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潜在挤出效应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4－0093－03
当前，中央政府为应对日益加深的金融危机对国内实体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及时将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同时推出了总值达4万亿人民币的拉动内需政府投资计划，这其中还不包括各地方政府适时推出的地方投资计划。
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实施这样大规模的积极财政政策必将刺激社会的私人投资、私人消费，增加有效需求，使经济在短期内回到高速增长的快车道；而按照货币主义的观点，政府支出与私人投资、私人消费之间存在着竞争性、对抗性的关系，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引起市场利率的上升，挤出部分私人投资和消费，从而不能起到预期应有的效果。那么，这次大规模的政府财政投资扩张能否带来预期的效果，社会需求能否恢复到危机前的高涨状态，国民经济能否保证8％以上的增长速度？短期看，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与财政政策效果紧密关联，而财政政策效果的大小，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货币政策配合优化的程度及其挤出效应的大小。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分析我国现阶段积极财政政策产生挤出效应的可能性，并结合现阶段特殊的经济形势和具体国情提出相应的措施建议。
1.挤出效应的作用机理
我们抛开两个学派的理论之争，从大家熟知的宏观经济学IS－LM模型出发，推导财政政策产生挤出效应的基本过程，以理解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的作用机制。为了分析的简便，不妨设想一个线性的IS－LM模型。
在简单的IS－LM模型中，IS曲线由一个消费函数、一个投资函数以及一个收入支出等式组成。在三部门经济中，当商品市场均衡，即收入等于计划支出时，如果政府同时征收定量税与比例税时，则IS可写成：
2.当前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可能性
经济学界对于我国财政政策是否存在挤出效应有不同的看法。大部分学者倾向认为，在我国由于经济运行体制和环境与西方经济学分析的作用机制存在较大差别，因此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而中国利率尚未市场化和政府支出的公共性是支持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挤出效应不明显的主要依据。尤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效果显著，更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现实依据。
但是，考虑到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危害程度不可相提并论，加之政府投资效益的低下（存在盲目投资、重复投资、权力寻租等问题），中国民间投资的困境，利率市场化倾向，汇率制度的逐渐放开等因素，我国为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已经开始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仅确实存在传统IS－LM模型分析的直接挤出效应，更可能由于我国独有的金融体制、财政体制、国民消费倾向、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制度等特殊性，存在间接挤占民间投资机会的“泛挤出效应”可能性，表现在：
2.1 利率市场化趋向将引起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挤出效应日益明显
虽然我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基准利率主要由中央银行制定和管制，但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国有银行完成股份制改革、各股份制银行纷纷发展壮大、外资银行进入人民币市场业务、国家对于民间融资借贷的放松管制和合理引导，利率市场化进程在不断推进。到目前为止，在同业拆借市场、证券市场以及其他有价证券市场的利率、国债招标发行方法中利率的确定已经市场化。这样随着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等有价证券发行量的不断增加，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发行的国债规模及利率水平肯定会影响到同业拆借市场和其他有价证券市场的利率水平，影响到私人的投资成本，影响民间投资规模。同时，相对于1997年之后的企业融资状况，目前企业的融资手段往往更加分散，不局限于传统的银行贷款，尤其是各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大大拓宽至银行贷款之外，如金融租赁、典当融资、票据贴现融资等，尤其是近几年兴起的私募基金，这些融资手段具有更加敏感的投资回报率的变动性，一旦政府扩大财政支出，经济形势出现扭转趋势，各证券市场产品的投资回报率就会水涨船高，当然企业融资方式的利率将以更大的幅度增加（通常除银行贷款之外的其他融资手段，由于出借人承担了更大的风险，索要的回报率也会更加高），企业的投资能力将进一步受到限制，尤其是对于目前处于困境中的中小企业。
2.2 经济危机背景下，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滑落，边际消费倾向有滑落趋势，进一步阻碍了财政政策发挥乘数效应
边际消费倾向越小，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就越小。政府支出的扩大，在目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很难充分达到拉动消费者增加消费的预期。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提供的数据，从2007年9月至2008年10月，消费者预期指数、满意指数、信心指数都呈下降趋势，见表1。
显然，在这样的消费者信心不足的大环境下，政府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在短期迅速刺激私人消费，拉动国民收入提高方面的收效可能不会很明显。同时，市场经济改革推进到目前的阶段，医疗体制改革、养老体制改革迟迟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子女的教育经费又在逐年增加，这些现实都意味着人们对未来消费的预期上升，决策的结果是减少现期的消费，边际消费倾向由此下降，直接影响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
2.3 政府投资对民间资本在投资机会方面的挤出
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使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增强，尤其在现阶段的经济危机期，银行更加关注资金的安全性，此时，面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出于安全的考虑，银行更愿意以政府债券的形式而非贷款的形式持有其资产，由此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将由于银行的惜贷而更加缺乏投资资金。其次在现阶段中央出台的4万亿投资计划决策时间较短，尤其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投资项目有限或者说是准备不足，这很可能造成地方政府抢项目的状况，挤出了一部分外资、私人资本准备投资的项目。
2.4 政府投资的低效率
政府投资先天低效，大量的政府支出涉及的主体不仅有中央政府，还包括省、地市、县级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造成财政支出权责不统一，投资项目审查不力，仓促上马建设，甚至边建边审。同时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非程序化操作还会引发不可避免的寻租行为以及责任主体缺位。另外目前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周期较长，投资回报率也较低，对于复苏国民经济作用时间较长。
2.5 企业供给方面的制约，使财政政策的结果有可能是价格上涨而不是产出的增加
由于我国的企业还大多处于发展的阶段，企业和企业家潜力和活力不足，很多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在政府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的投资需求上升，使整个社会的总需求超过总供给，面对超额的需求，厂商试图扩大产量来满足需求，但最终由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最后只能以价格上升而告终，一直等到超额需求消失价格上涨才会停止。
3.应对挤出效应的措施建议
在目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无论是传统意义的挤出效应还是符合我国特殊国情的“泛挤出效应”，都可能降低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如不考虑货币市场，只考虑开放的产品市场，则财政支出乘数为
从2000—2006年的宏观数据看，我国的财政支出乘数一直在下滑，见表2。
上表中，GDP数值为支出法计算的数值；边际进口倾向受国家政策和汇率变化等因素影响而变化非常剧烈，故在计算乘数值时γ值取平均进口倾向。具体计算方法为：边际消费倾向＝当年居民消费总额的增量／同期GDP的增量；边际进口倾向＝当年进口的增量／同期GDP的增量；平均进口倾向＝当年进口总额／同期GDP的总额。
毫无疑问，这次金融危机可能会使得这种下滑趋势更加严峻。因为边际消费倾向β的降低会使乘数效应减小，而全球金融危机只可能使得我国的边际进口倾向增大，其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使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大幅度降低，从而使得财政政策的效果受到“挤出效应”和“乘数效应减小”的双重减弱，如何化解这种潜在的冲击应该是各项财政政策努力的方向。
第一，重视财政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要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降低名义利率应对挤出，尤其在当前通货膨胀使实际利率下降的趋势下，更要适时地推出宽松的货币政策，控制利率上涨。央行应及时根据货币市场供求情况调整利率，从长期看，尊重利率的内生性，继续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
第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大对商业银行的政策引导使其加大对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同时放宽对民营企业投资的限制，逐步开放对民营资本投资领域的限制，减少企业间的制度性歧视。同时，增加对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政策性支持，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在面对政府支出增加带来的需求增加时能够及时增加产出。配合适当的减税政策，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充分调动企业的投资积极性。
第三，明确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投资范围。要进一步划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范围。中央政府要逐步从那些已经基本能够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投资领域退出，集中资金用于必须由中央政府承担的投资任务。即使在基础设施领域，也要尽量引进市场机制，吸引各类社会投资者参与。同时加强对政府投资资金的管理，加强资金使用的审计，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注重财政投资的量化分析，实现财政资金的精细化，化解财政风险，达到政策的预期目标。
第四，尽快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完善养老体制，减轻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增加其当期消费的欲望，使国内市场的需求尽快被发掘出来。同时继续配合教育体制、住房体制等关系民生的经济体制改革。
综上所述，要使4万亿扩大内需的计划在当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发挥最大的作用，关键之处在于货币政策的配合，使利率能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使企业和私人的投资成本逐步降低，同时，也采取改善民生、促进国内消费的措施，使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能够通过消费、投资两大经济拉动器，推进国民经济尽快走出经济低迷。
［收稿日期］2009－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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