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池历史地理初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滇池论文,地理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碧波荡漾的滇池，是云贵高原上一颗美丽的明珠。它是祖国西南第一大湖，也是全国第六大淡水湖。湖岸线长超过150km， 最大湖水面积超过330km[2]。平均深度5m左右，最深处约8m多。北部草海较浅，只有1m多深。蓄水量在10.2×10[8]m[3]～15.7×10[8]m[3]之间（1959年昆明水文地质队资料）。流域面积（不包括海口以下河道流域面积）2960km[2]多。 主源出于嵩明西北梁王山（一名东葛勒山）的黄龙潭地下暗河，流经牧羊街为牧养河，与源出邵甸白邑村的邵甸河会合乃名盘龙江，多行山谷间，到了昆明松花坝，地势豁然开朗，并分支为金汁河、明通河等流入滇池。盘龙江以西有银汁河、白沙河（又名桃园河）、海源河等，其东至南的方向，又有东白沙河、宝象河、马料河及呈贡的落龙河、捞鱼河、梁王河、南冲河，晋宁的盘龙河，大坝河，昆阳的渠滥川等几十条大小河流，或分或合注入滇池。这一河湖水系只在滇池西南有唯一出口——海口。滇池所汇入的众水，就由此经安宁的螳螂川，北流过富民、武定、禄劝为普渡河，到巧家县境入金沙江，下游是万里长江流入东海。
这一美好的湖山胜地，气候温和、原野肥沃，通过劳动人民利用和改造，使这一区域成为祖国西南经济、政治、文化、交通的重要中心。人们常常会问：滇池如何诞生？怎么又演变成今天的面貌？我们知道，自然界都有着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这一历史是有着一定的过程和规律可以寻求掌握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如果地球形成的东西，那么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象的状况，它的动物和植物也一定是形成的东西，它不但有在空间中互相邻接的历史，而且还一定有在时间中前后相随的历史。如果立即在这个方向下坚决地继续研究，那末自然科学现在就会进步得多”。以此探讨滇池演变，将为发展滇池周围的工农业生产提供有益的参考资料。
1 地质时代滇池的形成
滇池是一个错断陷落的构造湖。它的产生是和西山大断层息息相关的。远在燕山运动时期就成为陆地。经燕山运动隆起、褶皱、断裂所形成的地貌雏形，又经后来长期夷平作用，达到准平原状态。老第三纪时，值老构造复活，地壳运动又趋强烈，此后又经历了长期的夷平作用。当中新世晚期到上新世时（相当于1200万年前左右），地壳又发生一次强烈运动，对我国影响很大，称为茅山运动。此时滇池区域，在老构造运动的基础上，产生西山长达数十公里的大断裂，对滇池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上新世以后的构造运动，对滇池的形成演变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云南是新构造运动强烈隆起的地区之一。自中新世、上新世以来，云南高原面上升不下2km。如果没有后期的构造运动， 滇池就失却了高原湖泊的性质。滇池附近河流普遍有三四级阶地和许多裂点，喀斯特洞穴也呈不同高度的成层分布（如花红洞地下暗河在最低一层发育），地震频繁，温泉众多，都说明了新构造运动是很强烈的。新构造运动总的趋势是上升，不过相对静止和相对下降还是有的。如滇池中第三纪、第四纪的沉积物厚达三四百米。总之，滇池的形成就是这样长期经过内力以间隙性不等量上升、断裂、褶皱为主，外力以流水侵蚀沉积为主的内外营力相互斗争中，在形成过程和破坏过程的矛盾斗争中演变而来。
古滇池曾经是一个范围很广、湖水很深的大湖。现在我们在滇池附近百米以上的高地里，还可以找到古滇池所遗留下来的湖相堆积阶地和磨蚀阶地，以及湖相化石等。今天的滇池和昆明，全在昔日古滇池之底。
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造成滇池水位下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由于构造运动使地面不断抬升，滇池相应缩小，也由于滇池周围众多的河流日夜不息夹带泥沙沉积湖底。再加上生活于湖内的生物世代繁衍，尸体沉积壅填，使湖底抬升。还有汇集众水而独出一口的海口河、螳螂川长期以来冲刷活力较大，使河床不断降低，因而滇池水位也就随之下降。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云南高原面总的趋势是北高南低从北向南倾斜，所以河流大致自北流向南。滇池东面的盘龙江、南盘江，西面的绿汁江等基本上都是自北流向南。而唯只有螳螂川、普渡河夹持其间，倒流向北。就是螳螂川、普渡河支流的流向，也大致自北而南，和主流流向相反，是颠倒过来的。滇池和云南的简称就得名于此。有人曾推断，认为地质历史的某一时期，原来螳螂川、普渡河的某一段并没有接通，后来或由于滇池附近地壳急剧上升，或由于第四纪冰期来临降水增多，使河湖水面抬升，河流溯源侵蚀，发生河流袭夺，因而才沟通了长江水系。两个水系的沟通也加剧了滇池水位的下降，同时形成螳螂川、普渡河的倒流现象。
2 新石器时代滇池的湖岸线
自进入人类社会后，滇池大大缩小了，但它的面貌远还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人类社会的早期，没有文字记录，地下发掘的文物，是当时滇池地区面貌的剪影。
建国以来，在这区域发掘的新石器遗址，据报导有15处。它们是：海源寺、官渡、石碑村、石寨山、河泊所、老街、白塔山、石子河、团山村、渠里河、兴旺村、后村、白塔村和西山清静寺后山坡。这些遗址，有的螺壳堆成小山（如官渡、石子河、河泊所、兴旺村等），有的螺壳散布表面（如白塔山等），遗物最多的是泥质夹砂的红陶、灰陶，还有石
、石敲砸器、磨石、石刀形器等。文物工作队据文化层的研究，认为“滇池周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基本上为一系统。”又认为它“和云南境内其他地方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不同。”像螺壳堆集层是它处所没有的。又如陶器的纹饰，昭通区、洱海区以断线压纹为主，而滇池区则以划线纹为主。石器方面，滇池区多用有屑石斧，而其他地区则多梯形或扁圆柱体石斧。由此判断“滇池区应早于洱海区。”并且窥查当时人们的生活情况，认为“从陶器内壁多夹有谷壳、谷穗的痕迹来看，当时人们的生活除从事渔猎外，也从事于农业生产活动。”再分别比较晚期的陶器与早期不同，晚期陶器“夹砂陶增多，器形也大，器类增多，纹饰精美，似乎是一种比较安定的农业经济生活。”此外，出土遗物还有石质和陶质纺轮，皆为圆形。边沿有平面与弧面之分。陶质有夹砂灰陶、橙黄陶和泥质灰陶3种。石质是红砂石磨成，可证那时已有纺织手工。 又有石簪为石髓质，颇似大理石，是一种装饰品。又蚌壳制括削器及骨椎工具多种。从石寨山的情况看来，使用的工具大多数是石器，也有少数铜器，“是从事渔猎兼营简单的耕作纺织”的生产活动。当时人们认识、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力不会很强，水利设施和引水能力也不会很强，奇怪的是高出今滇池水面二三十米，西距滇池一公里多的地方，还有耕种过的熟土——褐灰土。周围没有河流，当时人们的饮用水和耕作用水只有滇池水或地下水，而地下水和滇池水位也是互相关联的。所以云南博物馆发掘工作组推测石寨山“在早期是滇池中或池边上的一座小山，后来地势变迁，才形成陆地而距滇池稍远”（《考古学报·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墓葬》）。这一论断是符合实际的。
其他遗址，还未逐一发表详细报告，不能作进一步分析。不过，从理论上可以说，这些遗址距滇池当时湖岸线不远，标志着当时滇池的湖岸线所在。
3 战国末期至大理国时期滇池的开发
自从进入人类社会以来，影响和改变滇池区域面貌的因素，已由自然逐步变为社会因素。故要了解滇池的发展和演变，就必须了解我们祖先是怎样利用和开发滇池的历史。
滇池区域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文字记录，是战国末期。那时楚国的农民起义领袖庄蹺（亦称庄豪）率兵来到这里。那时，这里已是“肥饶数千里”了。后来，因秦兵阻其归路，庄蹺带领的楚兵，不得不“变服从俗”（《史记·西南夷传》）定居下来。这次大规模的移民，促进了本区和中原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百余年后，传到西汉所封“滇王”时，这里是“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定居下来，和滇西“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史记·西南夷传》）的游牧生活不同。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已有大量的青铜器制造。据晋宁石寨山发掘出土的青铜器上铸有“祈年、播种、报祭、上仓”等图像，不仅表现了当时的民族风俗，而且呈现丰收景象，谷物满仓。反映了当时滇池区域已进入奴隶社会，人口增多，必然是对滇池及其水系开发利用的结果。
西汉末年，文齐做益州太守，“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后汉书·西南夷传》）。当时益州郡治在滇池县，虽然“陂池”具体在哪里已无从考查，但这段文字是滇池区域水利的最早记录。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南诏、大理国时代，滇池区域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南诏国起于滇西，统一六诏后，把势力扩张到滇池一带。唐开元二年（公元714 年）南诏晟罗皮遣张建成到长安朝贺，曾在今晋宁县南三四十里处筑了一座“拓东龟城”。此后又经过多番选择，审查形势，认为这里“山河可以作屏藩，川陆可以养人民”。于阁罗凤赞普钟十四年（即唐广德二年，公元764 年）在昆川（即今昆明）建筑“拓东城”（向达《蛮书校注》）作为南诏“别都”，又称“东京”。又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破西戎，迁施、顺、 磨些诸种数万户以实其地”（指拓东城附近）。王忠认为这些移民“即役使之垦种官田”（王忠《新唐书南记传签证》）。拓东城既成为政治中心之一，又迁来大量移民，对滇池区域的开发必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南诏时滇池区域的耕作制度和今日大致相似，《蛮书》记载：“从曲靖州巳南，滇池巳西，土俗惟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之后，还种粳稻。小麦即于冈陵种之。十二月下旬巳抽节，如三月小麦与大麦同时收刈。……蛮治山田，殊为精好”（向达《蛮书校注》），说明那时这附近地区的农作物以种稻为主，至于其他作物乃至小麦，也只种在山地上。什么叫“山田”呢？“梯田谓梯山为田也”（徐光启《农政全书》），就是现在所说的梯田。那时，这些田亩怎样进行灌溉泥？《蛮书》又说：“浇田皆用源泉，水旱无损”。可见当时已出现小型的引水渠道。
到大理国时代，这里也称“东京”，建筑有“绕道金棱”和“萦城银棱”（胡蔚删订证《南诏野史》）。这两条引水渠是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段素兴所筑（诸葛元声《滇史》）。据倪蜕《滇云历年传》考证：“此二堤捍御蓄泄，灌溉滋益，大有殊功”。又明代景泰间的《云南图经志书》追记此时水利：“蒙段氏时……筑土石为二堰于河之要处，障具流以灌田，凡数十万亩”。二堰，即这两条引水渠。可见这一时期滇池附近水利事业发展很快。
4 元、明、清时代的滇池水利
元代滇池区域水灾频繁，“夏潦暴至，必冒城郭”。元代的统治者，一方面为了发展经济以巩固其统治，另一方面也迫于天灾形势，曾经较为系统地兴修了滇池区域的水利。“赛典赤·赡思丁经划水利，创筑松花坝，分盘龙江、金汁河，并修筑宝象、马料、海源、银汁合为六河，均用闸座蓄泄，溉灌万顷。”“又凿开海口、石龙坝、疏通河道，由安宁、武定、东川以入马湖……”。此外，还规定了经常制度：“轮叙放水，自上润下，额定为三百六十匹报马，三百六十名报水丁，倘遇崩倒水侵，即时飞报上司，齐集乡民，排补修筑不容怠缓”（《咸阳忠惠王抚滇功绩》）。此后，张立道也协助赛典赤“求泉源所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泄其水，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元史·张立道传》）。由于这样大规模、有计划地兴修滇池水利，扩大了农田用水，疏浚了下游，大大降低了滇池水位。但是这一时期滇池的水患并没有杜绝。元、明两代，中庆路（元）、云南府（明）的水灾仍史不绝书。如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明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四年（公元1570年）、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和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等，曾多次大水冒城垣、荡民居，造成严重灾害（《新篡云南通志》）。
明清以来，岁修、大修次数频繁，但当时水灾仍严重。从自然角度来说，水灾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盘龙江及其流入滇池的子河，当大雨来临时宣泄不及造成泛滥。冲坏田园村庄，甚至造成市区危害。从近世昆明降水资料看来急雨又是降水的主要形式，急雨造成的灾害来势突然，危害迅猛；二是海口河宣泄不及，滇池涨水，造成荡民居、冒城郭的水灾。解决的办法是，一方面深挖盘龙江及六河，加高河堤，多设水闸和多挖泄水的子河，以提高盘龙江等的排泄能力。另一方面是深挖海口河、疏浚螳螂川，使滇池水位下降。仅1602年一次深挖海口河使“湖水落数丈，膏腴田尽出”，就可以想见滇池水位下降之速。
到了清代滇池区域的水灾还是有增无减。二百余年间，较大的水灾见之记录的就有20余次。如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昆明大水淹塌营房千余间，坏堤坝庐舍人畜无数”。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昆明大水，坏民房无算”。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螳螂川溢，坏城垣、民居、井灶”。这一次和次一年，昆明、晋宁、呈贡、安宁皆“大水伤禾”。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昆明大水灾，泛溢数十里，灌入城东南低窪处，深丈余，坏民居无数”。九年（公元1859年）“晋宁大水灾，河西厂堤滨，陷民房数十间，田禾数百亩”。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昆明霪雨浃旬，冷水洞水暴洪，六河涨溢，东南城不没者数板。浸坏东城小鼓楼，圮民房无数。出入城门咸以舟济。越六日始渐退”。这一年富民、安宁、晋宁、嵩明等地也都遭大水灾。这些水灾的形成，除天然的因素外，人为的因素也很重要，如吴三桂统治时期破坏了六河河埂，连松花坝也被损坏而倒塌了。
继明之后，清代二百多年间，滇池流域曾数次兴修水利。其中，以雍正七至十年（公元1729～1732年）鄂尔泰、黄士杰主修的一次规模较大，成效也较为显著。他们经过多次实际勘测并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订出计划施工。鄂尔泰的《修浚海口六河疏》和黄士杰的《云南省城六河图说》均属滇池区域有价值的水利文献。例如分析滇池出水口是“两岸群山诸箐，沙石齐下，冲入海中，填塞壅淤，宣泻不及，河身平衍，易于壅淤”，因而对症下药，开挖子河，较好地解决了泥沙沉积的问题，收到良好效果。又分析六河具体情况，认定盘龙江是主流，必须“疏浚深广以畅其流”。至于金汁河、明通河等是溉灌的支流，“时值栽插，滴水如金，若将河挖深，则水低田高，若将河身开宽，则水散流浅，以防水患则得，以收水利则失”。认为“多开子河，岁修开挖塘子，留住泥沙，子河少入一分之泥，则大河少受一分之淤塞”。这些原则，收到实际效果，至今还值得借鉴。
5 滇池里的“西湖”
滇池的湖岸线，元初（公元1254年）兀良合台率兵临押赤城下，看到“押赤城城际滇池，三面皆水，既险且坚”（《元史·兀良合台传》），记录得很清楚。同在元代，这押赤城又是“夏潦暴至，必冒城郭”（《元史·张立道传》）。可见当时滇池临濒于押赤城下，西、南两面都是池水，东南是盘龙江水，所以东、西、南三面皆水。后经1274年前后两度深挖海口河，使滇池水位下降，但王升的《滇池赋》（公元1334年前后）还称：“千艘蚁聚于云津，万舶蜂屯于城垠”。当时城边就是滇池，众多的船舶往来于城下的景象，至此还依然可见。此后经多番疏浚海口河，水位更不断下降是无疑的。但从文献上看来，到明末时其水位仍比现在为高。请看1638年我国杰出的地理学家徐霞客10月29日从棋盘山东向滇池的考察记录：“宝珠寺东向，倚山之半，亦幽亦敞。由其前坠坡直下，五里，抵山之麓，为石鼻山，聚落甚盛；盖当草海之西，碧鸡关大道即出其下也。由村转北一里半，有村当堤之冲，日夏家窑。过此遂遵行湖堤中。盖当草海之余，南连于滇池，北抵于黄土坡，西濒亦甲鼻山之麓，东抵会城。其中支条错绕，或断或续，或出或没，其濒北者，志又谓之西湖，其实草海也。昔大道迂回北坡，从黄土坡入会城，傅元献为侍御时，填窪支条，连为大堤；东自沐府鱼塘，西接夏家窑，横贯湖中，较北坡之迂省其半焉。东行湖堤一里半，复有冈有桥，有栖舍介水中央。半里，复遵堤上东行湖中，遥顾四围山色，掩映重波间，青蒲偃水，高柳潆堤，天然绝胜；但堤有柳而无花，桥有一、二而无二、六，不免令人转忆西陵耳。又东二里，湖堤既尽，乃随港堤东北；二里为沐府鱼池，又一里半抵小西门。……”
这段游记，把三百多年前滇池西北角的“西湖”，象一幅生动的风景画图展示在我们面前。原来在那时，从今天的土堆、红庙开始西至夏窑间，还有一道湖堤。我们1963年曾实地考察过。这西湖堤是由大石块堆砌而成，路面宽2m左右，石面光滑而石身破碎，显出久经年月的老面容。一路上经过的石桥，已成为沟通海源河、梁家河的河头桥。只不过昔日“南北皆水窪，堤介其间”的景色，已变为南北皆稻田了。昔日的沧海，今日为桑田，那个“南连于滇池，北抵黄土坡，西濒赤鼻山（普平村、车家壁一带），东抵会垣（今小西门一带）”的古“西湖”遗址，赖徐霞客的笔端指示出来（见图1）
这个古“西湖”遗址，在明代李元阳的《云南通志》里也作了记述。他说：“西湖在府治西，周四里，即滇池上流。蒲草长青，人多泛舟，俗乎为草海子。中有黔国莲池，扁曰水云乡”。这个“黔国莲池”就是当时统治者黔国公沐家的园子，也就是《徐霞客游记》中的“沐府鱼池”。考其地址，就在今潘家湾、医学院一带。
当时滇池的湖岸线还另有几个标志，一个是当时的“官渡”，明代曾建有“停舟烟舍”，是与西面的“高峣”渡齐名的。当时的摆渡村就是现在的弥勒寺，也是一个古渡口。
这个“西湖”是什么时候才变为陆地呢？到清代雍正间云南督粮水利副使黄士杰于1730年左右编写的《六河总图》（见图2 ）上已标明白“湖堤”北的“西湖”已干涸为陆，而“湖堤”南（也就是土堆到夏窑一线南）仍然是滇池的一部分。就连大观楼（当时叫近华浦）也还在滇池水中央。
6 历史时期滇池区域的气候变动
远在汉唐时期滇池周围气温比现在为高。据《华阳国志·南中志》和《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这里“多出鹦鹉、孔雀”，而这两种动物是出产于热带地区的。
唐代樊绰在《蛮书》中也记载说：“碧鸡山在昆池西岸上，与拓东城隔水相对。从东来者，冈头数十里已见此山。山势特秀，池水清澹。水中有碧鸡山，石山有洞庭树，年月久远，空有余本”。这段记述反映当时滇池周围森林丰茂，碧鸡山上也绿树成荫，所以显得“特秀”。在此森林中，最为珍奇的是“洞庭树”，它是古代气候条件变动后遗留下来的古老而稀有的植物种属。在当时（公元836 年前后）这古老的“洞庭树”也面临着绝灭的危险。
从唐代滇池周围的生产状况也反映了当时气候较现在为热。《新唐书·南诏传》说：“自曲靖至滇池，人水耕。食蚕以柘。蚕生越二旬而茧，织绵缣精致”。李京《云南志略》也说：“地乡桑拓，四时皆蚕”。另外，《滇南杂志》转引《吴都赋》、《云南志》，都说滇池区域“风土多暖，至有八蚕。言八蚕养至第八次，不中为丝，止可作绵，故云八蚕之绵”（向达《蛮书校注》）。而清代的地方志，痛感此区不能养蚕为遗憾，这说明气候的明显变动
宋代《太平寰宇记》引用前人记述说：“滇池有大蛇，名曰青葱，将食人。又有大蛇藏树上，候鹿过绕之”。这样的蛇鹿也只有热带、亚热带森林、草原里才有。可见当时气温比现在为高，森林也茂盛。
此类物候上较热的记录，往往见于北宋以前汉唐时期。元、明以来，水灾记录史不绝书。反映了气温降低了，降水增多了，这是小冰期来临的征兆。
元、明、清时期水灾常是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的大问题。因此水利就成为普遍关心的事。由于水灾的威胁，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云南行中书省建云南府城改筑为砖城，把城址向北移。移至今南屏街，东风路以北，即是清代云南府旧城所在。这和唐、宋、元三朝的古迹、古物多在拓东路和金碧路南的城南一带有所不同。论理，原南诏拓东城、大理国鄯阐城、元中庆路押赤城，其南靠近今天南天台、佴家湾一带（以上据李家瑞《南诏拓东城的地点在那里》），城内地势平坦，地下水位较高，居民取水方便。向北移到明、清城址，在北门街、平政街、圆通街一带地势高、坡度又大，居民生活用水困难。曾经常因天旱争水斗殴。之所以要冒取水困难而把城址北移，是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大水冒城郭、荡民居”的危险，实际上是为了城南一带避免水灾。反映了降水增多，气候变化的历史事实。
在小冰期来临时，降水也并不是无止境地增加下去。而是相对有着旱、湿相间的交替出现。反映在滇池水利工程上，12至14世纪以疏浚海口河，降低滇池水位，防止洪灾为主，这一时期相对潮湿。15世纪又以修水库、修堤闸，蓄水以利于灌溉为主了。这一时期相对较干。这和竺可桢统计研究我国古代天气的结果相吻合（竺可桢《历史时代气候波动》）。16至17世纪水灾记录又较多，水利工程也多次挖了海口河，反映气候相对潮湿。到了18世纪以后，干旱记录也特别明显地增多起来，水灾记录也较为频繁，反映了气候处于较为剧烈的变动时期。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滇池就干旱到“池水涸”的程度。气候的剧烈变动，是向着结束“小冰期”的方向推移的。19世纪，滇池就大面积地干涸露出水面。特别是滇池北面的盘龙江等六河出口处，长期泥沙沉积、湖水较浅，湖岸线后退尤为急速。
7 海埂是怎么形成的
滇池湖岸地貌较为突出的是海埂。在草海与昆阳海之间，一条弧线将滇池划分为两部分，几乎成为东岸和西岸的过道。这条海埂并非人力所为，是天然形成的。原来在滇池东北方向流入湖里的河流较多，主流是盘龙江，还有明通河、马料河、九门河、东白沙河等，长期以来，夹带大量泥沙，沉积在海埂附近的湖底，使湖底淤积加高，湖水变浅。又昆明及滇池终年都吹南风和西南风为主，风吹浪起，当波浪高度的一半比湖水还深的时候，波浪对湖底就起到侵蚀作用，侵蚀物一部分推向高处沉积下来。推到高处沉积的往往是巨粒、砂粒。另一部分被带到更深的湖底沉积下来，这一部分常常是细粒、粘土。拍岸浪就这样不断进行中间侵蚀、两边堆集的作用（图3）。 海埂也就在长期的河流口外沉积和湖浪侵蚀沉积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考这条海埂可能是清代中叶后，才逐渐露出水面。
8 从历史经验展望滇池，必将焕发出前所未有的青春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自秦汉以来，一些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人，如文齐、诸葛亮，以及赛典赤、张立道、黄士杰等，重视耕战，重视农田水利，对滇池区域的开发和景观改良，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与此相反，豪强割据，维护豪强地主的利益，垄断、掠夺自然资源，破坏水利设施。其中如吴三桂割据云南20多年，大肆破坏松花坝及六河水利，造成人为灾害。又如清代钱沣写的《六河歌》（云南丛书本《钱南园先生遗迹》）揭露六河两岸土豪，为谋私利，旱时筑坝壅水，抢水、堵水，涝时以邻为壑，放灌他人，贻害无穷，所以“偶值岁雨”，就使下游两岸“庐塌灶陷，防穿堤溃”。
历代都设有水利官，其中不少人却把当水官视之为压榨人民，大发横财的肥缺。明代许伯衡的《海口碑记》道光《云南通志》就记录了这样的事实：“每季委官，惟图了事，不惟子河不治，即浚出之土，就堆两岸，旋以充塞，徒劳百姓，实可恨也”。另有尊儒官绅，不管劳动人民死活，祭奠龙王，愚弄人民。以上种种使人民痛苦不堪，正如解放前民谣所说：“住在滇池旁，有水提不上，栽的雷响田，吃的望天粮”。几千年来，滇池的水利开发史，就是劳动人民的血泪斗争史。只有科学地、周密地对滇池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滇池的历史和现状，来进行全面规划，才能做到综合利用。
明代曾有人提出“尽泄滇池可得田三百万顷”。这一错误主张，影响很大。
首先，提出这种主张的人，是形而上学地看待问题。他不了解气候、土壤、植被、水文、地貌等各种因素是彼此作用，相互影响的一个有机统一整体。“尽泄滇池水”，将破坏这一区域自然环境各种因素的综合平衡，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另外，滇池不论从历史和现状来看，都起到一个大水库的作用。滇池区域70%左右的降水都以暴雨的形式出现，当暴雨来临时，大小几十条河流的水，同时涌进滇池，而唯一的出水口——海口河，螳螂川势必宣泄不及而停蓄于滇池，这就使附近各县免除水灾。干季因有滇池蓄水，抬高了地下水位，解决了滇池周围的水源问题，滋润了动植物，提供了人们生产生活的用水。如果“尽泄滇池水”，雨季来临，海口河宣泄不及，就会造成广大区域的汪洋水灾。旱季则因地下水位下降，泉、河干涸，动植物水源失去保障，生产生活用水失去来源，引起严重后果。提出“尽泄滇池水”表面上是为了“可得田三百万顷”，实际上不可能得到田亩，只会引起滇池的沼泽化。其实，在云南坡降在5 %以内有待开垦的可耕荒地是很多的，决不止尽泄滇池水域的田亩可以比拟。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改造利用滇池的方向，不是“泄水”，相反是要珍惜云贵高原上这颗不可多得的明珠，控制滇池水位，防止沼泽化。
另外，近几十年来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环湖新建了不少工厂。过去一方面由于经验不足，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全局观念，使滇池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对此国家和省市领导极为重视，成立环境保护的专门机构，并作了指示、定了规划，在短期内对滇池水系污染采取措施，使之得到控制和根治。尊重滇池环境的自然与文化个性，我们期待着经过艰苦努力，滇池——这一古老的高原湖泊，重新焕发出青春。
收稿日期：1998-03-03；收到修改稿日期：1998-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