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日本“小林多喜二现象”考察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小林论文,近年论文,现象论文,多喜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3年，著名日本作家、年仅30岁的小林多喜二被日本特高警察逮捕，在严刑拷打之下殒命，成为那个恐怖年代的悲壮英雄。之后，伴随日本社会的激烈变迁和普罗文学的兴衰起伏，小林多喜二的作品在获得广泛声誉后渐渐归于沉寂。但是21世纪以来，曾经的“普罗文学”斗士小林多喜二及其文学重新回归时代舞台，它的复活与流行成为近年日本最抢眼的社会现象和思想文化现象之一。
小林多喜二殒命之后，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与当时整个普罗文学一样，小林多喜二和他的文学受到国家权力的残酷压制。在战争期间，谁要是持有《蟹工船》，便会被冠以“(对天皇)不敬罪”而遭到起诉。二战结束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从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至50年代，普罗文学发展兴旺，作为普罗文学的代表，小林多喜二的作品大量印刷出版；在海外，包括中国，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各种文字，译本达20多种。小林因此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普罗作家。
然而，进入60年代后，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社会日趋富足和安定，尽管普罗文学在日本近代文学历史中已占有一席稳定的地位，但从作品的出版、阅读和社会影响力来说，已经渐渐失去往日的光景，进入相对低迷的时期。比如在各大出版社出版的“文库本”(常年出版、以普及为目的、价格低廉的小型书，多为定评之作)中，著名的新潮社出版的《蟹工船·党生活者》，每年大体只能销售出5000册左右，②这种状况持续了许多年。
进入21世纪后，日本社会状况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上世纪80-90年代的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进入消退停滞期，年青一代的就职愈加艰难，贫困阶层不断增加。在这种时代背景和社会状态下，小林多喜二及其描写劳动者的苦难与反抗的普罗文学与今日的人们再度相遇了。
2006年11月，东银座出版社出版了《漫画蟹工船》，这部以大学生和年轻劳动者为读者对象的漫画，一出版便不同凡响，短时期内一再重版，发行数很快达到16000多册。其销量之高的原因除了日本年青一代对漫画这一艺术形式的钟爱之外，也因为小林多喜二文学所描写的海上渔工的苦难生活，激发了年青一代的强烈共鸣。
而新世纪小林多喜二热的真正发端，当属2008年1月9日发表在日本《每日新闻》上的对谈《贫富差异的社会：08年的希望在何处》。参加这次对谈的，是作家兼大学教授的高桥源一郎和作家兼《周刊星期五》编辑的雨宫处凛。在对谈中，雨宫处凛特别指出现今年青一代贫困阶层的艰难处境与小林多喜二《蟹工船》中描绘的渔工的艰辛生活极为相似：
今日年轻人的劳动条件之恶劣，正如《蟹工船》的逼真描写一样。有些人通过派遣公司获得工作机会，但由于收入微薄，很快沦为网吧难民。现在的“新贫民”阶层惴惴不安，不知何时就会坠入赤贫状态。
此后，《蟹工船》开始吸引读者的广泛注意，在各大书店里，《蟹工船》的销量火速增加。进入五月后，日本五大报纸《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产经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分别以显著方式报道了《蟹工船》在出版近80年后重新复活流行的现象。③
经过这些全国性媒体的报道，所谓的“《蟹工船》现象”或曰“小林多喜二现象”一下子火爆起来。例如，前面所说每年只印5000册的新潮社在2008年的前五个月便发行了57000册。甚至就连有右翼倾向的《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也留意到《蟹工船》与目前日本经济衰退、就业状态恶化的某种历史相似，因此详细报道和解读了这部长期以来一直受它们非难和排斥的“普罗文学”。
这种奇异现象甚至超越日本，影响到世界范围。2008年9月，为纪念小林多喜二诞辰105周年、辞世75周年，“2008年/牛津大学小林多喜二研讨会”在英国牛津大学召开，6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从各种不同视角对小林多喜二文学进行了考察。④不仅如此，与以往某一文学作品的短期流行不同，此次的《蟹工船》热潮持续时间很长，继2008年的顶点时期之后，2009年《蟹工船》依然保持着较大销量，有关小林多喜二和《蟹工船》的特辑报道以及各类文章频繁见于各种纸面和电子媒体，1953年根据小林多喜二原作改编拍摄的黑白电影《蟹工船》的DVD销售甚佳，而新晋导演又在重新改编拍摄最新版本。
不过，在今日的时代背景之下，许多人对小林多喜二及其文学的兴趣和关注，已经不再是《蟹工船》在特定时代对特定党派的意识形态的表现，而在于《蟹工船》这部原本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作品，意外包含了与当今日本社会的变化内在吻合的因素，历史的岁月过滤了政治信仰对小说的单纯好恶褒贬，小林多喜二的再兴具有着更加丰富的含义。
《蟹工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重新“走红”，最重要的原因是今天的人们与小林多喜二重逢时，发现了两个惊人的相似：一是历史情形的相似，二是社会气氛以及群体心理的相似。所谓“历史情形的相似”，指的是经济不景气、失业增加、收入下降等社会状态，而群体心理和社会气氛则是在上述背景下，一般民众、特别是饱受经济倒退打击的部分民众的压抑苦恼、悲愤无助、渴望宣泄并打破现状的情绪。正如有报纸文章说，“在挤满乘客的电车里……弥漫着化妆品和汗的气味儿，仿佛令人窒息。我的脑海里一下子闪出超越80年时空、在当代复苏了的小林多喜二《蟹工船》所描写的情景——船舱里挤得满满的工人们。”⑤现实与历史重逢，成为小林多喜二新生的契机。
在日本，经济不景气甚至倒退，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层面，人们的生存条件和环境变得比以往更加严峻，民众对社会的怀疑和不满日益加深。然而，民众不满的另一个更重要原因在于近年日本社会制度结构的变化。近年日本引入了美国式的各种制度做法，在对市场经济之“竞争”原理的强调下，废除“年功序列制”和“终身雇用制”，通过人才派遣公司，大量雇用各种非正式职工，形成了大批工作不安定、随时可能被解雇的低收入阶层，非正规雇用劳动者的比例，从1984年的15.3％急速上升到33％(2006年)。⑥这一阶层的扩大，极大加剧了收入的高低分化，逐步形成贫富悬殊、财富分配不均的现实，社会上开始大量出现所谓“优胜组”和“败北组”(即“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而以往日本社会注重均衡的经济经营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被打破，“均富”的传统社会形态在渐渐消失。这种情形使得不少人反思美国式的市场经济给日本带来的弊端，甚而断言“美国式经济政策将毁坏日本社会”。⑦
社会阶层的分化，加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有时甚至以极端形式显现出来。2008年6月8日，小个文弱的“派遣工人”加藤智大开着卡车冲进了东京秋叶原的步行街，撞倒5人之后，又手执利刃冲向街上过往的行人，短短几分钟之内便砍倒12人，其中7人死亡，制造了一起震惊日本的恶性无差别杀人事件。对此，许多学者评论家认为，这场刑事案件背后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近年日本社会的急速变化，犯人的杀人动机和行为代表了特定社会阶层的仇恨心态。东京大学教授姜尚中还提醒说，对于凶犯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于强势人群的怨恨，有不少年轻人在相当程度上甚至抱有同情和共鸣的情绪。⑧
这种社会状态和时代气氛，与《蟹工船》有着某种相通之处。在小说中，蟹工船在日本海军驱逐舰的护卫下，于冰天雪地的寒冷季节，在北海道以北的鄂霍茨克海域捕蟹，随即在捕鱼船上把螃蟹加工成罐头。渔工们不堪忍受恶劣的劳动和工作条件，要求改善待遇，但弱势一方的诉求却很难找到有效实现的途径，不是被无视就是被抹杀。最后，当他们尝试联合起来罢工反抗时，护卫渔船的军舰上的军人们却把枪口对准了苦难的劳动者，将带头者抓走。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动者与强势阵营——资产者和国家机器——处于两重洞天，劳动者置身无际的苦难，无休无止的忍耐既超越了他们的极限，也使他们与对立者之间的矛盾无法调解。在绝境之中，劳动者们终于觉醒斗争，他们决心团结起来，打碎不合理的社会，缔造一个公平的世界。
如前所述，小林多喜二在21世纪重新火爆，吸引人们购读的已经不再是“普罗”对“布尔乔亚”这种信仰的单纯对决；人们认知和感怀的，与其说是小林多喜二当年所倾诉的左翼思想，莫如说是对悲惨“劳动现场”的再现，是苦难苦闷下对无虑生活的渴求，是贫富悬殊下对公平正义和人间尊严的热望，也是激愤下对社会的强烈反逆情绪。正如《蟹工船》中的军队最终维护的不是无产者而是资产者一样，现在的日本人民也怀疑今天的国家正在无视和抛弃弱者，成为维护既得利益者和既得权力者的机器。⑨
《蟹工船》所创的热销奇迹，除了上述历史与社会的原因之外，也来源于这个文本的独特魅力，来源于言语的惊人力量，这集中展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作家叙述和描写的渔工在寒冷浩淼的大海上的遭遇，依据的不是作家的虚构或想象才能，而是作家个人的“革命史”以及直接的“生活体验”。小林多喜二熟悉自己家乡北海道渔工的艰辛生活，既了解他们的苦难，也深知他们反抗被奴役命运的强烈愿望。作为一个时刻唤起人民革命意识的共产党人，大正15年发生蟹工船渔业事件后，⑩他曾深入北海道函馆的蟹工船港口码头，了解调查渔工们的遭遇和现状。因此，无论在“内”(心理意识)还是在“外”(生活实态)，小林多喜二都是劳动者的真正知音，他笔下的蟹工船和渔工具有最大程度的真实感和现场感，而这些，是比圆熟的技巧、周到的文字铺排更为重要的东西。《蟹工船》发表之后，很快就受到整个文坛的瞩目和高度评价，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而80年后的再度辉煌又一次证明了深度生活体验以及真实真诚的生命力。
其次，小说虽然有丰富多样而具有魅力的场面描写，但同时却有一个极其单纯明快、强而有力的“图式(基调)”贯穿始终。《蟹工船》篇幅不长，作者的笔触涉及到了许多重要的领域，描绘了各种场景，然而在这林林总总的情景中，作家让小说的灵魂充溢始终。那就是高度凝炼和单纯化的信念——只要广大被奴役的苦难者携手团结起来，就必定能够战胜那一小部分的统治势力。作家这样写道：
万没有想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从背后推动着迄今只知“顺从”的渔工。渔工们受到这种推动，开始有点踌躇徘徊。因为他们还没意识到，这就是自己的潜在力量。
这种事咱们能成？当然能！
他们一经觉悟过来，就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力量，反抗的情绪在大家的心坎里燃烧起来。他们深受极其残酷的劳动的剥削，因此，这种反抗情绪就有了无比坚实的思想基础。只要这样干下去，还怕什么屁监工！(11)
这种明确单纯的图式以粗犷奔放的力度统摄着作品，唤起相同命运的人们的深刻共鸣，让苦难者在找到同情的同时，也找到无数伙伴。《蟹工船》的“图式”不单是对苦难和同情的确认，不单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互悲悯，更是燃烧希望的火炬。渔工们被苦难淹没，看不到希望，但他们在忍受的过程中，渐渐意识到在压榨和苦难面前，个人虽然弱小无奈，但只要团结起来，就会产生力量，就能够和高高在上的集团抗争。
在无数的普罗作品中，唯有《蟹工船》的历史回响如此巨大，这显然得益于上述融合了“明”与“暗”、“苦难”与“希望”的精神图式，它的明快和力度牢牢抓住了饱受苦难的阶层的心。
第三，《蟹工船》没有设置细密、层层推进的情节故事，不太讲究悬念的铺排，也缺少精致而持续的人物形象刻画，一般来说，这样的作品往往容易流于平淡，缺少吸引读者的魅力。但小林多喜二赋予小说力度和气度，像一幅粗犷的素描，用气骨飞扬的线条和气氛传达情绪，冲击人们的内心，表现出震慑灵魂的强悍和勇敢，弥补了上述不足。他对严酷自然的描写，对挣扎在滔天海浪中的渔船的描写，充满悲壮，不断唤起人们的惊叹。当时日本文学泰斗志贺直哉就在给小林多喜二的信中称赞这篇小说“周到细致，写得好，佩服描写的生动和新颖之处”(1931年8月7日致小林多喜二函)。
可以说，时代和社会的诸多原因之外，《蟹工船》的传奇成就也内在地来源于作品的创意开拓和艺术境界。
透过小林多喜二现象，回首曾经在近代日本(也包括现代中国)兴盛一时的普罗文学及其命运，可以促使我们重新检视过往的“红色文学”，反思曾有的单极价值判断和一些偏激幼稚，以平和公允来追怀那些真挚地用文学宣示信仰、用文学表达正义、用文学参与改变苦难现状的普罗文学的先达们，重新理解普罗文学的历史必然性和它潜在的普世价值。
1921年，小牧近江等人创办杂志《播种人》，拥护以苏俄为代表的世界性社会主义革命，谋求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试图广泛聚合“普罗”作家，建立一个统一战线和强有力的组织。此后，日本普罗文学运动与政治革命运动和社会革命运动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愈加明确，发展为以杂志《文艺战线》和“无产阶级文艺联盟”为首的文艺运动。进入昭和时期(1925-1989)之后，由于普罗文学内部的理论主张发生对立，普罗文学分裂为两派，一派为小林多喜二等所从属的“纳普”(“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后又更名为“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会”)，作为普罗文学运动的核心组织，积极开展活动；另一派是“劳农艺术家联盟”。此后，日本普罗文学又有过数次分裂-整合-再分裂的过程，出现了极端左倾的倾向，为历史留下了许多深刻的教训。
然而，在反思日本“普罗文学”时，可以发现，其左倾的问题更多更明显地表现在理论主张和组织运动方面，比如过分狭隘地理解文学的功能，把文学和党派政治捆绑在一起，主张文学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辅助运动”、“牵制运动”，(12)即文学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在对待作家方面，要求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而排斥任何有异议的作家，主张所谓的“分离结合论”等等，显示了普罗文学的幼稚、偏激和极端化的弊病。但在另一方面，许多普罗作家的信念是真诚和真挚的，他们不畏生死，投身普罗革命的组织和运动，用激情燃烧表达自己的信仰，用坚韧的意志和勇敢的行为实践组织的宗旨。由于有这些革命者的亲身体验和经历，普罗文学出现了不少非常出色的作品。稍早一点，有曾是工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叶山嘉树(1894-1945)，其代表性小说《卖淫妇》(1925)、《生活在海上的人们》(1926)都是在狱中写就的，《水泥桶中的信》(1926)也是出狱后在工厂做工时完成的。另外一位优秀作家就是稍晚于叶山嘉树的小林多喜二。在小林多喜二之后，有德永直(1899-1958)的《没有太阳的街》(1929)，德永直以自己的切身体验，描写了印刷厂工人的苦难、觉醒和斗争。中野重治(1902-1979)的《初春的风》(1928)也显示了敏锐的感性和独特的文体。
以小林多喜二等为代表的普罗文学，虽然存在不少尚存争议的问题，但历史都是在一步一步地摸索、醒悟和修正中向前行进的，作为历史的后来者，轻易嘲笑和否定历史，既浅薄，也不厚道，更是对先人的牺牲的亵渎。更何况，日本近代普罗文学，在强烈地表现赤色革命的同时，也包含了真挚的人道主义和朴素正直的公平正义的观念，具有超越党派及意识形态的普遍价值。
在21世纪，我们前所未有地强烈意识到，优秀的普罗文学其实充满了对人的尊严幸福的关切、对公平正义的呼唤、对权力体制漠视压制苦难人群的愤怒、对觉醒反抗和再造新的社会秩序的热烈期待。而这，正是小林多喜二文学和普罗文学所独有的气质与力量，是它超越80年历史时空重新复活的根本之所在。
注释：
①日本学者岛村辉《二○○八年的“蟹工船”现象——其背景和展开》(载《日本近代文学》第79集，2008年11月)一文对“蟹工船”现象进行了颇为详尽的介绍，此文修订之际亦参考了该文，颇有获益，特此说明。
②《小林多喜二〈蟹工船〉突如其来的热潮》，载《日本经济新闻》2008年5月14日。
③《读卖新闻》2008年5月2日：《〈蟹工船〉再浴光环叹贫富悬殊青年共鸣 再版增印销售额升五倍》；《朝日新闻》2008年5月13日：《今天、为青年人所热衷的〈蟹工船〉魅力在于不屈于贫困的坚韧》；《每日新闻》2008年5月14日：《普罗文学：名作〈蟹工船〉非同寻常的热销——以本报高桥源一郎·雨宫处凛对谈为契机》；《产经新闻》2008年5月14日：《小林多喜二〈蟹工船〉突如其来的热潮 贫困劳动者的“连带感”》；《日本经济新闻》2008年5月14日：《畅销书的背后：小林多喜二〈蟹工船〉》。
④参见“白桦文学馆/多喜二图书馆”(http://www.takiji-library.jp)。
⑤松井彰彦：《探索〈蟹工船〉热的背景》，载《日本经济新闻》2008年8月31日。
⑥高桥源一郎、雨宫处凛：《贫富差异的社会：08年的希望在何处》，载《每日新闻》2008年1月9日。
⑦参见《美国式经济政策将毁坏日本社会——中谷严、佐高信对谈》，载《周刊星期五》第732号(2008年12月19日)。
⑧参见《日经WOWAN》2008年8月号。
⑨松井彰彦：《探索〈蟹工船〉热的背景》。
⑩参见叶渭渠《译序》，见小林多喜二《蟹工船》，叶渭渠译，译文出版社，2009年1月，第13页。
(11)小林多喜二：《蟹工船》，第99页。
(12)参见大久保典夫等《日本现代文学史》，笠间书院，198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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