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特征、问题与对策——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挑战与市民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对策论文,特征论文,市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1.1 界定及背景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5年以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日益成为农民工研究领域的焦点。作为一个社会学而非人口学的概念或群体，他们被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或第二代农民工。“80后农民工”备受关注的两个基本背景是：(1)当今我国农民工已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而是已经在内部结构产生了分化和变化，“80后”、“90后”农民工群体人数已经过亿，占农民工总数的六成以上，而且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因为年龄的原因逐渐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和90后农民工陆续加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规模及其占农民工群体的比重越来越大；(2)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环境明显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进城的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对农村和城市有着不同于前辈的社会认知、认同度和工作生活期望值，从而导致他们新的个人行为导向。作为一个规模与日俱增的年轻群体，他们会对城乡发展产生新的影响和挑战。
1.2 群体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群体特征的基本差异可以从其人口学的指标上得到体现。为系统地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与英国Bristol大学地理学院王雯菲博士合作，于2008年12月对武汉市进城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进行了一次样本总量为1100人的问卷调查。调查数据表明，两代农民工在家庭收入方面存在显著差别，在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务工经商经验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别：(1)年龄。调查样本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区间为16～29岁，均值22.84岁，第一代农民工年龄区间为30～72岁，均值41.12岁，两代农民工平均年龄差18.28岁。(2)性别。中山大学课题组2006年对珠三角9市3084名农民工的调查比武汉1市的数据更有代表性，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女性占55.6％，而第一代农民工女性只有37.2％(蔡禾等，2009：387)，转换成性别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比仅为79.86，比第一代农民工的168.82低88.96①，年轻女性在日用消费品加工业和服务业比男性具有明显的优势。(3)文化程度。新生代农民工受正规教育的年限平均为9.75年，第一代农民工受正规教育的年限平均为8.03年，相差1.72年。第一代农民工中，从未上过学、上过扫盲班、小学、初中、高中、中专/职高/技校、大专及以上人所占的比例分别为4.3％、0.8％、25.4％、50.2％、15.8％、2.2％、1.1％，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依次为0.5％、0.3％、7.8％、57.1％、20.3％、9.9％、4.2％，第一代农民工中从未上过学、参加扫盲班以及仅上过小学的人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新生代农民工，而新生代农民工中念过初中、高中、中专/职高/技校、大专及以上的人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第一代农民工。(4)婚姻状况。新生代农民工已婚比例35.3％，未婚人数比例为63.9％，而第一代农民工未婚比例只有2.8％，在婚比例高达94.1％。新生代农民工未婚比例远远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固然和其年龄有关，但也有其它原因：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婚恋观念上更接近于市民，早婚早育的思想逐渐淡化；他们对未来有着更高的预期，自我发展愿望强烈，一般不愿提早步入婚育阶段；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既不愿回到农村，在城市又尚未站稳脚跟，婚育问题提不上日程。(5)收入情况。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年收入均值为24657.33元，第一代农民工家庭年收入均值为21202.74元。从收入来源看，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无论在农业收入、务工经商收入、转移性收入还是财产收入方面，均值都明显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家庭。但在政府发放的各类补助方面情况相反。(6)务农经历。第一代农民工有比较丰富的务农经验，平均务农时间为11.94年，而新生代农民工没有或缺乏务农经验，平均务农时间只有2.15年，相差近10年，且有38％的人从来没有干过农活(刘传江、程建林，2008)。
1.3 行为导向
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其成长环境的差异决定了前者在行为导向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具有诸多方面的新变化：
(1)职业分布。尽管两代农民工都是体力劳动者，而且就业单位性质和劳动环境没有本质区别，但上述问卷调查结果还是清楚地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微妙的新变化：农民工就业单位/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主要为包工队、个体经营户以及民营企业，第一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为40.1％、28.6％、11.8％，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依次为32.8％、33.1％、19.3％。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自主创业或到比包工队有发展空间的民营企业。
(2)劳动强度。每周工作7天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72.5％，明显低于第一代农民工的85.5％；每天工作10小时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占50.4％，低于第一代农民工的55.4％。新生代农民工每周平均工作66小时，低于第一代农民工的68.1小时。尽管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强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雇主安排的，但农民工在一定程度上有选择用人单位和是否同意加班的权利，因此，以上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年轻力壮的新生代农民工吃苦耐劳程度低于平均年龄超过41岁的第一代农民工。
(3)社会身份的自我认同。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城里人的比例比第一代农民工高4个百分点。在认为自己不是城里人并占多数的农民工中，第一代农民工认为“户口身份”是限制自身没有成为城里人的首要原因，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则认为“在城里很难找到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是自身没有成为城里人的首要原因。这不仅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城里人的社会身份的认同感在提高，而且他们中更多的人还认为不是外在的户口状况而是“隐性户籍墙”成为他们转变社会身份的最大障碍。
(4)城市适应。第一次外出时对城市生活的适应程度，新生代农民工回答“比较适应”的比例(53.5％)和“非常适应”的比例(6.5％)都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分别为50.1％和3.6％)。和第一次外出时对城市生活的适应程度相比，对现在城市生活的适应程度，两代农民工回答“比较适应”、“非常适应”的比例都上升，但回答“非常适应”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29.6％)依然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比例(25.9％)。数据既反映新生代农民工较之第一代更好的城市适应能力，也反映他们对城市生活和市民身份更为强烈的向往。
(5)城市融入。在回答“你与城里同事的关系如何”时，新生代农民工回答“很好”的比例(32.7％)和“比较好”的比例(38.2％)都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分别为29.5％和33.6％)。在回答“除工作关系外，是否与城里人有交往”时，回答“有”的比例第一代农民工占40.9％，新生代农民工占48.1％。在回答“您来武汉后，有没有到本地人家里做过客”时，回答“有”的第一代农民工占27.8％，新生代农民工占32.3％。在回答“您有几位本地的朋友”时，回答无的第一代农民工占56％，有1～5人的占31％，6人以上的占12.8％，新生代农民工中的相应比例依次为50％、32％和18％。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较之第一代农民工有更好的城市融入能力，也反映他们对城市生活和市民身份更为强烈的向往。
(6)未来打算。在被问及预计在武汉的居住时间时，选择“可能的话就在武汉安家住下去”的新生代农民工达94.6％，比第一代农民工高6个百分点。有关该问题，在表示“有具体年限”的剩余调查对象中，预期在武汉居住1～5年的第一代农民工占60.0％，6年及以上的第一代农民工占40％，而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应比例分别为95.2％和4.8％。在“您是否愿意成为城市居民”的问题时，与第一代调查者相比，第二代调查者更期待成为城市居民(58％VS 53％)而不是打算将来回老家(13％VS 21％)。
(7)社会团体参与率。新生代农民工中加入老乡会、读书会、社区组织、工会组织、团组织和城市生活派对的累计比例为22.9％，即超过1/5的新生代农民工参加了上述团体，而第一代农民工的累计比例只有9.7％，不到1/10，参与率相差1.3倍。新生代农民工对参加社会团体更为活跃，除团组织的参加情况与年龄有关以外，均反映他们更有意识地为自身的全面市民化做出努力，如加入老乡会可以弥补在社会资本方面的不足，加入读书会可以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加入社区组织和城市生活派对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加入工会组织则可以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
(8)学习倾向。在回答“在工作之外的闲暇时间，你通常做什么”时，回答“经常自己看书/学习”的新生代农民工占33.8％，“经常上学”或“上网”的新生代农民工占37.1％，而第一代农民工的相应比例只有24.7％和6.4％。此外，在回答“您觉得当前最需要学习的是”时，回答“没想过”的新生代农民工占11％，比第一代农民工低10个百分点。这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更强的学习倾向，意味着在市民化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于人力资本尤其文化程度方面原本起点就较高，后期的提升趋势也将更快。
(9)进城打工的原因。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出来务工，除了和第一代农民工相同的考虑赚钱的因素外，更考虑把出来务工作为改变生活状态和人生道路的一种途径，其动机具有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的特点(罗霞、王春光，2003)。近年来农民工进城的主要动因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农村推力”是第一代农民工外出的首要，而“城镇拉力”则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城的第一动因。
(10)平等和维权意识。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及其劳动供给的参照系是老家农村，只要打工比老家种田划得算，他们即愿意打工。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对剥削感较强，他们比较的参照系是本地工人的收入福利。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也比第一代农民工强，当他们发现过低的工资水平不能体现他们的价值时，就考虑“用脚投票”以表达他们对与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自身价值得不到肯定和实现的不满情绪。他们渴望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包括平等的就业权、社会保障权、权益维护权、教育和发展权(特别是子女的受教育权)、政治参与权以及意见话语权等。
综上所述，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异是多方面甚至是全方位的，主要的特征和差异集中表现在表1中所总结的6个大方面和16个小方面。
2 新生代农民工引发的社会问题与挑战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从农民工群体分化中的一个城市外来型的过渡性群体，存在着一些自身所独有的新问题，对其自身或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2.1 社会认同呈“内卷化”趋势，融入城市面临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身处城市，却由于社会身份、经济地位等因素的约束，使得他们的交往主要限于“老乡”、“熟人”等内群体，难于与城市居民进行全面的社会互动。其关系网络比较匮乏，缺少向外延伸的节点，社会资本虽比第一代农民工有所扩大但增量较小，致使他们很难融入城市社会，无法通过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人际互动培养起城市文明所需要的现代思维和意识，微势的人际资源也导致他们只有家乡意识而没有他们所在城市的社区意识，对所生活的城市社区没有归属感，更无法产生主人翁意识，对城市的社会活动不关心、不参与，增加了对城市的冷漠和疏离感，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阻碍了他们现代性意识的生成和发展(陈星博，2003)，其结果就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认同上，表现出一种“内卷化(involution)”的认同趋势，即认同于自己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不认同于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退回农村，他们做不了合格的农民；融入城市，他们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制度障碍加深了他们与城市居民和正式城市体制之间的隔阂，往往会使他们成为文化上和角色上的“边缘人”，得不到基本的尊重和人际关照，这促使或加重了他们的孤立感和无助感，其中一部分人就以越轨或犯罪行为来获取谋生必需的资料或发泄对排斥在正常城市生活之外的严重不满，于是也就给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埋下了隐患，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
2.2 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职业技能提升乏力
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技术能力、法律意识、市场竞争意识等较之第一代农民工相对较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适应、满足现代产业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主要表现为他们的人力资本结构与用工单位乃至城市发展所要求的人才素养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一方面由于在农村他们接受教育的质量无法和城市相比较；另一方面，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的更新换代，企业对劳动者素质和职业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对高技术劳动力需求也越来越高(简新华、黄锟等，2008)。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教育和职业技能的培训有迫切的需求。然而作为城市外来型的“边缘人”，他们没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实力去满足这些要求，而企业和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给予他们的帮助也极其有限。
2.3 生理和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身心健康危及自身和社会
新生代农民工正处于婚恋旺盛年龄，但对在外务工仍为温饱挣扎的他们来说，既无时间精力也无经济基础去维系和发展正常的感情生活，他们的生理和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由此导致相当多新生代农民工婚恋和性行为观念发生变化，不仅未婚同居、婚前性行为较普遍(胡珍、程静，2008)，性骚扰、嫖娼、强奸等一些社会不端行为也有了滋生的土壤。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前期望值高，但进城后求而不得，这种状况导致一部分人心理失衡而堕落为“问题农民工”。“80后”农民工是诸如傍老、青少年行乞、色情从业、暴力犯罪等失范行为的最高发生率群体，而且近年来案发年龄呈现低龄化态势。
2.4 相对剥夺感的强化与价值取向的改变，引发“民工荒”和危及社会和谐
期望以城为家的新生代农民工视市民为他们的参照群体，而现实打工劳动强度大、收入待遇低下、社会权利资本缺失、自我实现机会渠道不畅、社会保障不足等，都成为他们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的原因。而新生代农民工吃苦耐劳精神较弱、追求个人生活质量愿望较强等价值特征，会使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选择“用脚投票”，不愿从事工作时间长、工资福利差的工作而引发了“民工荒”。从宏观和长远的视角看，一个高活力的群体由于体制性的“制度屏蔽”而被长期压抑于城市社会的底层乃至外围，既得不到城市的认可接纳又没有社会保障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长此以往，就会积蓄社会张力、激化社会矛盾，危及城市稳定和社会和谐。
3 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的根本出路
笔者在湖北省经济学团体联合会2004年年会大会学术演讲时明确呼吁：“80后”农民工的市民化是新世纪我国农民工问题面临的前沿挑战，急需学术界和政府高度关注。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这部分人的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与其长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也迥然不同，他们的“城市梦”也比他们的父辈更执著，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而且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
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面临的前沿而又现实的挑战突出表现在：(1)他们的劳动供给和就业行为明显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在不同时代成长的农民工有着不同的阅历和自身不同特点，导致他们追求目标、偏好等不同，因此，仅仅将农民工视为同质群体的传统研究方法不能了解当今农民工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新生代农民工因为他们的效用和目标函数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劳动供给函数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点与厂商需求之间存在“缺口”而出现“民工荒”现象。(2)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需要胜过第一代农民工。在心态和观念上，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时，还有回乡务农的最后一条退路。新生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需要劳动权益的保护，而且需要社会失业救助网络的保障。(3)他们的市民化问题如不能顺利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城乡的社会稳定。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是更需要市民化也是更容易市民化的群体。他们更加渴望城市的文明，意识和行为已接近于城市人，但因为个人、制度和市场等多方面原因依然滞留在农民工队伍中。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如果长期不能迈过市民化这道“门槛”，累积到一定时期和规模时很有可能引发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刘传江，2006)。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推进应当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3个环节进行。在农村退出环节，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耕地流转制度与机制的创新、农地征用制度与机制的创新；在城市进入环节，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制度的转型、城乡一体化就业制度的变革、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资与积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投资与积累，及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安居工程的构建；在城市融合环节，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生存保障的社会化和生存环境的市民化。现有的制度障碍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最主要的障碍，突破这一坚冰需要推进三大制度创新：构建农民退出农业农村的新型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打造面向农民工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
注释：
①除了有特别说明数据来源之处外，本文其他数据均来自2008年对武汉市1100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