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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偃旗息鼓，伊拉克是否应该成为反对全球恐怖主义战争的“第二阶段”?主张对伊拉克采取强硬路线的鹰派人士警告说，萨达姆·侯赛因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库以及他对美国的狂热仇恨使他成为首要威胁。其他人建议继续采取外交手段，让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返回伊拉克，他们认为，进攻伊拉克将使阿拉伯世界发生动荡。双方为了支持各自的论点，利用了各自有关一切东西的设想，从萨达姆·侯赛因的头脑并不糊涂到“阿拉伯街头帮”捉摸不定的爆炸性行动。可是，以怀疑态度对这些头头是道的论点进行的考察表明，进攻伊拉克的最大风险或许不是在于复仇心切的萨达姆，也不是在于动荡不定的中东，而是在于全球反恐联盟的解体。
“美国应该在海湾战争期间除掉萨达姆·侯赛因”
看法正确的事后诸葛亮。反对伊拉克的新运动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看来全都赞同的少数事情之一是，第一届布什政府应该在它掌握机会的时候解决掉萨达姆的问题。他们是正确的。如果美国军队开进巴格达，如今每一个人的境况无疑会更好。可是，布什政府1991年2月的撤军决定在当时具有非凡的意义。所有那些宣布准备除掉萨达姆的夸夸其谈的将军们忘记了，海湾战争联盟包括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阿拉伯国家，它们决不会公开参加以美国为首的颠覆一个阿拉伯政权的入侵。作为证据的是，沙特人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对接受美国的军事存在日益持怀疑态度。而且，由于西方情报分析家认为，萨达姆的丢脸的失败很快将在不满的军官们中间引发政变，按兵不动、等待事态自行发展看来像是可做的聪明事。
布什政府的正错误是在海湾战争之后犯下的。首先，作为由诺曼·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将军谈判达成的停火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同意让伊拉克政权利用其自己的直升机运送其领导人在国内各地旅行。这个协议还允许伊拉克军方利用武装直升机镇压后来的什叶派教徒和库尔德人的起义。其次，白宫没有支持这些起义，因为它担心，伊拉克的分裂可能使整个地区发生动荡。
“如果萨达姆被推翻，伊拉克将分裂”
不大可能。与中东许多国家一样，伊拉克的当代边界是由战胜的欧洲强国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解体的奥斯曼帝国的一些省份拼凑起来的：摩苏尔(库尔德人的北部省份)、巴格达(逊尼派教徒的中部省份)和巴士拉(占伊拉克人口大多数的什叶派教徒的南部省份)。因此，一些人无休止地警告说，如果巴格达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伊拉克可能分裂成3个独立部分。
然而，就“人为形成的国家”而言，伊拉克已经证明是引人注目地经久不衰的，尽管在数十年里发生了多次革命、政变、国际制裁、经济灾难和战争。有些人担心伊拉克什叶派教徒一有机会就会分离出去，与伊朗的同一教派教徒融为一体，但这些人为了一时需要而忘记了，虽然伊拉克军队中的许多普通士兵是什叶派教徒，他们在8年两伊战争
期间对与伊朗人作战并未感到不安(就此而言，伊朗也从未对伊拉克什叶派教徒的南部地区提出任何领土要求)。而且，虽然经过11年自治，重新统一库尔德人的北部地区将是困难的，库尔德反对派团体公开回避分离主义野心，宁可选择作为一个民主联邦的一部分。
萨达姆·侯赛因与统一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不同。我们所知道的伊拉克在萨达姆上台之前已经存在了数十年，这个国家在他垮台之后有可能继续生存。这是好消息，因为惟一比一个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库的统一的伊拉克更糟的将是一个黎巴嫩化的伊拉克，对立各派将彼此作战，也许会动用化学武器或者生物武器。
“萨达姆·侯赛因是不可制止的”
并非如此，但他是鲁莽的。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设想了一个萨达姆用核武器讹诈美国的情节：“美国总统警告伊拉克将彻底毁灭，而这个独裁者对这种警告不屑一顾，把彻底毁灭当作通向天堂之路。”然而，历史表明，萨达姆所关注的是此时此地，而不是来生来世。他在海湾战争期间未动用化学或者生物武器对付美国军队，显然是对白宫声称他和他的国家将“付出可怕代价”的威胁的回应。1993年，他暂停干扰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寻求避免与美国对抗。此外，1994年，当他看来已做好再次入侵科威特的准备时，作为对美国军事集结的反应，他打了退堂鼓。
可是，即使萨达姆并非不可制止，他也是一个豪赌的赌徒。他曾被恰如其分地描述成“精明……但愚蠢”。1980年，萨达姆低估了伊朗抗击军事入侵的能力，导致一场长达8年的战争。这场战争杀死了10万伊拉克人，使巴格达耗费了近5000亿美元。他低估了美国解放科威特的决心，尽管美国承诺保护海湾君主国已有40年。1998年，他号召各地阿拉伯人举行起义，推翻曾经选择与美国合作的腐败的“君主侏儒”，从而孤立了他自己，并且激怒了阿拉伯领导人。当然，萨达姆的冒险也给他带来利益。他不仅经受住了制裁，而且利用伊拉克人民的苦难在阿拉伯世界实现宣传目的，并使联合国安理会发生分裂。随着海湾战争联盟的削弱，他斗胆在1996年派遣军队镇压库尔德反对势力，并在1998年驱逐了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
所以，虽然萨达姆或许是可以制止的，但他的冒险嗜好使他成为一个危险的对手。底线是，一旦面临可信的威胁，这个伊拉克独裁者就会退却。
“让武器核查人员重返伊拉克应该是首选”
说得不错，但只是出于政治原因。虽然乔治·W·布什总统要求萨达姆允许武器核查人员返回伊拉克，他并没有强硬地尝试使这种要求变成事实。你不能责怪他。让武器核查人员返回伊拉克，这使萨达姆有机会随时驱逐他们并造成一场国际危机，只要他愿意这么做。伊拉克也不大可能让武器核查人员彻底检查可疑的武器设施。
巴格达已变得越来越善于隐藏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尽管进行了4年紧张的检查，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没有发现伊拉克的生物武器计划，直到他们从1995年叛逃的萨达姆的女婿侯赛因·卡迈勒·马吉德(Hussein Kamel al-Majid)那儿获得一点线索。正如前伊拉克核武器首席核查员戴维·凯(David Kay)所警告的，即使核查人员摧毁了伊拉克的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装备，“一个很大的伊拉克技术精英阶层……十分了解这些武器的秘密……在其违抗国际核查人员维持武器秘密的能力方面，伊拉克现在已变得更像《凡尔赛和约》后的德国。”
从长期来看，使伊拉克摆脱其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不可抑制的冲动的惟一途径将是推翻巴格达现政权。可是，从短期来看，布什政府至少应该走完尝试让武器核查人员重返伊拉克的步骤，条件是他们获得无限期和无限制的核查权利。目前毕竟存在萨达姆可能同意的很小机会——他应该对迫在眉睫的美国进攻感到不安。更有可能的方案是，萨达姆及其在安理会的支持者将拒绝美国的要求。在那种情况下，美国——已作了一切努力，以便巴格达实现其销毁大规模毁灭性武库的许诺——将具有打击伊拉克的令人可信的新理由。
“伊拉克政权参与或者没有参与9·11攻击”
我们或许永远不会知道。美国高级情报来源所掌握的证据表明，劫机者马尔万·谢希(Marwan al-Shehhi)和齐亚德·贾拉(Ziad Jarrah)与伊拉克特工见过面。可是，请原谅詹姆斯·伍尔西(James Woolsey)的不同看法，这个中央情报局前局长把推翻萨达姆作为个人的人生目标，认为美国把伊拉克与“9·11”联系起来的努力已遭受某种挫折。捷克警方现在对一份报告表示异议，这份报告说，在“9·11”之前5个月，基地组织的自杀性劫机撞楼者默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与一个伊拉克情报军官在布拉格见过面。白宫承认，根据最近的实验室化验，2001年秋天通过邮件发往美国各地的炭疽病毒不是来自萨达姆的武器实验室，而是出自美国本土。此外，对伊拉克参与“9·11”袭击的怀疑也与美国国务院2001年4月公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模式》报告有关，这份报告指出，伊拉克的恐怖主义几乎完全集中于反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
可是，有关伊拉克是否参与攻击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辩论忽视了一个更广泛的目标。萨达姆对憎恶美国的恐怖分子的支持——最引人注目的是“9·11”之前他为阿布·尼达尔(Abu Nidal)和乌萨马·本·拉登提供庇护——是一件有案可查的事。提供这种庇护的时机选择尤其重要，因为这种庇护恰恰是在美国1998年的军事打击后提供的，那次军事打击的目标是与伊拉克政权的权力基础有关的机构，诸如复兴社会党的总部和共和国卫队的军营。一些分析家认为，这种打击促使这个伊拉克独裁者向恐怖主义团体伸手，因为恐怖主义团体或许能对美国及其阿拉伯盟国发动打击。
“在阿富汗起作用的东西在伊拉克也能起作用”
说得不对。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精心编排了空中力量、美国特种部队、北方联盟以及推翻塔利班的民众起义的致命结合。这种策略与推翻萨达姆的“回归”(rollback)计划惊人地相似——自从伊拉克国民大会在1993年向克林顿政府表达这种想法后，这个计划始终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形式在华盛顿流传。多年来，怀疑者嘲弄这个计划是“一厢情愿的思考”，是“幻想”，或者，用安东尼·津尼(Anthony Zinni)将军的话来说，是“蠢人的乱嚷嚷”。可是，随着美国成功地推翻塔利班政权，“回归”计划的支持者(据说包括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现在说，“我对你们这么说过。”
不幸的是，“回归”计划因古老的鸡和蛋的问题而受损：反对伊拉克政权的胜利取决于群众的起义和背叛，但迄今不能确定的是，这种民众起义是否能在缺乏胜利的情况下发生?心怀不满的伊拉克人——请记住美国未能在1991年支持起义，或者在1996年保护库尔德人的聚居地——不大可能会冒险激怒萨达姆，除非他们确信，美国打算看到这种军事行动进行到底。
远非明朗的是，阿富汗模式将在伊拉克获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与北方联盟不同，伊拉克反对派既没有广泛的军事能力，也没有战场经验。虽然战争和制裁已使伊拉克军队付出沉重代价，萨达姆仍拥有2200辆坦克、3700辆其他装甲车辆、300多架作战飞机和40多万现役部队(包括10万左右精锐的共和国卫队和共和国特种卫队，他们与伊拉克应征士兵不同，在海湾战争期间一般不投降)。
通过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部署其武装部队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萨达姆能够抵消美国的空中力量。此外，在缺乏迅速制胜的情况下，伊拉克可能有机会用导弹攻击诸如土耳其和以色列等邻国进行报复(事实上，以色列军方已要求美国考虑对伊拉克西部的地面进攻，这正是为了预先阻止这种可能性的出现)。一些军事分析家估计，为确保获得决定性胜利，美国或许不得不部署10万以上的部队。此外，萨达姆·侯赛因很可能掌握生物和化学武器。例如，联合国专门委员会1999年的报告指出，伊拉克仍不能对1.5吨致命神经制剂VX(甲硫膦酸丙胺乙酯)和550发装满化学武器制剂的炮弹作出解释。
“‘阿拉伯街头帮’将会或者不会反对美国的攻击”
不得要领。对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阿拉伯世界的公众抗议是较为无力的，这给有关神话般的“阿拉伯街头帮”的陈旧话题增添了一点新色彩。所谓“阿拉伯街头帮”，是指为了一点最细小的缘由就焚烧美国国旗和颠覆政府的无组织和动私刑的穆斯林暴民。根据诸如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等主张对伊拉克采取强硬路线的鹰派人士的说法，“阿拉伯街头帮变得沉默了……因为美国以历史上伟大的军事行动之一使街头帮感到惊讶。”如果美国真的打算把萨达姆赶下台(不再采取诸如惩罚性轰炸打击等半心半意的措施)，阿拉伯世界就会表示支持(或者至少漠视)。
应该告诉这些鹰派人士的一个信息是：街头帮不是问题。几乎每一个中东国家都有理由反对美国进攻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和利比亚全都受到美国政府的资助恐怖主义(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指责，它们不希望对推翻一个阿拉伯政权的先例表示支持。伊朗和叙利亚宁愿看到受控制的和软弱的萨达姆·侯赛因，而不是与一个美国支持的政权分享边界。埃及不希望看到伊拉克重新成为其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的竞争者。此外，顺便说说，埃及不大可能使其在与伊拉克的贸易中赚取的每年20亿美元受损——这种贸易是通过联合国执行的石油换食品计划进行的。
然而，如果美国决心打倒萨达姆，它或许只需要两个中东国家的支持：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如果大规模入侵伊拉克，这两个国家的军事基地、港口设施和后勤场所将是至关重要的(弹丸之地的科威特是第三个可能的国家，但一些军事分析家说，鉴于这个国家的设施有限，将需要6个月才能建立一支入侵部队)。可是，说服利雅得和安卡拉参与将是一场艰难的外交斗争。沙特阿拉伯具有长长一大串的担忧：伊拉克分裂、萨达姆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进行报复(是否记得1991年那些击中利雅得的“飞毛腿”导弹)、公众骚乱、在阿拉伯世界孤立以及穆斯林极端分子中间的强烈反对。
安卡拉的主要担忧是，在伊拉克北部出现一个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这可能鼓励土耳其自己的不受管束的库尔德人口的分离主义渴望。可是，土耳其也担心经济。这个国家目前正处于其1945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它的旅游收入和外国直接投资在“9·11”之后直线下降。它依赖出口换取外汇——一场中东战争无疑将中断出口。土耳其无疑也担心库尔德难民不可避免的涌入——库尔德难民在1991年使土耳其政府每天耗费150万美元。
“目前是进攻伊拉克的最佳时机”
并非如此。根据有线新闻电视网(CNN)和《今日美国报》2001年11月的民意测验，3/4的美国公众将支持进攻伊拉克。可是，另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布什政府面临两难困境。《国际先驱论坛报》和皮尤研究中心对二十四、五个国家的重要决策者和舆论领导人的调查表明，只有29%的受访者将支持美国打击伊拉克(西欧和穆斯林国家只有区区32%的受访者支持美国打击伊拉克)。在缺乏伊拉克与“9·11”袭击有关的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美国可能不得不采取单边行动。
现在已不是独自承受这种军事负担的时候。在撰写本文时，基地组织的若干领导人(包括乌萨马·本·拉登)仍然逍遥法外，而美国或许不得不考虑在索马里、苏丹和也门采取军事行动，那儿现存的“基地”组织分支机构可能形成新的行动中心的基础(美军已经进入菲律宾)。此外，鉴于美军在科索沃和阿富汗作战期间已经耗尽其若干精确制导武器的补给，美国可能再过几个月才能考虑发起大规模军事攻击。
而且，由于“基地”组织在多达60个国家活动，美国将严重依赖外国执法和情报机构的合作。中央情报局情报处前副处长约翰·甘农(John Gannon)指出：“如果我们单方面采取行动，我们无疑将失去在阿拉伯世界、甚至在若干欧洲盟国中间本来能获得的东西，这些国家根本不喜欢美国独行其是的想法。情报是你能赢得与外国政府合作的一种易货交易……它们可能打开还是关上开关，这取决于它们觉得美国是如何履行对反恐合作的承诺的。”
与此同时，美国应该继续收集有关伊拉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计划以及伊拉克与恐怖主义团体的联系的情报，强化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的理由。美国应该继续设法获得不情愿的盟国的支持，提供保证和鼓励。美国还应该继续推动实施将解除对民用商品的限制、但强化对军用和军民两用物品的控制的“聪明制裁”。除了其合法的石油收入，伊拉克还以比市场价低40%的价格向叙利亚、土耳其和约旦等国提供石油，从而每年在黑市上赚取高达30亿美元的收入。萨达姆不仅利用石油收入收买其安全部队和核心统治集团的效忠，而且利用石油收入赢得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支持。伊拉克把大量有利可图的石油换食品合同交给诸如法国、俄罗斯等强烈要求解除对伊拉克制裁的国家。
美国不能获得对聪明制裁的支持，这可能迫使它向采取单边军事行动更走近一步。事实上，那些希望反恐战争将产生一个更仁慈、更温和、更崇尚多边主义的乔治·W·布什的国家也许会自然而然地醒悟过来。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一个时期里，美国与其盟国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认识差异。世界其余部分仍把美国看作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强国，但美国人现在把他们自己看作受害者。
(选自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