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之基和思想之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源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七大将是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是否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相联系，突出了这一理论体系对于当代中国的重大意义。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有3处和6次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要求全党“深入学习贯彻”，而且号召“宣传普及”，值得我们引以高度重视。本文拟从实践来源和思想来源的视角，就如何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谈一些看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容量
凡理论形成一个体系，必然具有相当大的容量，因此，“体系”常与“庞大”相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容量体现为它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理论不断创新的整合汇总，具有时间(改革开放30年)的连贯性和空间(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国家建设、党的建设、国防建设)的涵盖性。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概念的内涵：“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为我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容量提供了启示。
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首先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当时邓小平提出这个概念的思维路径是要摆脱苏联模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初是围绕“道路”进行定位的。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1984年6月，邓小平向来访的日本代表团的客人们谈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构想后说：“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2]才短短几年，邓小平就对这条道路建立起非常强的自信，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条新道路的成效已经得到实践的初步证明。而这也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道路的定位向理论的定位发展创造了条件。
1987年党的十三大已经明确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概念。当时，在实践的基础上，理论总结工作事实上已经提到议程上来了。“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中国十亿人民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如此丰富生动的实践，为我们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概括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3]有几个细节可以证明。一个细节是：1987年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送邓小平审阅。送审报告中说：“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是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出版的。我们准备将您近两年来的一些重要讲话、谈话和一九八三年十月《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一文增加进去，篇幅由二十二篇增加到四十四篇，字数由近四万字增加到八万字。”邓小平批复：同意。[4]另一个细节是：邓小平对十三大的主题有过一个解释。1987年9月5日，他在会见日本自民党前副总裁二阶堂进时说：“十三大要作的报告将从理论上阐述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必要性，这是十三大的主题。”[5]再一个细节是：邓小平对十三大形成的理论极为重视，多次在讲话中作出很高的评价，说“党的十三大的特点，一个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6]这几个细节表明，十三大已经开始在改革开放的实践基础上提炼理论。这次大会列出了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围绕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而阐述的十二个方面的观点，指出：“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7]十三大的理论提炼线条很粗，一是仅仅勾勒了一个初步的轮廓，二是各个观点的关联性不明显，三是按照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传统思维框架进行理论提炼，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显然，十三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概括是初步的，其完整性、丰富性和深刻性都还受到改革开放实践还不够深入的局限。
党的十四大提炼理论的思路开始清晰起来。一方面，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为理论的成熟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1992年邓小平巡视南方期间发表的一系列讲话具有理论系统化总结的价值。完整地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具备条件。十四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党的理论和路线”，“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8]这次代表大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作了新的概括，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九个方面进行了归纳。与十三大相比，十四大的概括体系化特点鲜明，九个方面内容的社会主义主题突出，各个方面的逻辑关系紧密，表现了党中央从体系化的角度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考虑。
党的十五大举起了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正式以“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替代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十五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将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行动指南，“这是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认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9]这次代表大会对邓小平理论作出了更精练的概括，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块进行了归纳。这个概括的思路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结合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三位一体”战略，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工作布局。二是参照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思想结构，与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相对应。
党的十六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补充到党章的条文里。十六大要求全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号召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作为继邓小平理论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阶段性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构成了一个富有其自身内容的体系。胡锦涛总书记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曾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涵盖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等各个领域，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思想体系。”[10]“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涵盖的领域和涉及的方面表明，它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种大体系与小体系的关系，是总与分的关系。
党的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作为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新成果，体现在修改的党章之中。十七大修改的党章规定：“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这是在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对党的指导思想进行补充之后的又一次充实。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科学发展观同样具有其自身的内涵和单独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从十三大起，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过多次概括，对它的认识是在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这样一个过程本身就为这一理论充分吸纳实践催生的新思想、新观点提供了空间。十七大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概念，显示了这一理论包含着极大容量的意义。体系“庞大”决不是“庞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逻辑结构。从系统论意义上说，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具有相互支撑、环环互动的内在关联，它有世界观、方法论的层面，有基础理论的层面，有具体观点的层面；它有主题、骨架、脉络等连接系统；它有纵的轴承，有横的剖面。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它们构成自己的思想体系，是因为它们反映了各自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的情况和问题。但这并不是说它们是各自互不相关的理论，也不是并列平行的三个思想体系。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言，它们不仅具有共同的世界观、方法论层面的共性，而且有着共同的主题，这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些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展现的容量决定了它“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二、改革开放30年实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实践的思想结晶。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这两者构成一种供求关系。理论应实践的需求而产生，没有实践需求的理论是无效的理论，顺应实践需求的理论才具有生长的空间。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理论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实践的需要程度，理论的深度和广度是由实践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生长和成熟于改革开放的实践，这个实践显示出来的厚重价值，积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沉甸甸的分量。
从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来看，中国社会的发展呈阶段性地向前推进。这种阶段性的区分，一方面决定于领导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中国共产党结合历史进程而提出的具体任务，另一方面则决定于社会在发展变化中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这两方面当然是有紧密关系的，但阶段性发展的历史条件毕竟会在战略思路、任务确定、目标选择和焦点关注上显示不同的侧重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三者的关系在继承上体现了整体性，在发展上则显示了阶段性。
邓小平理论是在实施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形成的指导性思想，其内容涉及经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党风建设等各个方面，十分丰富。然而，从邓小平为核心的这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紧迫任务来看，迅速改变中国经济的落后面貌则是当务之急。由于长期“左”倾错误以及“文革”十年的破坏，中国经济几乎接近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是在一个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艰难局面下拉开帷幕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进行各项工作的同时，突出地将抓紧经济建设作为首要任务。邓小平曾对外宾说：“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11]坚决扭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指导方针，牢固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转变发展模式和经济方式，促进中国经济上台阶地快速发展，成为邓小平为核心的这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战略焦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服务于这样一个战略焦点而展开的，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也是围绕这个战略焦点，在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形成了一系列新结论新判断。
十三届四中全会实现了两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这个时候，改革开放的成效已经得到初步的显示，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和大体框架已经基本清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疑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职责。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而发生的社会转型，党如何适应经济体制、阶层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成为实践发展提出的新问题而突出起来。尤其值得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遭受了国际冲击波的严峻挑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上共产党接二连三地丧失政权，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垮台几成“多米诺骨牌”现象。这个事实给世界上所有执政的共产党带来极其沉重的压力。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说，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重大历史关头”，在执政使命上，既要继续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又要高度重视执政党的自身建设，认真思考“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课题。这是在改革开放进入到深入发展阶段时刻面临的严峻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遵照邓小平“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的嘱咐，对新形势新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思想，提出了许多极其重大而深刻的理论观点，包括最有代表性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对实践作出的回答，是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提出的要求。
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肩负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使命。一方面，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另一方面，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改革开放进入关键阶段，发展中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成堆化、集中化地暴露出来，诸如社会公正公平问题、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权力腐败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资源瓶颈问题等，都构成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这些都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世界上凡是经历这个发展过程、进入这个发展阶段的国家普遍性的遭遇。能不能闯过这个关口，缓解社会矛盾，避免发展冲突，是对执政党能力的严峻考问。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定地树立“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发展意识，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矛盾凸现期”的各种挑战，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同时，将社会建设提高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从而形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战略部署。显然，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加强社会建设成为改革开放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要求。这个新要求在理论上的反映就是着重解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提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目标等一系列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战略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
历史总是阶段性地向前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在这样的阶段性发展中逐渐丰满成熟起来的，而实践则是理论成熟的来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成改革开放30年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阶段性成果，它们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连接这三个阶段性成果的主轴是三个层面上的问题：一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二是关于共产党的认识，三是关于社会发展的认识。这三个层面上的问题，构成改革开放以来各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艰辛探索，以及由此而积累起来的思想结晶。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再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着这三大规律的认识都进行了认真的探索，都给出了相应的回答，但实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所以理论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正是这样的不同，才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才体现了与实践同步前进的理论创造，从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成熟的清晰线条。
不断向实践寻找真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执著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最可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其一，它是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植于改革开放的实践之中，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因此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其二，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勇于契合时代要求和善于创新的精神面貌。中华民族富有创新的传统，改革开放的魄力和气度，显示了中华民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放眼世界、追随时代潮流，通过变革而发展自己的可贵精神。可以说，30年的改革开放，打造了中国和中华民族崭新的精神品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这个精神品牌的标志性成果，因此值得我们“长期坚持”。其三，它提供了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共识基础和动力来源，是加快现实建设和奔向光明未来的保障。指导实践，凝聚人心，引领方向，是理论的功能所在。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缺乏正确的理论导航，就难以合力迈出前进的步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对中华民族实现近期的共同目标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而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巨使命都有着重大的价值，因此值得我们“不断发展”。
三、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这一阐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属性。
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揭示，毛泽东思想显然不包括在这个理论体系的范围之内。因为这个理论体系从概念发生学上说，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特定的时空背景下萌芽、生长、成熟的，脱离这样的背景，也就不成其“特色”。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这个说法其实是不科学、不准确的。首先，出于“以苏为鉴”的警觉，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的毛泽东确实有“走自己的路”的决心，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却并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照搬苏联模式的结果是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越走越窄，因此说“始于毛”不准确。其次，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者。但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和发展性决定了它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既不是一时可成，也不是一人所作，因此说“成于邓”也不科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是从建设模式、发展路径、思维方式以及时代环境等内容上进行区分的，并不是说它与毛泽东思想毫无关系。如果由此而割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联，那就是认识上的误解和理解上的错误。这里涉及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属性问题。这一理论体系从思想来源上看，无疑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之源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内在关联。
具体地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其一，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共同思想基础，它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结出的两大理论成果。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树干，那么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长在这个树干上的两个果实，用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都说过的“老祖宗不能丢”的话来说，它们具有同祖同宗的血缘关系。其二，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实践不可能凭空而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产生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时代条件下，但它的实践基础则离不开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前提。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了这样的联系，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毛泽东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毛泽东领导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其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和理论传统方面是相通的。例如，毛泽东在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关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关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等方面的论述，以及相关党的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方面的思想，经常为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引为经典，并用以指导实践。由此而言，毛泽东思想虽然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是它们一脉相承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
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关键在于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定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整个历史实践的，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时把它称为一项“特殊的、困难的事业”、“艰巨的事业”。[12]毛泽东是成功领导全党完成这项事业的第一人。以后，党的领导人代代相传，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不断迈出新的步伐。那么，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笔者以为，这个命题包含三层意思，一是传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三是寻找马克思主义在具体环境下的理论实现方式。与此相应，它的基本要求有三条：第一条是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第二条是真正了解实际的情况和问题，然后才是第三条，一切从实际出发，把真正弄懂的理论与真正了解的实际相结合。从实践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得简单点就是理论的实现方式问题。要在实践中实现一种理论，有多种方式。一种是不顾实际是否需要强行某种理论，这样的实现方式必然失败。另一种是不与实践对号地实施某种理论，这样的实现方式也不可能成功。正确的方式是实现理论与实践融合型的嫁接。中国共产党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一个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就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方式的正确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应验的是理论实现方式的正确选择。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自信是基于认定这一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正确实现方式。
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向前推进的。这个主题集中地表现在三个基本问题上，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个基本问题与深刻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紧密相联系，对三个基本问题的回答就是对三大规律加深认识和把握的体现。郑必坚先生撰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围绕三个基本问题的思考并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现了“党的伟大觉醒”。[13]他在文章中分别将党中央在三个基本问题上的探索和回答，阐述为三个方面的觉醒，阐述十分深刻。而这三个方面的觉醒正是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升华。这三个方面的觉醒，是发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一系列曲折的考验之后，是发生在对中国历史方位的重新认识之后，是发生在世界发生广泛而深刻变化和中国发生广泛而深刻变革之后，其理论成果的价值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上得以充分显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围绕以上三个基本问题所进行的思考，构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的时代特色，从而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的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和善于进行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先进政党。创新不仅是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不仅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而且“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14]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创新包含两个层面：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两者有机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没有终止它的发展空间。改革开放的实践将继续深入下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进程将继续延伸下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将继续丰满下去。党的十七大郑重地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是一面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践方向的旗帜，是一面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理论方向的旗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镌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上的理论，毫不动摇地高举这面旗帜和这个理论体系，才能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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