界社会主义改革大潮中，由于种种原因，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遭受了巨大挫折。但是，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却一枝独秀。在1989年的国际大气候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因国内政治风波而失败；在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混乱中，中国也没有成为西方所期望的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块。实践证明，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中国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从根本上说，就是在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理论指导下，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坚持从国情出发确定改革的战略，坚持实事求是的改革方法论原则等。
一、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出现在世界上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初步显示出来，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然而，它的优越性显示得还不够，它的吸引力远还没有像理论上已经阐明的那样大，这也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面对这两方面的事实，人们在反复思考中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是人类历史上迄今出现的最合理、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但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也必须有一个从不完善、不成熟走向完善、成熟的过程。实现这个过程的唯一途径就是改革。
改革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伟大实践。“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3 页）这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于中国实际而作出的一个重要论断，也是他对中国改革的性质和方向所作的一个根本的原则规定。根据这一根本原则，我们的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注：第3卷，第241页）我们所以要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因此，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其对象只能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的具体制度（即“体制”）中阻碍生产力发展、影响社会主义优越性充分发挥的东西，而决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因而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不论在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论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哪一个阶段上，都是必须坚持的。否则，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而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则具有特殊性和可变性，不论是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同一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都会有不同的情形。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社会主义改革，就是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社会主义体制，同时又在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二者是有机统一的。坚持这二者的有机统一，归根结底，是要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这不仅关系到改革的成败，而且关系着社会主义的命运。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改革中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把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变成了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改造。这个教训必须永远记取。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确定工作中心转移的同时，不仅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而且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此后，邓小平一再强调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统一，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极端重要性。他明确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或者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20年来，中国的改革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所以获得了巨大成功。
二、坚持从国情出发确定改革的战略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但“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从这种意义上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所以，邓小平常说，“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论断，一方面揭示了改革的实质和意义，另方面也表明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既然改革是一场革命，要想获得成功，那就不能没有正确的战略选择。坚持从国情出发确定改革的战略，这是中国改革获得成功的又一基本经验。
（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全面改革的重点
社会主义“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来说，都叫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6页）但是，各方面的改革并非不分轩轾的。从中国国情和各方面改革的特性出发，邓小平始终坚持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的重点。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基本的国情。社会主义阶段、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正是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134、135页）由于各方面的体制对生产力的关系不同，因而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也不同。经济体制是与生产力直接构成矛盾的方面，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也最为直接，这就决定了以“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为目的改革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对此，邓小平曾明确指出：“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才能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20年来，中国的改革始终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
（二）以农村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农村改革为起点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作出这样的战略选择，完全是从国情出发的。改革首先从农村起步，是因为我国仍然是个农业大国，农民是我国人口的主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过去“左”的农村经济政策严重束缚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广大地区的农民没能摆脱贫困。不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就不可能发展起来。邓小平在回顾改革历程、总结改革经验时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80%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80%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80%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所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65页）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改革的重点就转到了城市。实践证明，坚持从国情出发，把农村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是完全正确的。
（三）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模式
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问题。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以什么手段为基础来配置稀缺的经济资源。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否则就不能称作社会主义。这在长时期中被人们认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和对当代经济发展的研究，邓小平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对这一公认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挑战，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论断。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始，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意识到完全实行计划经济之不足，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公式；第二个阶段是重新解释计划经济，确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个阶段是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观念。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也是十多年来改革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必将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更大成功和中国经济的更大发展。
（四）坚持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配合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便会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政治体制也必须进行相应的变革。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及时地提出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之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相适应，这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确定的又一改革战略。早在1978年提出改革问题时，邓小平就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结合上，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一起变革、经济与社会政治共同进步的思想。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正在形成中的新的经济体制与原有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充分显露出来。在分析这种矛盾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课题。他认为，“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0页）此后，邓小平从经济体制改革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出发，一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合问题。他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页）20年来，我们在邓小平改革理论指导下，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迈出了重要步伐。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在某些方面显得滞后，但从总体上讲，两个方面的改革还是相互配合的。
（五）坚持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
全面改革不仅包括对内改革（也称“对内搞活”），也包括对外改革（亦即“对外开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强调对内改革的同时，一直强调对外开放，并认为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他曾经明确指出：“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2页）如同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一样，“不开放不行”，“没有出路”。因此，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中，我们在坚持对内改革的同时，也一直是坚持对外开放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为一个固定的概念，并构成了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经过20年的努力，中国基本上形成了从沿海到内地的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实行对外开放的结果是，引进了大量的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促进了国内改革与世界经济接轨，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强大活力。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改革方法论原则
我们所进行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变革，因而我们也把改革当作一场革命。邓小平在强调改革是一场革命的同时，又反复强调改革是一场试验。改革是一场试验的论断深刻地揭示了改革的探索性和创造性。正是从改革的试验特性出发，邓小平提出了改革的基本要求，确定了改革的方法论原则。这也是我们的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
中国的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同时又是前无古人的伟大的开创性事业，既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更没有什么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抄照搬。进行这样一场伟大的试验，邓小平为“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总的原则就是一个：“实事求是”。
所谓“胆子要大”，首先，是要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而“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徊徘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状况不改革行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所以，在1978年底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确定工作中心转移的同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因此，尽管改革不容易，我们也还是要下定决心，坚定不移地把改革搞下去，直至获得最终成功。其次，是要敢闯敢“冒”、敢于试验。改革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不仅要变革旧体制、旧秩序，而且要冲破旧观念、旧习惯，不可能没有阻力、没有困难、没有风险，一帆风顺地实现预期的目标。但决不能畏惧困难、怕担风险，而不实行改革。需要的是敢闯敢“冒”、敢于试验，在不断地探索中前进。就在1992年初的南巡谈话中，邓小平还在强调这一点，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所谓“步子要稳”，首先是决策要慎重，要讲究科学性。改革是一种创新的试验，改革的规律需要在改革的实践中逐步探索和把握，改革的任务只能在改革的实践中逐步实施和完成。既然是试验、是探索、是创新，就不可能会一帆风顺、马到成功。因此，既要大胆、坚决，勇于探索、勇于试验，要又细心周到，审慎从事，讲究科学，努力避免大的失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慎重决策、科学决策，尽可能地避免大的决策失误。所以邓小平指出：“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为了使决策具有科学性，邓小平强调改革要先从调查研究入手，用一定时间先拿出一个蓝图，把主意拿好再下手。在调查研究中，还应注意研究国外的做法和经验。通过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其次，要走一步看一步，及时总结经验。由于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不可能预先设计出一个全面配套、具体详尽的改革方案，然后按部就班的铺展开来，而是必须走一步看一步，先在局部范围内经过试验，取得经验，然后再逐步加以推开。因此，为了避免大的失误，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总之，“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
“胆子要大”也好，“步子要稳”也罢，最根本的还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邓小平曾经说过，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1992年初，他在南巡谈话中又强调指出：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实事求是是改革试验所必须遵循的总的方法论原则。在改革中遵循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原则，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只有从实际出发，把全部工作的立足点都建立在客观实际的基础上，才能够形成对客观情况的科学估量，提出和确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引导我们的事业到胜利。正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段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邓小平认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首要的和基本的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中国国情的基本概括。因此，他强调指出：“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可以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方法、步骤和措施等，都是从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制定和提出的， 也正因为如此， 才有中国20年来改革的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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