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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1)01-0070-3
一、早期的接触
早在两千年之前,中国人就已经知道欧洲;但是中国人知道美国的存在却是在1775年至178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和美国都是很封闭的国家。美国人是从欧洲人那里间接地了解中国的,而欧洲人自己对中国的了解也是非常有限的。据说乔治·华盛顿在1785年听说中国人不是白人时居然感到十分惊讶。
首先对中国感兴趣的美国人是一些商人和探险家。在1779年左右,两个美国水手乘英国轮船到达中国广州。他们返回美国之后向他们的家人和亲友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但他们的叙述却被人们耻笑为天方夜谭式的鬼话。例如,他们说在美国西海岸北部只卖6美分一张的海狸皮,在中国的广州能卖到100美元。也许这是美国人听到的关于中国的最早的消息。
尽管一般美国人对这一类海外奇谈只是付之一笑,但富有冒险精神的美国商人对这类消息极感兴趣。刚刚独立后的美国海外贸易正处于困境之中,来自中国的消息使他们决心打开一条通往东方的海上通道。1784年8月,纽约商人出资由美国国会租赁的一条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标志着中美交往的开始。
早期来华的美国商人和探险者对于中国了解甚少,他们往往抱着一种敬畏和好奇的态度看待中国人和中国文明。1796年,一位在费城定居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雇员在自己的房子里摆放了一些中国古董。他在1797年出版了描述他与中国皇帝会面经历的一本书,这是在美国出版的关于中国的第一本书。
当时在欧洲广为流传的《中国古玩》(Chinoiserie)一书也在美国流传开来。19世纪初,一些美国富商和博物馆开始收集中国绘画、瓷器和丝绸,但由于这些人的鉴赏力很低,因此所收集的中国艺术品档次不高。1834年一位身着中国传统服饰并缠了小脚的中国青年女子在纽约一家马戏团作为特别节目公开亮相。
在19世纪,美国人主要是通过传教士了解中国的。19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他们通常受过较好的教育,为了传教,他们还要学习汉语、中国的风土人情和政治。第一位来华的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叫埃力亚·布里奇曼(Eliajah C.Bridgman,1810-1861)。他于1830年到达广州,自1832年起,他开始出版《中国宝库月刊》(Chinese Repository),向美国和欧洲读者介绍中国文化。这本杂志办了15年,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布里奇曼还与他人合作将圣经译成中文,这本中文圣经在他逝世后的第二年于上海出版。第二个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是塞缪尔·威廉斯(Samuel W.Williams,1812-1884)。他是19世纪美国最知名的汉学家。他于1833年来到中国,在广州主持外国在华传教团体的出版物,同时协助布里奇曼编辑《中国宝库月刊》。1848年他写的《中央王国》(The Middle Kingdom)一书问世。这是第一部由美国人编写的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术著作,它澄清了当时美国人对中国的一些误解,并对中国文化给予高度的评价。威廉斯返回美国之后,在1877年被耶鲁大学聘为中国语言文学教授,成为美国汉学研究的先驱。
中国人对于美国的了解却是另外一种情况。最早到美国去的中国人是木匠和海员。1788年在一艘英国轮船上工作的大约70名中国木匠来到美国西海岸。1795年一位名叫奥唐奈(O'Donnell)的美国商人从广州返美时带着三名中国雇员到巴尔的摩。在1820至1848年间,美国旧金山海关记录到的来自中国的入境者只有14人。后来,随着“淘金热”的到来,大批华人劳工来到美国。虽然他们人数众多,但由于其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的原因,他们在促进中美两国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甚微。
中国人写的第一本关于美国的书是谢青高1820年在广州出版的《海录》。他原是一位海员,有一次他的船在南海航行时遇到暴风雨沉没,他被一艘外国轮船救起,然后在外轮上当水手14年,去过很多国家。晚年失明,口述成书。在该书中,美国被称为“米里干”。书中说,“米里干在英国以西,原属英国,今已独立。”“米里干为一岛国,孤居海上。”从该书内容看来,作者对美国所知甚少。该书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在鸦片战争(1839-1842)期间,中国人上至皇帝,下至平民,仍然对美国一无所知。
1838年布里奇曼出版了《美理哥合省志略》(History of the USA)一书,第一次向中国人系统地介绍了美国的地理和历史。在此后30年中,该书在中国一直被认为是关于美国的权威性著作。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第一次睁开眼睛面对美国,才知道美国是一个面积与中国相似、由哥伦布发现、由华盛顿建国、由政府依据法律治理而不是由国王或贵族统治的国家。这种认识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长期以来所持的错误概念,即中国之外皆为未开化之蛮夷所居的“蛮荒之地”。
二、美国来华传教士
中美文化交流始于19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来华传教。由于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十分活跃,很快他们就成为西方在华传教团体中的支配势力。当时美国最有影响的海外宗教事务管理机构是1810年成立的美国海外传教团体理事会(American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从1830年至1848年,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共有98人,其中73人是美国人。
鸦片战争之前,广州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唯一通商口岸。当时中国大陆禁止外国人布道和散发宗教读物,美国传教士多附属于英国传教团体在马六甲、新加坡、澳门和广州建立的学校,但这些学校并不传播科学知识,而是教授英语、培训中国传教士和翻译人员,以便扩展其在华影响和进行文化侵略。当时的中文圣经是在海外印制并通过秘密渠道传入中国的。他们在中国一些地方建立了慈善机构,以便赢得贫苦华人的好感。1835年美国传教士彼得·帕克(Peter Parker,1804-1888)在广州建立了一个教会慈善医院,为中国人治病。
尽管有那么多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说服多少中国人加入“洋教”。美以美教派花了10年时间才在中国发展了一名信徒;一位传教士在福州工作了9年才发展了一名信徒。帕克的慈善医院每天都熙熙攘攘,但来的人都是看病的,没有人对洋教感兴趣。由于在中国从官府到百姓对西方宗教普遍抱有怀疑态度,所以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非常缓慢。在19世纪90年代,中国各地不断发生中国人和外国教会之间的暴力冲突。
与传播宗教的工作相比,外国传教士在传播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方面取得的成绩要大得多。他们开办教会学校,讲授英语、西方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知识。到1850年,在华南华东各主要沿海城市,几乎都有一个教会医院。1874年,美国传教士和一些中国妇女在厦门组织了反对妇女缠足协会。为了印刷圣经,西方印刷术传入中国。在此时期,西方教会在中国的影响主要局限于华南和华东的沿海地区。
三、教会学校
1868年,清政府承认美国传教士在华传教合法,并准许他们在中国开办学校。此后,美国教会势力开始向中国内地发展。在美国政府和教会的鼓励下,自1868年至1918年,大约2500名美国大学生来到中国进行传教和办学活动。美国之所以对中国如此感兴趣,是因为此时美国已经由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它迫切需要夺取中国这一潜在的巨大市场。派遣大量的传教士来华,是为了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争取中国上层知识分子,在政治和文化上使中国西化,从而进一步征服中国。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校,早期均为初级学校,而且规模都很小。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在上海、北京、山东、直隶等地开办高等学校。除了宗教和英语之外,这些学校还教授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废科举、兴新学”的开展,中国各大城市纷纷兴办大学,美国教会学校也有了较快的发展。1914年,美国在中国开设的初等教会学校近2000所,有学生45000名,中高等教会学校286所,有学生2300名。即使在中国“官办”的大学里,教学和管理工作也多由美国人主持。因此,中国早期的大学,几乎完全掌握在美国人手里。
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兴起,要求收回教育权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在华的教会势力和教会学校受到了严重打击。到了30年代初期,大多数大学的校长已由中国人担任,不少国立和私立大学相继建立,美国教会大学的影响越来越小。最后,美国在华教会学校以私立学校的形式纳入国民政府的教育体系。中美不平等条约和美国人在华特权激起了中国人的反美情绪。1924年以后,很多来华传教和办学的美国青年由于同情中国人民的爱国情绪或觉得自己在中国已经无事可做,纷纷离开中国。
美国对中国的宗教和文化渗透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出现的一种特有现象。这一现象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既有负面的影响,也有正面的影响。传教士带来的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抵制。但很多人在抵制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同时,也抵制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另一方面,欧美传教士在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化时,往往企图对它加以“过滤”或“净化”,结果,西方文化中的很多精华部分,都受到一定程度的“过滤”,而西方文化中很多陈旧和保守的部分,却被当作精华介绍到中国。但不管怎样,美国传教士所带来的思想,使很多中国人开始反思,开始怀疑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方面,开始重新认识和研究外面的世界。康有为等人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实际上是一种折中的主张,用西方文化的长处来抵消中国传统文化陈腐成分,使东西方两种文化在中国“和平共处”。不可否认,美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兴学,向中国人民介绍了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个重要的篇章。
四、中国赴美留学生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有不少中国学生到海外学习,所去的国家多为欧洲诸国及美国、日本等,其中尤以去美国者居多。美国是海外第一个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国家。
第一个在美国接受正式教育并获得学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叫容闳,广东人,家境贫寒,早年在澳门和香港就读于教会学校,1847年由美国教会送美国深造,1850年进耶鲁大学,4年后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毕业后,他拒绝当传教士,后在美逗留8年,对美国有深厚的感情,但他并未忘记祖国。回国后,曾向政府提出不少改革的建议,后致力于帮助中国青年赴美留学的工作。
容闳选定的第一批留学生有120人,年龄在10至15岁之间,自1872年至1875年分4批赴美。后清政府正式任命他为管理中国赴美留学生的官员。按计划,这些学生将在美学习15年,所学专业有军事、造船、开矿、机器制造等,但清政府于1881年召他们回国,奉召回国者共94人,其中有2人当时已毕业于耶鲁大学,其余均未完成学业。在两个耶鲁毕业生中,一个就是后来成为杰出铁路工程师的詹天佑。这批归国留学生,除少数人成为反动政客或买办外,多数人都在工业建设和政治革新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第一个赴美留学的中国女学生叫金雅梅,她于1881年由美国教会送往纽约攻读医学。
在20世纪初,中国派出的留学生人数激增。1907年,北洋大学一个班的学生在毕业前全部被派出国留学,他们中大多数去了美国。1908年,美国决定将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用于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1909年至1911年,有180名中国青少年被送往美国学习。1911年,美国用庚子赔款在北京创办了一所赴美学生预备学校,后称清华学校(即清华大学的前身)。自1916年起,此预备学校每隔一年还招收一届女生入学。1911年至1929年,共有1279名公费留学生赴美,另有475名自费或由他人资助赴美留学。
生活在西方文明中的中国留学生,耳闻目睹美国的政治、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多数人在思想上都受到极大的震动,为中国的贫困和落后感到忧虑,认为中国迫切需要进行一场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的革命。因此,很多赴美留学归来的留学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反对封建礼教,提倡“德赛两先生”(民主和科学),主张改革中国文学,推广白话文,试验汉字拉丁化。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和赵元任等。
真正把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带到中国的,是中国留美学生,而不是欧美传教士。
五、杜威的影响
在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外国的各种教育理论纷纷传入中国。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美国学者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的教育思想。杜威在1919至1921年间应邀到中国讲学两年,在各地演讲达200余次,宣扬西方文化、哲学和教育思想。他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领域而非哲学领域。他的教育思想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在教学方法上,应根据“从做中学”的原则,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学。他的思想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和教育界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对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造成了很大的冲击。1922年,中国政府决定实行教育改革,开始采用杜威所宣扬的美国教育制度。中国著名学者和教育家胡适、赵元任、蒋梦麟、陶行知、陈鹤琴等人都深受杜威的影响,他们在推行杜威的教育思想、改革中国教育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后来,以陶行知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教育家在教育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杜威教育理论的不足,便开始探索中国式的教育理论。
六、20年代到70年代的中美文化交流
20年代以后,美国在中国文化教育领域里的影响继续加强。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庚子赔款的余额(本利合为12545437美元)全部归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文化教育的基金,以扩大美国在中国文化教育领域的影响。在抗日战争期间,中美文化交流受到很大影响。抗战胜利以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先后鉴定了“中美教育合作协定”,组建了“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美国在中国教育领域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美国在华势力与影响从城市发展到乡村,从高等教育发展到初等教育。同时,中国留美学生人数暴增,1948年为2710人,1949年增至3797人。
新中国成立前后,不少留美学生和学者看到了祖国的希望,纷纷回国报效祖国。其中有些人历尽艰险,辗转回国,为祖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华采取敌视政策,后来中国又发生了10年文革动乱,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中断了将近30年。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中美文化交流才逐渐得到恢复。
七、中美文化交流的现状
进入8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两国不少学校开展了校际交流活动,互派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到对方学校讲学或进修。大量中国青年学生赴美留学。从此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仅在1985至1990年的6年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生人数为24332人,平均每年4000余人,其中大部分为赴美留学生。而在同一期间,自费赴美留学生人数要远远高于公派生人数。在1987年,原国家教委所属高校聘请的美籍专家和教师共297名,而在1988年这一数字上升至989名。近20年来,美国文化以空前的规模在中国传播。美国电影、美国流行音乐、美国饮食文化、美国电脑软件在中国几乎已经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在中国青少年中,尤其是在城市青少年中,很少有人不知道米老鼠和唐老鸭、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快餐,很少有人不能随口说出几个美国歌星、球星和影星的名字,很少有人没有玩过美国的电子游戏。英语作为英美文化的载体,在中国也得到了空前的普及。托福热更是中国大学校园里一种常见的现象。日益广泛深入的中美文化交流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经济社会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美文化交流是双向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学校开设了中文、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等课程;中国人活跃在美国的校园和科研机构,成为美国教育和科研领域里的一支生力军。
八、结论
从人类文化来讲,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对促进各国文化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是不争的事实。在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的今天,各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融将日益广泛和深入。世界上没有一杆秤能称出自身的重量,没有一把尺子能量出自身的长度。各民族文化要在与其他文化体系的比较中才能显出优劣高低来,能吸收其他文化的营养才能更茁壮地成长。促进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包括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将有利于中国与世界各国和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纵观中美文化交流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长期以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美两国之间政治气候的影响和政府政策的制约。中国目前的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这将有助于两国人民在建设各自国家、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事业中,加深了解,互相学习,增进友谊,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