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现实：从《法撼汾西》到《十面埋伏》——作家张平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汾西论文,埋伏论文,访谈录论文,作家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月4日，作家张平应邀来宁签名售书，南京大学博士生蒋小波受我刊委托，与张平作了一次访谈，下面是张平与蒋小波的对话。
蒋：纵览您的几部长篇小说《法撼汾西》、《天网》、《抉择》，以及最近的《十面埋伏》，政法题材一直是您始终关注的主题。这究竟是出于何种因素？
张：其实我还有别的几部长篇，并不是这类题材，只是这几部影响较大吧。由于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法律，法律也从没有这样深入、全面地进入国人的生活，所以每个写作者，只要他面向现实就必然会涉及到“政法”题材。
为什么一直关注这类主题，我想这首先与我的生活阅历有关。我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基层，当过农民，干过工人，做过教师；拉过犁，推过磨，掏过煤，挑过大粪，为最起码的生存条件，终年奔波并经历过无数坎坷和挫折，所以我更关心现实生活中老百姓所关心的问题。
其次，选择这样的题材，更是因为生活本身就充满了这样的题材，因为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法制社会，正在进入市场经济，我们的国家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思想和灵魂深处的变革，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天翻地覆、前所未有的变化，常常让人感到瞠目结舌，无所适从。这也正好给作家艺术家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极为丰富的创作素材。一个作家、艺术家，他一旦面对现实，一旦要艺术化地再现生活，同时不回避生活中的深刻矛盾，并且能固守一个作家、艺术家的良知，那他的作品就必然会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
蒋：您的作品揭露了许多社会阴暗面，必然会触及到社会上某些利益集团的痛处，而您的作品尤其是前期的作品又具有很强的纪实性，请问您的写作有没有受到干扰？有没有心理障碍？
张：这是必然的。我在写《法撼汾西》和《天网》时，曾多次问过在任的县委书记刘郁瑞，我这么写了，他们会不会对号入座？找咱们的麻烦？刘郁瑞说要是他们敢对号入座，我就把他们的老底子一个一个的都兜出来，哪一个判它十年二十年都绰绰有余！然而事实偏偏相反，刘郁瑞的县委书记刚一被免了，他们立刻就“组织”了241 名乡县级以上干部把这两本书告到了地委、省委、中宣部、中组部。而后又集结了八名原告，把我和出版社一起送上了北京丰台法庭。试举一例，我曾在书中写了六个干部子弟在自己父母的办公室里共强奸轮奸妇女八九次。在法庭上有一个原告居然振振有词地质问：“我的儿子只强奸轮奸了二三次，你怎么就说八九次！纯粹是对我一家人的诬蔑……”
《法撼汾西》和《天网》，一场官司整整打了两年。拍摄电影《天网》时，由于恐吓电话太多，当时作为全国人代常委的谢铁骊导演，竟只得请太原市公安局派警察在拍摄现场进行保护；拍摄电视剧《抉择》时，曾拍过《孔繁森》的导演陈国星，竟然在很长时间里找不到一家愿意接收他们进行实地拍摄的工厂。对这些要说没有心理障碍，那肯定是假话。但我这个人爱冲动，一冲动起来，就什么都忘了。有所得就有所失，要想让老百姓爱看，那就得说真话，动真格的。
蒋：您的作品在揭露社会的阴暗面的同时，又处处透着一股“邪不压正”的浩然之气，请问您是怎样处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矛盾的？
张：前年，我在老家遇到一个当了十几年民办教师的小学同学。他当时直言不讳地问我，你们这些当作家的是怎么了？居然没完没了地讨论作家需要不需要有理想、有良知，文学创作需要不需要有责任感、使命感？他说他觉得这简直就像在讨论学生该不该学习，农民该不该种地一样荒诞。他有些气愤地说，你们这些作家都应该到下面来走走。看看那些在煤窑、铁矿里的像狗一样的打工仔；看看那些在最原始的车间作坊里每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从来没有星期天的农家妹；看看那些得了癌症只吃去痛片，一辈子没住过一天医院的你们常说的“父老乡亲”……即使不住下来，就是坐一次老百姓才坐得起、塞在车厢里连腰也弯不下来的硬座火车也行，挤一次我们乡下人屡屡被劫被抢的长途客车也行。只需一次就够了，只需一次就会明白当一个作家该不该讲良心，该不该讲责任。
他的话对我触动很大。这么多年来，对许多搞创作的人来讲，一提到理想、使命，便认为是“极左”的一套，宁可媚雅，也绝不媚俗，这同“文革”时期的“宁左勿右”异曲同工，如出一辙。在“极左”的年代里，当真正需要艺术的时候，我们的文坛却几乎异口同声地一直在大谈政治功能第一；而在今天，当我们的社会真正需要关注政治、关注社会、关注理想、关注社会效益的时候，我们的作家却又几乎异口同声地只谈艺术！究竟是社会出问题了，还是我们出问题了？
我之所以写了《天网》、《抉择》、《十面埋伏》这样的作品，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思想，那就是力图在作品中义无反顾、大张旗鼓地支持我们国家领导阶层中的健康力量和改革力量；力图在我的作品中毅然决然、坚定不移地张扬来自民间的正义精神和勇敢本色；要为他们大声呼吁，奋力呐喊。我们绝不应该让那些脑满肠肥的蛀虫们高枕无忧，而让那些为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为了百姓的生存和利益，哪怕身陷雷区也死而无悔的先行者们一个个无声无息地倒下去。
20年的改革，我们为属于我们自己的优秀人物讴歌得太少了。令人悲愤的是，面对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恶势力，我们的社会更多的只是认同和屈从。麻木的“看客”越来越多，默不作声、无动于衷反倒成为一种风度和时尚。
我不能保持沉默，即使我的声音再微弱，即使我的声音换来的是更多的嘲笑和蔑视，我也绝不在乎。如果在作品中能始终保持这样的一种立场，那么你揭示的矛盾即使再深刻、再尖锐、再重大，也绝不会让人感到无助和失望。
蒋：《天网》和《抉择》，都产生过很大反响，能谈谈这其中的原因么？
张：大凡一部文学作品被广泛接受，盖缘于它能较为真实地反映时代的矛盾。《天网》和《抉择》反映的便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逐渐加深的一对干群矛盾。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逐渐走出了“文革”的阴影，全国政治、经济环境相对宽松了许多，群众对自身权利的要求逐渐苏醒。群众的进步和相对滞后的社会机制、干部素质形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地凸显了出来，因此出现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比如《天网》中不屈不挠几乎上访了一辈子的李荣才，比如《抉择》中纺织工人的集体“告状”事件。改革开放2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社会进步的同时，反而使一些必须面对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更具普遍性。比如干群关系，比如腐败。一些习惯人治、喜好人治的官僚，麻木不仁，目无法纪，欺上瞒下，损公肥私，给我们国家造成了巨大的隐患，深深刺伤了党心民心。所以当作家的笔端触及到这个领域时，作品引起强烈的反响势在必然。
蒋：同《天网》、《抉择》相比，您对《十面埋伏》是否更满意？
张：这几部作品所揭示的社会问题不尽相同，所以也就谈不上对哪部更满意。《十面埋伏》主要反映的是司法领域的矛盾和问题，相对《天网》和《抉择》，可能更进了一步。
近些年来，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在讲如何建立一个法制社会，然而我们很少去讲或者并没有从实质上去讲应该怎样推行法治。执法的公正是法治的根本，我们又靠什么来评判和验证执法的公正？更可怕的是，权力的私有化必然会导致法律的私有化，而法律的私有化则必然导致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的全面丧失。在我们的社会现实中，老百姓一遇到危及生命财产的事，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去找领导。如果在一个社会里老出现这样的事情，还奢谈什么推行法治？
哲人早就说过，对民主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专制，而是来自法制和法制意识的彻底瓦解。过去还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说明老百姓还相信法律。如果连法律都不相信了，恐怕就再没有可以相信的东西了。中央领导一再强调，法制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我想原因也就在这里。
《十面埋伏》既揭示了司法领域里的重大矛盾，同时也预示了这种重大矛盾所产生的严峻后果。漠视和无视这种恶果，都将是对国家和人民的极大犯罪，都将会使我们的国家付出巨大的、惨重的代价。
蒋：您的小说总有一个光明的尾巴。不管正面主人公所遭遇的多么黑暗，恶势力多么嚣张，最后总能云开雾散，逢凶化吉，但矛盾的最终解决，总须借助某个核心的权力人物。如《法撼汾西》中的刘郁瑞，《天网》中支持刘郁瑞的地委贺书记，《十面埋伏》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省委肖书记。所以有人说您的小说是当代的“青天小说”，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法撼汾西》、《天网》中的刘郁瑞解决了一个老农民的冤案，却让未来的他的顶头上司记下了私仇；《抉择》中的市长李高成，在他最终选择了老百姓的利益时，而他的结局则几乎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十面埋伏》中的结尾，仅仅只是抓住了逃犯王国炎，而它的代价则是巨大而惨烈的，最终此案究竟会怎么了结，其实还完全是一个未知数。这些能否算是光明的尾巴？事实上在《法撼汾西》和《天网》的官司之前，就有无数的读者来信来电话询问，那个县委书记刘郁瑞最终怎么样了？有一个留学生在信中让我转告刘郁瑞，如果他要是有了什么不测，他们会养活他一辈子。可见他们的感觉并不是云开雾散、逢凶化吉。
不过既然有人这样看自然有他的道理。因为矛盾的最终解决，确实是借助了某个核心的权力人物的力量。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这是中国的国情，我不能把国外才可能发生的事情，或者把自己想像中的应该怎样发生的事情，想当然地写到作品中去。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确实不想把作品写得太黑太苦太残酷太绝望。我总是希望能让我的读者在我的作品中看到更多一些光明，更多一些亮色。我认为一部好作品，既要给人精神上的冲击，给人心灵上的震撼，也要给人真诚的抚慰，给人以美好的希望。
至于“青天小说”，对这一点我还是清醒的，“青天意识”其实是一种封建残余意识，一个政治清明的现代化中国，不是靠几个“青天”造就的。而且这种青天情结对中国的现代化政治是有害的。但事情不能一概而论，“青天”的内涵从古到今在不断地演变，老百姓呼唤“青天”，更多的是在呼唤公正，呼唤廉洁，呼唤一种清明政治。新时期的像刘郁瑞这样的政府官员，他的那种法制观念，市场意识，民主思想和民权思维，已经使他成为一个现代人。而在目前现状下，我们还是要呼唤更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涌现，并帮助他们走到改革的前台。如果说作品中确实存在着青天情结，那么我想，这不仅是作品的局限，更是时代的局限。从人治到法治，中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蒋：目前，法学界有一种理论认为，法律行为与政府行为是两码事，应该互相分离，甚至将我国司法现状的混乱归咎于党政机关对司法活动的粗暴干预。而您的作品却从正面描写了党对司法活动的领导，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张：我们都清楚，近阶段大量的冤假错案都是由于政府行为混迹于法律活动而造成的。由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造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全都移交给了司法部门去解决，而司法部门在司法过程中，则再次掺进了政府官员的人治因素。当人治行为促成了不公的司法裁决后，这些腐败的政府官员便自然而然、堂而皇之地推卸和甩掉了一切责任及罪恶。这种行为正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为巨大和惨重的代价，而这种严峻的社会现实，正在促使我们必须下决心进一步实施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但我已经说过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超越社会和历史进程。正在改革中的社会体制现状和最终改革后的理想社会未来，根本是两码事。我们不能把未来的健全的理想的社会体制的政治和司法运作，任意地附加到我们正在改革中的社会体制中来。就像是奴隶社会无法实施封建社会的体制运作，封建社会无法实施资本主义的体制运作一样。其实这是一个人人都清楚的问题，否则我们也就不必再进行什么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
蒋：当代严肃文学作品的接受面越来越窄，但您的创作坚持严肃题材，又能拥有广大读者群。最近欣闻您的《抉择》荣获全国第七届“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近作《十面埋伏》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八次印刷，印数已达十几万册，在各地书市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对此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张：当代严肃作品的接受面越来越窄，是因为写作者和普通受众的距离越来越远，差距越来越大。中国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但真正的读书人所占的比例则很少。我们有数千万文盲，有几亿半文盲状态的工人农民，还有数以亿计的中小学生，事实上这些人都很少读书，也读不起那么多书，或者只能读规定内的书。真正的读书人除了在校的文科大学生和大学教师外，余下来的便是我们这些写作的人了。所以尽管我们的社会大部分还处于农耕文明时期、前工业文明时期，但我们作家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则已经进入了工业文明时期、后工业文明时期，我们作家的创作文本已经超越了几个时代。
这实在让这一批真正的读书人和写作者陷入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究竟该怎么办？是屈尊回过身来，再从头做起，写一些基层读者喜欢读、愿意读，也读得懂的作品，还是继续固守在自己所处的这个层次，宁可“阳春白雪”，也绝不“下里巴人”？我想这对每一个写作者都是一个不无痛苦不无矛盾的抉择。
当读书人和知识分子撤离和远离真正的读者空间时，在这个巨大的空白和空间中则只能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你不去关注，自然就会有别人去关注。如近期上演的电视剧《还珠格格》和《雍正王朝》，引起收视火爆。尽管学者们对它们不屑一顾，这些作品也的确是把毒害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封建余孽，重新包装，当作精品大菜，继续毒害我们的下一代。但有一点，这些作品“好看”，老百姓爱看，也看得懂。他们决不“媚雅”，一心一意的就是在“媚俗”。所以与其站在外面骂“酱缸”，不如坚持关注现实，固守民间立场。
至于我的书反应较好，其实原因很简单，你关注老百姓的事情，老百姓就会关注你；你面对的是老百姓，老百姓自然就会面对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