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在华宣传与谍报机构东方通信社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方通信论文,谍报论文,日本论文,在华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E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4)05-0103-08 20世纪初期，列强围绕中国舞台展开的角逐更趋激烈，舆论工具成为其用以侵略中国的无形利器。列强无不想方设法以各种形式操纵中国舆论，混淆是非，造谣惑众，挑拨离间，为自身利益代言，为本国侵略政策辩护。近代日本政府也早就意识到了舆论的重要性，在甲午战争前后就有组织地操纵舆论为侵华辩护。①通讯社是20世纪初叶才被介绍到中国的新式传播工具，影响力远远超过报纸。日本外交机构不失时机地盯上了这一特殊舆论工具，试图通过它来操纵舆论，东方通信社便是这一阴谋的产物。 对于东方通信社，已有研究充分评价其特殊地位，认为它是“日本在华设立通讯社之始”。②在近代日本外务省对华宣传战政策转换中，它的建立使外务省的对华宣传由对单个“报刊操纵”，发展到对多数报刊的同时操纵，并且“可以说形成了以通信社作为对华收集情报和对华宣传的根干体制”。③不过，对于这一在日本近代对华宣传战中如此重要的机构，国内外研究都未对其“全貌”进行过综合考察。国内相关研究提到该社时基本上几句话带过，大多含糊其辞，甚至有误。④ 本文主要借助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等所藏史料，披露东方通信社成立和发展的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被赋予的功能以及发挥的作用，揭开近代日本官方利用媒体对华进行宣传战和谍报战的冰山一角。 一 东方通信社概况 东方通信社(下文简称“东方”)1914年10月成立于上海。对于该社的由来，日本驻沪总领事有吉明1915年10月给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关于对华新闻政策的电函中有所说明：“东方通信社由有吉总领事发起，宗方小太郎经营。”关于成立的目的，有吉在同一封电文中说，当时有关日本的新闻等都是由路透社提供给中国报纸，“有鉴于此，我方也应从事此种通讯事业，尽可能介绍我真实情况，或者传递对我有益的报道。”⑤在1917年12月的报告中，有吉说得更明确：“(1)将我方实情提供给中国各报纸，防止误解，乃至供操纵之用。(2)通过以上措施，与汉字报纸等联络接近，渐渐得操纵汉字报纸之便。(3)充分灵活利用配置在此的驻在人员，同时，以通讯社为中心在民间活动，以便培养能够接近中国在野有志之士的贤能人物。”⑥概而言之，就是通过它“操纵”中国各类报刊，影响舆论。 至于让宗方任社长出面经营，有吉1915年10月的那一封电函也有交代：“相信以该社为中心作为此事业的基础，有利于与中国报界相关人士交往接触。故委托宗方开办和经营该社。”⑦民办的日本通讯社易于接近中国报业同行。作为“大陆浪人”的代表之一，宗方1884年就作为《紫溟新报》的通讯员来华，后来参与荒尾精组织的情报活动，甲午战争期间起一直为日海军收集情报，深得日本官方信任，1896年在汉口创办《汉报》，名噪一时，⑧1897年作为主要策划者又创办了《闽报》，1907年还参与《时报》事务，1911年靠外务省支持更是在上海创办“支那研究所”，俨然一介报人和研究者。⑨更重要的是，主张以舆论扩张日本国益的宗方来上海后，一直调查上海报业发展状况、各报纸及主办者的历史、政治背景、对日态度等，并且形成报告上呈给上海总领事有吉，⑩可以说对上海报业了如指掌。委托此人来办通讯社，顺理成章，不会引起各方怀疑，同时也可以发挥他的办报经验，更可以利用他对上海报纸的了解和在中国建立的各种“人脉”关系，与中国报社顺利建立联系，开拓业务。 东方成立之初，所有资金都来自上海总领事馆的“机密费”，规模很小，上海总社只有宗方和波多博两人；东京仅设通信员一人，即《时事新报》记者鹫泽，负责向上海发送电讯；在北京、济南也各设一名通信员。上海的总社使用他们发来的电讯，翻译成汉语和英语，以中、英、日三种语言提供给当地的中、英、日文报纸。为扩大稿源，通讯社还与上海的两家日文报纸《上海日报》和《上海日日新闻》交换电讯，并且作为东方的电讯提供给中国报纸。 东方创业后并不顺利，“其创办之初，日德战端已开，中国人心动摇，由于在华德国人巧妙的新闻政策与中国人的恐日症，对我帝国的诽谤猜疑迭出，反日感情达到顶点”。(11)加上欧战新闻材料很多，中国报刊几乎不登载日本通讯社提供的新闻。东方为此采取了不少对策，才逐渐打开局面，争取到了一些中文报纸登载东京电讯。 1915年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后，中国“排日”声浪渐高。面对这一形势，日本政府进一步体会到对华舆论宣传的迫切性。外务省多次召集其在华舆论机关的代理人，如北京《顺天时报》和奉天《盛京时报》的主办者以及宗方等人开会，商量如何充分整合各方资源进一步对华舆论宣传。有关东方，外务省决定扩大规模，增添人手，增加东京发给东方的电讯，并且由东方开始向北京、广东、汉口、济南等地提供电稿，同时以上各地也向东方提供当地的电讯或通信稿。为此，外务省还增加了各地与东方之间来往的电报费、上海增员费和各地通信员费。东方一年的运营费因此达到两万多日元，(12)全部由外务省承担。(13) 因为得到外务省的全力支持，东方开始迅速发展，1916年5月首先将东京通信员增至两人，增加发往中国的电讯，同时开始与奉天的《盛京时报》和北京《顺天时报》合作，互通电讯，并且向南京派驻通信员，在汉口成立分社。这样，加上北京、奉天分社，分社发展到三个，通讯社可以接受东京、北京、奉天、汉口、南京、济南六地来稿，稿源大大扩大。 汉口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和中部重镇，在传播信息方面地位重要，宗方曾经在此长期活动，对此深有了解。1916年5月汉口分社正式运营，由《汉口日报》经营者冈幸七郎负责。由于汉口领事馆指示免费向一些中国报纸发稿，加上是“在当地唯一的通信社，尤其是诸如中国报纸没有来自各地的丰富电讯，因为有不少方便，现在都接受鄙分社提供的电讯”。(14) 1916年9月东方上书外务省要求设立独立的北京分社，理由是“有必要与有着政府机关报之名的《顺天时报》切断关系，以鄙分社独立的名义进行一般活动，阐明是纯民间经营的通信社”。(15)当时北京正出现办报热，东方觉得撇开日本政府御用色彩明显的《顺天时报》，以民营的形象更能乘机开拓市场。寺内外务大臣不仅批准，而且还增加了对北京的补助。东方于1917年2月脱离《顺天时报》，在前门正式成立分社，设专职人员3人，向北京的报纸提供来自上海、汉口、奉天等地的电讯，同时也向上海和奉天等地发送电讯。 随着各方面形势的变化，1918年3月上海总领事有吉又上书外务省，要求改革和扩大东方业务。有吉认为南京政治地位迅速下降，可撤去通信员；同样，在日本影响越来越大的东北，可将奉天分社改为通信员；节省的费用，则可以用来新设广东分社，从北京向汉口发送电讯，增加上海总社和北京分社经费。 对于设立广东分社，有吉认为广东“是南方政治经济中心，并且历来是反日的根源所在”，设立分社“将中国的政治、经济四大中心地北京、上海、汉口、广东置于鄙社的通信网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覆盖中国全国的舆论界(事实上中国各省报纸都摘录此等四大都市的报纸，或者转载而办报)”。(16)加上广东一些报刊主动与东方洽谈转登电讯事宜，有吉认为机不可失。外务省6月同意其建议，并且就设立分社一事电令驻广东领事负责监督执行。 天津是北方舆论重镇之一，继广东分社之后，东方又在此设分社。(17)这样“至1919年左右，通过在中国主要城市设分社、支局乃至派驻通信员，‘东方’的通讯网基本完成”。(18) 1920年8月东方迎来发展的转折点。该年4月外务省成立情报部统一对外情报和宣传工作，“情报部成立后的第一个工作是设立新通讯社(1920年8月)。新通讯社采取了扩大东方的方式，但实际上是情报部直接统辖的与前者毫不相关的通讯社”。外务省将东方通信社完全收归情报部经营，内部组织结构、经营内容和规模等均被更新。但是为了隐瞒真实身份，情报部仍然沿用原名，“对于中国方面，依然声称将总部设于上海，以宗方为社长，是民间数个有实力的实业家个人后援下成立的民间事业。”(19) 新机构的总部设于东京，以伊达源一郎为主管负责经营。总社下设总务、通信、通报、调查四个部，在北京、上海、广东、汉口、天津、奉天设分社，在哈尔滨、吉林、济南、青岛、福州、厦门、南京、长沙、重庆、昆明、成都设通信员(后来又增加长春、大连)。总社或分社由职员、特聘人员、雇员组成。情报部长直接负责各种人事、财务预算和支出。外务省每年分四期向东方提供平时的运营费用，同时也提供临时调查和谍报费用。 改制后的东方规模迅速扩大，仅北京、上海、广东、汉口、天津分社每月的预算合计就达到近5万日元，北京、上海的各种人员分别达到18人和16人。各分社的具体工作有五方面，即书面通讯、公报电讯、公报外电讯、各分社及通信员间互相通讯、各种调查。在通讯工作中，“公报电讯为本社重中之重”，为中国报社提供通讯仍是其业务之一。在收费方面，总社制定了一定的标准，不过根据各地的状况，经过社长允许可以免费提供。 1926年，外务省决定将东方与另一家日本御用通信社——国际通信社合并，成立“日本新闻联合社”。合并理由是充分整合和利用各方面资源，但很可能跟东方内部存在各种问题有关。1924年5月情报部第一课长藤田曾奉命调查东方各分社存在的问题。藤田调查后发现各分社在与总社、当地使馆、日方报社的联系和管理等方面矛盾很多，各分社领导人选、工作效率、人员待遇等方面也有明显弊端。为此他提出了12点整改建议。(20)建议落实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估计这些问题已经深深影响到各方工作，要不然调查部是不会派人专门调查的。 不过由于国际通信社与路透社有约在先，中国由路透社提供电讯，自己不得插手。这样，新成立的日本新闻联合社就不能向中国发布新闻，只能暂缓开业。东方因此仍保留名义继续存在。1929年日本新闻联合社与路透社签订新协议正式运营后，东方才关闭。 根据以上史实可知，东方成立后虽然打着民营的幌子，实则上是由上海总领事有吉发起，其后的经营和发展完全受上海总领事馆和外务省领导，经营的所有费用也均来自外务省，1920年后更是成为外务省情报部设在中国的直属机构。东方自始至终就是一家肩负政府使命的日本官办媒体。 二 刚期功能：外务省在华最大的舆论操纵机关 如果对东方发展史进行分期，1914年到1919年可以视为前期。这一时期，它由上海领事馆具体领导，主要功能是操纵舆论。 早在东方出现之前，日本外务省曾在1905年尝试通过“日本电报通信社”向中国的日系报社等提供新闻稿，对华展开宣传活动。由于通信社规模小，没有经验，无法与路透社竞争，未能获得预期效果，加上政府精简财政，1913年6月外务省完全停止以上活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尤其是同年8月日本出兵山东前后，日本面临新的“排日”风潮，德国则积极利用其在华报刊展开抨击日本的宣传攻势，为排日推波助澜。位于中国舆论最前沿的上海总领事馆敏锐地感觉到这一变化和压力，认为动员和利用舆论工具为我所用是当务之急。当时在中国由日本人创办的中、日文报纸不在少数，并且大多跟政府关系密切，但是“这些报纸都没有办法获得来自日本方面的新闻，只能用路透社提供的。尽管1914年日本创办了‘国际通信社’，不过，根据跟路透社的协议，禁止‘国际通信社’向中国发送和散布新闻”。(21)因为没有能够向中国提供日本官方所希望的“新闻材料”的通讯社，日本连自己在中国开办的报纸都无法充分利用，对中国方面的报纸就更加难有作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总领事有吉才决定亲自成立一家通讯社，以此为据点向中国报社提供电讯，操纵相关舆论。然而外交机构在他国并不能设立宣传机关，要解决此问题，只能让民间出面，这就有了宗方的登场。为了保证民间人士出面经营的东方在宣传内容上不出现偏差，领事馆方面建立了电讯审查制度，要求各分社或通信员发出电讯前，报请相关领事馆审查其内容，经过同意后才能发出。 东方成立时规模小，毫无知名度，加上排日风潮，电讯兜售不出去，为了开拓市场，主要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通过发布有轰动效应的独家电讯，迅速扩大知名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内外形势发生巨变，人们希望通过报纸了解新闻的需求剧增。各报纸为了迎合受众的需求，新闻报道普遍增多。电讯在版面中占主要地位，每遇重大军政事件，许多主要报纸往往会整版登载电讯，其中“本报专电”时效性强，最有市场。通讯社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在此时期倍受青睐。当时的中国，通讯社基本上为外人独霸，国人虽然也自办通讯社，但规模很有限，大多难以及时提供最新外电。而东方依靠日本的电讯和在中国各地设立的领事馆等，可以及时获得各种最新消息。同时，它还可以利用中国政府难以管辖国外通讯社的优势发布一些敏感性新闻。最成功的例子就是东方打破袁世凯的新闻封锁，第一时间大量发布各地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电讯。此举使其名声大振，一下子赢得了众多报纸的注目和好感，一些中文报纸因此开始登载其东京电讯。二是宗方利用自己在中国政界和报界的影响积极活动，争取客户。由于东方表面上属于宗方主办，更由于其在讨袁中的突出表现，使人难以窥知其真实面目。波多博在给外务省的报告中自豪地说：对于东方“中国人之间相信报道公正，并非发布政略性通讯，而属纯民间经营”。(22)据说当时的报人、积极反袁的张季鸾和《大共和日报》主笔胡霖都支持过其工作。1917年2月东方在北京正式成立分社时，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让其秘书为它寻找办事处，还赠送了社名牌。(23)名人的支持无形中扩大了东方的影响。三是低价或免费提供电讯。正如1916年东方给外务省的报告所分析的那样，其成功的原因之一便是电讯费便宜。(24)东方为实现目的，可谓不惜工本。以发展用户显著成功的1915年底为例，此时的东方“收入几乎为零”，因为除一两家以外，其他报社都长期拖欠电讯费。对于一些比较有潜力的报纸，领事馆往往指示东方减免费用或者免费。即使收费，也很低廉。路透社给中国报社提供电讯稿，每月收费50元，而东方仅10元。 依靠以上措施，东方终于打开局面，其电讯在消息来源紧缺的各地很快就获得了可观的用户。在上海，1915年底有《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亚细亚日报》、《爱国报》、《商务报》、《中华新报》9家中文报纸采用其电讯，而当时日本人经营的《泰晤士报》、《文汇报》更是大量使用。(25)到了1916年，更有15家，其中中文报纸增至11家。1917年底宗方的报告仍称上海所有中文报纸(9家)、2家日文报纸、3家英文报纸(《泰晤士报》、《文汇报》、《大陆报》)采用其电讯，并且《大陆报》是未经许可转载，东方为此正在与其交涉。因此，宗方认为东方“作为在上海具有不可动摇基础的通信社，已经得到确认，与路透社、《德文新报》形成鼎立之势。”(26)东方的目的可以说基本上达到。 在汉口，东方自成立分社后，很快获得用户。据汉口分社报告，汉口的5家中文报，即《汉口新闻报》、《国民新报》、《汉口中西报》、《天声报》、《民报》均采用其电讯。按照总社的要求，汉口分社须向北京分社发送电讯。因此，当地的报社甚至希望东方的北京分社也向汉口分社发送电讯，以便随时了解北京政情等。各报社还专辟“东方新闻社电”一栏。其后，《民报》改称《震旦民报》、《天声报》改称《大汉报》，以及《崇德报》和《大中华月报》创刊时，都在事前要求分社提供电讯登载在创刊号上，以此作为荣耀。(27)其电讯逐渐在中国官民之间得到信任。 在北京，东方开始只设了一个通信员，效果不佳，1915年将业务委托给《顺天时报》，取得了一定效果。袁世凯死后，北京新报不断出现，但大多完全靠登载电讯，《公民日报》、《新民报》、《真共和报》、《晨钟报》都提出使用东方的电讯。东方看准此时机在北京成立分社，增加人手扩大市场，至1917年底，使用其电讯的北京中外报纸达14家。(28)另据1917年底日本驻北京公使报告，北京登载东方电讯的中文报纸有《北京日报》、《中华新报》、《公言报》、《大中报》、《晨钟报》、《国民公报》，并且这6家“汉文报纸在北京最为有力”。(29) 东方的电讯不仅在上海、北京、汉口等地获得了市场，而且开始向以上都市周边省份延伸。据1916年的东方给外务省的报告称，随着影响的扩大，重庆的《商务日报》、江西的《江西民报》、云南的《滇南日报》以及四川的一些报纸都来洽谈转登电讯事宜，而福建、浙江等地的报纸也转载上海中文报刊上东方的电讯。(30) 广东是南方舆论重镇，在东方设立分社前已有报纸转载东方电讯。1918年1月，广东《中华新报》社长容伯挺致函东方总社要求直接与东方建立业务关系，而一些政要也希望东方能与广州报纸建立业务往来。因此，可以说在设立广东分社前，东方已经影响到广州。 对于东方“操纵”舆论产生的效果，1917年12月上海总领事有吉的报告认为，因为东方电讯等“公平且精确受到欢迎”，各地很多中国报纸都刊登其电讯，“直接间接防止了对我方的误解，乃至有助于政策之处也不少”，达到了“将我方实情提供给中国各报纸，防止误解，乃至供操纵之用”的目的。(31)宗方1917年末报告说，甚至有人称其为“东方路透社”，同时还特地剪贴了美国《纽约星期六晚报》的一篇有关列强在远东新闻政策的文章，说明了东方已经受到世界关注。该文章说：“日本人在好多年中都勤奋提供与天皇有关的思想和立场，为中国准备了友好的小小新闻服务。因此，东方通信社被发现为中国人提供着全世界的‘公正’新闻。”(32)连太平洋彼岸都注意到了东方的活动，其宣传的效果确实不小。不过，从此文还可以看出，其操纵行径也同样为彼岸知晓。因为文章对其积极宣传“天皇思想”的操纵行径充满了嘲讽的口吻，甚至在“公正”两字上直接打了引号。为了表功，同时为了获得外务省的全力资助，各地领事等给外务省的报告，肯定会夸大东方的影响和宣传效果。对于它在这方面的实际影响还有待今后深入研究，但从以上英文报纸的评论看，在宣传方面，东方做到了不遗余力，甚至还很露骨。 综上所述，以“宣传战”为宗旨建立的东方通信社，早期的精力几乎都投入在舆论操纵上。在外务省全力资助和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具体领导下，作为这一时期外务省在中国主办的唯一一家通讯社，东方依靠其分布于中国南北各中心城市的通讯网，打着民办的幌子，也确实获得了大量有影响的用户，发挥了操纵舆论的功能。据此而论，它是日本官方这一时期在华进行宣传战效果最大影响最广的机构。 三 后期功能：外务省在华重要的情报收集机关 1920年，东方直属外务省情报部经营，自此至1929年，可以视为东方发展的后期。东方后期的功能发生很大转变，成为外务省在华收集情报的重要组织。 促使其功能转变的是外务省对它的定位。1920年9月30日，外务大臣内田康哉以《东方通信社扩张之件》为题，通电驻华各使馆说明新东方的成立情况。电文一开始就说：“东方通信社一向由外务省出资，表面上属于上海的宗方小太郎个人经营的事业。该社运营至今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然而当今中国国内形势日趋险恶，我对华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难以预测局面的推移。面临此现状，燃眉之急是需要进一步强化谍报与宣传事业，由此窥知与中国时局发展相关的准确实情，以资我对华政策的制订和运用。同时消除中国官民对我国误解，使其周知我公正的态度。”由此可知，新成立的东方通信社具有“谍报”和“宣传”两大使命。不过，从电文接下来的内容看，使得外务省感到燃眉之急的并非宣传，而是情报的收集和传递。因为“最近中国排日风潮愈加猛烈，对于迅速对抗它的宣传事业来说，最需要的是尽可能迅速把握中国各地排日言行的实情”。但是由于各地领事馆人手不够、领事馆的新任官员不熟悉密码发报，加上领事馆电信员不足等原因，外务省往往不能及时全面获得情报，“往往难以立刻制定对策，最为令人遗憾”。相比之下，外务省认为在及时全面收集、传递情报方面，东方通信社的优势正好能弥补其不足。首先，用通讯社的名义可以堂而皇之公开收集情报，比外务省专门派遣人员，或指使领事馆职员来得方便安全，极富隐秘性；其二，东方在中国各地业已建立网点，是现成的情报收集站；其三，利用通讯社的名义可随意向未设领事馆的城市扩大情报点，广泛收集情报；其四，可以用明码发报，迅速传递情报；其五，东方已经有一批擅长收集情报的专业人员。因此，外务省对于东方的期待更在于情报收集方面。(33) 促使外务省注重东方情报功能的，还有东方通信社的宣传作用正在减弱这一客观原因。东方建立之时，中国真正的通讯社极少，使其得以“应运而生”，顺势发展。但此后数年，通讯社大增，1919年仅上海就有中外通讯社12家，(34)不仅有中国人自己办的，1920年前后还有日本的另一家发展势头强劲的“日本电报通信社”开始在中国扩张。(35)东方在日本国内并没有收集新闻的网点，在获取日本国内新闻方面，根本无法与“日本电报通信社”等抗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报纸获得电讯的渠道越来越多，选择余地越来越大，东方成立之初的优势早已消失。 因此，新成立的东方，尽管仍需要继续向中国的报社提供来自日本等地的电讯，但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外务省的情报收集机关，而分布于在哈尔滨、奉天、吉林、北京、天津、济南、青岛、上海、南京、汉口、福州、厦门、长沙、重庆、成都、广东、昆明、长春、大连的分社或通信员，实际上就成为外务省在中国的情报眼线。 在情报人员方面，情报部除了依旧利用东方原班人马外，还招揽了一些中国通，任命水野梅晓(36)为首任东方调查部长便是典型之例。各地任用的通信员，往往也是有丰富谍报经验的“民间人士”。以厦门为例，据日本驻厦门领事馆介绍，通信员酒井市太郎“在当地居住30年，在中国官界和实业界有很多知友，亦担任本领事馆和陆军的谍报工作”。(37)由此可知，酒井完全是一个老到的情报员。 自此，各分社和各地通信员以收集情报为中心展开活动。以广州分社为例，该分社的任务甚至只是向东京总社发电讯报告中国情报，而不用像过去那样专门接受东京等地的电讯分发给当地报纸。20世纪20年代初，广东成为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重要舞台，获得这里的情报对掌握和预测中国政治和军事的变化至关重要。这一时期，广州分社发给东京总社大量电讯报告当地状况。以1922年5月14日至6月23日为例，短短40天发出的电讯为49份，(38)基本上都是孙中山等军政要人的动向、言论以及广东军政人事变化、各派矛盾、军队的动向与军事行动、政局的变化等。其消息来自政府公告和军政要人，可靠程度都很高，成为日本政府及时了解广东军政动向的重要情报源。 对于调查掌握的中国情报，除了以电文方式随时发给外务省外，东方自1921年2月起每月发行两期《东方通信》分发给日本政府相关部门。1921年10月起至1924年6月，东方又编辑发行月刊《支那时事》供一般日本人了解中国“时事”之用，每期的内容有“时局解说”、“论调与倾向”、“时事要闻”、“外交”、“内政”、“财政、经济”、“交通、通信”、“教育、劳动”、“各省状况”、“各地来电提要”等，在日本“作为当时有权威的刊物受到欢迎”。(39)此外，东方通信社调查部还编辑发行过很多中国各种专题的日文小册子，如《支那财政困难之现状》、《支那之变局》。1921年华盛顿会议期间，为了使与会日本代表更准确地掌握中国情况，使日本政府及时了解中国南北官方和民间的态度、对策以及中国舆论，调查部特地编辑《中国问题解说》发给日方代表，同时编辑《太平洋会议与支那》供政府参考，充分发挥了其收集情报的优势。 据此可以认为，1920年后的东方完全成为日本外务省在华收集综合情报的得力机构，在情报收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方通信社自始至终就是一家打着民营幌子的十足的日本官方机构，集宣传与谍报于一体。从发展过程看，作为日本最早在中国设立的通讯社，也是一段时期内日本在中国唯一的通讯社，其早期的功能主要在于发布电讯操纵中国舆论，是当时日本官方在华进行宣传战效果最大、影响最广的工具；其后期的主要功能则在于为外务省搜集中国综合情报，弥补外交机构在情报战中的缺陷。从实际状况看，东方基本上发挥了日本官方所期待的作用。 东方通信社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近代以来，以外务省和军方为主的日本官方，一直通利用通讯社或报社在中国进行宣传战和谍报战，对此值得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 ①大谷正：《日清戰争期の对外宣伝活勤》，近代日本研究会编《近代日本と情報》，山川出版社1990年版。 ②“1914年，日本宗方小太郎在上海创办东方通信社，是日本在华设立通讯社之始。以收集中国消息及宣传‘大东亚主义’为目的。”“1920年日本记者田代受日本政府指派，到中国与东方通讯社协商，将东方社改为外务省在华官方通讯社。”参见《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通志》，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5893-5894页。 ③大谷正：《「新聞操縦」から「对外宣伝」へ——明治·大正期の外務省对中国宣伝活勤の变遥》，メディア史研究会编《メディア史研究》，1996年第5号，第87页。 ④如注②；再如王润泽：《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1916-192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183页)：“东方通讯社1914年由日侨宗方小太郎在上海设立，当时并不是日本的国家通讯社，只是日本人在华设立的通讯社。”“1923年宗方小太郎逝世后，由他的学生波多博接任社长。1919年日本著名记者多户参加巴黎和会，期间惊讶于英国路透社和美联社的精密组织和高效工作，回国后建议日本外务省在中国组织大规模的通讯社。” ⑤上海総镇事有吉明：支那ニ於ケル我新聞政策ニ関シ答申ノ件，1915年10月27日。外務省記録、1門政治、3類宣伝、柬方通信社関保雑纂。アジア歷史资料センター(以下简称JACAR)：B03040705800 ⑥上海総領事有吉明：柬方通信社现況報告並ニ同社補助金继统方稟請ノ件，1917年12月25日。外務省記録、1門政治、3颊宣伝、柬方通信社関係雑纂。JACAR：B03040706000 ⑦上海総領事有吉明：支那ニ於ケル我新聞政策ニ関シ答申ノ件，1915年10月27日。外務省記録、1門政治、3類宣伝、柬方通信社関係雑纂。JACAR：B03040705800 ⑧刘望龄：《日本在汉的舆论宣传与思想近代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⑨有关宗方小太郎在华活动各方面具体情况，详见冯正宝：《評伝宗方小太郎：大陛浪人の匿史的役割》，熊本出版文化会馆1997年版。 ⑩上海总领事有吉明：上海ニ於ケル各新聞摊誌調查禀報ニ関スル件，1913年1月24日。外務省記録、1鬥政治、3類宣伝、2項請外国、清国ノ部。JACAR：B03040832100 (11)石井大臣：柬方通信社拡張ニ関スル件，1916年4月24日。外務省記録、1鬥政治、3類宣伝、柬方通信社関係雑纂。JACAR：BO3040705800 (12)此数额在当时属于巨款。例如1908年日本新任小学教师月薪在20日元左右，国会议员月薪250日元。因此，以上费用相当于现在的数千万日元。 (13)大隈大臣：支那ニ於ケル我新聞政策ニ関スル件，1915年9月17日。外務省記録、1門政治、3類宣信、柬方通信社関保雑纂。JACAR：B03040705800 (14)上海総領事有吉明：柬方通信社现況報告並ニ同社補助金继统方稟請ノ件，1917年12月25日。外務省記録。JACAR：B03040706000 (15)波多博：柬方通信社北京支社殼置案，1916年9月。外務省記録、1鬥政治、3類宣伝、柬方通信社関係雑纂。JACAR：B03040705900 (16)上海総領事有吉明：柬方通信社拡强ニ関スル件，1918年3月11日。外務省記録、1門政治、3類宣伝、柬方通信社関係雑纂。JACAR：B03040706000 (17)1918年6月以前的相关报告均未提及天津，但1920年6月天津总领事船津在相关报告中提到了天津东方通信社的活动，据此可以认为在此前天津分社成立于此期间。 (18)通信社史刊行委員会编《通信社史》，財団法人通信社史刊行会1958年版，第155页。 (19)内田外務大臣：柬方通信社拡張ニ関スル件，1920年9月30日。外務省記録、1鬥政治、3類宣伝、柬方通信社関像雑纂。ACAR：B03040706300 (20)藤田情報部第一課長：柬方通信社各支社ノ改善ニ関スル件，1924年5月10日。外務省記録A鬥政治、外交、3類宣伝、本邦通信社関保雑件。JACAR：B02031143100 (21)通信社史刊行委員会编《通信社史》，第151、152页。 (22)波多博：柬方通信社现状報告，1916年9月。外務省記録、1鬥政治、3類宣伝、東方通信社関僚雑纂。JACAR：B03040705900 (23)通信社史刊行委員会编《通信社史》，第153、155页。 (24)波多博：柬方通信社現状報告，1916年9月。外務省記録。JACAR：B03040705900 (25)上海総領事有吉明：支那ニ於ケル我新聞政策ニ関シ答申ノ件，1915年10月27日。外務省記録。JACAR：B03040705800 (26)波多博：柬方通信社现状報告，1916年9月。外務省記録。JACAR：B03040705900 (27)溪口総領事瀨川浅之造：“柬方通信社漠口支社発展概況報告ノ件，1917年3月12日。外務省記録、1門政治、3類宣伝、柬方通信社関係雑纂。JACAR：B03040705900 (28)上海総領事有吉明：柬方通信社现况報告並ニ同社補助金继统方禀請ノ件，1917年12月25日。外務省記録。JACAR：B03040706000 (29)中国臨畴代理公使芳謙謙吉：柬方通信社ノ成绩ニ関スル件，1917年12月28日。外務省記録、1鬥政治、3類宣伝、東方通信社関係雑纂。JACAR：B03040705900 (30)波多博：柬方通信社现状報告，1916年9月，外務省記録。JACAR：B03040705900 (31)上海総領事有吉明：柬方通信社現況報告並ニ同社捕助金继统方稟請ノ件，1917年12月25日。外務省記録。JACAR：3040706000 (32)宗方小太郎：東方通信社现状報告，1917年12月24日。外務省記録、1鬥政治、3類宣伝、柬方通信社関係雑纂。JACAR：B03040706000 (33)内田外務大臣：柬方通信社拡强ニ関スル件，1920年9月30日。外務省記録。JACAR：B03040706300 (34)上海総領事山崎馨一：新聞及通信ニ関スル調查報告書提出ノ件，1920年8月17日。外務省記録、1鬥政治、3類宣伝。JACAR：B03040880900 (35)通信社史刊行委員会编《通信社史》第200、201页。 (36)水野梅晓(1877-1949)：僧人。长期在华活动，亦为日本军方收集情报，对中国状况尤其是佛教深有研究，仅20年代就著有《支那の变局》、《漠民族の形成せる社會的特調に就て》、《西藏仏教及び英蒧関僚》、《支那仏教の现状に就ぃて》、《支那仏教近世史の研究》等。 (37)厦鬥領事坂本龍起：新聞及通信ニ関スル調查報告ノ件，1929年1月23日。外務省記録、A門政治外交、3類宣伝、新聞調查報告。JACAR：B02031061500 (38)据以下资料统计：柬方通信社《东方通信》，1922年5月。外務省記録、1鬥政治、3類宣伝、柬方通信社関保雑纂/機密来電。JACAR：B03040709100、B03040709200 (39)通信社史刊行委員会编《通信社史》，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