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子[1]2003年在《可贵的探索 丰硕的收获——《俄罗斯体制转轨的经济学分析》简评》文中研究指明张养志博士的着作《俄罗斯体制转轨的经济学分析》于 2 0 0 2年 3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 3 0多万字的学术专着 ,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完善和提高的最终成果。通读该书之后 ,我感到这是一部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全面系统分析俄
张养志[2]2001年在《俄罗斯体制转轨的经济学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作为研究俄罗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专题论文，本文关注的问题是：俄罗斯转轨有别于其他转轨国家的目标模式，过渡方式，微观构造和在宏观、社会保障、对外贸易等方面改革的进展，已有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未来的走向，以及存在于这一切后面的经济学解释。 与关注的问题相一致，本论文的结构安排由八章内容组成，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市场经济体制的结构共性与模式差异》在揭示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特点和结构共性的同时，首先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进行了理论上的划分，尤其是详细地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现代市场经济阶段，并对美国新自由主义学派和德国弗莱堡学派，以及与两者相对应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进了全面的比较分析。其次在法国、瑞典、日本等模式的衬托下重点论述了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差异。最后揭示了发达市场经济体制的共同性特点。 第二章《俄罗斯经济体制转轨的目标模式和过渡方式》认为，鉴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效率危机、激励危机和创新危机，俄罗斯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有着客观必然性。在对俄罗斯理论界和政界关于转轨目标模式、过渡方式的分歧作出归纳的基础上，论述了俄罗斯选择“休克疗法”改革方案的原因，激进式改革的理论基础、主要内容和改革所产生的严重后果。重点分析了俄罗斯休克疗法失败的原因和政策措施的矛盾性。本章还利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实践反衬了俄罗斯激进式改革的不成功。 第叁章《私有化与俄罗斯微观基础构筑》首先论述了西方发达国家私有化的内涵及在产权私有化和经营权私有化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并认为西方及俄罗斯私有化的理论基础是现代产权理论。其次论述了俄罗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原因和内涵、俄罗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进程和后果，尤其是对国内较少涉及的俄罗斯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了详细分析。最后指出俄罗斯微观基础改革的趋向是建立混合所有制。 第四章《俄罗斯财政体制改革》首先论述了西方发达国的财政理论、财政调控手段及财政体制的特点。其次是对俄罗斯预算体制的分析，其中对预算联邦主义给予了详细的解释和归纳。接下来是对俄罗斯税收制度的分析，特别是利用新自由主义供给经济学的拉弗曲线分析了俄罗斯税率与税收收入之间的关系。最后是对俄罗斯财政体制改革的评价。 第五章《俄罗斯金融体制改革》涉及的内容比较多，主要有俄罗斯两级银行体制的建立、中央银行职能的转变、商业银行体系、有价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的管理、金融危机后银行体系的重组和趋势。对每个问题都注意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去论述。 第六章《俄罗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首先是对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概括论述，分析了礼会保障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特点，并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模式划分。其次在论述前苏联社会保障制度局限性的基础上，讨论了俄罗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最后是对俄罗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评价。 第七章《俄罗斯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讨论的内容包括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俄罗斯的对外经贸体制改革、对外贸易商品结构、资本流动及其调节、对俄罗斯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理论思考。 第八章《普京：一个新的时代》标志着全文的结束。在本章，首先是对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经济体制转轨进行总结，认为俄罗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但转轨仍要持续很长时间。随后论述了普金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最后是对俄罗斯体制改革的展望。
范晓男[3]2012年在《后凯恩斯经济学的转轨理论及其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转轨是指20世纪后期一些国家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国际性现象,转轨经济(Transitional economy)是对这一独特经济形态的概括。关于如何实行这种体制变革,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了基本主张：只有全面地以自由市场机制取代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轨才能成功。因此,转轨国家应该大规模地、迅速地、全面地建立起一套新的游戏规则体系,即实现迅速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这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其内容具体包括强化财政纪律、实现公共支出优先性转变、税收改革、金融自由化、汇率自由、贸易自由化、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私有化、放松规制、保护产权等十项改革措施,这种改革模式在实践操作上又被称为“休克疗法”或者“震荡疗法”(shock therapy)。而后来一些学者根据改革现实中的新情况所提出的所谓“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虽然强调了建立关键性的组织和制度以及提高制度质量在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在基本原则和政策趋向上并没有脱离新古典主义的巢臼。20世纪90年代前期,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中东欧国家(CEE)以及前苏联等国家(CIS)效仿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玻利维亚实施的“休克疗法”,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改革建议,进行了广泛的经济改革和转轨实践,其中包括金融和贸易的自由化以及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运动,但并未取得成功。俄罗斯、东欧等国家大都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中,产出急剧下降,失业率大幅增加,通货膨胀率迅猛上升,货币大幅贬值,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逆差,甚至出现了腐败、黑手党经济。主流派激进式改革的绩效令人们大失所望,由此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其他非主流派对经济转轨的重新思考。新凯恩斯主义学派、演化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等普遍对“华盛顿共识”等新古典主义或新自由主义转轨思想提出批评,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体制变迁的过程及其规律,针对转轨过程可能出现的矛盾与问题进行有关改革战略与政策、策略的研究。后凯恩斯学派作为当代西方一个重要的非主流经济学派,长期以来发扬古典经济学传统,反对新古典的均衡分析,曾经在微观与宏观经济理论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不同于主流派的理论建树,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近年来,这一学派也对转轨理论展开了较系统的研究和思考。他们基于其反边际、反均衡、反极端自由主义的一贯学术立场,从其基本的经济理念与方法论思想出发,对西方流行的体现新古典主义的转轨理论与政策主张提出了严厉批评,同时,紧密结合当代转轨经济国家的实践进行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转轨理论分析与转轨政策探讨,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后凯恩斯学派的转轨理论更加强调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性与动态性、市场机制调节的局限性、政府宏观管理干预的必要性,强调健全的法律体系的重要性以及历史、文化环境对于体制转轨的不可忽略的影响,等等。并基于此,探寻解决诸如保持经济持续发展、降低经济转轨成本、减缓体制间的摩擦、使公众享受改革利益等问题。因此,后凯恩斯学派的转轨理论与政策主张,努力寻求方法论上的创新,超越了主流派转轨理论的研究框架,开拓了转轨经济理论研究的新思路,丰富了转轨经济理论的内容体系,对于我们研究转轨理论、深化关于制度变迁问题的认识、发展中国转轨经济学具有较深刻的理论启示意义。研究后凯恩斯学派的转轨理论与政策主张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中国社会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进行体制转轨与变迁,虽然已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体制转轨任务并没有完成,不仅如此,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转轨过程中所内在固有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等不稳定因素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在缺乏“游戏规则”约束下的市场运行导致社会多方面的无秩与紊乱,产权变革过程中的规范缺失导致原公有资产的流失,法制与监督的不完备导致政府“不作为”与“权力滥用”畸形并存,等等。产生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空缺”造成的,一方面原有的计划调节机制和约束放开了,另一方面完善的替代性调节和约束机制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从而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计划体制残余因素与无规则的盲目市场调节因素的共同左右。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制度空缺”,显然与我们关于体制变革的理论认识不够深入以及政策设计不够科学有关。“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尝试并不能代替系统性的、综合配套的改革政策,更不能成为长期战略所应遵循的实施方式。我们应该基于广阔的理论视角,深入研究一下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特别是后凯恩斯学派的转轨理论与政策,看看他们如何科学地制定和实施有关体制转轨的各项政策,有效地掌控体制变革的进程,最大限度地减低转轨过程的不确定性,以尽可能低的改革成本实现改革目标的,进而借鉴这些政策来调整和完善中国今后的转轨政策措施,丰富我们关于中国转轨实践中各种复杂问题的分析与应对思路。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深入地研读后凯恩斯学派有关转轨理论与政策的大量文献,尝试分析提炼出一个能够反映后凯恩斯经济学思想传统的、比较具有逻辑与历史一致性的转轨经济理论体系与政策分析体系,深入探讨这一体系与流行的新古典主流派转轨理论体系的根本区别。基于后凯恩斯学派转轨经济的理论框架,阐明后凯恩斯学派的转轨理论与政策分析对于中国的经济转轨所具有的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按照上面的研究思路,论文共分为七章,具体的结构和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引言,提出研究的问题及研究意义,介绍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第二章简要介绍转轨经济的基本知识,对转轨、转轨经济的内涵及研究范围进行界定,通过对不同转轨经济国家转轨过程的比较分析,总结转轨经济的初始状态,提出各转轨经济国家转轨的共性目标,介绍各国所采取的不同的转轨模式,以及在不同转轨模式基础上各国初步形成的转轨结果,为后面的理论分析建立认知基础。第叁章概要综述有关转轨经济研究的发展演变脉络,在较为翔实地阅读分析经典理论书籍和文献的基础上,对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主流派及其他非主流派的转轨理论及思想重点进行加工梳理,为分析后凯恩斯经济学转轨理论提供理论背景、拓宽研究视角。第四章集中论述和提炼后凯恩斯经济学转轨思想的基本分析框架。后凯恩斯学派是在与主流派论战的过程中展开自己的转轨理论研究的,这种论战主要体现在后凯恩斯学派对西方流行的所谓新古典转轨模式“华盛顿共识”的批判上,后凯恩斯学派在理论基础、政策操作层面基本否定了新古典主义的转轨模式的主要命题和建议,并运用经验分析的方法,根据转轨国家的转轨实践对“华盛顿共识”的合理性进行了质疑。在对新古典转轨理论和政策主张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及批判的过程中,后凯恩斯学派的转轨理论明显地体现出不同于新古典转轨理论的重要特征,在方法论方面坚持其一贯的动态的和不确定性原则；在价值观层面崇尚自由和民主,提出转轨国家的转轨目标是建立一种文明开化的社会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具体的理论基础与政策主张上后凯恩斯学派也力图与新古典传统思想划清界限。后凯恩斯经济学家运用规范分析方法,结合经济转轨的特定内容,建立了一个整体的转轨理论分析框架,即要实现成功的转轨,首先要明确转轨目标,特别强调了政治结构、意识形态与初始条件在转轨中的作用,然后将社会存在的现实与转轨目标进行对比,基于非遍历性的传统重新审视了转轨经济国家在转轨过程中存在的基本的不确定性和转轨特有的不确定性,进而验证了政府干预监管、设计变革蓝图与方案的必要性,并最终设计形成具体而又积极的弱化转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的转轨政策,实现向有管理的市场的有序的体制推进,完成转轨进程。对于转轨方案,后凯恩斯学派主张要逐步推进改革,实行渐进主义转轨,设计出各项改革措施的先后顺序,强调法律、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制度安排的综合配套；而对于转轨过程,则突出强调制度安排的重要性。第五章论述了后凯恩斯学派体制转轨进程与具体操作思路。他们提出要“渐进地价格自由化”,为防止通货膨.胀政府应经常建有基本商品的缓冲存货；要“渐进地、有序地实行私有化”,加强对私有化的规制；要实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协调一致,加强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职能；要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加强收入体制改革；要给予贸易适当的保护,科学合理地促进对外贸易发展；要增加公众对银行的信任,建立市场导向的商业银行体系；等等。他们也对转轨国家出现的非正规经济进行了重新解读,特别强调了收入分配对非正规经济规模的影响。第六章基于后凯恩斯学派的转轨经济理论,分析中国经济转轨的实践问题,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进行重新思考,并从中找到对中国经济转轨具有指导、帮助和借鉴意义的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以进一步推进中国改革的深化。第七章对全文做出总结,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主要工作及突破性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第一,试图通过对后凯恩斯经济学转轨理论的最新文献进行系统地梳理,通过深入细致的理论研究工作,明确分析提炼出反映后凯恩斯经济学特色的转轨经济理论框架。目前,国内对转轨经济的研究仅限于主流新古典学派及新凯恩斯、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主要非主流学派的理论框架,缺乏对后凯恩斯转轨经济理论的系统研究。本文在对后凯恩斯转轨理论经典文献进行较为细致的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转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开拓我们的研究视野,有利于吸收国外学者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推动我国的转轨经济理论的发展尽微薄之力；另一方面,对研究转轨经济国家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更多的分析思路和理论解释,使转轨经济理论的研究视角更为丰富。第二,从动态的、非均衡的、不确定的分析的新视角来寻求对于社会经济体制转轨一这个近3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演变中的重要现象的新认识和新思考,建立一个把政治结构、意识形态和初始条件相结合的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揭示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不仅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更是一个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深刻变化的历史过程,这使转轨经济的研究更具整体性和全面性。第叁,基于这种新认识和新思考,对中国转轨经济的实践进行重新解读,积极地探讨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转轨经济理论。同时,对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紧密结合实际,进行政策措施的研制,将理论思维的新成果及时地用于指导解决体制改革深化期的各种现实问题。
刘伟, 方敏[4]2016年在《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文中指出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从经济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分析出发,对改革命题的实质、不同改革理论与模式的比较、中国改革进程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这在理论上完全不同于西方正统经济学对改革命题的理解,在实践上也和接受"华盛顿共识"的转轨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充分而深刻的思想动员和理论准备。改革始终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展开,具有一系列鲜明的逻辑特征:在所有制结构改革与市场机制培育的统一中推进体制转轨,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与市场价格制度改革的统一中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竞争机制,在改革的历史可行性与必要性的统一、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的统一中不断往前发展。
侯铁建[5]2007年在《俄罗斯经济追赶与制度变迁问题研究》文中指出现代俄罗斯的崛起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叁百多年起伏跌宕的历史过程中,几次崛起,几次中落,总是为世界所瞩目。贯穿在历史中的主题只有一个——赶超,强国的梦想是一个历代俄罗斯政治家和民众心中挥之不去、难以释怀的情结。一个国家崛起的基础不仅是军事和经济力量,更深层的是支撑和维持这种力量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制度框架,这个制度框架应该具有自我更新和纠错的机制和能力。从亚历山大二世对农奴的解放,到维特的奋起直追,沙皇俄罗斯实施了威权主义模式下的经济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但帝俄时期是制度创新的租金分配问题和成本分担问题没有解决好,最终社会爆炸导致了帝国的崩溃。前苏联时期,以计划经济作为发展模式,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的赶超,恢复和确立了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但是,工业化赶超的制度创新模式化和固定化——制度僵化——导致了经济发展的停滞,以至于国家的解体。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又一次开始了在国际竞争中的追赶努力,实施了激进的由经济制度到政治制度的大规模转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焦点,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学者。一般来讲,转轨经济包括两重含义,一是体制转变,即整个经济形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制度变迁过程;二是经济发展,这主要指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在经过了十几年转轨实践后,关于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研究文献也日益丰富,其中有许多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对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方式、路径和绩效等给出了精彩的分析和评述。但大多数都是集中在体制转变这个问题上,对转轨的发展含义的关注明显不够。我们认为,把经济转轨视为俄罗斯对国家发展战略进行调整的一个工具,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观察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俄罗斯经济追赶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是本课题的目的所在。在对转轨条件下的俄罗斯追赶型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时,尽管需要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工具,但其中的许多概念和原理对于理解和解决转轨国家的问题并不十分中肯和适用,毕竟这些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根植于成熟的西方市场经济环境条件下发展起来并为之服务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价值、社会政治、历史背景和其他管理制度,都是作为既定的分析前提,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实际是一个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过程。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利用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了工业化的大国,有必要综合利用多种理论工具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在本论文中,我们对转轨时期俄罗斯的追赶型发展进程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叶利钦执政时期,这是新的发展战略的探索和调整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普京执政时期,这是发展战略的确定和实施阶段,我们对这个阶段的研究和观察侧重于制度的调整和建设。本论文由绪论、6章内容和一个结论构成,其中:在绪论中,通过对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简单回顾,提出了俄罗斯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然后对这个领域中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评介,设定了本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结构安排。第一章,“经济追赶对制度依赖的理论回溯”。在这一章中,对经济追赶和制度变迁的关系问题进行了一个分析,首先对“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和现代发展经济学中的制度因素进行了一个提炼和解读,然后对经济转轨的内涵重新作了一个界定,建立起来“追赶-效率-转型”解释框架,并简要介绍了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理论,用以分析和解释俄罗斯追赶型发展问题。第二章,“俄罗斯经济追赶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在这一章中,对俄罗斯的历史发展轨迹进行了一个分析和回顾,提出俄罗斯的历史就是一个追赶的历史,目标是赶超,转型是手段,效率是途径。在最后,对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转型进行了初步的分析。第叁章,“俄罗斯新一轮经济追赶与制度变迁”。在这一章中,首先分析了俄罗斯新一轮追赶型发展的初始条件和基本动力。在第二节中,介绍了俄罗斯国内在国家发展战略上的几种代表性观点。最后,根据普京的讲话和国情咨文精神,总结出普京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第四章,“秩序——制度存续的基本保证”。在这一章中,首先对俄罗斯转轨启动以来的叶利钦政治民主化进程作了简要的分析,然后对普京对叶利钦政治遗产继承和发展进行总结。叶利钦为普京时期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政治架构,普京对叶利钦政治遗产的继承和发展是以政权稳定作为目标,为俄罗斯的后工业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秩序保障。第五章,“效率——制度存续的经济基础”。本章是分析俄罗斯新一轮经济追赶的核心部分,从两个方面展开。首先,叶利钦时期为经济追赶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保障——宏观体制和微观基础;其次,普京执政以来,对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了一系列的重要调整,为俄罗斯的后工业化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效率保障。第六章,“社会公平——制度存续的伦理支撑”。经济追赶是国家社会发展的一个表象,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才是目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为后工业化发展构建了一个为人们所接受的伦理支撑。在本章中,对俄罗斯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基本情况、发展趋势进行了初步的归纳和分析。总之,普京时代是叶利钦时代的整体性继承和局部性调整,政策从激进变革回到了渐进发展。在结论中,对俄罗斯的追赶型发展道路提出了一些对中国的发展有借鉴意义的经验和教训,算作本论文的结论性观点。
白千文[6]2010年在《广义制度关联性视角下的转轨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转轨路径的理论争论与转轨实践共生,但却没有伴随转轨实践的进行取得应有的共识。转轨实践二叁十年就整体经济绩效而言,渐进转轨显然好于激进转轨,然而在理论方面激进转轨却更具说服力。如何理解理论与实践的不一致?本文认为,激进转轨压倒一切的理论论据,即制度的关联性和改革的互补性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激进主义者由于坚信制度关联性是最重要的,计划到市场只能一步跨越,所以无法从根本上解释激进转轨国家出现的严重经济衰退,更无法解释渐进转轨国家创造的经济奇迹。而渐进主义者虽然在比较中俄转轨绩效的基础上,对激进转轨方式提出了一些批评,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激进转轨方式的理论基础,所以不但不能说服激进主义者,也无法建立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转轨理论与实践的不一致,不仅不利于认识转轨实践的过去,更不利于展望转轨实践的未来。为此,本文提出“广义制度关联性”这一分析范式。广义制度关联性包括叁个层次：第一层为制度运行环境与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第二层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第叁层为正式制度内部基础性制度与次级制度之间的关联性。转型国家在转轨过程中最好能够使广义制度关联性的叁个层次同时改善,如果不能,也应该做到整体性改善,即广义制度关联性的局部破坏损失,可以被整体性改善所增加的收益所弥补。由此可见,激进转轨的理论基础是狭隘的,因为它只关注广义制度关联性的第叁层,即正式制度内部的关联性,而无视其它两个层次。由于激进转轨国家的制度运行环境和非正式制度各不相同,所以同样实施激进转轨战略的国家,广义制度关联性第一层和第二层被破坏的程度却不同,最终导致它们的经济衰退不同。阐释广义制度关联性分析范式、论述广义制度关联性视角下的转轨路径理论并运用中俄转轨经济绩效验证这一理论是本文研究的整体思路。全文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导论,介绍论文的研究意义、结构安排和创新之处。第二章是理论综述,介绍和评判转轨路径的相关理论。重点介绍转轨路径的叁大争论,即激进转轨与渐进转轨之争、宪政转轨之争和渐进转轨内部之争。第叁章是本文的核心,不仅要详细阐述广义制度关联性这一分析范式,还要论证广义制度关联性视角下的制度均衡观和转轨基本原则。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对广义制度关联性分析范式的应用。第四章在揭示俄罗斯转轨经济“V型”增长的基础上,运用广义制度关联性分析范式解释其中的缘由。第五章不仅要运用广义制度关联性分析范式解释“中国经济奇迹”,还要解释中国转轨过程中产生的主要问题。第六章是结论与启示,在总结论文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两点对转型具有启示性的建议。
白良博[7]2016年在《俄罗斯“休克疗法”时期的产权制度改革及其影响》文中指出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体制转轨对俄罗斯的社会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均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现象都与利益关系的调整息息相关。经济转轨不仅使利益结构发生了质变,而且诱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这一切又与俄罗斯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的新的产权制度有着内在的关联。作为经济体制转轨激进模式的代表性国家,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大规模的产权改革,并以其作为制度变迁的核心环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产权关系是所有制的核心,所有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产权制度是经济体制的核心,产权制度改革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转变。由此看出,产权改革在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将研究的焦点放在俄罗斯转轨的初期,即以盖达尔为首的政府高层,依据西方的产权理论对所有制进行改革,在俄罗斯采取了激进的转轨政策——休克疗法。产权经济学认为,产权对于效率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这点,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的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国有制条件下产权界定的不明确不但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也阻碍了劳动分工更有效的实现。因此,对于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转轨,进行必要的产权改革是转轨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问题在于如何改革?以什么样的方式改革?改革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俄罗斯的产权改革,主要以科斯的现代产权理论为依托,旨在通过快速的私有化,来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谋求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政府当局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完全没有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反而非常简单化地理解和急于求成,也没有对科斯的现代产权理论进行可行性的分析和深入的研究,更没有充分考虑俄罗斯的国情以及民众的利益诉求。因而,俄罗斯初期的产权改革不仅没有扭转俄罗斯经济下滑的颓势,反而诱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诸如贫富差距的悬殊,国有资产的流失,寡头集团的形成等等。产权改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动态的过程,将贯穿改革的始终。俄罗斯今天还在为当时那种激进的改革方式买单,当然,从长远发展来看,这种急剧短痛的方式可能为俄罗斯以后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和正常的市场经济、走向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陈梦根[8]2005年在《转轨经济中证券市场的成长与制度变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早期的一批企业发行股票以来，中国证券市场已经走过了萌芽、诞生和初步成长的二十余年历程，沪深两所成立也已有十余年的历史。中国证券市场在这段历程中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市场规模甚至可与发达国家的成熟证券市场相媲美。但是到现在，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证券市场虽已初具规模，但市场效率还有待于提高。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尚处于一个不断变迁的动态演进过程中，还存在着各种制约证券市场走向成熟的因素，而且随着市场的成长，一些潜在的制度性缺陷和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和尖锐化，导致中国证券市场的实际运行与理论功能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如何迅速提高市场效率，推动证券市场的下一步发展和迅速走向成熟，这是一个极为紧迫而又重要的研究课题。 已有的文献对证券市场成长的系统性理论研究还比较少，大多数的研究都集中在“问题——对策”这样一个较浅的层次上，而国外的有关理论大都是建立在发达国家成熟证券市场之上，对象中国这样的新兴证券市场成长的解释能力较差，对实践的指导能力就更为有限。本文深入考察了中国证券市场的成长路径与制度演进，旨在发现转轨经济条件下证券市场成长的一般规律，为下一步发展与完善中国证券市场的政策选择提供理论支持。 作为转轨时期中国社会经济体系中发生的一项重大变革，证券市场的演进变迁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本文将证券市场成长看作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认为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不完全市场，非市场因素对市场的成长与运行具有显着影响。基于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在沪深两所成立后的几年中，政府强力介入了证券市场的成长，中国证券市场从此走上了强外生性的成长道路，演变为一个不完全的证券市场，市场功能发生体制性变异，市场效率受到严重制约。中国证券市场的下一步发展必须启动和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努力效应，全面推进以效率为核心的市场整体创新，使之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 全文共分9章，从内容上看，主要研究了以下六个问题：①关于转轨经济条件下新兴证券市场成长的一般理论；②经济转轨进程与证券市场的成长；③中国不完全证券市场的生成与化解；④中国证券市场效率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陈慧颖[9]2007年在《全球化条件下转轨与传媒互动机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转轨是人类社会的大事件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一系列多视角、多层次的转轨研究成果,相关的研究成果之丰富可谓“汗牛充栋”。但从传媒入手,透过传媒制度变革的研究视角考察并解析转轨的研究并不多见,国内的相关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为什么要从传媒视角入手解析转轨?其解析的理论基准何在?透析“传媒看转轨”可以发掘出什么?其研究结论将如何?毋庸置疑,转轨并非仅限于以市场化为核心的经济体制变革,而是一国社会剧烈的、整体和根本的变化,“经济改革只是宪政变革的一部分”(萨克斯、杨小凯,2000)。长期以来,我国的转轨研究往往专注于经济体制变革,而以宪政为核心的政治制度转型研究属于政治学、法学等传统研究领地,两者之间近乎割裂。伴随着俄罗斯宪政转型与市场经济的确立,特别是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经济全面恢复并持续高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视角转入政治体制变革,探求俄罗斯经济良好绩效与宪政转轨之间的内在关联。特别是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长期坚持“摸着石头过河”渐进战略的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那种以市场化为核心局限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已无法应对迅猛发展的中国社会现实,政治体制变革亟待破局。无疑,俄罗斯宪政转轨的经验与教训对以和谐社会建设为核心的中国式民主(温家宝,2007)必有所助鉴。那么,从当前经济转轨研究向政治转轨纵深研究的理论切入点何在?本文将研究视角投放于传媒领域。传媒是整个转轨进程中最具变革性的领域之一,也是转轨研究长期忽视之所在。事实上,传媒是整个转轨进程中一个特殊而关键的领域。传媒以其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功能,承载并浓缩着一国在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发展状况,从这个意义而言,聚焦并解析传媒可以“一叶知秋”考察出一国市场化发育程度与一国宪政发展状况,而这种考察恰恰是转轨研究的核心要义所在:向市场经济过渡并实现宪政转型是转轨的核心命题(杨小凯,2000)。追综国外相关研究可知,2002年以来,施莱弗、维什尼等人的研究体现了这一研究趋势。透过传媒视角解析转轨,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转轨研究的前沿与分支。本文围绕“全球化条件下的转轨与传媒互动机理”,以中俄两国的转轨进程为基本主线,紧扣“传媒与现代市场经济”、“传媒与宪政”的研究主题展开论述,通篇可分为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两大部分。在理论分析部分,全文以解析全球化为理论切入点,利用“全球化”这一转轨与传媒两个范畴的共有平台,透过制度与技术两个层面建立了全球化条件下传媒与转轨互动机理模型。通过这样的模型,将传媒这一传统的新闻学研究领地纳入到制度分析框架中,从而实现利用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CIA)方法来研究宪政转轨与传媒变革互动。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采用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对中俄两国的传媒产权与控制权、公司治理中的传媒力量、转轨过程中的传媒规制变化、宪政转轨与传媒变革诸方面进行全面分析与比较,并系统分析中俄两国传媒领域诸多差异存在的制度影响因素,从而在尊重前人研究基础之上以传媒变革的视角更好地解析转轨。研究表明,传媒变革与一国整个社会剧烈的转轨进程互为因果、环环相连、息息相关:一方面,健康的传媒是现代市场经济得以实现的必要制度基础,特别地,传媒的健康充分发展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成与公司治理的完善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传媒自身特有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功能,使得传媒变革成为一国政治体制变革进程的助推器、指示灯或晴雨表,传媒自由的实现成为整个国家宪政成功转型的标志性成果。考察中俄两国转轨进程可以得出,传媒发展与转轨进程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一国社会的剧烈转型,传媒往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研究表明,传媒变革对俄罗斯宪政转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间既有在历史紧要关头力挽狂澜,推动民主化不可逆转发展的闪耀时刻,也有戈尔巴乔夫时代因传媒失控即而国家分崩,或叶利钦时代传媒因受制于金融工业寡头继而助纣为虐的灰暗时刻。从正反两方面研究转轨国家宪政与传媒,能够对中国政治体制变革助以借鉴。殊途而同归——这是“全球化条件下的转轨与传媒动机理研究:基于俄罗斯与中国实证”结论。转轨之初,中俄两国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转轨战略与道路。俄罗斯的宪政转轨自戈尔巴乔夫时代传媒自由开始,俄罗斯通过休克疗法启动宪政转轨,“先算政治账,后算经济账”。传媒领域自由化与私有化在短期内全面展开;随着转轨的深入,市场原教旨主义、浪漫主义色彩逐渐淡薄,传媒领域出现“再国有化”趋势。通过打击传媒寡头,让“传媒要知道自己的位置”,普京政府提出“可控民主”、“可控市场经济”国家战略主张。中国的传媒变革以双轨制为先导,逐渐解放思想、放开禁锢,让传媒平稳过渡走向市场进而引入外部资本,避免了俄罗斯因传媒失控导致的危机,避免了剧烈的转轨震荡,传媒变革轨迹与国家整体的转轨路径相吻合,表现出“渐进性、可控性、主动性”特征。从这个意义而言,中俄两国传媒曾经同出一辙,在走过各自漫长的转轨之路后,两国传媒变革的轨迹再度趋同,可谓“殊途而同归”。传媒领域殊途同归的现实变化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折射出随着转轨的深入,中俄两国发展彼此之间将进一步趋同:俄罗斯经过政治动乱、寡头乱政、宪政转型之后,整个国家希望稳定、全力发展经济、渴望重建“强大俄罗斯”;在中国经济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市场化带来了利益的巨大分化和分层,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政治体制改革亟待破局。“透析传媒看转轨”,可以预见,曾经“中国埋头于经济改革、俄罗斯全力实现宪政转轨”的转轨格局面,将易位于“俄罗斯拼经济、中国着力政治体制变革”转轨的新格局。与此同时本文的研究表明,传媒领域的变化往往是一国政治变革的先导。那么,在党管媒体的原则指导下,如何实现传媒自由与充分发育,是构筑和谐社会、实现中国式民主的关键一环。
王君超[10]2016年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文中认为论文内容力求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出发,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去辩证地看待和分析“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特别是探索我国国家治理与西方治理理论之间的传承与联系,夯实它的学理基础,从而将长期以来聚焦于政府体系的研究视角,拓展到政府-市场-社会这个更宏观的国家层面。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源于制度创新,新一轮制度创新的核心是“国家治理创新”。十八届叁中全会的思想制高点就是国家治理创新,现代化治理观是理论创新的方向,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是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维度分析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理论”、“国家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治理理论”叁大理论体系。国家治理体系的“圈层结构”理论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可以按照功能类别和重要程度,细分为文化价值体系、制度规则体系和技术工具体系叁个圈层。现代国家的主体结构可以划分为政府、市场与社会,它们分别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制度、组织和治理机制构成。在新历史时期,国家理论和国家治理理论的内涵在当代中国日益丰富,除了统治和管理这一基本职能外,更加强调国家制度的契约精神,更加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更加强调“元治理”和“多中心社会”。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治理是一个比较模糊、具有广泛意义的概念。“治理”可以是一种“制度安排”,“治理”也可以是一种“组织”,“治理”还可以是一种“管理机制”。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来研究治理问题。组织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实现有效治理,有效治理离不开组织创新。委托代理模型本来设计用来分析私人缔约当事人,例如公司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但是它也被用来模拟官员和公共机构,可以用来分析政府和公共部门组织的治理问题。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市场治理模型包括:投票制度、政党政治、利益集团、政府官僚制度和宪政的经济分析。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标志着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主导了国家治理的历史方向,但新自由主义政策在转型国家和拉美国家的“失败试验”表明,21世纪的国家治理、特别是发展型国家的国家治理面临着一系列新挑战。从实践来看,中国的国家治理变迁和改革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从一元到多元,由国家和政府逐步向市场和社会放权的过程。我国的国家治理改革也在走一条渐进式的发展道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了理想模式和现实路径之间有很大差距。国家治理告别斯大林模式,确立新权威模式后,正面临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新战略转换期。着眼于未来,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既要有来自于传统的历史继承性,也要有来自于国际社会和全球化时代的新治理元素。毫无疑问,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不会退回“大一统体制”,只能是以“弱”叁元结构为立足点稳扎稳打地进一步深化改革,包括重塑制度价值体系,警惕发展型国家陷阱和确立强社会-强国家-强政府的叁强模式。为此,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 可贵的探索 丰硕的收获——《俄罗斯体制转轨的经济学分析》简评[J]. 衡子.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03
[2]. 俄罗斯体制转轨的经济学分析[D]. 张养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1
[3]. 后凯恩斯经济学的转轨理论及其发展研究[D]. 范晓男.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4]. 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刘伟, 方敏.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6
[5]. 俄罗斯经济追赶与制度变迁问题研究[D]. 侯铁建. 辽宁大学. 2007
[6]. 广义制度关联性视角下的转轨路径研究[D]. 白千文. 南开大学. 2010
[7]. 俄罗斯“休克疗法”时期的产权制度改革及其影响[D]. 白良博. 上海师范大学. 2016
[8]. 转轨经济中证券市场的成长与制度变迁[D]. 陈梦根. 东北财经大学. 2005
[9]. 全球化条件下转轨与传媒互动机理研究[D]. 陈慧颖. 辽宁大学. 2007
[10].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D]. 王君超.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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