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在“保卫苏联”问题上的分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共产国际论文,分歧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号召各国共产党集中力量武装保卫苏联。在如何保卫苏联问题上，毛泽东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产生了严重分歧。在处理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中，毛泽东坚持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既尊重和服从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既维护了国际团结，又捍卫了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既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贡献，又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
一
1941年6月22日凌晨，法西斯德国在占领和征服了大多数欧洲国家，并掠夺了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后，背信弃义地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入侵，苏德战争爆发。
苏德战争的爆发，使社会主义苏联的命运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保卫苏联”的任务异常紧迫地摆在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面前。在苏德战争爆发的当日，斯大林就紧急召见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克里姆林宫进行了几个小时的磋商，要求共产国际立即组织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牵制德国法西斯，武装保卫苏联①。
随后，季米特洛夫立即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后出现的新形势，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方针和任务。会议认为，战争的解放性质和苏联在战争中的作用，要求各国共产党广泛开展援助苏联的运动，组织大规模反法西斯占领和奴役的民族解放运动。当务之急是要全面地支援苏联，打败法西斯主义，争取各国人民的自由。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于6月23日向各国共产党发出了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呼吁书和指示电，要求各国共产党集中全力反对法西斯奴役和武装保卫苏联。提出“为抵抗德国法西斯主义、保卫各国被奴役的人民和支援苏联而斗争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口号。
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后，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反应。1941年6月23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党内指示。指示首先分析了苏德战争的性质，认为德国背信弃义地入侵苏联，“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因此，“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毛泽东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中共的三大任务：“（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即用此以援助苏联。（二）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的任何反苏反共的活动，必须坚决反抗。（三）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②
苏德战争爆发后，使共产国际本来就存在的以苏联利益为中心的倾向表现得更为突出。共产国际认为，苏德战争爆发后各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竭力支援和保卫苏联，而“保卫苏联同时也就是保卫被德国侵占的那些国家”，只有保证苏联取得胜利，各国人民才有可能争得自由③。即为保卫苏联的利益不惜牺牲其他各国共产党的本民族和本阶级的利益。这就使共产国际的指示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对此，毛泽东在起草党内指示中，一方面肯定了“保卫苏联”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另一方面又立足了中国这块土地上，不脱离中国人民当时的主要任务──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来孤立地强调“保卫苏联”。从而把援助苏联的国际义务与保卫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结合起来。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指出：“我们与苏联是完全站在同一战线上，成败与共，休戚相关。”“苏联的成败，即是中国的成败。”宣言号召：“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④7月14日，中共中央在《一九四一年七月政治情报》中指出：“日本在苏德战争后，虽暂时采取静观态度，但它正等待苏德战争与美国态度的结果。它已集中船只于太平洋，调坂垣为朝鲜司令官，从中国抽调一部分军队赴满洲，都是进攻苏联的准备，我们的任务是尽力拖住日本，如果日苏战争爆发，则是配合苏联作战，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⑤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是极为关注的，把苏联的成败视为自己的成败，并决心用“拖住日本”，甚至配合苏联直接作战的实际行动来援助苏联。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之所以未按德日同盟的要求配合德国进攻苏联，并不是《苏日中立条约》保障了苏联的安全，而是中国人民的抗战拖住了日本侵略者，使之腾不出手来贸然出击苏联。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使苏联解除了后顾之忧，避免了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德国法西斯。中国对日本的牵制作用，是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巨大支援和贡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正是从这种战略上来看保卫苏联问题的。
二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方面从战略上、全局上尽一切可能支援苏联，以自己坚持长期抗战、付出重大民族牺牲的实际行动，履行援助苏联的国际主义义务；另一方面在具体行动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又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采取有计划、有步骤的行动，反对孤注一掷，反对无谓的冒险和牺牲。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举行了代号为“关特演”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并将关东军由11个师增加到20个师，总人数由40万增至70万。这自然是针对苏联的。由于德日有军事同盟条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担心日本不受《苏日中立条约》的约束，从东线进攻苏联以配合德国。为此，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询问中共能否抽调若干个旅或团摆在长城附近，牵制日军⑥。毛泽东充分理解援助社会主义苏联的必要性，6月30日致电彭德怀，命令八路军加紧制定破路和情报两项计划，以延滞日军可能的攻苏行动⑦。7月2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如果日军进攻苏联，“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目前作此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即可行动”。但同时告诫，这种配合是战略上的配合，而不是一时一地或战役战术上的配合。⑧。
随后，苏联方面根据日军调动的情报，又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日本正从本土调大批军队赴华，集结在中苏边境，建议八路军设法切断通往北平、张家口、包头的铁路交通线，突破日军向中苏边境的集结。对这种脱离实际的要求，毛泽东没有照办。为此，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要他向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崔可夫解释并请其转告联共（布）中央：“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红军的胜利”，但是对于日军可能的大规模行动，因“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如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毛泽东提出，在日军尚未进攻苏联之前，“如果我们加强弹药、机关枪、大炮和炸药的装备，我们的行动效力就当更大些”。在每枪平均只有20发子弹，机关枪极少，炮更少，黄色火药得不到的情况下，我们目前只能“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⑨。毛泽东希望共产国际和苏联体谅中共所处的特殊环境，并在可能的条件下给以援助。
毛泽东这种从实际出发的立场和态度，引起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不满。1941年10月7日，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一连提了12个问题，严厉责问中共：在法西斯德国继续进攻苏联的情况下，中共究竟采取什么措施在中国战场上积极从军事上打击日军，从而使德国在东方的盟国日本不能开辟第二战场并进犯苏联？1941年底莫斯科保卫战时，斯大林再次致电毛泽东，希望派一部分力量向长城内外方向发展。毛泽东只说部队调动有困难，而未予以正面答复。1942年2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过决议，不指名地批评中共指望苏联胜利却不积极开展军事行动。同时，共产国际又警告中共，由于苏联同中国政府有密切的外交关系，而且同与中国政府有利害关系的英美政府建立了联盟，因此，中共绝对不应对本国政府持公开敌对的立场，不得因此“在联合作战方面和苏联同英美的关系方面造成新的困难”⑩。
1942年5月，苏联再度获悉日军向中苏边境集结的情报，这使苏联最高统帅部高度紧张。5月6日，苏联国防部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八路军在日苏战争爆发时派正规军一部开赴南海，策应苏军，以牵制日军。5月11日，共产国际和苏联打破了“七大”后不干涉各国党内事务、不再向各国党派遣代表的惯例，向中共中央派出了常驻延安代表弗拉基米洛夫（中国名字为孙平），以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联络员和塔斯社军事特派员的双重身份来华，随后，苏联和共产国际更是一再要求中共采取行动袭击日军，破坏交通，并和国民党改善关系，以便在日苏战争爆发时中国军队能齐心协力地配合苏军作战。1942年6月15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认为“目前的局势绝对要求中国共产党采取它所能采取的一切措施，来尽量改善同蒋介石的关系，加强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毛泽东“采取紧急措施使中共驻重庆代表处执行坚定的、始终一贯的、旨在改善共产党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之间关系的政策，并以自己方面避免发生一切可能导致这种关系更加紧张的做法”。并反复强调，中共党人“必须弄清同蒋介石直接发生争执的问题并尽力设法解决这些问题”。季米特洛夫在信中甚至对中共代表在重庆的有理有节的斗争横加指责，认为“蒋介石和国民党首领在想方设法离间共产党……周恩来在重庆未考虑到这一点，有时以自己的行动助长离间者的气焰。周恩来同蒋介石的对手和外国记者举行过一些反蒋会议”。他十分不满地说，“如果我们的人接受这种离间，而不是有头脑地对之作出反应，那么就不能认为我们方面的政策是正确的”(11)。
面对共产国际的干预，中共中央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对国民党采取了某些缓和措施；另一方面还是不准备在日本未向苏联发动真正攻势以前贸然出击，把日军的兵力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而让国民党坐收渔翁之利。
在接到季米特洛夫6月15日的信后，中共中央于1942年7月7日发表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表示：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中共“愿尽自己能力来与当局商讨过去国共两党之间的争论问题”，“按照合理原则改善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间的关系，加强国内团结，不给日寇以任何挑拔离间的机会”(12)。9月8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指示中说：“对于国民党压迫各事，应极力忍耐，不提抗议，以求悬案之解决与和好之恢复。”(13)9月15日，在给李先念的指示中说：“目前，是极力争取国共好转……以便坚持抗战时期……望你们极力避免打磨擦仗，并设法与周围国军取得和解为要。”(14)10月，毛泽东派林彪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这时，毛泽东嘱咐周恩来：“国共合作是第一位的，决定性质的。”(15)虽说历时八个月的谈判因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而毫无结果，但毛泽东仍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指出，我党的政策仍是“尽一切方法避免和国民党破裂，避免大内战”(16)。1943年10月5日，毛泽东又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指示暂停转发《解放日报》及新华社一切揭露国民党的稿件“风平浪静，以示缓和”(17)。
由是观之，毛泽东对共产国际要求改善同国民党关系的合理指示是接受的，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尽力缓和同国民党的关系，以避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彻底破裂，坚持了长期抗战，从而在战略上配合了苏军作战。对共产国际和苏联要求中共部队武装保卫苏联的问题，毛泽东是持保留态度的。但毛泽东曾向孙平明确表示：一旦苏日开战，八路军自然会配合苏军作战。在目前形势下，八路军的任务只能是“积蓄力量，巩固内部”，“休养兵力，恢复元气”，“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止反共为辅”，“熬过今明两年”，再采取大一些的作战行动(18)。
尽管如此，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仍对毛泽东没完全按他们的战略行动而深表不满，甚至认为毛泽东只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非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三
半个世纪过去了，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保卫苏联”问题上分歧，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成为历史上的客观存在。但是，我们如何理解和评价这种分歧？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立场是否是国际主义的真正体现？毛泽东的态度是否又是民族主义的无意流露呢？对此要作出客观公正的结论，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方法，“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具体分析。
苏德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是德国在远东的军事盟友，而日本又在中苏边境骤然增兵，且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无疑是向苏联示威和挑战，因此，苏联领导人有理由担心日本可能会不受《苏日中立条约》的束缚，从背后袭击苏联远东地区，而使苏军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本来就是互相关联的，是互为支援的一个整体，因此，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呼吁中共党人采取行动，牵制日军，打击法西斯侵略者的气焰，是可以理解的，考虑到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那共产国际的做法更是无可厚非。至于苏联国防部、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本人给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电报，在建议中共采取行动时，也大多采用“商量的口吻”(19)。共产国际和苏联虽然打破了共产国际“七大”后不再向各国派驻代表的惯例，派孙平以塔斯社记者、共产国际联络员、苏军情报部情报员的身份常驻延安，但他在延安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情报，重点是有关日本方面的军事情报，这同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工作的苏联同志的使命完全不同。当然由于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联共（布）中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处于“老大哥”的地位，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在给中共的电报中，难免有颐指气使的地方。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共产国际和苏联要求中共配合苏军作战，而是这种要求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党所处的特殊境况，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而有诸多不切实际的地方。难能可贵的是，在长期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坚持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条件出发，既采取措施缓和了与国民党的关系，保证了中国的长期抗战，又灵活地处理了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维护了国际间的团结，成功地做到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
1941-1943年，是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华北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1940年秋“百团大战后”，八路军的实力损失严重，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又惨遭围歼，国内的反动势力更加暴露出反共的真面目。国民党不仅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军备供应，而且调集50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我军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不仅如此，不少国民党军政要员和部队投降日本，充当伪军，与日军一齐夹击八路军、新四军。有些国民党顽固派和地方实力派也为一时形势所左右而纷纷右倾，与中共军队制造磨擦。日伪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解放区反复“扫荡”、“清剿”、“蚕食”和“铁壁合围”，再加上华北各地连续几年发生水、旱、虫等自然灾害，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自1941年起出现了严重困难的局面，并一直持续到1943年秋。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如果让八路军离开抗日根据地，抽调到长城一线，以落后的装备与敌人硬拼，势必会遭到惨败乃至灭亡。这无论对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还是对我党、我军都是不利的。
因此，毛泽东为中共部队制定了暂熬时间的策略：“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战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针（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和民众实力），以待有利时机。”(20)
对此，共产国际和苏联是无法理解的，因为它们与毛泽东的战略出发点不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战略出发点是捍卫苏联的现实利益。由于过分强调了苏联利益，而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困难，从而使共产国际的政策陷入了以苏联利益为中心的误区。的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苏联卫国战争的成败关系到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命运，但不能因此便说，只有苏联的利益才是各国人民的利益，而要求其他各国共产党牺牲本民族和本阶级的利益来捍卫苏联的利益。共产国际的错误恰恰在于使国际主义变成了为苏联利益而牺牲他国利益的挡箭牌而不自知，使苏联在“世界革命利益”，“世界无产阶级保卫祖国”的所谓国际主义的口号下，推行民族利己主义政策，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民族利己主义的侵蚀，并反过来又助长了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的恶性发展。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党人，一方面坚持抗战，“拖住日本”，并准备在日本进攻苏联时配合苏军作战；另一方面，又抵制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不切实际的要求，拒绝在日苏战争爆发前把八路军开赴前线与日本人进行大规模的正面作战，从而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敌后根据地，保存和壮大了中国革命的力量，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乃至在全国夺取政权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历史的发展证明，毛泽东的立场和态度是正确的，正如一位西班牙学者所说的：如果在1941年至1943年间，毛泽东屈从于斯大林的要求，“那么革命军队就会大部分消耗掉，日本一投降，中国共产党人就只能听任国民党和美国人的摆布了”(21)。苏德战争爆发后，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党人在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抗战中履行了保卫苏联的国际主义义务，并在民族战争中为中国的社会革命积蓄了力量，而非孤注一掷地冒险，结果熬过了难关，赢得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既符合中华民族求生存、谋解放的根本利益，又符合苏联希望中国长期抗战牵制日军的现实利益。因为“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战争中的实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22)。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毛泽东的立场和态度并非象弗拉基米洛夫所说的“最不关心世界革命运动前途”的狭隘民族主义行为，而是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统一起来的真正共产党人的立场和态度。
注释：
①〔保〕哈吉尼科洛夫：《季米特洛夫传》，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6页。
②《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6页。
③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941年6月22日。《苏共历史问题》1982年第6期，或参见索波列夫等著《共产国际史纲》中译本，第496页。
④《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313、315页。
⑤《一九四一年七月政治情报》。《六大以来》上册，第1173页。
⑥(19)《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页。
⑦《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关于破路问题致彭德怀电》，1941年6月30日。
⑧《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关于我军准备配合苏军作战问题致彭德怀电》，1941年7月2日。
⑨《毛泽东关于军事行动问题致周恩来电》，1941年7月15日。
⑩向青等主编：《苏联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0页。
(11)《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之三）》。《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88页。
(12)(14)(15)(16)(17)《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606、614、611、662、669页。
(13)《毛泽东关于国共合作中我之斗争方针问题给周恩来同志的指示》，1942年9月8日。
(18)《毛泽东关于敌后形势问题致周恩来电》，1942年6月13日。
(20)《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
(21)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下册，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257页。
(22)《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版，第520-5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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