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英国医疗行业中利益追求与人道追求的并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人道论文,近代论文,利益论文,医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近代早期的英国医疗行业中，医疗从业人员对商业利益的追求与医疗行业救死扶伤的人道追求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对这种冲突的研究，不但涉及医疗行业本身，也涉及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政府职能、国民收入分配、价值观等广泛而复杂的社会现象，将有利于深入了解近现代西方社会。当然，这种冲突留下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对于正在进行体制改革的我国的医疗体系，将是非常有启迪价值的。
医疗行业中人道追求的历程
古典时代，著名医生希波克拉底的誓词①为世人所熟悉，此外他还说过一些流传至今的名言：“医生要考虑病人的收入，有时候还得免费赠诊，不论过去有过恩恩怨怨，还是现在相得益彰的（尽管有时会被人误解为沽名钓誉），如果机会允许，还是要给素不相识而经济困难者施诊。”又说：“如果开头便讨价还价，必定会影响病人治疗，急症患者尤其如此。由于病情瞬息万变，良医为了保名誉也不要孜孜为利，对于在死神门槛的病者，救命比要钱来得重要。”②“医生的行为应当诚实，并且在诚实的人面前应当温和和容忍。医生的动作不得冲动，也不可轻率，需保持镇静，态度要和蔼，永远不应当发脾气，也不应当太放荡。”③“医学和哲学之间没有大的不同，因为医生也应当具有优秀哲学家的一切品质：利他主义、热心、谦虚、高贵的外表，严肃、冷静的判断，沉着、果断、纯洁的生活，俭朴的习惯，对生活有用而必要的知识，摒斥恶事，无猜忌心……”④。可以说，希波克拉底为欧洲医疗行业奠定了人道追求的道德规范。
6世纪时，东哥特王国的卡西奥德乌斯(Cassiodorus)在谈到指导医生应该遵守的原则时强调，治疗艺术的美德就是既关心患者的目前状况，也关心患者的未来。他警告医生要避免争吵、嫉妒、邪恶、阴谋，鼓励他们学习知识，阅读古人的著作，对待病人要有热情，个人生活也要纯洁。对于行医的态度，他说：“让你的拜访（治疗）为患者带去治愈、为弱者带去气力、为乏者带去希望。”⑤
中世纪时也有许多类似的言论流传，其基本原则与希波克拉底誓词一致。9世纪的一段文献对医生的品德及医术提出要求：“医生应该人品高尚，敏于学习，冷静谦虚；善于交流，有热情，和蔼可亲，技术熟练。此外医生的职业还要求从业者和蔼、谦逊、仁慈。谦虚使人追求知识，不会走向极端；和蔼会使人宽厚。医生不应该优柔寡断、畏怯胆小，暴躁骄傲、傲慢好色。医生应该博学、正派，不应该酗酒、淫荡、欺骗、粗俗、犯罪。……医生头上有很高的荣誉，因此他不应该有过错，他们不应该有贪欲、狡猾，而应该节制、理性、勤奋、高贵。这种职业最大的热情是对智慧的追求……一个好的医生应该让他的患者在黑暗中看到光明，为患者解除痛苦，鼓励他们的精神。”⑥
基督教是一种治愈的宗教，既包括精神上的，也包括肉体上的，耶稣本人就多次行治病救人的奇迹。⑦教会督促所有的教徒关心、照顾病人。基督教信仰认为，人类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的物种，从这种观念发展出两条重要的基督教伦理：第一是赋予了基督徒的博爱。“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兄弟，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⑧第二是认为每个人都是上帝形象的化身，都具有耶稣的死亡所救赎的灵魂，并具有与生俱来的尊严，应该受到保护和尊重。希腊天主教哲学家奥利金认为医学是“人类的福祉”。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155-220)谈到医学时说“医学是人们通过理性发现的上帝送给世人的礼物。”⑨许多牧师都掌握医学知识，在传播福音的时候也治病救人，他们认为真正的医术是上帝赐给人间的礼物。
到了近代，希波克拉底所开辟的人道追求的传统继续存在，但随着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医疗从业者们的利益冲动也表现得非常强烈。许多医生坚定地认为，医疗行业不是商业的分支，而是一个救死扶伤、受人尊重的职业：“作为一种原则，我们不去计较我们的报酬，因为那样有重视商业利益之嫌，虽然科学技术可以转化成商业利益。”⑩一些著名医生每年在医学院新生入学典礼上都会告诫同学们：从医是一条艰苦的路，并不能让人发财致富，但受人尊重。“你的知识、技术及良好的品格都将成为你的财富”。(11)著名医生珀西瓦尔·波特的明言是：“我的灯从不熄灭，我希望它为别人的利益而燃。”(12)事实上，医疗上的利他主义是医生实践的一个重要因素，许多人都承认普通的英国乡村医生收入有限，工作繁重，但他们诚实、善良，是最值得尊重的人之一。
坚守人道传统的人们认为，医疗行业是慈善事业。17、18世纪，受希伯克拉底誓词规定的医德传统的约束及当时倡导慈善的社会哲学的影响，许多英国医生保持着优良的医德，以人道传统为价值观，把医疗行业看成是慈善的行业。医生约翰·贝尔说：“我们的职业就是坚持最纯粹济世、慈善之风，应该想病人之所想，切身感受病人的疾苦。”(13)
约翰·亨特就是英国一位非常富有同情心的外科医生。有一次，他的房间坐满了等候看病的贵族，但他却愿意先为一位勤奋的商人看病。他对那位商人说：“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等在这里，因为你靠时间过活，而那些贵族可以等，因为他们回家后无事可做。”(14)有一次，他把一位患者转给威廉·亨特，写了一张便条：“亲爱的哥哥：此人希望得到你的建议，我对他不能确诊。他没有钱，而你有很多，所以你们是完美的结合。你忠诚的弟弟，约翰·亨特。”(15)还有一次，他被请求给一位商人的妻子做一个很重要的手术，双方商定的费用是20几尼（英国的旧金币，值1镑1先令）。后来，当亨特被请去做手术的时候，他发现手术延迟的原因是因为费用，患者的丈夫不得不去借钱凑足20几尼。结果手续结束后，亨特只拿了1几尼。“虽然1几尼显然不够我手术的费用，但这样的做法不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16)
医生既然把医疗行业看成是慈善的行业，而慈善事业最主要的对象又是穷人，所以，很多医生为穷困病人提供义诊。例如，18世纪贵格派医生福瑟吉尔和赖特萨姆因免费接诊患者而著称，“许多贫穷的患者每天早上都会来到他们家门前排队。”(17)各郡也有许多医生行此义举，如格拉斯医生为穷苦病人看病分文不取。当被患者问及原因时，他回答说：“你的康复就是我最好的报酬。”(18)
除了进行义诊，一些正直的医生为了改变当时医疗行业被内科医生垄断的状况，致力于向公众及其他行医者普及医学知识。著名的内科医生、药学家尼古拉斯·库帕尔(1616-1654)一生致力于把医疗书籍从拉丁文翻译成英文，他认为医学不应该由一些收入高的人来垄断。1651年他在所翻译的《医生指南》(A Physical Diretory)的序言中写到：“我看到那些患病的英国人向我走来，他们说他们的院子里有许多可能会治愈他们草药，但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他们请求我来帮助他们。因为医生是那样的傲慢、粗暴、贪婪。……我看到古人向我走来，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帮助我们治愈疾病，我看到小孩子渴望我用他们的母语向他们传播医学知识。”(19)他还指责内科医生说：“难道你们认为知识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吗？或者人们就应该永远无知吗？即使是这样（这根本不可能），难道你们就不会像其他人一样死亡吗。死后不会再上帝面前接受审判吗？”(20)
16世纪中期，安德鲁·布尔德把他的《健康祈祷书》向百姓传授，目的是可以让他们稍微掌握一点知识，使其悲惨的生活稍微好过一点。威廉·布林和许多其他人在伊丽莎白时期为那些穷人写书，而这些书正规的医生都不屑一顾。1580年蒂莫西·布赖特说，人们应该倾向于家庭自制的、简单的药物，而不是购买药剂师进口的药物，其后许多人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这种观点在那时已经成为受人尊重的一种传统。
除了推动受过医学教育的大众实践预防医学，治愈简单的疾病外，库帕尔和其他人还设想一些疑难病症由社区医生免费诊治，这些医生是由社区雇用的，他们的收入不由所看病人的多少决定。这样有助于医生把注意力转移到预防医学的研究上。休·彼得和其他一些掘地派都希望医生的诊费可以视情况而定，并且定价不应该太高，以便穷人可以享有合理的价格。约翰·库克、亨利·罗宾逊、杰勒德·温斯坦利、塞缪尔·亨瑞支持国家医疗，坚持穷人看病免费，预防与治疗相结合。塞缪尔·哈特兰和他周围的人也支持预防医疗。理查德·奥夫顿、彼得·钱柏林和威廉·皮特爵士支持亨利·罗宾逊的提议，主张建立国家出资的教学医院。温斯坦利认为每个教区的教育演讲都应该讲授医学方面的知识，并且所有有用的医学上的发现都应该向公众公开。这些人都是英国福利国家的先驱。
医疗行业中的利益追求
如何处理好人道追求和利益追求两者间的关系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医疗收费就是引起争议的热点问题。有的医生认为行医就是为了赚钱，有的认为收费只是得到一种合理的报酬。在罗马帝国，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因为它牵扯到合同法（收费）和命令法（酬金）的问题。即使如老普林尼这样的大学者，也认为收费竞争可以使收费下降。(21)
一般认为，18世纪后期，英国经历了“消费革命”，各种行业被快速膨胀的市场经济所影响，医疗行业也不例外。在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期，许多医生功利的冲动开始超过人道的追求。医疗从业者为了追逐经济利益，突破道德防线，做出了许多损人利己的事情，引起当时人们普遍不满。其中，最典型的现象有两个：一是药剂师通过卖药赚钱，二是内科医生通过限制从业人数，从而增加收入。
1.外科医生、药剂师赚钱的手段
按著名医疗史专家小理查德·史密斯的说法，“18世纪是医疗行业的黄金时代”，(22)标志之一是医生收入有明显增加。究其原因，大多是通过卖药取得的。当时，许多外科医生都兼为药剂师，或者让他的学徒或助手经营效益可观的药房。一些医生（主要是外科医生）利用医疗行业的混乱，经营医药行业。比如1797年开业时，理查德·史密斯在他诊所的前门上写着“外科医生——史密斯”，但在后门上写着“史密斯——外科医生、药剂师”（那个时代药剂师是医疗从业者的最底层），他药房的生意特别兴隆。后来他搬了家，从门上摘下了药剂师的牌子，但是还继续经营药房。布里斯托尔的阿兰德先生是一位外科医生，他比史密斯年长，自视清高，不接受外科医生以外的任何称号。然而，事实上他不仅看病，更以经营药房的生意而闻名。他以他的学徒的名义卖药，借口说这是给学徒的额外津贴，但事实是每一先令都进了他自己的腰包。阿兰德最终被一位患者告上法庭，原因是他为患者切掉结石收费100镑，另外卖给患者药物80镑。法庭判决阿兰德或者承认自己是药剂师（因此就有权卖药）；或者被罚掉80镑。结果，贪欲使得他承认自己是药剂师。(23)
外科医生之所以热衷于兼任药剂师或者兼营药店，主要是他们可以凭此获得暴利。当时人说：“药剂师的商店有非常好的商业前景，因为开业资金少，债务负担低，但商业利润可观。”“在一个商业化的时代里，药剂师的利润不可思议的高。”1747年，R.坎贝尔在《伦敦的商人》一书中写道：“药剂师……的利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达到500%。”(24)同年，《各行业概述》一书的作者安农写道：“（药剂师）这个行业很热门，特别是在乡村，药剂师都很富有。”(25)布里斯托尔的威廉·布罗德瑞普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开业医生，不久他就发迹了：拥有一辆马车和一位马车夫，一间陈列室，许多藏画和质地高档的家具及一处乡间寓所。(26)
牟取暴利的主要手段是提高药品价格。一些瓶装药品的价格在1740-1750年间是1先令到1先令6便士左右，而到18世纪后期涨到2先令6便士到3先令。药剂师通常还把大包装的药物拆成小包装来卖，以提高价格。因此，不论是以合剂、单剂、汤剂、片剂、丸剂、糖浆或粉剂配制的药物，通常都会以小剂量的形式配发给病人。富人用的药通常还要加上糖衣或蜂蜜，因此额外收钱。1787年，贝德福郡的一位穷人写道：“该地的药剂师收费如此之高，穷人都害怕找药剂师。因为他们知道，即使病好了，要还清药剂师的债可能需要好几年”。(27)理查德·史密斯描述：某地每年春天和秋天都有好多人失血，需要治疗两到三周。虽然换一种廉价的药物和治疗方法，病人可能会很快痊愈，但医生通常开出的药方都很昂贵。粉剂主要是大黄和痛风石，一包12袋，价值4先令。相对于当时的收入和物价水平，这些价格都很高（当时一个普通劳动者一年的收入是5-7镑）。如果卖给贵族，售价更高。若加上一两滴肉桂汁，则更要收费6-7先令。(28)并且，当时医生习惯给病危的病人用麝香，麝香的利润更是高得惊人。前述布里斯托尔的威廉·布罗德瑞普医生，居然让一位患者每天吃12剂药，价值18先令。冬天，他的助手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12点。咳嗽、伤风，以及其他的小病，使得他每天要看40多个病人，平均每天都能卖出12镑的药。在流感流行期间，布罗德瑞普每天都得出诊70位病人，他的学徒必须每天配置一桶盐性混合剂，然后从桶里舀出注入瓶里。克里甫顿的格瑞利一家去外地时，就从他的药店带了200多剂补药，及不同用途的1000多种丸药。此外，布罗德瑞普还为一位患者供药3年，所得高达350镑。(29)以高价售出如此多的药，其获利之大，可想而知。
当时，整个社会都知道药剂师卖药获取暴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药剂师的利润一语，已成为非常过分得利的代名词。“虽以十倍的利润出售，但这利润，一般地说，也许只是他的合理工资”。(30)还有人谴责说：“药剂师头上总是有洗刷不掉的耻辱，并且一直是这样。”“17世纪人们普遍抱怨药剂师收费过高，因为他们知道药剂师的收费远远高于实际药品的价值。1670年吉迪恩·哈维在《药房》一书中说‘我知道药剂师的收费十分的过分，在30天内，他的一份账单的总额达到50镑，但那些药品成分的实际价格只有40先令’。”(31)我们可以从斯密及哈维的话中得知，药剂师合理的收费只是他们药品售价的1/10，当时合理的收费是1.5盎司药卖价15-18便士，一般的情况他们药品的售价都是实际价值的10倍甚至更多。
2.内科医生赚钱的手段
内科医生并不靠买药赚钱，他们获利的手段是收取出诊费，为了赚钱不断提高出诊费。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法规规定医生每次的出诊费用，因此他们经常随意要价。例如，18世纪后半叶的出诊费由原来的1-2先令涨到3-5先令，翻了一倍多，以致许多人看不起医生。因此，医疗行业在当时公众的眼中是充满了肮脏的职业。许多人谴责医生是商人，不仅诊断错误和滥开药，而且使治疗艺术成为商业而不是科学，医生开药是为了药商的回报而不是病人的健康。虽然许多医生医师知道应该区别作为仁慈的医学与商业谋利的医术，但由于缺乏标准，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防止使健康女神沦为财神的奴隶。(32)
此外，为了利润最大会，内科医生协会限制了在伦敦行医的医生的人数，目的是把诊费抬高。例如1511年议会制定法令规定，除非行医者在他自己所在的教区取得大主教颁发的执照——在伦敦是伦敦主教和圣保罗大教堂的执事颁发的执照——否则不可以行医（那些毕业于牛津和剑桥的毕业生除外）。“法案适应的地区是伦敦及其周围7英里以内的地方”(33)，对于无照行医者的罚款是每月5镑（在当时来说这是很大一笔钱）。(34)
当时，大多数英国人都负担不起看医生的费用。1604年8月到1605年9月，塞里斯伯里公爵在13个月内付给药剂师62.28镑——也就是说要获得专业治疗的费用，大约一年60镑。(35)1614年度3个月时间里，鲁斯勋爵付给药剂师和医生的费用是32镑。约翰·盖尔爵士1646年付给外科医生13.9.0镑，因为他治好了脖子上的伤口。1652年鲁斯勋爵付给普鲁迪恩医生20镑，特纳医生9.5镑。(36)威廉·登顿提到17世纪中叶医生的收入：约翰·拉德克利夫(1650-1714)从威廉三世那里收到的皇家顾问费就高达600几尼，他把许多病人转给理查德·米德(1673-1754)，米德医生每年的收入是5000-6000镑。(37)当时最突出的医生西奥多·迈耶恩留下的财产是140000镑。(38)通常，杰出医生的年收入是2000-3000镑，当时总人口的1／5年收入不到7镑。(39)1658年，一个主张医疗改革的人士说道：“我们这些像老爷一样傲慢自大的医生，他们过着卑鄙、懒惰、不受良心控制的生活，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些医生从来不被感动，只要能够得到钱，他们不惜牺牲别人的家庭和生命。”(40)没有必要相信他说的每一个字，但至少这段话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感情，并且当时这样的评论也并不少见。宗教改革时期，主教拉提摩一次在布道中严厉斥责医生唯利是图：“上帝赐医术于人类，既是为了富人的福祉也是为了穷人的福祉，但现在的医生只追求自己的利益，关心如何赚钱，而不去想如何才能对自己的邻人有利，没有丝毫济世之心，不配作为上帝的子民，上帝的震怒必将在其身上，这非常富有的医生不是想着如何关心穷人，而是终日想着如何买田置地。”(41)
虽说限制行医人数的做法，可以起到保证从业者素质的作用，但因为当时医生与人口的比例悬殊（参见下表），加上医生收费过高，普通百姓得不到正规医生的治疗，只得求助江湖术士、游医，因此对行医人数的限制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
1648年贵格派教徒乔治·福克斯在《杂志》中指出：“上帝在我面前展示着三样东西，医学、神学和法学。……医生假装治愈人的身体，神学假装治愈着人的灵魂，法学假装管理着人们的财产。”(43)这三种职业被激进派批评为是特权职业，他们的目标是垄断知识，以便牟利。尼古拉斯·库帕尔说道：“我们国家的自由也被三种人破坏了——教士、医生和律师，他们是垄断者——一丘之貉。”(44)塞缪尔·亨瑞1653年说教士、医生和律师都应该由国家发给薪水，他们的收入应该固定。1662年，威廉·皮特建议减少教士、医生和律师的人数。“这些人所做工作有限但收入却很高。”(45)马格尔顿也攻击过这三种职业。约翰·海登在革命期间写道：“脚夫应该从事法律，鞋匠应该从事神学，织袜的、制帽的、铁匠应该假装成医生。”(46)而诺亚·比格斯则指责内科医生协会的医生是国家的败类。
医学不是商品，但人们却不得不出钱购买医生的服务。医生出卖他们的服务，购买他们服务的主要是一些富人，结果医生被富人的钱包收买。而想跻身这个行业也是不容易的，内科医生协会规模很小，它的成员拥有特权，被牛津和剑桥毕业的学生垄断。
在回顾了英国医疗史上的这种天使与魔鬼并存的现象之后，笔者想指出几点：首先，人道追求与利益追求之间的矛盾，在西方医疗行业中，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这说明，实现两者间的平衡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其次，近代以来，在整个西方医疗行业中人道追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对利益追求的制约力量越来越强，这是保证今天西方医疗行业能够满足社会基本需要的重要条件。最后，我国的医疗行业中，目前也存在着这两者间的尖锐矛盾。英国的历史提醒我们：一方面，我们不要认为只有中国才有部分医生丧失医德，唯利是图的现象，并且不要对改变这种现象失去信心。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即使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早期人欲横流的时候，英国医疗界也还有那么多忠实于人道主义的医生，其原因何在？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呢？
注释：
①“仰赖医神阿波罗，埃斯克雷彼斯及天地诸神为证，鄙人敬谨宣誓，愿以自身能力及判断所及，遵守此约。凡授我艺者敬之如父母，作为终身同世伴侣，彼有急需我接济之。视彼儿女，犹我弟兄，如欲授业，当免费并不条件传授之。凡多知无论口授书传俱传之吾子，吾师之子孙及其发誓遵守此约之生徒，此外不传与他人。我愿尽余之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予他人，并不作此项之指导，虽然人请求亦必不与人，尤不为妇人施堕胎手术。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凡患结石者，我不施手术，此则有待于专家为之。无论至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作诱奸之事。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倘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只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共殛之。”Chester R.Burns,Legacies in Ethics and medicine,New York,1977,p.15.
②③④(21)周俊、何兆雄主编：《外国医德史》，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46、121-122、120、146页。
⑤⑥Loren C.MacKinney,"Medical Ethics and Etiquett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The Persistence of Hippocratic Ideals",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Vol XXVI(1952),No.1,p.4,pp.11-12.
⑦新约《圣经》中有35处关于耶稣行神迹，治愈患者的记载。参见《路加福音》第四章第38-40节、第五章12-13节、第七章2-10节、12-15节、第八章42-44节、第九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等。
⑧《圣经》，约翰一书，4:20-21。
⑨Ronald L.Numbers and Darrel W.Amundsen,Caring and Curing,Health and medicine in the Western Religious Traditions,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8,p.52.
⑩(11)(17)(18)Anne Digby,Making a Medical Living:Doctors and Patients in the English Market for Medicine,1720-191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314,p.314,p.250,p.251.
(12)B.Brodie,An Introductory Discourse on the Duties and Conduct of Medical Students and Practitioners,London,1843,p.27.
(13)John Bell,Letters on professional Character and Manners,Edinburgh,1801,p.41.
(14)(15)(16)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Hunter_(surgeon).
(19)(20)Nicholas Culpeper,A Physical Directory,or,A translation of the dispensatory made by the Colledge Physitians of London,London,1651,pp.III-IV,p.II.
(22)(23)(24)(25)(26)(27)(28)(29)(42)Irvine London:Medical Care and General Practitioner,1750-1850,Clarendon Press,1986,p.72,p.69,p.68,p.68,p.71,p.67,pp.69-70,pp.70-71,p.307.
(30)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4页。
(31)Bernice Hamilton,"Medical Profess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Vol.4,No.2(1951),p.159.
(32)引自张大庆《中西医学伦理学史比较研究》，（博士论文），1996，第22页。
(33)Robert Masters Kerrison,An Inquiry into the Present State of Medical Profession in England,London,1814,pp.9-10.
(34)The Statutes of the Realm:printed by command of His Majesty King George the Third,Vol.III,N.Y.:W.S.Hein,1993,p.32.
(35)(36)(38)Doreen Evenden Nagy,Popular Medicin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Ohio,1988,p.23,p.23,p.23.
(37)(39)John Woodward,To do the sick no harm,A Study of the British Voluntary Hospitol System to 1875,London,1974,p.3,p.3.
(40)(43)(44)(45)(46)Christopher Hill,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London:Morrison & Gibb Ltd,1974,p.158,p.159,p.160,p.160,p.160.
(41)C.E.Corrie (ed),Sermons of Bishop Latimer,parker Society,Cambridge,1844,p.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