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城市化速度的论争与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前我国论文,速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862(2009)10-0001-06
城市是人口、财富及文明的集中地，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始终是一个热点话题，不同学科的众多学者围绕城市化不断地开展讨论及探索。
近十年来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1996-2007年城市化水平年均提高1.31个百分点。1995-2007年全世界城市化水平由43.0%提高到49.4%，年均上升0.58个百分点；其中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及最不发达地区年均分别提高0.28、0.78及0.57个百分点[1]，都明显低于我国的城市化速度。与此同时，我国部分地区的国土开发和建设布局出现无序乃至失控局面，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显现。由此，引发对当前城市化速度是否过快的争论。
一些学者依据与发达国家曾经的城市化速度或所花时间的比较，认为正是当前的城市化速度过快，导致负面效应日益突出；也有学者认为当前的城市化速度并未过快，负面效应主要是城市粗放型增长所致。本文在回顾有关城市化速度的两种典型观点的基础上，既将我国当前城市化速度与发达国家快速城市化阶段的速度进行比较，又与同类发展中国家相同阶段的速度相对照；开展城市化速度直接对比的同时，将城市人口增长率与土地增长率、不同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相比较，深入认识当前的城市化速度及模式，以便在未来的发展中采取合理的政策措施，理性推动城市化，提高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
1 关于我国城市化速度的主要论争
关于当前我国城市化速度是否过快，国内外众多学者就此表述了自己的观点，彼此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认识，但也有碰撞与争论。包括陆大道院士在内的部分学者在多种场合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于我国城市化冒进引起各种土地问题的痛心疾首[2]，他们撰写了以“关于遏制冒进式城镇化和空间失控的建议”为题的咨询报告①，提出当前城市化冒进和空间失控的问题。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当前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并未过快，诸大建在《解放日报》上撰文阐述了其认为城市化速度并未过快的理由[3]；牛凤瑞等在《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中明确提出当前的城市化速度不是超前，更不是冒进的观点[4]；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John Quisley教授在演讲中也提出与陆大道先生相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相对过慢”[5]。
1.1 城市化速度过快的观点
以陆大道院士为代表的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城市化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近十年来脱离循序渐进的原则，超出正常的城市化发展轨道，在进程上属于“急速城市化”，出现“冒进”态势[6]。具体表现为人口城镇化率虚高，空间上建设布局出现无序乃至失控，耕地、水资源等过度消耗，环境受到严重污染。
他们得出如此结论的依据是[6]：(1)我国存在相当程度的虚假城镇化和贫困城镇化。约1.3亿的农民工在统计上被计算为城镇人口，但实际上并未真正城市化，导致城镇化水平虚高。(2)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过快。城镇人口增加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城镇辖区面积扩大而实现的，城镇缺乏产业支撑和城镇基础设施，失地农民并未市民化。(3)经济发展和就业岗位的增加不足以支撑当前的城镇化率。我国人口众多，城镇化率提高需要大量城镇就业岗位的支撑，但当前的产业发展还难以满足要求。(4)资源和环境的支撑能力不足，造成巨大压力乃至破坏，城市资源和环境问题尤为突出。(5)各国城镇化大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从20%提升到40%的城市化水平，英国经历了120年时间，法国100年，德国80年，美国40年，前苏联30年，日本30年，而中国只花了22年时间，比发达国家的平均速度快了一倍多。由此，他们认为：“当前超出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能力的过快、过高的城市化，并不是由工业化来推动的，而是由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和人口失业所造成的，是虚假、贫困和冒进的城市化。”
1.2 城市化并未过快的观点
诸大建认为，中国近年来的城市化在消耗土地资源方面确实有“大跃进”之趋势，但城市化对非农人口的吸纳却未达到相应的速度和规模，即在人口聚集和生活方式改进意义上的城市化不是快了，而是慢了。他认为当前的关键在于转变土地高消耗、人口低吸纳的城市发展模式，而不是简单地放慢城市化速度，并给出相应的理由[3]：(1)非农人口吸纳意义上的城市化并未达到应有的速度与规模。许多行政意义上的城市化并没有让农民及其家属成为真正的市民，当前的城市化水平实际上要打不少折扣。(2)一定的城市化速度对于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中国城市化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需要抓住时机有效地提高城市化，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去实现有利于人类生活水平提高的城市化，且城市化本质上有利于资源高效利用。
牛凤瑞、潘家华等在《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中指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更是现代化的动力。城市化有利于解决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依托，推动节约型社会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基础支撑。虽然我国城市化也面临聚集效应不充分、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供给约束、环境质量存在隐忧、城市就业压力大、贫困严重以及管理滞后等挑战，但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是滞后于工业化，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而不是超前，更不是冒进[4]。
在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上，John Quigley教授强烈表达了中国城市化速度还远远不够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受限的城市化进程，尽管现在处在新经济发展中，也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但城市化进程却是低速的”。户籍制度限制了移民，分散城市化也构成速度过慢的原因[5]。
罗志刚根据城市化速度将欧美发达国家及日本、韩国的城市化分别归为慢速城市化（0.4-0.6个百分点／年）、快速城市化（1-2个百分点／年）及超高速城市化（2-4个百分点／年）。他根据多渠道的数据来源，认为总体上英、法、美曾经的城市化过程属于慢速城市化，日本和韩国的城市化过程属于快速城市化。其中，日本1950-1955年的城市化水平年均提高3.8个百分点，韩国1965-1970年年均提高2.08个百分点，属于超高速城市化[7]。中国当前的城市化虽属于快速城市化，但并未达到超高速城市化水平，不算过快。
1.3 简单评述
上述两种观点都注意到当前我国城市化过程出现的土地占用过快问题，陆大道等通过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速度及时间比较，认为负面效应是因城市化速度过快所致，而诸大建、牛凤瑞等学者则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角度出发，认为当前的城市化速度并未过快，罗志刚通过分阶段的比较也得出城市化速度并非过快的结论。城市化本应是节省土地，而不是占用更多的土地，陆大道等提到的城市化负面效应可能并非因城市化速度而起，而是城市化模式不当所致。诸大建、牛凤瑞等的观点虽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但并未给出数据支撑；罗志刚的对比分析虽然详细，但存在着不同时期数据来源不一致的问题。故有必要利用最新统计数据，从多角度对当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及速度进行再考察。
2 当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及速度审视
2.1 我国城市化的阶段性特征
诺瑟姆(Northam)将城市化进程概括为一条S型曲线，划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8]。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S型曲线的左下段、中间段与右上段，并以30%、70%为界，小于30%为第一阶段，30%-70%为第二阶段，超过70%则进入第三阶段。
图1 1949-2007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轨迹
建国后，我国城市化曲折发展，1949年城市化水平为10.64%，经过1950-1957年的健康发展、1958-1960年过度发展及1961-1978年的停滞时期后，1978年为17.92%。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1978-1995年年均提高0.65个百分点；1996年超过30%进入中期阶段后快速推进，2007年达到44.94%，年均提高1.31个百分点。叶裕民提出一个衡量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城镇人口增长系数(K)，即城镇人口增长规模与总人口增长规模的比值[9]，并据此将整个城市化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根据1978年以来我国城镇与乡村人口及K值的变动，发现从1996年开始中国乡村人口绝对数量呈下降趋势，进入城市化中期阶段，当前仍处于城市化中期阶段，即将进入初步城市化社会。
2.2 当前城市化水平的再判析
描述世界各国随经济发展的结构变动时，钱纳里和赛奎因概括出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给出对应每一发展阶段（以人均GNP表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中制造业和非农产业所对应的比重，以及相应的城市化水平[10]（表1）。
依照上述标准，可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做出初步判断。以往的众多研究往往直接以现实的人均GNP（或GDP）数据与钱纳里的数据（1964年美元）相对照，得出城市化明显滞后的结论，显然存在不合理性。因为1964年的人均GNP数据与当前数据不能直接相对比，必须利用价格指数将1964年美元换算为当前的美元。在此，以美国的GDP缩减指数作为换算因子，将1964年的美元换算为2006年的美元，见表1。2007年我国人均GDP为18934元，按2007年底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7.3∶1换算，约为2600美元。依照钱纳里标准，对应的城市化水平应为52.7%，而2007年底我国实际的城市化水平为44.9%，与钱氏标准相比滞后7.8个百分点。
从GNP(GNI)结构和就业结构来看，2006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2.7%、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25.2%、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比为88.3%，均高于钱氏标准的理论值。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而工业除制造业外还包括采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口径明显大于钱纳里的制造业口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增加值比重及工业从业人员比重偏高的问题。
由于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最终成果，核算遵循“国土原则”，而GN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国民在一定时期内生产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采用“国民原则”，在经济活动日益国际化的背景下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以下再用GNP来考察。目前，一般将国民总收入GNI看做GNP，各国（包括中国）也仅对外公布GDP与GNI数据。按世界银行的数据，2006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GNI)为2010美元，2007年的数据还未公布，估计与人均GDP相差不大，同样处于2560美元这一阶段，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结论不变。
综合上述分析，对应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工业化有所超前，而城市化仍显滞后。
2.3 当前城市化速度的国际比较
英国在工业革命前的1750年，2500人以上的城市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25%，1810年增加到33.8%，1851年上升到50.2%，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11]，1810-1851年年均上升0.4个百分点。美国国内战争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19世纪末基本完成工业化，1920年基本实现城市化[12]。1870-1920年美国城市化水平由22.9%上升为47.1%，年均上升0.52个百分点，其中最快的10年（1880-1890年），年均提高0.66个百分点。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城镇化的起步阶段平均每年增加0.16～0.24个百分点，加速阶段每年增加0.30～0.52个百分点。主要发达国家城市化最快时期的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为4%，第三世界为4.21%[13]，而1996-2006年我国城镇人口年均增长4.6%，与英美等发达国家曾经的城市化速度相比，速度确显较快，但由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所处的整体环境与当时英国、美国城市化的环境已截然不同，不能因此而判断城市化速度过快。
1956-1973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工业生产增长8.6倍，平均每年增长13.6%。1950-1977年日本的城市化水平从37%上升到76%，年均上升1.5个百分点[14]，高于当前我国的城市化速度。
城市化具有明显的后发加速特征，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快速发展期越来越短。英国的快速发展期大约用了100年（1800-1900年），美国约用了80年（1890-1970年），日本约用了40年（1935-1975年），韩国仅用了30年（1960-1990年）[15]，陆大道院士的数据显示出同样的趋势[6]。我国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城市化快速发展所需时间理应更短一些。
为增强可比性，进一步选择同样经历过快速发展的巴西、哥伦比亚、韩国、印尼等发展中国家，将它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城市化速度与我国现阶段的城市化速度相对比，发现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其余四国，但城市人口增长率却低于它们。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当前我国城市化速度快于主要发达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速度，却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成长时期的城市化速度。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历史背景不同，作为后发优势明显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速度快一点无可厚非，况且过去我国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当前快速有城市化还包含有一定的恢复性增长。
2.4 当前城市化模式的考察
既然城市化速度并未过快，那么当前我国城市发展为什么会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环境、交通等负面效应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城市增长方式。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为加快城镇化进程，拉大城市框架，把大量的农村耕地划为城市建设用地，从1996年底到2005年9年间中国耕地减少了1.2亿亩，绝大部分被城市所占用。我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已经达到130多平方米，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人均82.4
和发展中国家人均83.3的水平[2]。土地的城市化速度快于人口的城市化速度，1996-2006年我国城镇人口年均增长4.46%，而城市建成区面积年均增长5.23%，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年均增长5.27%（表3），均超过城镇人口增长速度，体现出城市化的粗放增长特征。
城市面积快速扩大的同时，土地利用效率也不高。我国经济总量居前10位的城市中土地利用效率最高的是深圳，其次是上海，但都明显低于香港和世界主要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仅为后者的几分之一，甚至是几十分之一，见表4。
正是城市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导致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环境、交通、贫困等问题日益突出。可见，当前城市化亟待解决的是转变城市增长方式，而不是争论速度的快慢。
3 结论及启示
从速度上看，以钱纳里标准为参照系的对比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仍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工业化，但并不是十分突出。与发达国家相比，当前的城市化速度显得较快，但与同类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城市化速度并未过快。由于城市化土地占用的速度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再加上我国农业生产率低下、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使得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环境、贫困等问题日益突出。
为合理推进我国城市化，提高城市化效率与质量，保持城市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上述分析结论有以下政策启示：(1)落实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一项艰巨任务和长期过程，不能为追求城市化速度而一味地扩大城市建设规模，而应坚持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和其他资源，加强城市生态建设和污染综合治理，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城市化道路。(2)实现差异化战略，城市化速度与质量并重。我国区域发展条件各异，不可能保持统一的城市化速度，各地应该因地制宜，切实转变城市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追求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离开速度谈质量和离开质量谈速度，都会背离城市化的初衷，在保持一定城市化速度的前提下，重点提升城市化质量，避免病态城市化出现。(3)提高城市密度，建设紧凑城市。专家们在对现状的判断上有明显差异，但在方法论上却一致赞同提高中国城市密度及土地利用效率。紧凑城市总体上有利于可持续发展，面对城市发展中日益突出的问题，必须坚持可持续性原则，让城市保持一定的密度，努力建设紧凑城市，节约土地和维护生态平衡。
收稿日期：2009-07-20
注释：
①文中对“城镇化”与“城市化”两个概念不加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