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关系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革命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说过:“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 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1](P632)从三元里人民抗英开 始,革命成为贯穿近代中国的主旋律。旧民主主义革命历经磨难,由辛亥革命结束了几 千年的封建帝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因此,近代中国历史也被解读为“革命”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学者开始以“现代化”为主线重构近代中国历史。近代中国革命 与现代化的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出现了一些尖锐对立的观点 。有人悄悄收起了革命的话语,更有人打着“现代化”的旗号主张“告别革命”。在近 代中国,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究竟如何?是互为补充还是二律背反?弄清这个问题对今天 的改革开放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有必要继续进行深入讨论。
一
有人认为,革命重在“破坏”,而现代化重在“建设”,两者二律背反,无法相容。 这种观点至少有两个错误,一是脱离具体的环境和条件抽象地谈论问题。马克思主义认 为,讨论任何问题,必须把它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离开具体的环境和条件,抽象 地谈论问题,无法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二是形而上学地看待问题,把复杂的问题简单 化了。任何矛盾的运动都是“破”与“立”的统一。无论革命还是现代化,都既有“破 ”又有“立”。简单地把革命界定为“破坏”,把现代化界定为“建设”,是片面的。 谈论近代中国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只有从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出发,辩证地看待问 题,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考察近代中国的历史,不难发现,革命是中国现代化整个进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 和必要准备。
第一,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为现代化提供必不 可少的先决条件。
民族独立是一个国家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一个没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谈论现代 化,只不过是梦呓。恩格斯指出:“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 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2](P260)“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 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2](P261)因为,现代化是一个内涵、外延都很宽泛的综合性 概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内容。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 获得民族独立,本来就是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有人认为,现代化的发展与民族独立不 存在必然的关联,即使是那些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也不可能在根本上有碍于他 们的现代化运动。这种观点实际上把现代化仅仅看做是一个经济过程,显然是站不住脚 的。拿近代中国来说,虽然在列强入侵的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思想观念也随之 传入中国,但这只是列强“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3](P766)。而且,正是由于 列强的入侵,断绝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迟滞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毛泽东精辟 地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 国的近代史。”[1](P679)有人夸大列强入侵客观上给中国带来的新因素,不正视它们 带给中国的巨大灾难和祸害,犹如只见洪水带来少量水产品,不见洪水造成吞没村舍农 田的毁灭性灾难。
即使对列强入侵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刺激作用,也要作具体分析。有人说,帝国主义入 侵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起了进步作用。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资本主义 是在帝国主义入侵毁灭了中国社会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后,直接从西方引进资金、技术 和设备而发展起来的。这使中国的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畸胎。同时,帝国主义勾 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后又加上官僚资本主义),千方百计阻挠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充当 了最凶恶的拦路虎角色。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得极其缓慢,在社会 经济中只占很小的比重,形成了“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 [4](P188)的格局。帝国主义利用各种不平等条约,不仅操纵着中国的政治,而且控制 了中国的经济。据统计,外国在华资本占中国资本总额的比重:1894年为60.7%,1913 年为80.3%,1920年为70.4%,1936年为78.4%。[5](P337)在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又逐 渐压倒了民族资本。民族资本主义力量极其微弱,处于朝不保夕的悲惨境遇中,根本无 力与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抗衡。
有人认为,列强在中国开办工厂,设立银行,修筑铁路等等,无疑是为中国输入了先 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利于中国经济近代化。这实际上是拿祸害当福祉。马克思在 论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是否有利于印度社会的发展时明确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将 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 ,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3 ](P771)“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 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 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3](P771—772)帝国主义在华投 资经营的受益者不是中国,而是列强自己。它们在中国的投资越多,经营规模越大,其 吸血管就越长,中国受到的损害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理由要中国人感谢帝国 主义的入侵呢?
那么,能否先实现现代化,再解决民族独立问题呢?从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 、立宪运动,到民国时期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乡村建设运动,等等,各 个阶级的有识之士一直努力尝试走这条路,都行不通。因为,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走资 本主义道路。它们侵华的目的,决不是要把落后的中国造就成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而是要中国永远做它们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因此,只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 的国家处境,取得民族独立,才能谈得上现代化建设。
第二,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建立人民政权,为现代化提供政治前 提和根本保证,实现由零星的、被动的现代化到全面的、主动的现代化的转变。
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这种类型的现代化在启动和推进的过程中,中央政权 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中国自从被帝国主义抛入现代化的旋涡后,一直处于被动 现代化的境地。著名的现代化研究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一个统一而有权威的中 央政府,对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6](P77、411、600—601、656) 。然而,近代中国始终未曾出现这样的中央政府。晚清时期,中央权威已日益衰微,形 成了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到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国家的统一更是有名无 实,大大小小的地方实力派各自为政,中央政令无法畅通。因此,它们根本无力承担起 现代化主要推动者的重任。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 ,根本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一直面临着政治合法性的危机。它们都是帝国主 义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帮凶。它们虽然也默许或倡导过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 某些现代化变革,但都是为了维护其统治而被迫作出的选择,是对中下层特别是知识分 子的现代化要求作出的消极回应。同时,他们又设置了层层壁障,将现代化变革严格限 制在不触动其根本利益的狭小空间内。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期望当今的中国政府能 在时代要求影响下自我革新,并接触欧洲文化,这等于希望农场的一头猪会对农业全神 贯注并善于耕作,哪怕这头猪在农场里喂养得很好又能接近它的文明的主人。”[7](P8 6)
中国近代历史反复证明,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没有人民政权作为主导力量,民间现代 化运动只能是枝枝节节、零零星星的现代化;政权不掌握在人民手里,现代化无法由被 动转为主动。因此,只有通过革命,建立人民政权,才能为现代化提供政治前提和根本 保证。从现代化的视角看,近代中国中央政权的更迭,实际上是在寻找现代化的核心领 导力量。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解决了现代化的领导核心问题,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现 代化的被动状态,翻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总之,外无独立、内无民主的特殊国情,迫使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得不选择革 命先行的方式。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3](P456)在近代中国,革命正 是充当了为现代化排除障碍、矫正方向的“火车头”角色。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 惟一正确的选择。
二
中国现代化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每一阶段都有其特定的历史任务。在近代中国, 革命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为现代化开辟道路的神圣使命。从此,中国的现代化步入了新 阶段。
一般说来,在现存秩序下渐进的改革是现代化的经常方式,改变原有社会秩序的暴力 革命只是现代化的补充方式。建设现代化的宏伟大厦,革命承担的是清除障碍的前期准 备工作,改革则承担着主体施工的任务。前者可以采取激烈的手段在较短时间内完成; 而后者则必须稳扎稳打,循序渐进。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现代化的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完 成。虽然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那是人民利用手中的政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 社会主义改造,为现代化继续开辟道路,无须通过革命实现政权的更迭。在人民掌握政 权以后,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新的社会秩序已经建立起来,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革命斗争 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代化的主要推进方式应该转化成渐进的改革。
然而,这种转化是非常艰难的。一般说来,革命越成功,它的合理性就越强,转化的 难度也就越大。近代中国革命无比伟大和辉煌,以至于革命成功后很久,人们仍然保留 着浓厚的革命情结。这种情结虽然可以让人们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么一股劲、一股热 情,但也妨碍了向现代化方式的转变。主要表现在:
其一,把革命当做最高目标价值。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革命和改革一样,只是实 现现代化的一种手段,实现现代化才是最终的价值追求。在和平建设时期,现代化的目 标地位更应该得到凸显。但是,在建国后二十多年时间内,这种观念未能牢固地树立起 来。革命(以“阶级斗争”为表征)和现代化(以经济建设为表征)哪个是中心任务?认识 反反复复。1956年中共八大作出正确判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 会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 矛盾,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遗憾的是,八大的正确路线未能在实 践中贯彻下去。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认识出现反复,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 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的主要矛盾。在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毛泽 东又多次提出要从社会革命转向技术革命,工作重心应转到技术革命和生产建设上去。 这就出现了主要矛盾和工作重心的背离。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认识最终导致了“文化 大革命”。这时,毛泽东虽然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试图解决两者之间的 矛盾,但实际上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革命为中心,现代化只是处于从属地位。
其二,用革命的思维和方法处理和平时期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革命的辉煌成就造成 了革命思维的巨大惯性。现代化进入了新阶段,但人们的思维方式仍停留在旧阶段。19 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后,中国力图突破苏联模式,寻找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 道路。走自己的路,客观上需要更多地从自己的经验宝库里寻找武器。中国搞建设没有 多少经验,革命经验却十分丰富。于是,曾经行之有效的革命的思维和方法,被照搬了 过来。政治上,习惯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问题,从而对国内外矛盾作出了不 甚恰当的判断,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经济上,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建设, 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急躁冒进。这些严重失误都与革命思维未能及时转化有关。
其三,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片面强调变革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按照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 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推动力量变成生产力的阻碍力量。那 时社会革命的时机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 发生变革。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前,必须通过革命,摧毁束缚生产力发展 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现代化开辟道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确 立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相适应的方面是主要的。需要继续变革生 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这就是改革。但是,不顾生产力发展的 水平,片面强调变革生产关系对于发展生产力的作用,非但不能加速现代化进程,反而 会迟滞现代化的步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果断地抛弃了延续二十多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 续革命”路线,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与此相适应, 由中央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全方位的渐进改革成为现代化的主要推进方式。这是一 个历史性的转变。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证明渐进改革方式 是正确有效的。用改革的方式推进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出现这样 那样的问题,走一些弯路,都在所难免。虽然我们要为改革付出一定的社会成本和代价 ,但相对于革命而言,无疑要低得多。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决不能走回头 路。毕竟,近代中国的革命是在内忧外患的国情下,对外来现代性挑战的特殊回应,是 不得已的选择。在我们主宰自己的命运后,渐进的改革才是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常态。但 革命的精神不能丢,只有让革命的精神融入到改革大业当中,开创现代化的新局面,才 能真正巩固革命的成果,才是对革命最好的继承。
当然,反思建国后转变推进现代化方式的教训,决不是对近代革命的质疑和否定。那 种认为中国革命延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革命和改革是现代化不 同阶段的推进方式,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不能抽象地谈论革命和改革哪一个更有利于现 代化,必须放到具体的环境中去考察,由现代化所处阶段而定。对于革命和改革,简单 地肯定一个而否定另一个,这是僵化的二元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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