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乡村整合失败原因探析——以1929年发生在浙江的党政纠纷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探析论文,南京论文,为例论文,浙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3)02-0069-04
一、浙江“二五减租”与国民党浙江地方党政纠纷的爆发
“二五减租”运动自1926年从广东开始，由农民协会执行，其后湖南继之，而实行“二五减租”的具体正式条例，则是在1927年7月议定的。湖北也曾于1927年8月，由省令颁行“二五减租”，后于1929年3月6日，经湘鄂政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废止。江苏于1927年12月经省令颁布减租办法，1928年又颁布减租暂行条例，对于1927年的减租办法多有所修正。大革命失败后湘、鄂、苏等省均相继颁布了减租法令，但往往是多有减租条例而无具体的实际行动。不是命令停止，就是被无形搁置了。惟独浙江有所不同，无论就其推行的范围、推行的时间，还是减租的成效，都是其他省份所不可比拟的。
1927年11月，经浙江省党政联席会议通过本省1927年佃农缴租实施条例，并由省政府以民字3989号通令各县，减轻租佃25%。浙江的“二五减租”运动由此发轫，并迅速进入兴盛时期。当时有人曾这样描述其兴盛局面：“于民国十六年实行减租之时，有如青天霹雳，骤然而来，唯时革命空气，充溢宇宙，大有反对减租，即反革命之感，业主则早被土劣之名，不敢出头露面，为个人权利而抗争，佃农缴租，悉凭农民协会之决定，其能理解当时的办法而照数缴纳，实不多观。此时之农民，气焰嚣张，不可向迩。而当局维护之切，亦前所未见。”“至民国十七年，政局稍见安定，业佃渐知减租为何事，因之纠纷叠出，撤佃者有之，当局为彻底解决问题起见，特设县佃业理事局，办理其事，年支巨额经费，使职有专责，以示当局之决心。故十六七年，称之为‘二五减租’兴盛时期。”[1](P67-68)
浙江“二五减租”运动的推行，一方面增加了佃农的收入，导致了地价的跌落；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大量的佃业纠纷，业主的地租收入和地方政府的田赋收入也有不同程度的减少。有鉴于此，1929年4月，浙江省政府以减租以来政府税收逐年减少，佃业纠纷影响社会治安为由，经省政府主席张静江提议，于15日省政府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取消“二五减租”的议案。而浙江省党部则以省政府该项决议违反政纲为由，在省党部第二次常务会议上，函请省政府将该项决议案提出复议。省政府则复函不允许复议。省党部乃于第四次常务会议通过决议，函复省政府，不承认此项决议；同时呈请中央，对于“省政府不遵总理遗教，违反党义政纲律令，以使浙江千余万农民入于绝境之取消‘二五减租’之决议，迅予纠正”。[2]自此开始，浙江地方党政纠纷在“二五减租”取消案的诱导下，一触即发。
二、1929年浙江党政纠纷的表现
由取消“二五减租”议案引发的浙江地方党政纠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减租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关于取消减租的理由，省政府认为，“二五减租自实行以来，不但政府税收逐年减少，就是佃农本身，也没有得到多大的利益”，并且因减租问题，而发生的纠纷迭起，佃业双方均受其害，“洵属有弊无利”之举。“减租乃为消极的政策，农民的福利决不在于消极的减少负担，乃在于积极地增加生产，各县现在不分佃农与地主，俱是贫穷，与其以小贫补益大贫，而使政府收入减少，不能发展有利的建设事业，毋宁暂将减租办法取消，集中财力增加生产，才能比较有利于农民，况且减租只有江浙两省试办，此外各省并不一律，即广东亦尚未实行，江浙试办结果又如此，所以省府决议暂行取消。”[3]在省党部看来，“二五减租”乃为本党遵循总理平均地权的遗教，而实行的扶植农民政策之一，本省施行减租的办法虽然只有两年的时间，但已获得了显著的成效。近两年来浙江省的农业经济“较他省安定”，“自耕农逐年增加，农村小学学童之激增，工商业以农民购买力增加而繁盛”等，皆为不可掩饰之事实。取消减租势必引起“各地贪污豪绅之益肆凶惮，贫苦农民之剥肤及髓，农村经济之破产，失业者之繁多，社会各阶级之趋尖锐化益加仇视斗争，以影响于整个社会之秩序”。为此，浙江省党部在呈请中央的公函中，严厉指出，此举如若不能迅速给予纠正，“则本政党之所谓主义，所谓民生，将毋如屠人念佛，为本党政敌所讪骂鄙笑，本党同志所疾首痛心，党国之威信之无存，总理之遗教安在”。各地方党部尤其是萧山县党部为此进行了据理力争。[4](P163)
其二，党报被查封。1929年4月29日，杭州《民国日报》发表了题为《嘉兴中行被匪洗劫》的社论，说嘉兴城内中国银行遭到抢劫一案，是贫富不均，贫民铤而走险的结果。社论同时还把这一事件与政府取消“二五减租”联系了起来。指出：“我们自然联想到省政府最近取消‘二五减租’决议案了。我们敢说这种违背党纲、昧于时势的设施，实不啻为将来的不幸事件散布下多量的种子，嘉兴的劫案很可以拿来作相对研究的资料。”[5](P136)此文一出，激起了轩然大波。浙江省政府认为该报社“牵强附会，抨击政府，蓄意鼓动风潮，有害地方治安”。[6]故此，浙江省政府命令杭州市公安局，于1929年4月30日下午4时，突然派武装警察多名至浙江省商科学校，将浙江候补监察委员兼《民国日报》主笔胡健中强行拘捕，下午7时，复派武装警察三十余名，荷枪实弹，将日报社包围搜查，取去一切稿件。[7](P6)此后，省政府一方面勒令该报自5月1日停刊，另一方面将胡押送中央宣传部听候处理。后经过中央的调解，胡健中在被押送到南京的第二天释放，杭州《民国日报》也得以复刊。尽管如此，由于《民国日报》直辖于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是浙江省地方党部的机关报。该报社主笔和经理的人选，又必须由省党部宣传部部长提名，交由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通过委任。因此，《民国日报》的查封以及身为省党部候补监察委员报社主笔的被捕，无疑成为浙江党政纠纷中的一幕闹剧。[8](P35)
其三，地方政府非法逮捕党务工作人员。1928年6月28日，浙江省特种刑事地方法庭，非法逮捕海宁县指委吴子仁；8月2日，非法逮捕杭县指委廖应锺、潘泳珂；[9](P8)9月6日非法逮捕杭市工整会委员朱勤人、何若愚等；东阳县政府逮捕该县党务指导委员詹尧云及工作人员何鹏。[10](P60)11月11日又非法逮捕东阳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人员吴全源等。以上各案，除廖、潘案由中央提审经依法释放外，其余各案，虽经中央批复，要求对于该厅厅长之故意违反中央所颁条例，迭次非法逮捕党务工作人员一案，须切实查办，最终也毫无结果。[11](P11-12)像这样的案例在当时的浙江各县时有发生。松阳县县长逮捕县指导委员会成员叶青和蓝深，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正如当时有人指出的，政府“非法逮捕党务工作人员，摧残党务已昭然若揭”。[12](P2)
三、浙江党政纠纷的社会根源透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在浙江省的党政纠纷，决非偶然事件，它与当时国民党中央政治体制、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浙江的地方经济以及国民党地方党组织的发展状况，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出现无疑是各种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浙江的党政纠纷，充分暴露出隐藏在政治体制背后的权利之争。关于地方的党政关系，1928年8月11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各级党部与同级政府关系临时法案》规定：“各级党部对于同级政府之举措有认为不合适时，得报告上级党部，由上级党部请政府依法查办。各级政府对于同级党部之举措有认为不满意时，亦得报告上级政府，转咨其上级党部处理。”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对地方整合问题上，其希望贯彻的—个根本的原则就是，党政互不统属，互相监督。而这种似乎平行的政治地位，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常常造成地方党政之间的相互扯皮和纠纷。此时的浙江省党部，完全在C.C系的控制之下，而陈果夫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之职，实权在握。浙江省党部是其扩展势力的主要阵地。浙江地方党务部门往往通过干预行政的举措，来争取地方党部在处理地方事务中的权力，扩大党部的影响。在地方行政部门看来，地方党部之举实属“假名捣乱”，“以党干政”。[11](P10)此时的浙江省政府主席，是由国民党元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张静江担任。张静江素来就对陈果夫所标榜的“合作运动”、“二五减租”运动反对甚力。[13](P289)由此看来，在政治体制局限性的背后，隐藏着极其严重的权力之争。由取消“二五减租”运动引发的党政纠纷，既是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势的反映，也是C.C派向国民党元老派的挑战。难怪当时有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党政之间的“这些纠纷的总根源，都是因为权力问题”，“党部没有得到私人的利益而干涉政治”，而政府当然也不示弱。[14](P57)
浙江党政纠纷，有其深刻的财政经济背景。据统计，自1927年以来浙江省的地方财政状况，始终处于拮据状态。1928年收入为14825423元，支出为22127730元，收支不敷约730万元。1929年收入为17080292元，支出为26970838元，收支不敷约989万元。1931年浙江省财政收支不敷约400万元。[15](P75-77)解决财政问题，无疑是地方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正是这个原因，1929年4月，浙江省政府认为，本省的各项建设事业正在积极进行之中，急需筹措大宗款项，专充作水利、铁路、电力等扩大建设之用；而目前省政府对于本省每月应发放军政各费，尚且难以应付，政府财政已到了异常拮据的地步。故此，由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提议，经省政府会议通过，拟订预借全省一年田赋，除建设特捐外，所有省县赋税一律借征；为保证田赋的切实征收，同时通过决议废除“二五减租”。由此看来，财政的困扰也是造成党政纠纷的原因之一。此外，由于省党部和各县党部的经费直接来源于地方政府，而地方党务的经费支出，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又占有相当的比重。据统计1927年、1928年和1931年，分别占2.1%、0.8%、1.1%。[16](P39-41)故此，对于党务经费“政府又多有折扣和欠发”。[17](P1-7)这种直接的经济利益冲突，对于党政纠纷来说，无疑于雪上加霜。
地方党组织力量的薄弱，也是导致浙江省地方党政纠纷激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国民党地方党组织力量的薄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党组织和党员的发展速度缓慢。据统计，截至1929年，浙江全省才有46个县成立县党部，13个县成立独立区党部，12个县尚称临时登记处。[18]1927年11月至1930年期间，国民党地方党组织中党员的发展状况，基本上停滞，甚至有所减少。如绍兴区县党部党员的数量1927-1930年分别为246人、246人、163人和153人；新登县区党部党员的数量分别为123人、123人、78人和80人。[19]其二，党员结构的不均衡。据对各县党员职业的统计，学界包括学生224人，教职员938人，办理其他文化教育事业的59人，研究专门学问者48人；政界136人；农界包括农入594人，研究农业及从事实际工作者37人；工界包括工人61人，研究工业及从事实际工作者13人；商界包括经理220人，店员学徒348人；军警界包括官佐53人，士兵警察15人；自由职业者211人；失业者12人；无业者22人。[20]分配的比例极不平衡。
影响国民党地方党组织发展的原因，主要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地方党务经费的亏空。据浙江省各县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及特设登记处的统计：1928年9月各县市党务经费均在千元之内，其中800元以上3个，600元以上3个，500元30个，200元以上40个。其中有38个县的经费入不敷出。各县市整个党部经费其最少者，反不及县长一人的俸给。经费如此短绌，难以将党务整理完善。至于区分部、区党部经费，素不被人注意。区分部、区党部作为直接与民众接近的机关，而经费却无着落；以致下级党部工作多停滞不进，而党员与党员，亦不发生密切联系，至本党组织，陷于瓦解现象。[11](p10)二是人才的缺乏。“各级党部人才缺乏，于至今日可谓拂底。无论组织方面，宣传方面，党员训练方面，俱不免有党内无人之叹。皮相耳食者虽繁，而忠贞耐苦对党有相当认识与相当能力者实不多见。全省至少有三分之二之县分，欲罗致一、二比较健全之党务工作人员，就地延揽，既无相当人才，求之它邑，则又因党费缺乏。以致各项工作，俱乏特殊成绩之表现。”[11](P10-11)据对党员知识的统计，能填考察表者有8113人，测验表者有4007人。其中受大学教育者占5%，受专科教育者占7%，受中等教育者占36%，受小学教育者占44%，未受教育者占6%。[21](P9)三是国民党地方党组织内部的权利争夺。据浙江省政府1928年2月27日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电文中称，浙江省党部自临时执行委员会宣告结束以来，各县党部从前改组委员各职员纷纷乘机回县占夺党部，并有非党部职员，及曾经通缉之人，搀杂其中，共图捣乱，现据各县党部及各区党部、各县政府及各民众团体先后电告，已有天台、东阳、吴兴等县，或称纠合匪徒，甚有称纠合持枪挨家抢劫者，各县党部又一味奉命把持强迫而不允移交，而冲突纠纷团体迭起，长此以往非特有碍于党务进行，恐地方秩序亦将因之扰乱。此类党务纠纷的发生，势必会影响到国民党地方党组织的发展。[22]
四、浙江地方党政纠纷影响与“二五减租”运动的衰落
1929年5月，浙江省党部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国民党中央派戴季陶到杭州调解。先后召开三次党政联席会议，共同商定《浙江省减租暂行办法》，呈报中央，由国民政府公布。17日，国民党中央令浙江省政府和党部，“应互相爱护，相互砥砺，互相尊重其职权”。“省政府如有对于全省兴废关涉省党部政纲政策事宜，应先呈中央．并不得直接干涉党报。省党部如遇有于省政府施政见解不合时，亦应呈明中央，静候解决，不得直接以文字攻击，转滋纠纷。”[22]至此，党政纠纷表面上算是暂告了结。然而，由于浙江的党政纠纷，是发生在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之初，而且其斗争的焦点，又是关系党国命运极为敏感的农民问题；因此，在这样背景下，发生在浙江省二三十年代的党政纠纷，势必会对浙江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和影响。
浙江“二五减租”运动由盛转衰是浙江省党政纠纷所导致的最直接也是最明显的后果。浙江党政纠纷尽管在形式上得到了解决，“二五减租”运动在名义上仍旧存在，然而，在中央调解下，由党政双方共同商定《浙江省减租暂行办法》，与1927年和1928年的减租办法相比，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大倒退。“内容空洞，且佃业理事局取消，另组佃业仲裁委员会，无丝毫实权。”因此，1929年“暂行办法”颁布后，“佃农之真能获减租实惠者，除了十七年度，业已减定或有较高知识之佃农能谙识减租条例外，几属寥寥。”[23](P34057)“浙江‘二五减租’黯然失色，名存实亡。”[24](P29)
由此看来，发生在二三十年代浙江的党政纠纷，其最终结果实质上是以党部的受挫而告结束，而这样的结果对于一向以减租运动标榜自己的党部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党部在地方党政纠纷中的弱势和受挫，势必会影响到地方党部在民众心目中的整体形象，最终使得本来就十分薄弱的国民党地方党组织，丧失了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时机。地方党组织力量的薄弱，则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民党党权向乡村社会的扩张和渗透。浙江省党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标榜的以“二五减租”为代表的整合乡村计划，失去了坚实的地方统治基础，最终也难逃失败的厄运。
收稿日期：2002-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