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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09)03-0049-05
一般的中国读者认识村上春树始于百万畅销小说《挪威的森林》。从广泛意义上讲，较之其他文学作品，无疑最能吸引大众读者眼球的是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中人们(特别是青年读者)渴望的小资情调。从处女作《且听风吟》，到《寻羊冒险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海边的卡夫卡》等作品中出现大量用片假名标记的作家、音乐家、唱片、电影、食品等时尚名词。为此有人将村上定义为“小资代言人”，也有人将村上文学定义为“都市文学”。其实，这些出现在村上文学作品中的大量片假名，不是让读者炫目的装饰，也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深入理解作家风格、作家所要讲述的故事的关键词。笔者认为，深刻学习村上作品中的作家、音乐家、唱片、电影、食品等不失为理解村上的一种重要方法。其中，对于“没有音乐的人生无法想象”“若没有沉迷于音乐，我可能不会成为小说家”的村上来说，音乐更是一把打开村上文学世界最关键的钥匙。
一、村上春树的音乐救赎之旅
村上与音乐相识甚早，童年时代便学习过钢琴。1964年，“我得到一张Art Blakey的Jazz Messenger乐团在那一年于日本神户的音乐会门票作为生日礼物。这是我第一次确实地聆听爵士乐，我也对此深感惊异。”[1]之后，15岁的村上就开始经常省下午饭钱来买爵士乐唱片。1968年19岁的村上考入早稻田大学戏剧专业，恰逢美国反战运动高潮，日本“全共斗”高峰，并没有一个平静的学习环境，于是整天埋头于文学与音乐，寻找自我救赎。
20世纪60年代，世界各地战争与革命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堪。其中，美国尤为波涛汹涌。1962年古巴危机，1965年越战爆发，美国政府深陷战争泥沼无法自拔。与此同时，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美国民众掀起反战高潮。这时期，结束了猫王的靡靡之音，更多的热血青年转而用声音咆哮反战，如鲍勃·迪伦、披头士乐队、滚石、保罗·西蒙等。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广泛的社会思想变革和反叛独立的思潮，对战争、暴力和种族歧视进行了深刻和彻底的批判，赢得了年轻人的普遍认同。当时虽然没有发达的互联网，但是音乐是共同的语言，通过大量激情澎湃的反战歌曲，以“爱、正义、自由和和平”为口号的文化风潮亦吹到了大洋彼岸的日本。在日本，多间大学进入无限期全校罢课，在神田河台的学生街上，学生与自卫队之间展开了愈演愈烈的城市战争，石头、汽油弹、瓦斯枪满天乱舞，满地狼藉。
村上向来不关心政治，厌恶争斗，所以更加醉心于音乐，不可救药地要从音乐中寻求解脱。因此，音乐是村上青春的一部分。“我是60年代的孩子。那是人生中最容易受伤害，最青涩，但也是最重要的时期。因此，在这最重要的60年代里，我们充分地吸取这个时代粗野狂暴的空气，也理所当然地让命运安排我们沉醉其中。从鲍勃·迪伦、披头士到大门，这些背景音乐已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2]22的确，我们发现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美国乐坛风靡一时的音乐和音乐家的名字，常常出现在村上的小说里，而且音乐形态包括古典、爵士、摇滚、民谣和流行歌曲等。
以猫王为代表的20世纪50年代摇滚形式因普莱斯利的死而逐渐告一段落，然后迎接狂热的青年们的是披头士乐队，一个摇滚史上令人难忘的奇迹。他们留着长头发，穿着无领且只有四颗纽扣的上衣，烟囱一般的长裤和矮皮靴，毫无争议地成为引领时尚的先锋。他们影响了一代人的艺术品味、服装发型、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披头士乐队有着一种孩子般的活力，一种青春的激动，一种极富生命力的快乐，一种对特权阶级不怀恶意的蔑视，一种令人兴奋的幽默感以及对虚伪和矫揉造作的回避，与村上的文学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说“披头士”是温和、精美和可爱的，那么另一支来自英国的摇滚乐队“滚石”则粗犷、猛烈而暴躁。他们穿着随便，有着粗鲁、邋遢、叛逆而具有威胁性的形象，被评论界认为是“最叛逆，最反社会，最享乐主义的那一方面的典型”。在压抑的60年代，“滚石”的音乐成为青年们最好的宣泄方式。在弥漫着“孤独”气氛的村上文学中，“滚石”的音乐经常充当“出口”的角色。
鲍勃·迪伦的歌曲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反种族歧视的，另一类是反战的。他直接影响了一大批同时代和后来的音乐人，曾获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国内的音乐界有学者指出：“鲍勃·迪伦站在世界末日的角度上注视现实的目光，与此时的村上完全融合。他的音乐精神影响了村上，并且被村上用在作品不可言传的部分，显露出60年代式的对生命的追求和失落。”[3]
大门乐队来自洛杉矶，他们的歌词时常围绕着暴力与死亡，几乎没有什么乐观的内容，是迷幻摇滚中比较黑暗的一面。他们使用节俭的音乐语言，绝望的歌词和挑战性的姿态，宣扬宗教分立，蔑视战争，认为人生的出路是性与死亡。在村上的作品中，我们经常看到虚幻般活着的主人公通过无意识的性行为来证明自己活着，寻找活着的意义，这与大门乐队的音乐内涵非常接近。
由英国开始的摇滚乐革命，无可争辩地影响了美国这块最初孕育了摇滚乐的土地。60年代的美国不是平静的，它满是革命、动乱与麻烦。60年代是一段激动人心、极具悲剧色彩的时期，也是影响村上一生的关键时期。
二、村上春树的爵士情怀
大学毕业后，村上与夫人阳子开了一个爵士酒吧“Peter Cat”，经营7年，累计收藏唱片6000多张。村上的作品中永远开着音乐，它不仅是村上的个人爱好，更多地是为了烘托气氛。爵士乐源自比它更早出现的一些美国黑人音乐(如蓝调、福音歌曲等)，而这些音乐是美国黑人根植于其非洲音乐传统的基础上结合他们在现实中的遭遇创作出来的。早期蓝调主要表现黑人的悲惨境遇和底层生活状态，大多比较凄苦。福音歌曲主要是向上帝祈求平安，希望得到救赎。随着社会的发展，爵士乐有了更广阔的舞台，如今，它更多地成了“小资”们奢侈地排遣心中郁闷的方式。爵士乐时而低沉忧伤，如泣如诉，时而强劲高亢，激动奔放，能直抵听者内心最柔软的部分，给人深刻的精神体验和心灵喜悦。在物质发达、精神空虚的年代里，爵士乐是最好的心情写照。
村上春树善于以现代人面对世界产生自觉的疏离感，制造出爵士乐的漂浮轻快和伤怀抑郁双重效应。爵士带给人的茫然无助、困惑，是村上春树为青年人设计的经典体验。青春期的失重感与虚空感，孤寂与空虚，潜藏在我们每个人的意识深处，而村上则用爵士乐的方法将之释放出来，因此村上文学也被誉为“疗伤文学”。爵士乐的怀旧与优雅，爵士乐的异国色彩，爵士乐的将现实理想化，使大多数孤独的青年人在聆听时，情感重新获得确认与满足。村上式的蓝调爵士乐，洞察了现代都市里的颓废与荒谬、青春特有的举棋不定与执著追求，让人沉迷其中又无法解脱。这恐怕也是所有与身边的一切刻意保持距离的、孤独的现代都市青年的生存状态吧。
三、村上春树作品中的背景音乐
1.《挪威的森林》中的《挪威的森林》
《挪威的森林》就是以披头士的代表作《挪威的森林》开始的。
“37岁的我端坐在波音747客机上。庞大的机体穿过厚重的夹雨云层，俯身向汉堡机场降落。11月砭人肌肤的冷雨，将大地涂得一片阴沉……
飞机刚一着陆，禁烟字样的显示牌倏然消失，天花板扩音器中低声传出背景音乐，那是一个管弦乐队自鸣得意演奏的甲壳虫乐队的《挪威的森林》。那旋律一如往日地使我难以自已。不，比往日还要强烈地摇撼着我的身心。”[4]
一曲《挪威的森林》作为导火索，打开了笔者尘封的记忆，艺术性地完成了倒叙的开头。
“一听到这个曲子，时常会变得悲哀，也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自己好像迷失在森林深处”，直子说，“孤零零一个人，寒冷、黑暗，没有人来帮助我。”
即便没有听过《挪威的森林》，也可以从直子的叙述中感受到这首歌传达的凄凉之感。挪威以森林资源丰富而著称，而森林在意象上又给人以神秘、深邃之感，所以“挪威+森林”，未闻其声，未见后文，便可透过文字感受到“森林”的悲凉气息。在故事的结尾，渡边和玲子弹奏了50首直子生前喜欢的音乐，完成了一个音乐葬礼。其中，《挪威的森林》两度出现，并以该曲作为结束曲。用玲子的话来概括直子的一生，“直到最后也没脱离感伤主义这个基调”。第50首重弹《挪威的森林》，再次呼应文章开头，寂寥的气氛贯穿始终。
其次，披头士的《挪威的森林》歌词①中所讲述的故事与村上的《挪威的森林》如出一辙。“我曾经拥有一个女孩”，这一动词的时态告诉我们，现在女孩已离“我”而去。正如小说中的开头，“我”坐在机舱里听到《挪威的森林》，回想起“我”和一个女孩的故事，都是以倒叙起笔，以女孩开篇。然后，“她向我展示她的房间”一句又和“我”去阿美寮探望直子时，直子向我展示她的房间一样，清新、自然。“是不是很好呢，挪威的森林？”也就是说，歌词中的女孩的房间在挪威的森林中，这又与直子的精神疗养院坐落在一片旷外郊野是一致的，而且又对应了“森林”这一阴郁缥缈的意象。“她让我留下来……喝着红酒，耐心等待，我们一直聊到2点，然后她说‘该睡觉了’，她告诉我她是早上工作的”一句也如同在讲述“我”在阿美寮的故事一样。“我”在阿美寮留宿，晚上和直子边喝红酒边听音乐，聊天至深夜，而且第二天一早直子也会外出劳动。“当我醒来，我孤身一人，这只鸟儿已经飞走了”，简单地说就是这篇小说的结局，直子像鸟儿一样离我而去，只剩“我”一人站在路中却不知身处何处。
披头士的《挪威的森林》与村上的《挪威的森林》，无论“形”还是“神”都颇为相似，因此听懂披头士的《挪威的森林》是理解村上的《挪威的森林》的关键。
2.《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的《国境以南》
《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题目中的《国境以南》同样也是乐曲的名字，一支墨西哥民歌。“我”和女主人公岛本是小学同学，同是独生子女，同样感觉孤单，经常凑在一起，听纳特·金·科尔的“国境以南”幻想未来。
“说实话，从小听这首歌就觉得奇怪：国境以南到底有什么呢？”我说。
“我也是。”岛本应道，“长大以后看了英文歌词，不禁大失所望，不过是墨西哥的一首歌曲罢了。原以为国境以南有什么大不了的东西呢。”
“比如说有什么？”
岛本抬手把头发撂到脑后轻轻挽起。“不知道啊。该是非常漂亮、又大又柔软的东西吧。”[5]
“我”和岛本彼此抱有异性的好感，可以说是青涩的初恋。小时候不知道“国境以南”是什么，却隐约觉得是意味着幻想与希望的东西。长大后，岛本的再度出现又给了彼此希望，二人又开始听《国境以南》。直到岛本莫名的消失，“我”终于领悟到“国境以南或许有大概存在，而太阳以西则不存在大概”。意思是，少年曾充满希望的国境以南，人到中年时终于发现希望本不在，寓意二人没有结果的结果。
这部小说除《国境以南》这一主旋律外，还有一首副歌——《Star Crossed Lovers》与之遥相辉映，甚至出现次数超过前者。《Star Crossed Lovers》出自《Such Sweet Thunder》组曲专辑，原是埃林顿公爵和斯特雷霍为1956年在安大略莎士比亚纪念会上演奏而创作的组曲之一，演绎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爱情。当岛本听到这首乐曲背后的故事时，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简直像为我们做的曲子”。虽然此时岛本和“我”正在交往，却早已埋下伏笔，两个人会按照《Star Crossed Lovers》设定的情节，悲剧收场。如果要用一首歌来描述“我”和岛本宿命般地爱情和有始无终的悲剧，非《Star Crossed Lovers》莫属。从《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这部小说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村上恰到好处地用音乐衬托故事、烘托气氛、推进情节的高超技艺。
3.《奇鸟行状录》的《贼喜鹊》序曲
《贼喜鹊》是罗西尼创作的歌剧名，1817年首演于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剧情围绕着一把银匙的下落和作为小偷的一只喜鹊而展开，描写了一个美貌的少女被误判绞刑而最后获释，以及她的父亲同时被赦免的故事。该作品创作于欧洲连年战争岁月之后，表现出皆大欢喜的喜剧气氛，迎合了民众渴求安宁的情绪。
这部歌剧在小说的第一页就已经出现并成为第一部的标题。在写这部小说之时，村上并没有完整地听完《贼喜鹊》，“《贼喜鹊》将一直是某种他(指村上春树)不甚了然、一知半解的东西的象征。似乎很熟悉，但其意义却始终捉摸不定。”[2]226村上只听过其序曲，知道其标题，那是源自童年的某种半明半暗的记忆，某种他认为理所当然，从未想过要深究的东西。这也是村上对于战争、对于史实曾持有的态度。杰·鲁宾认为《奇鸟行状录》是村上的转型之作，“从这部作品开始，他终于放弃了他一贯酷酷的疏离姿态，开始勇敢地担当起责任。”虽然没有彻底调查、研究、思考过，但是村上对于战争，对于史实充满好奇并欲探寻究竟，还原事实原貌，就像听过《贼喜鹊》序曲，也想要听完《贼喜鹊》全部一样。从这一首序曲，从这一部作品开始，村上开始转为“介入”。
这一次，虽然没有直接用《贼喜鹊》序曲作书名，但是作者认为无论是《奇鸟行状录》中的“鸟”，还是《贼喜鹊》序曲中的“贼喜鹊”都是村上对于未知事物的指代。意义虽隐晦，但必须承认这部小说由背景音乐《贼喜鹊》恰到好处地映衬出来。
四、村上春树音乐的功用
村上1979年发表处女作《且听风吟》后，大量读者对村上作品中的音乐感兴趣，以至于专门有杂志整理出一份《且听风吟》中所提到的所有音乐的详尽分类目录，进而扩展成一本专著。村上凭《且听风吟》获“群像新人文学奖”时，评委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情节的展开，登场人物的行动、对话好像发生在美国的某个小镇”(岛尾敏雄)。“把通俗艺术作为现代美术的一个分支予以承认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可这种文学的存在权”(佐佐木基一)[6]。评委们一致认为村上春树的出现造就了一种新文学形式的诞生。这种“新”既体现在文体上，也体现在文章内容上。村上笔下的人物多是日本人，事件也多发生在日本，却能营造出一种欧美式情调。这是因为村上文章中的小道具几乎都是“外国货”。无论衣、食、住、行，村上都刻意淡化日本的影子，反而通过文中主人公所钟爱的文学、音乐等艺术符号来凸现这种“美国式情调”。其中，最能烘托气氛的还要归功于村上恰到好处地运用的美国音乐。
村上春树经营爵士酒吧7年，酷爱音乐，爵士、古典、流行、摇滚无一不精通，因此具备将音乐灵活、准确、恰到好处地安插到文章中传情达意的本领。爵士乐是一种和当代社会中的时代精神相契合的音乐形式，因此最爱被村上用来抒发心中的苦闷与时代的压抑；古典乐是在欧洲主流文化背景下创作的音乐形式，其创作技术复杂多样，同时承载着厚重的内涵，因此最爱被村上用来增加文学底蕴，烘托文化氛围；流行乐起源于美国爵士乐，是一种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广为流传的音乐形式，因此最爱被村上用来勾勒轻松与愉悦的气氛，展示人物积极向上的一面；摇滚乐有别于一般的流行乐，以三和弦加强硬持续的鼓点加上口的旋律为特点，是一种节奏强烈、歌词另类的音乐形式，因此最爱被村上用来宣泄内心的悲愤与哀伤。每一种音乐都有其各自的特点，村上只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些特点“音文并茂”地为读者展示了他所描绘的画面。
不仅如此，村上还从音乐中领悟到文章的写作技巧。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讲演中，村上为我们揭开了这一神秘面纱。“每个句子都应该有节奏感。这是我从音乐，特别是爵士乐中学到的。在爵士乐中，了不起的节奏可以造就最伟大的即席效果。一切都取决于节奏的轻重缓急。”[2]6音乐对于村上，不仅仅是传情达意，渲染气氛的必要工具，还是获取写作灵感与写作方法的良方。
杰·鲁宾曾用“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译为：倾听村上春树)为名，出版了一本严肃的村上春树评传，而且各章节分别用音乐符号为村上的作品分门别类地论述。杰·鲁宾认为，“对村上春树而言，音乐是进入深层潜意识——我们精神中那个亘古不变的另一世界的最佳途径。在那儿，在自我的核心，就能找到那个我们每个人到底是谁的故事：那是一种我们只能通过意象来理解的支离破碎的叙事。”[2]6
村上的音乐从不做作，也绝不是装饰，而是打通读者与作者深层次对话的必要方法。在村上的作品中，故事与音乐交杂，相映成趣，读者不仅要睁大双眼，也要竖起耳朵，才能感受到村上所要传达的精神。所以，“音乐”不失为理解村上的一种方法。
注释：
①《挪威的森林》歌词(笔者译)：Norwegian Wood(挪威的森林)/——this bird has flown(这只鸟儿已飞走)/I once had a girl我曾经拥有一个女孩/Or should I say或许说/she once had me是她曾经拥有我/She showed me her room她向我展示她的房间/Isn′t it good是不是很棒/Norwegian wood?挪威的森林？/She asked me to stay她把我留下/And she told me to sit anywhere并且说随便坐吧/So I looked around于是我环视四周/And I noticed there wasn′t a chair可没有找到椅子/I sat on a rug坐在了小地毯上/biding my time耐心等待/drinking her wine喝着她的葡萄酒/We talked until two我们一直聊到两点/and then she said然后对我说/“it′s time for bed”该睡了/She told me她告诉我/she worked in the morning她是早上工作的/and started to laugh然后笑了起来/I told her I didn′t我告诉她我不是/and crawled off to sleep in the bath然后爬向我睡觉的浴盆/And when I awoke当我醒来/I was alone我孤身一人/This bird had flown这只鸟儿已飞走/So I lit a fire所以我点燃火光/Isn′t it good是不是很棒/Norwegian wood?挪威的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