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先秦史叙事及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
张 舒
摘 要： 为对抗孔教化的今文经学，章太炎将古文经学推向极端。传统六经不再作为载道之书，而是成为记事之史。由章太炎重构的先秦史叙事呈现为王权生成史，尧舜三代政道不再具有秩序典范意义，同时传统史学的经世功能发生转变。儒学的现代转型应超越章太炎经学观从而达成古今政道之间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 章太炎；古文经学；三代之治；法吏政治；叙事重构
在中国传统儒学体系中，尧舜三代政道的地位举足轻重。“祖述尧舜，宪章文武”①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庸第三十一》（卷53），李学勤主编，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03页。 ，这是孔子及历代儒家士人始终秉持的政治理念。北宋以降，各代儒者更是将复归尧舜三代之治作为政治理想以经纶现实政治，并由此阐发有诸多深刻的政学论思。然而，19世纪末，随着近代中国政治危机的加剧，儒家传统亦面临深刻的思想危机，儒家经学瓦解，尧舜三代之治此后不再作为近代中国的秩序典范。就此而论，章太炎的思想体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转折作用。
章太炎是20世纪中国兼具深刻性与原创性的思想家，其思想学说在近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章太炎思想一直以来都是相关领域的研究焦点，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探讨章太炎思想的正向建构作用，如近代史研究视角注重揭示章太炎对晚清革命的思想驱动作用① 参见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82-686页。 ，再如启蒙现代化研究视角注重探究其对晚清思想启蒙的引领作用② 参见李泽厚：《章太炎剖析》，载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82-421页；汪荣祖：《康章合论》，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21-128页。 ，抑或探析其对儒家现代转型的启示意义③ 参见彭春凌：《儒学转型与文化新命——以康有为、章太炎为中心（1898—192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2页。 。此外，现代性研究视角则注重挖掘章太炎思想中蕴含的后现代思想资源。④ 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三联书店，2004年，第1011-1046页。 这些研究视角虽然能够揭示章太炎思想的建构性资源，但是有可能变成为阐释而阐释，从而遮蔽章太炎思想之中蕴含的对于传统政道的解构因素。而关于章太炎思想与儒学传统的关系，已有研究从思想史角度分析章太炎的经学及诸子学研究对儒学传统所产生的冲击作用。⑤ 参见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9-221页。 亦有学者从经学史角度指出章太炎的新经学构成近代经学瓦解的关键环节。⑥ 参见陈壁生：《经学的瓦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2页。 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章太炎的古文经学对于儒家政治思想传统的解构作用，并展开分析章太炎对先秦史叙事的重构及其学说的思想意义。
一、古文经学的激进化
古文经学是章太炎思想体系的基础。章太炎早年师从朴学大师俞樾，在诂经精舍学习期间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古文经学基础。19世纪末，经学今古文问题持续升温，成为当时思想界聚焦的学术议题。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提出，《周礼》《毛诗》《左传》等古文经学典籍均系西汉经师刘歆伪造，刘氏遍伪群经的目的是为王莽篡汉提供合法性依据，而伪经的后果是今文经学系统遭到扰乱，最终造成素王孔子的微言大义晦暗不明。“新学伪经论”的提出目的是解决经学体系的自洽性问题，从而实现经学系统的自我更新。此后，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提出“孔子改制创教论”。在他看来，孔子通过托古改制创立儒教，儒教在战国至西汉初期与其他诸子教派相互竞争，最终，以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为标志，儒教被立为国教。在此，六经成为孔子所创之儒教教义，而六经之中记载的尧舜三代之治则被认为并非是真实的历史记录，而是源自孔子的思想建构。康有为建构的孔教论虽然不失为是儒学近代转型的一种方案，但是孔教论中蕴含的宗教化建制倾向却意味着传统儒学出现异化，这成为戊戌变法遭遇顿挫以及此后民国初年孔教国教化运动难以取得成效的深层思想因素。
因为进入城市生活，开阔了视野，与城市同龄人一样，具有良好的学习环境，信息获取的能力以及学习能力不断增强，对外部世界不再陌生，并且敢于勇敢地去面对、思考和学习，从而其价值观、世界观已经紧紧跟随时代的步伐，不再像上一代农民工一样胆怯、懦弱、害怕，而是直面生活中的问题、困难和挫折，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思维空间，追求自己的职业发展和人生目标。
晚清今文经学的激进化引发了儒学内部其他流派的强烈反应，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维新变法期间，章太炎曾与康梁维新派有过短暂合作。青年时代的章太炎曾是维新变法的支持者，然而，由于他在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报馆供职期间与康门弟子发生冲突，他与康门弟子的关系转向恶化。“章太炎不同意康有为‘倡言孔教’。康有为门徒竟至‘攘臂大哄’，章太炎愤而离开《时务报》。”①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43页。 更重要的是，康章在学术思想上分属于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个不同的学术流派。学术分野是章太炎与康有为最终分道扬镳的重要因素。章太炎的古文经学与康有为的孔教化今文经学之间的对峙是近代中国重要的思想事件。章太炎对今文经学及孔教论进行的持久批判，构成理解其学术思想演变重要的思想背景。在对今文经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章太炎的思想逐渐滑向另一个极端，古文经学由此发生变异。
古文经学发轫于西汉末年，由经师刘歆创发，东汉时期逐渐发展成为能够与今文经学分庭抗礼的经学流派，该学术流派此后盛行于魏晋六朝时期。清代古文经学的学理进展与经史学家章学诚密切相关。乾嘉时期，章学诚的经史学说深化了古文经学的经学观。章学诚指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上册），叶瑛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第1页。 六经是尧舜三代的官方档案，尧舜三代之时，私家并不著述，因为古人并不空说义理，而是基于现实政治经验推演秩序原理，因此六经实质上是尧舜三代圣王制度典章的官方记录。
在经史观上，章太炎承接章学诚的经史论说，并对之加以改造。章太炎虽然承继“六经皆史”的论断，但他并不认为六经是先王时代的官书政典。“以是比况，古之作者，创制而已。后生依其式法条例则是，畔其式法条例则非，不在公私也……经不悉为官书，官书亦不悉称经。”① 章太炎：《原经》，载《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校定本》，王培军、马勇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29、231页。 六经与其他类型古籍的区别，并不在于六经作者是来自官方还是民间，而在于体例形式。六经的作者著述六经，同时创发一定的体例形式，后世之人依照这种体例格式著成的书，都有可能成为新的经书。相比而言，章学诚将六经界定为先王政典，并且认为六经中蕴含的秩序之道是完备的，他的经学系统是闭合的。而章太炎的经学系统则相对开放，也就是说，除《易》《诗》《书》《礼》《乐》《春秋》之外，其他相同体例的书亦可被划归入经书范围。更为关键的是，与章学诚不同，章太炎并不认为六经承载着尧舜以及夏商周先王政道，而是将六经视为先民历史。“六经皆史之方，治之则明其行事，识其时制，通其故言，是以贵古文。”② 章太炎：《明解故下》，载《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校定本》，第248页。 六经在性质上属于先秦史书，解经相当于读史，因此学者治经应明晰六经中的历史记事，辨识先代的典章制度以及通晓先民的言辞文句。就此而论，相比于今文经学派在解经过程中附会的神怪学说，章太炎认为古文经学派的考据订实无疑是更优的解经路径。
Step 1 Consider the case of single-joint failure,confirm the fault joint and the optimized locked angle,and establish the degraded workspace Wfby the Monte Carlo method.
在解经方法上，章太炎虽然标榜古文经学，但实际上他却并未完全遵循古文经学治经的征实原则。“至夫古义无征，而新说未凿者，无妨于疏中特下己意，乃不为家法所困。”③ 章太炎：《与刘师培》，载《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马勇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1页。 他在与刘师培的一封学术通信中指出，当六经古义无法寻觅且新说尚未获得确证之时，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阐发六经义理。事实上，在章氏经学诠释中，存在大量的主观化的经学诠释。“（章太炎）表面上看他是在和康有为争锋，其实他的思维方法与康氏是一样的。”①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第63页。 相比于康有为阐发今文经学时的主观武断，章太炎的经学诠释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章太炎的解经思路，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影响。其一，今古文经学的门户对抗。由于极端反感今文经学以及孔教论，章太炎全盘否定任何带有今文经学印记的学理论断，同时他对于古文经学系统则采取全面维护的态度。比如今文经学派否认《周礼》是西周时期的典籍，章太炎则力证《周礼》记载的是西周的典章制度，并以此为基础推演周秦时期的制度变迁。其二，反满光复的政治主张。典型如章太炎的春秋学论述，他突出强调《春秋》大义在于夷夏之防而非王霸之辨，孔子修《春秋》的目的是使后世国人严夷夏之防从而保持自身的国性不堕。在此，他的春秋学研究服务于他在20世纪初进行的反满光复政治行动，其族群性民族主义政治主张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学理上的客观分析。其三，章太炎极为自信的学术人格。他的学术自信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份自信使他能够整合诸多不同的思想传统，包括古文经学、先秦诸子、印度哲学乃至西方哲学等思想体系，从而汇聚成他博大精微且深具原创性的思想学说系统② 关于章太炎思想学说的综合性特征的论述，参见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三联书店，2013年，第1332页。 ；但另一方面，他的学术自信使其往往强执己意臧否古今中西学术之高下得失。例如，他持黄老韩非之学对传统儒家经世之学进行全面批判。在与孔教化今文经学的对抗中，章太炎将古文经学推向激进化，儒家传统经学系统出现瓦解。
二、尧舜三代政道的解构
章太炎将六经界定为特定形式的先代史书。他的这一学术论断对传统经学产生了强力冲击。在经学传统中，虽然六经的形式是史书，但是六经的内容却是常道。六经记载着尧舜三代的政治变迁，历代儒者从六经所记载的礼乐典章及诸个历史事件之中推演政治义理与秩序常道。章太炎则将六经转化为古史，并同时对尧舜三代时期的历史事件进行全新解析。在其所重构的先秦史图景中，传统儒学基于尧舜三代政治所提炼的政道理念不复存在。
俗士观于尧、舜之腒形趼足，以忧劳黔首，而曰“宪章”者，过之……余以后圣之作，必过于先民……观于《世本》，二帝者，皆黄帝胄也。湘之二妃，于舜则兄，其曾祖王父，嫔之尚之，而悆若无所怍。禹、汤、文、武作制以六世，亦未能革也。怍其亵宗，使百世不通者，独有公旦。① 章太炎：《独圣下》，载《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朱维铮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3页。
章太炎的《尚书》学说并不吸纳由尧舜禅让体现出的公天下政道理念，而是试图解构以尧舜三代政道为主体的经史传统。“唐虞之世，诸侯分立，自理其土，彼帝者犹霸主耳……群后未有翼戴之言，而唐尧私以授舜，必不得也。”② 章太炎：《尚书故言》，载《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章念驰编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41页。 章太炎根据当时政治形势指出，上古时代，诸侯各治一方，帝尧只是华夏各个诸侯的盟主，在没有获得其他诸侯认可的情况下，唐尧不可能将帝位禅让给虞舜。换言之，章太炎虽然相信尧舜禹等上古君主是实际存在的，但是他却并不认为由当时的政治变迁能够推导出包含有一定公共性的政治理念。对于儒家传统政道而言，章太炎的古文经学蕴含着强烈的解构效应。
章太炎指出，俗士误将尧舜看作贤能的君主，这是因为他们误认为上古君王尧舜胼手胝足是为民事操劳所致。后世圣王必然会比尧舜贤良，因而尧舜政治不足以被立为典范。根据《尚书·尧典》记载，帝尧将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舜以观其治家之法，舜能够使得二女和睦相处以行妇道，帝尧于是知晓舜具备齐家的德行。在此，章太炎根据《世本》指出，尧和舜在血缘上同属于黄帝的后代，舜取尧的女儿作为妻子，这相当于舜与同姓女性长辈结婚，而尧和舜对此却丝毫没有感到羞愧，由此能反映出上古时代人类婚姻关系的混乱。此后，夏禹、商汤、周文王及武王等各代君主都没能革除这种混乱的婚制，直到周公时期，周礼确立同姓不婚原则，这才使华夏共同体的婚姻制度渐入正轨。
则知古之宰相，皆以仆从小臣，得人主之信任。其始权藉虽崇，阶位犹下，最后乃直取其名以号公辅。然至于正位之后，而人主所信任者，又在彼不在此……是知正位居体之臣，为人君所特恶，必以近幸参之，或以差委易之，然后能得其欢心，知其要领……观于太阿、太保、冢宰、丞相、御史、仆射、侍中之得名，而知侍帷幄、参密议者，名为帝师，或曰王佐，其实乃佞幸之尤。① 章太炎：《官制索隐》，第89页。
与之相比，传统儒家之所以将尧舜政治奉为圭臬，是因为他们可以由尧舜禅让的这一历史事件推导出公天下的政道理念。换言之，在儒家经学体系中，尧舜之道蕴含着深厚的公共性政治思想资源。尧舜二典在六经系统中的地位非同一般，这在儒家《尚书》注疏系统中有着充分体现。如唐儒孔颖达对尧舜二典的疏解：“典者，经中之别，特指尧、舜之德，于常行之内道最为优，故名典不名经也。”①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黄怀信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4页。 尧舜二典是尧舜政道的记录与承载。“经”为常道，其中“典”处于常道系统的最优位置。在传统儒者看来，《尧典》与《舜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因为尧舜禅让这一历史事件之中蕴含着公天下的政道理念。再如宋儒蔡沈《书集传》中的解析：“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皆载此书……然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固可得而言矣。”② 蔡沈注：《书集传》，钱宗武、钱忠弼整理，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1页。 可以看出，在宋明理学家的注疏系统中，尧舜三代之治既是具有典范意义的政治模式，也是儒家士人正心修身的德行范本。宋明儒者试图依据六经之道来规约为政者的政治行为与政治德行，从而达到规训政治权力的效果。历代儒者对尧舜三代政治所作的建构性诠释，积累形成中国古代政治的公共性思想传统。进一步而论，儒家士人之所以将尧舜三代之治赋予如此多的政道价值，是因为尧舜三代之治为儒者提供了评判以及变革现实政治的范本。与此同时，六经文本亦为后世思想家提供了充足的思想诠释空间。
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发展始于鸦片战争以后，当时，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他们在进行西方宗教思想传播的同时，也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政治文化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介绍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随着国内革新派和进步人士提出西学东渐的主张以及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发展，近代图书馆的文献捐赠也受到了西方先进的捐赠理念的影响，逐步萌芽并掀起热潮。1 王志华．媒介革命与图书馆嬗变[M]．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
美国：自2009年以来，美国住宅市场一直稳步复苏。但是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阻碍住宅市场发展的限制因素，包括：经济脆弱，失业率增加，银行贷款新政，越来越多的80后优先选择和父母住在一起。另外，人们对于住宅所有权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租房而非买房。这些因素都将对北美未来住宅市场的发展产生影响，减缓住宅市场复苏的步伐。根据美国建筑协会的预测，美国2016年新建独立住宅的销售量为57.4万套，2017年为66.9万套，2018年为70.2万套;而现有住宅的销售量为2016年547.2万套，2017年576.8万套，2018年588.5万套。
章太炎春秋学的基本观点是，《春秋》为孔子所修之史，而非其所作之经。他指出，孔子根据周王室所藏文献以及史书体例著述《春秋》，其修订《春秋》的思想价值在于创发出编年体这一史书体例。而孔子修《春秋》的政治意图在于保存国史而非表彰王道。在他看来，历代儒者普遍认为《春秋》崇尚王道以贬黜霸道，这恰与《春秋》本旨相反。《春秋》详细记载着齐桓公、晋文公等诸侯霸主的事功，根据齐桓晋文之事在《春秋》文本中占有很大的篇幅比重，可推导出《春秋》更偏重强力政治，而非王道政治。
进一步地，章太炎引用《逸周书·世俘解》来解读武王伐纣：“观其所言，知‘武王伐纣，杀人盈亿’。语虽过甚，要之，总不能尽诬，此与后之项羽伐秦何异？”① 章太炎：《论读经有利而无弊》，载《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第569页。 章太炎指出，武王伐纣与项羽伐秦类似，亦仅体现出强力政治，其中并不含有如传统儒者所论的民本主义革命观念。同时，在章太炎的春秋学中，我们亦可以发现相似的经学诠释：
《春秋》始有编年之法，史法于是一变，故不可谓《春秋》之作专为拨乱反正也。宋儒以为《春秋》“贵王贱霸”，此意适与《春秋》相反。《春秋》详述齐桓、晋文之事，尚霸之意显然……以故孔子不得不观书于周史也。既窥百国之书，贯穿考核，然后能笔削一经尔。② 章太炎：《经学略说》，载《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第930-931页。
就儒家经学的近代演变而言，康有为的孔教化经学与章太炎的历史化经学代表了两种极端化的经学诠释路径。而这两种极端化路径折射出传统儒学在近代面临着深刻危机。儒学的现代转型困境一方面来自于近代西方学术的冲击，另一方面则源于传统儒学自身。就儒家经学的义理结构而言，传统儒家政治哲学以历史哲学的形式表达，而儒家历史哲学则立基于关于尧舜三代的历史叙事之上。“许多宋明儒者认为天理是宇宙间一切的准则和典型，而这准则和典型是在历史的肇端曾经实现过的。这就是所谓的尧舜三代之治。”① 张灏：《宋明以来儒家经世思想试释》，载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88页。 一旦经学的古史叙事遭到冲击，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立论根基便会出现动摇。而随着近代西学东渐的展开，儒家经学的古史叙事必然会面临来自西学如进化论史观的冲击。面临近代儒学的危机，康有为试图将经学孔教化以完成经学的近代转型。然而，六经却由此变成孔子的教义，这意味着传统儒学发生异化。相比之下，章太炎的策略是将六经转变为上古先民历史，而随着六经历史化的推进，经学之中蕴含的公共性政道理念亦遭到解构。因此，对于康有为或章太炎而言，在保有传统经学的公共性政道价值的同时完成经学的现代转型，本身即是一种难以平衡的两难困境。
三、先秦史叙事重构
在解构儒家传统政道的同时，章太炎亦着手对先秦历史叙事进行重塑。他运用文字训诂方法探析古代官制的起源与演变，从而将尧舜三代政治建构成为古代王权的生成历史：
在传统的城市建设过程中，会对环境产生严重污染，也会浪费大量的资源与能源，属于粗放型的发展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发展模式引起了十分严重的不良后果。为了加快城市化的建设进程，促进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增强人们的生活质量与水平，只有通过生态城市的建设，才能为城市化进程的顺利发展提供保障。
章太炎的先秦史叙事与他的古文尚书学密切相关。他将《尚书》看作是先秦史书，而孔子删定《尚书》是修史而非作经。因此，在史料层面，与《尚书》相比，先秦时期的其他文献亦可等量齐观，因而可以作为重构先秦历史叙事的文献依据。他尤其重视《逸周书》的文献价值，他依据《逸周书》修订传统尚书学的西周史叙事。“（周文王）兵入王畿，斩馘无忌，是明与纣为敌，其势不容不称王。”③ 章太炎：《古文尚书拾遗定本》，载《章太炎全集：古文尚书拾遗定本》，马勇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82页。 针对传统今文经学的文王受命理论，章太炎试图重新建构殷周之际政治史叙事。他指出，周文王征伐殷商历经了长期的历史过程，文王曾率军进入商代王畿并大肆杀伐，形成与商王的对峙之势。在实力增长到一定阶段时，周文王凭借形势称王，并非依德行而承受天命。相比而论，在传统儒学看来，文王受命论其中包含着天命转移思想。因为天命无常，所以君主只有做到敬天保民才能维持政治体的稳定。传统儒者试图依托文王之道来规范君主的政治行动。天命转移观念透射出古儒所秉持的公共性政道理念以及民本思想。相比之下，在章太炎的先秦史叙事中，殷周之际的政治变迁仅仅体现出朝代更迭式的权势转移，而不再包含天命民本等公共性思想要素。
古之王者，以神道设教，草昧之世，神、人未分，而天子为代天之官，因高就丘，为其近与苍穹。是故封泰山、禅梁父，后代以为旷典，然上古之视之至恒也……即实言之，则天子居山，三公居麓。麓在山外，所以卫山也。② 章太炎：《官制索隐》，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徐复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2、85页。
1.2 方法 对照组选择直接清宫术治疗。观察组选择宫腔镜监护下清宫术治疗，协助患者选择膀胱截石位，选择相关配套的电切镜、宫腔检查镜和辅助设备，电凝功能和电切功率分别设置为50W、80W，对患者进行常规消毒静脉麻醉处理，宫颈注射缩宫素20U，将宫腔镜缓慢送入到患者宫腔内，详细观察病灶的大小，部位，扩张宫颈到10号，用刮勺在前壁切口处由上到下搔刮病灶组织，用卵圆钳钳夹清除妊娠组织，再次用宫腔镜检查宫腔及切口部位，直到无胚物残留，如有出血选择电凝止血创面，术后给予抗生素治疗，对感染进行预防。
章太炎认为，上古三代并不是圣王治世，而只是神权型王权到专制型王权的生成时期。上古时代，民众处于蒙昧状态，尧、舜等君王主要依靠神道设教来治理民众。君主居处在山上，因为他们认定山丘地势偏高，仿佛离天距离更近，这样可以向民众表明他们是代天行政。为后世所神圣化的封禅礼在上古时代不过是君王试图神秘化王权而进行的仪式，这在当时其实是至为平常的事情。从处所位置来看，君王与三公重臣分别处在山上与山麓，此种位置关系反映出三公重臣的职责是护卫君王。章太炎继而对古代官职的演生过程进行勾勒：
青樱望着窗外深沉夜色，紫禁城乌漆漆的夜晚让人觉得陌生而不安，檐下的两盏白灯笼更是在夜风中晃得让人发慌。青樱打断阿箬：“好了。有这嘴上的功夫，不如去倒杯茶来我喝。”
绍圣二年（1095），山谷起程前往贬所，由陈留出尉氏、许昌，由汉沔趋江陵，上夔峡，沿路翻山越岭备尝艰辛。有《采桑子》“投荒万里无归路，雪点鬓繁。度鬼门关。已拼儿童作楚蛮”云云，又有《竹枝词》“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浮云一百八盘萦，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门关在奉节东。
他将宰辅制度完全视作王权政治的衍生物和附属品。古代实际掌握丞相权力的官员，最初不过是君主身边的侍从，他们因能获得君主信任而被委以重权。君主近侍虽然可以得到重要差遣，但他们的官衔与位阶是非常低的，经过一段时间，其原有的官名竟最终被保留下来用以冠名实际的相权。然而，一旦君主近侍成为宰辅之臣，他们便由于身处外廷而与君主的私人关系日渐疏远，这时君主则会从当前内廷侍从中选出新的可被委以重权的臣仆。并且，宰辅重臣常会遭到君主猜疑，这时君主或将权力转移到近侍手中，或以别的借口重新任命宰臣，所以臣仆能否获得重权完全取决于君主的个人偏好。以此而言，太阿、太保、冢宰、丞相、御史、仆射、侍从等在历史上的某个时间段内都曾实际掌握过相权，但从他们的官名即可得知，这些官僚实际地位是卑微低贱的，他们美其名曰是参与机要的帝师或王佐，其不过是君主的仆从而已。传统政治中，内廷外廷化与外廷边缘化的制度循环是颇为瞩目的政治现象，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反映出皇权对整个政治系统的消极作用。
章太炎对于古代君相关系的解读虽然深具原创性，但却存在一定的理论局限。他在方法层面主要依靠考据官职名称的古字原义进而推理君相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君相关系在动态历史进程中的互动过程。宰相是传统政府的主持者，而若将相权全然视作君权的附属物，这几乎是将政府公共性权力完全解释成为王权私有物，由此会造成传统政制公共性的巨大流失。从官制起源与发展来看，传统政治的确存在君主“化家为国”的历史痕迹，但是这并不意味其后漫长历史变迁中君相关系完全是私人统领关系。实际上，皇室与政府的区隔是传统政治的基本分野，宰相做为政府主持者，就产生方式及权力运行来看，很难说完全出自君主的私人操纵。汉武帝更化以后，儒家士人依靠通经致用进入政府，宰相多从通经之儒者中选拔。中古时代，门阀世族参与政治权力，专断王权受到很大限制。北宋以后，相权公共性更加明显，此时科举制逐渐完善，儒家士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府，宰相则更多是自下而上产生，君主私意对相权选任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在权力运行方面，例如宋明政治中相权对君权产生很强的制衡作用。有研究指出：“从宋代真宗朝开始，以士大夫政治为特色的政治体制形成，在此基础上，中央政治运营进入了宰辅专政时代。”① 王瑞来：《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中华书局，2010年，第16页。 因此，周秦之变以来，王权专断虽是常态，但是亦不可忽视的是，由宰相主导的士人政府其实是公权力的担纲者，君相共治同样是传统政治的重要维度。在否弃相权的公共性后，章太炎指出，传统政制的政道公共性体现为“法吏之治”：
乃夫卿尹百司，非以阍奴备位，其始作者为谁耶？曰：本于法吏。自三苗作五虐之刑，而皇帝哀矜庶戮，其时法吏已贵矣……盖太古治民之官，独有士师而已。士任其职，斯之谓事；士听其讼，斯之谓辞。而记录讼辞者谓之史。邦国有狱，士师遣其官就地听之，亦时有密行以诇察者，谓之行理、行李。而变其文谓之使……铺观载籍，以法律为《诗》、《书》者，其治必盛；而反是者，其治必衰。且民所望于国家者，不在经国远猷，为民兴利，特欲综核名实，略得其平耳。② 章太炎：《官制索隐》，第90-92页。
在章氏看来，传统官僚系统中尚且存在并不依靠君主宠信而获任用的官僚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法吏。法吏的起源颇为久远，早在黄帝时代，当时的华夏政治体由于受到三苗部族法令体系的影响而对平民施行严刑峻法，身为华夏共主的黄帝悲悯生民因而重用法吏治民以使法令适中。上古时代，士师是莅民理政唯一群体，他们担任具体职事以处理行政事务，审理平民诉讼以处理司法事务，在此由士师分化而出的史官负责记录政务运行。此后，部分士师专门负责地方刑狱事务，同时监察政令运行情况，这部分士师逐渐转化为“使”。依此而言，史官、士吏与专使均是从士师分化出来的，因此古代官制起源于士师。章太炎依托训诂学方法，意图证明士、史、吏、使、理、事、司、辞、李等文字同出一源，均可意指法吏执掌公权力运行。他据此推导出，法家式法吏政治是传统政治的典范模式。在此模式中，法吏严格依据法令处理政务，政治权力运行就会达到循名责实的良善状态。他进而指出，政治共同体应以法令作为政道，而不是以《诗》《书》等模棱两可的“常道”为依归。此外，在他看来，普通民众对于国家的期待，不在于国家的政治扩张与经济实利，而仅在于吏治严明与政治清平。
章太炎的先秦史叙事重构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他运用史学方法揭示出古代君主政体的权力私有属性，从而祛魅了传统君主政治，这对近代中国共和革命的展开起到推动作用。同时，他将法吏型政治视为近代中国共和转型可资借鉴的政体模式，而非直接移植近代西方的代议制政体，可见他试图基于中国传统来进行共和政体构建，这具有深刻的思想启示意义。然而，章太炎建构的法吏型政治模式依然存在内在困境，一方面，虽然他试图将法吏政治视作符合历史国情的政体模式，但实际上法吏式政治并不具备深厚的传统基础；另一方面，法吏式政治自身亦存在悖论性，即既然传统儒家士人存在蜕化倾向，那么何以保持法吏能够公正地执行法令。
四、经史政道传统的消解
章太炎的先秦史叙事重构并非是出于他与今文经学立异的门户之见，而是有着深层的思想关切，这一方面来源于其反满光复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则缘于他对晚清今文经学的学理弊端所产生的忧虑。晚清今文经学最为激进的学理建构为孔子托古改制论，以廖平、康有为为主要代表，他们认为六经为孔子所作，而六经之中记载的尧舜三代之事并非是信史，而是孔子的思想建构。晚清今文经学家试图将六经转化为孔子教义，并以此作为理论基础建立制度化的孔教。而章太炎则在早年便意识到孔教论经学思想中蕴含的学术流弊。他在对廖平经学的批评中指出：“寻其自造六经之说，在彼以为宗仰素王无出是语，而不知踵其说者，并可曰孔子事亦后人所造也。”① 章太炎：《今古文辨义》，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马勇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7页。 章太炎认为，今文经学家的托古思想虽然意在抬尊孔子，但是却很有可能造成学术界对于先秦历史的全面怀疑，而此后学术史的演变轨迹亦印证了他的这种担忧。章太炎在此后对民国疑古思潮进行了强烈批评：
推其所至，十七史之作者，骸骨亦已朽矣，一切称为伪托，亦奚不可？而儒家孔子究竟有无其人，今亦何从质验？转益充类，虽谓我生以前无一事可信、无一人是真可也。此其流弊，恐更甚于长素矣。② 章太炎：《与柳诒徴》，载《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下）》，第970-971页。
本病病鸡临床症状多见羽毛逆立、鸡冠苍白、采食量减少、饮水增加和有时尖叫等［1］。小肠球虫剖检病变可见肠壁增厚，肠道鼓起，小肠肠黏膜伴有坏死或出血；盲肠球虫主要造成盲肠肿大，其内充满血液、血凝块，有的盲肠内形成有血液、凝块、粪便等混合而成的干酪物，俗称“肠栓”。一旦出现鸡球虫病，需对症交替用药，避免因长期使用一种抗球虫药而导致球虫出现耐药性。
民国时期，史学领域盛行的疑古思潮渊源于晚清今文经学的托古理论。在章太炎看来，疑古思潮的学术流弊则要比康有为的托古理论更加严重，其导致了史学领域对于先秦历史可信性的全面怀疑与否弃。为祛除今文经学的学术流弊，章太炎将古文经学的史学思想发挥到极致。他的先秦史叙事重构试图保留六经的古史层面，而否弃其经学层面，他的信史理论虽然意在夯实古代历史的可信性基础，但是亦存在着矫枉过正之处。
就《春秋》而论，《春秋》的性质是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间论争的焦点，依章太炎的学说，《春秋》是孔子所修之史，孔子修史意在保存国性。若从中国古代经史传统的内在脉络来看，六经之学是经史相维之学，而章太炎的经学观一方面导致经学政道的瓦解，另一方面则造成传统史学功能的变异。《春秋》是记事之史与载道之经的复合，除去经学层面不论，即使仅从史学角度而言，孔子修史的目的亦不能被简化为保存国性。《春秋》作为传统史学典范，其功能包括多维向度。在古文经学学术传统中，古文经学家将《左传》视为解析《春秋》的规范进路，而《左传》作者对于典范史学的理解固然包含外攘夷狄的因素，但是其更多指向对内秩序层面，即史家修撰之历史具有规范政治秩序的功能。典型如《左传》记载的良史董狐形象，董狐是晋国史官，他之所以能够被推重为良史，是因为他能够秉笔直书权臣赵盾弑君这一事件。《左传》托引孔子之论：“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① 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21），李学勤主编，浦卫忠、龚抗云、于振波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98页。 可以看出，传统史家的重要权责是记载政治进程中的关键事实，其所撰修的史书则构成对于专断性权力的规约。相比之下，章太炎将传统史学约简成为夯筑国族性之手段，虽然具有思想启发意义，却导致传统史学的功能发生萎缩。
六经记载着尧舜三代政治演变与典章制度，而尧舜三代之治则构成中国传统宪制的典范模式，其主要表现为公天下、选贤任能、礼乐教化等政道理念以及井田、学校、公论等制度设施。相关研究指出：“三代之后一家一姓天下，然而优良治理仍须基于三代公共性因素的某种转换，公共意识也缘此而保存滋生。”② 任锋：《公共话语的演变与危机》，载任锋：《道统与治体：宪制会话的文明启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70页。 换言之，周秦之变以后，儒家士人通过对尧舜三代政治模式之秉持与阐发从而规约现实政治的权力运行。传统政治中存在着古今相维的二元结构，而章太炎的先秦史叙事则使这种结构发生消解。他试图赋予法吏政治以典范性，但是这种典范性却最终仅停留在治道层面。而在政道层面，古代历史则被均质化为王权生成史，尧舜三代政治不再具有规导作用及典范意义。
五、结论
为对抗孔教化的今文经学，章太炎将古文经学推向激进化，他将传统六经解构成为上古记事之史，尧舜三代政道由此消解于历史的时间之流中。晚清今古文经学对峙的最终结局，正如美国学者列文森所论：“古文经学家赢得了将致自己于死地的胜利——经书的确都是历史，但从另一方面看，经书从此不再成其为经书了。”①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9页。 六经不再承载政道，而仅仅成为古史文献。章太炎将传统经学转换为先民历史，并试图以此为支撑建构历史民族主义，然而这种尝试却最终导致传统史学的经世功能发生变异。与此同时，他综汇经学文献对先秦政治史进行重构，并将法吏政治视为政治典范，但他的这些政体思想因民国初期学术思想语境的变化而逐渐被边缘化，最终淹没无闻。
儒学转型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题中之义。对于传统儒学的近代转型而言，章太炎学说的思想意义在于其解构作用。他的儒学思考为儒家文化现代转型提出了深刻的思想命题，即随着现代共和政体转型的完成，儒学亦需在共和政体条件下完成现代转化。而在传统儒学内部亦蕴含着超越君主政体的思想元素，如古儒由尧舜之治推导出的公天下政道理念，这构成儒学现代转型的契机。随着章太炎新经学对传统经学体系的冲击，传统王官学形态的儒学遭到解构，儒学逐渐开启由王官学到诸子学的转换时期。比较而言，诸子学形态的儒学要比王官学形态更具有思想活力。此外，章太炎博大精微的学说体系为反思西方现代政治以及探索近代共和政治提出了诸多有益思考，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珍视的思想资源。因此，批判性地继承并超越章太炎的古史叙事从而形成古今政道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探索传统儒学现代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简介： 张舒，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天津师范大学校博士基金项目“中国传统政道的颠转与重构——章太炎政体理论探微”（项目编号：043-135202WW1717）的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 任 锋 刘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