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本事与宋代早期诗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话论文,宋代论文,唐诗论文,本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6)06-0055-06
诗话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认为起于先秦及汉代的论《诗》，有的认为起于钟嵘《诗品》，也有的认为起于唐代诗格、诗式一类著作，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则认为诗话受《本事诗》的直接影响。这些意见虽有不同，但各家都不否认诗话这一名目是出自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如果我们承认《六一诗话》是第一部本来意义上的诗话著作，那么，就诗话的发生而言，其直接渊源应是诗歌本事。《六一诗话》原名《诗话》，“话”即故事之意。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云：“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自注：“乐天每与余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1]（卷10）诗中“听话”，即听《一枝花》话，就是听《一枝花》的故事。诗话之“话”，意义由此而来。因此，所谓“诗话”，即关于诗歌或诗人的故事。《六一诗话》说诗凡二十八则，其中二十一则是叙述故事的。这种纪事体制正是诗歌本事的特征，毫无疑问，诗话是从诗歌本事演化而来。
唐诗本事向宋人诗话的演变集中体现在宋代早期诗话中，这不仅因为宋代早期诗话是唐诗本事向宋人诗话演变的中间环节，而且因为它们体现了这一演变的特征和趋向。因此，着力考察唐诗本事与宋代早期诗话的关系是研究本事和诗话关系的中心问题。宋代诗话，以欧阳修《六一诗话》、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及刘攽《中山诗话》出现最早，这三部诗话体现了宋代早期诗话的面貌，可视为这一时期诗话的代表。这些早期诗话是在本事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因而在诸多方面具有明显的承接性。
1.体制格调的接近
诗话在名目上取自“说话”，具有叙事性，但在体制上与“说话”并不完全相同。元稹诗注谓“说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可见唐人“说话”是讲述一段内容复杂、情节曲折的故事，这类似篇幅较长的传奇小说。但是宋人诗话篇幅短小，情节简单，只是一个事件片段，在体制上与笔记接近。唐诗本事就体制而言，可分为传奇性本事、志怪性本事和杂录性本事三种。传奇性本事指故事性强、文辞华艳的诗歌本事；志怪性本事指具有明显的志怪色彩，但唐人信以为实的诗歌本事；杂录性本事指记事简单而本于写实的诗歌本事。在唐诗本事专书唐代孟棨的《本事诗》中，韩翃、柳氏故事及崔护题都城南庄故事属于传奇性本事，幽州衙将妻孔氏显灵故事、马植夜见白衣人故事及《征咎第六》中的全部条目属于志怪性本事，其他条目则多属杂录性本事。传奇性本事是自觉的小说创作，讲究虚构和词藻，具有明显的故事化和文章化倾向，一般叙事完整，情节曲折。志怪性、杂录性本事则大多直白记事，注重写实，篇幅较为短小。诗话在体制上主要继承了后两类本事的特征。早期的三部诗话，凡叙事的条目，多是内容简短的片段，与杂录性本事和志怪性本事并无不同。
这种叙事简单的诗话最初是用以消遣的谈柄。《六一诗话》开卷交代：“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可见诗话的写作纂集出于消遣目的，并非出于学问的研讨或史料的积累。这种消遣的态度也是一些记载诗歌本事的笔记的写作态度。如《刘宾客嘉话录》多记剧谈、新语，而写作目的也是“传之好事，以为谈柄”[2]。《唐阙史》虽循补史之名，但内容多有“资谈笑者”[3]。应该说，诗话的消闲态度正是出自笔记，特别是其中的诗歌本事。这种影响还延伸到诗话的行文风格。
2.叙事类型的趋同
唐诗本事受唐前志人小说和唐代杂事小说的影响，故事有明显的类型化倾向。笔者曾对本事类型进行专门探讨，并列举了重要的本事类型，这些类型包括嘲戏、怨愤、企羡、佞媚、高逸、伤悼、狂简、诗累、幼敏、敏捷、苦吟、称赏、品评、诗谶、比兴、神授、题叶、感妓，计十八种①。唐诗本事的类型化倾向影响到诗话，早期诗话出现了与唐诗本事相同或相近的故事类型，这些类型主要包括：(1)讥诮。如《六一诗话》中“仁宗朝”、“吴僧赞宁”、“吕文穆公”、“圣俞尝云”四条，《温公续诗话》中“惠崇诗”、“陈亚郎中”、“刘子仪”三条，《中山诗话》中“刘子仪赠人诗”、“王益柔胜之”、“李绚公素”、“祥符天禧中”、“王丞相”、“山东二经生”、“梅圣俞”、“太宗时”八条。(2)捷对。如《六一诗话》中“吴僧赞宁”条，《中山诗话》中“王丞相”条。(3)称赏。如《六一诗话》中“晏元献公”、“自科场用赋取人”二条，《温公续诗话》中“鲍当善为诗”、“林逋处士”、“寇莱公诗”、“陈文惠公尧佐”三条。(4)诗谶。如《中山诗话》中“黄觉仕宦不遂”条，与诗谶类似的语谶，如《六一诗话》中“郑谷诗名”条，《温公续诗话》中的“梅圣俞之卒”条。(5)苦吟。如《六一诗话》中“陈舍人从易”条。这些诗话类型无不源出本事中的相近或相同类型。宋代前期的诗歌本事虽也部分继承了唐诗本事的叙事风格和体制特征，但叙事类型相对模糊，早期诗话的类型化倾向主要还是远绍唐诗本事。
诗话与本事不仅有叙事类型的趋同，而且有故事形式的近似。读过唐诗本事，再读宋人诗话，一些故事会给人似曾相识之感。我们不妨将这些诗话与本事作一对照：
第一组记敏悟捷对，语言形式相近。第二组是机智幽默的反正话，均以名姓为嘲。第三组以雅号寓称赏。第四组以具象传达诗境，为诙谐的笑谈。应该说，这些近似是一种惯例的延续，并非偶合。这一延续最为鲜明地显示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以上分析只是揭示诗话与本事的相似性及其内在联系，从而明确诗话对本事的延续和继承，这是诗话与本事相通的一面。另一方面，早期诗话与唐诗本事已有很大不同，一些诗话已经偏离诗歌本事，具有明显的去本事化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三个方面：
1.证事的变异
本事是诗歌与诗事的结合。唐诗本事中，诗与事的关系有两种：一是引事明诗，二是引诗证事。前者源出《诗序》，叙事的目的在于说明诗作背景，交AI写作作缘由，从而揭示诗歌意旨。后者源出《韩诗外传》，本事以叙说故事为中心，诗歌为叙事提供佐证，本事的意义在于故事本身，叙事是独立自足的，不以诗歌的存在为前提；相反，诗歌从属于故事，引用诗歌是叙事的需要。前一类本事以解诗为目的，后一类本事则以叙事为目的。唐诗本事以第一类居多，第二类虽非主流，但也不乏其例。如以下两条：
薛能尚书镇彭门，时溥、刘巨容、周岌俱在麾下。未数岁，溥镇徐，巨容镇襄，岌镇许，俱假端揆。故能诗曰：“旧将已为三仆射，病身犹是六尚书。”[4]（卷15）
骊山多飞禽，名阿滥堆。明皇帝御玉笛，采其声翻为曲子名焉。左右皆传唱之，播于远近，人竞以笛效吹。故词人张祜诗曰：“红树萧萧阁半开，玉皇曾幸此宫来。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滥堆。”[5]
证事体例多散见于唐人笔记，如以上两例。本事专书《云溪友议》中也有数条，如“玉箫化”条文末引雍陶诗，“苗夫人”条文末引郭圆诗，“云中命”条文末引段成式诗，“赞皇勋”条文末引文场困辱者诗句，均属引诗证事一体。
以诗证事是唐诗本事的重要形式，同宋代前期诗歌本事一样，早期诗话也保留了这一形式，但具体形态与诗歌本事已有所不同。如以下条目：
京师辇毂之下，风物繁富，而士大夫牵于事役，良辰美景，罕获宴游之乐。其诗至有“卖花担上看桃李，拍酒楼头听管弦”之句。西京应天禅院有祖宗神御殿，盖在水北，去河南府十余里。 岁时朝拜官吏，常苦晨兴，而留守达官简贵，每朝罢，公酒三行，不交一言而退。故其诗曰：“正梦寐中行十里，不言语处吃三杯。”其语虽浅近，皆两京之实事也。[6](P264)
国朝浮图，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词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洞咸平三年进士及第，时无名子嘲曰“张康浑裹马，许洞闹装妻”者是也。[6](P266)
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6](P272)
北都使宅，旧有过马厅。按唐韩偓诗云：“外使进鹰初得按，中官过马不教嘶。”注云：“乘马必中官驭以进，谓之过马。既乘之，然后蹀躞嘶鸣也。”盖唐时方镇亦效之，因而名厅事也。[7](P281)
泗州塔，人传下藏真身，后阁上碑道兴国中塑僧伽像事甚详。退之诗曰：“火烧水转扫地空。”则真身焚矣。[8](P292)
唐人饮酒，以令为罚，韩吏部诗云：“令征前事为。”白傅诗云：“醉翻襕衫抛小令。”今人以丝管歌讴为令者，即白傅所谓。[8](P298)
以诗证事形式在宋代以后已析之为二，诗不仅用以印证事件，也用来诠释名物典故。后者如杨亿述、黄鉴编《杨文公谈苑》，解释“砌台”，引张仲素诗为证；诠释“畲田”，引刘禹锡、白居易诗为证；介绍“香树”，引郑文宝诗为证。前者为本事的原有形态，后者为变异形态。诗话兼具以上两种证事形式，上引四条中，第一、二、三条属印证事件，第四、五、六条属诠释名物典故。在诗话中，第一种形态已向文献考证发展，如第二条，引诗实兼具两重意义：一是对前面的叙事作人物印证，二是通过引诗介绍人物生平，后者诗、事为一，属于“自证自”形式。后三条主要继承宋代前期本事的证事特征，与本事不同的是，此类诗话也多具文献考证色彩。自唐诗本事发展而来的具有考证色彩的以诗证事形式后来蜕变成为一种“因诗求事”的人物纪考方式，因而为人物生平事迹的考证提供了方便法门。
2.议论的提升
宋人对议论的偏好也反映在早期记事性的诗话里。郭绍虞《宋诗话考》绝句二十首其二论《六一诗话》谓“论辞论事两难分”，可见诗论在诗话中的分量。记事而杂以议论，在中晚唐的杂录性本事中已经出现。随着本事作者的学者化以及本事写作中主体意识的增强，本事的议论化倾向在唐末五代呈蔓延之势。经过宋代前期本事的承接，这种偏离记事体制但为后世看重并逐渐成为诗话主流的诗评形式在早期诗话中即获得全面提升。这种提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诗评比重急剧增加。唐人记诗事多采取客观的态度，不重议论，本事中的议论一般是零碎的，无关宏旨，数量既少，分量亦轻。到宋代早期诗话，这种情况出现很大改变，这主要体现在《六一诗话》和《中山诗话》中。《六一诗话》共二十八条，其中涉及诗论的有十一条②，《中山诗话》六十三条，其中诗论十一条③，诗考六条④，议论在诗话中所占比重远远超过唐诗本事和宋代前期本事。就每一条目而言，本事均以记事为主，议论为辅。但在诗话中，有时议论主导全篇，如《六一诗话》中“唐之晚年”、“圣俞尝语余”、“诗人贪求好句”，《中山诗话》中“诗以意为主”等条目，以议论为中心，辅以诗句例证，大抵以论诗为主体。不仅如此，一些条目甚至摒弃记事品诗体例，全篇议论。一些诗话超离具体的个案分析，演变成为一种诗学见解的阐述，如《六一诗话》中“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条，是对比梅尧臣、苏舜钦二人诗风，纯以议论。至此，诗话已经摆脱以记事为体的本事体例，成为此后诗话中议论一体的先导。
其次，诗评范围更为广泛。本事中的议论，分量既少，内容也有限，一般来说，本事中的诗评主要涉及作家作品的风格，对作家、作品的把握一般止于概括的、整体的印象。诗话则把诗评内容扩展到对作家、作品某一特征的强调，对诗学观点的阐述，对诗歌史的研究。如下列各条片段：
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6](P266)
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6](P272)
江邻几善为诗，清淡有古风。苏子美坐进奏院事谪官，后死吴中。江作诗云：“郡邸狱冤谁与辩？皋桥客死世同悲。”用事甚精当。尝有古诗云：“五十践衰境，加我在明年。”论者谓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已出，天然浑厚，乃可言诗，江得之矣。[8](P298)
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6](P269)
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8](P285)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构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其雕琢，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6](P267)
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6](P270)
前三条从诗歌的选材立意、用韵用事方面着眼，属作家作品的专题性研究。四、五条表现诗话作者的诗学见解。六、七条属于诗歌史的研究。可见，诗话中诗评的视野更为开阔。在考证方面，本事一般集中于作品的归属问题，诗话考证则范围广泛得多。除诗歌真伪辨析外，还有语言声调考订，如《中山诗话》中“司马温公论九旗之名”、“白乐天诗云”二条；有生平考索，如《温公续诗话》中“杜甫终于耒阳”条；有名物考释，如《中山诗话》中“泗州塔”、“古诗云”二条；有事典辨证，如《中山诗话》中“曹参尝为功曹”条。这些考证内容多属学术研究中的命题。诗话作者多身兼学者，考证一体的发达乃时代使然。
第三，诗评见解渐趋高明。本事中的诗评多为鉴赏品评，一般来说，这种鉴赏品评是感性的、粗略的，甚至是浮光掠影的。诗话中的诗评则超越了粗疏的感性把握，以说理分析为主体，衡文论事，大多深入细致，充满思辨色彩，因而成为一种颇为精致的诗评形式。早期诗话中不乏见解精到的诗评。《四库全书总目》谓《温公续诗话》“品第诸诗，乃极精密”，并谓“其论魏野诗误改‘药’字，及说杜甫‘国破山河在’一首，尤妙中理解，非他诗话所及”，乃中肯之论。此外，《六一诗话》善于把握诗风，如比较苏舜钦、梅尧臣两家诗风：“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6](P276)语极简短，而体察精微，洞彻妙理。早期诗话不仅品诗评诗渐趋精密，论诗也多具理论色彩。如《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论诗语云：“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6](P276)其说涉及言意之辨，为重要诗学论题。又说：“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6](P269)涉及诗歌创作中的虚实问题。而“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6](P266)等语，已开欧阳修“诗穷后工”诗论之端倪。但早期诗话考证的成就则略显逊色。早期诗话大抵以资闲谈，作者的心态是散漫随意的，并不以诗话为严谨的学术著述。
总而言之，早期三部诗话中的议论，较之本事，在质和量上都有空前进展，地位也因此大大提高。毫无疑问，这为后来以议论为体的诗话起到了引导和铺垫作用。
3.诠事的扩展
所谓“诠事”，是指本事或诗话对诗中事典的诠释。唐诗本事中的解诗一体原是交代诗作背景、创作过程、意义本原，记载诗歌的欣赏与流传，自唐初至于五代，内容和体制相对固定。但宋代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宋代前期记载诗事的专书《雅言系述》中有专门诠释诗中事典的条目。这一创例为诗话所沿用，《六一诗话》中有两则这样的条目：
李文正公进《永昌陵挽歌词》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楼三度纳降王。”……所谓三降王者，广南刘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后主是也。若五朝上帝则误矣。太祖建隆尽四年，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开宝。开宝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雩，告谢于西京。盖执玉祀天者，实四也。[6](P264)
梅圣俞尝于范希文席上赋《河豚鱼诗》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河豚常出于春暮，群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6](P265)
第一条解释诗句所指称的历史事件，逐一说明，并有所辩证；第二条是对于诗歌涉及的地方风物人情的交代。这两则诗话，或解释有关词句，或交代有关知识，具有直接的诠释性，是为诗歌解读服务的。一般来说，唐诗本事虽有解诗功能，但并无直接明了的解诗目的，解诗的意义是凭借读者的阅读领悟的。直接的诠释目的是此类诗话最显著的特征，也是其区别于唐诗本事的标志之一。自宋诗本事而来的诠事体制在宋诗话中既有沿袭，又有变异。所谓变异，是由以解释现实事件和历史掌故为主的“诠事”向解释词语的“诠词”转变。在早期诗话中，这种变异形态其实更为普遍：
李白《戏杜甫》云：“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太瘦生”，唐人语也，至今犹以“生”为语助，如“作么生”、“何似生”之类是也。[6](P269)
元丰初，宦者王绅，效王建作宫词百首，献之，颇有意思。其《太皇太后生日诗》云：“太皇生日最尊荣，献寿宫中未五更。天子捧觞仍再拜，宝慈侍立到天明。”宝慈，皇太后宫名也。[7](P279)
晏元献尤喜江南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乐府《木兰花》皆七言诗，有云：“重头歌咏响璁琤，入破舞腰红乱旋。”重头、入破，皆弦管家语也。[8](P292)
以上各例均为名词解释，与诠事已有明显不同。早期三部诗话都运用了释词形式，可见这种形式在诗话产生时已获得广泛认同。由于早期诗话的运用，释词后来成为诗话的重要形式，《诗话总龟》前集中“书事”和“故事”两类收录了很多此类诗话。《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卷一八“笺释”类亦收录此类诗话⑤。这些诗话和诠事类诗话后来成为诗歌解读的必要环节。
诠事释名形式虽与唐诗本事体制不同，但自后者发展而来，其中的演进变化还是有迹可寻的。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变化的诱因当是经籍中的传注，特别是《诗经》传注。如果说唐诗本事与《诗序》相似，那么，诠事释词则与《诗经》传注相似。
以上是对早期诗话与本事关系的全面考察。不管是唐诗本事，还是早期诗话，均以记事为本，上述考察反映了本事中叙事因素的学术化发展。三部诗话出现以后，本事叙事因素的学术化进程其实还在延伸。三部诗话的出现，带动了北宋以叙事为主的诗话的发展。北宋诗话的体制基本上是叙事性的。北宋后期，先后出现了三部诗话总集，即《唐宋名贤诗话》、《古今诗话》和《诗总》。这三部诗话总集编于北宋后期到北宋末年，应该说，其中的收录体现了北宋诗话的面貌，从中可以看出，北宋诗话是以叙事为主的。大致说来，我们可以把北宋诗话的发展看作是本事叙事一体不断学术化的过程。南宋以后，诗话以议论为主，一些诗话虽仍然叙写诗事，但已不占主流。因此，北宋末年阮阅《诗总》的编写可视为本事叙事一体学术化的完成。
收稿日期；2006-01-20
注释：
①参扭笔者博士论文《唐诗本事研究》。
②包括“梅圣俞尝于”、“郑谷诗名”、“孟郊贾岛”、“唐之晚年”、“圣俞尝语余”、“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圣俞尝云”、“王建宫词”、“诗人贪求好句”、“石曼卿”、“退之笔力”。
③包括“刘子仪赠人诗”、“景祐中”、“人多取佳句”、“诗以意为主”、“潘阆”、“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张籍乐府词”、“白乐天诗云”、“唐诗赓和”、“管子曰”、“江邻几善为诗”。
④包括“司马温公论九旗之名”、“古诗云”、“史著”、“韩吏部集”、“曹参尝为功曹”、“词人以也字作夜字”。
⑤该书第十一至二十卷散佚，仅存卷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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