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战国田税征收方式的一种新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国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22x（2003）04-0016-05
学界一般认为战国田税的征收方式是以顷为单位征收的。（注：张金光：《试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张玉勤《论战国时期的国家授田制》，《山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吴荣增《战国授田制研究》，《思想战线》1989年第3期。）其主要理由有两点：其一，云梦秦简《田律》云：“入顷刍稿，以其授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稿两石。”（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7-28、38、39、28、218、41、43页。）这说明秦国刍稿是以顷为单位征收的。其二，认为战国各诸侯国统一以百亩为标准授田，并由此得出田税也是以百亩为单位征收的结论。本人认为上述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一
云梦秦简《田律》云：“入顷刍稿，以其授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稿两石。”（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7-28、38、39、28、218、41、43页。）以此得出秦国刍稿是按顷为单位征收的结论。这应当是对的，但并不能据此认为战国田税也是按顷征收的。
其一，刍稿税不是田租（田税）。众所周知，在井田制下，国家对人民征税主要的形式是“籍田以力”，同时也不定期地征收刍稿、谷物等实物，但这时的刍稿和谷物主要是作为军赋征收的。如《国语·鲁语》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近，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初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稷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春秋中后期，统治者改变对农民的剥削方式，变劳役地租为实物地租，实行“履亩而税”，开始征收土地税，田租是当时最重要的土地税。到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实行田租（田税）征收。秦简公七年实行的“初租禾”，便是秦正式征课田租的开始。《说文》说：“税，租也。”因为当时“租”与“税”互用，故对“田租”，后人往往又称之为“田税”。田租在物质形态上是谷物，而刍稿，通常指牧草、禾杆。如《说文·草部》：“刍，刈草也；象包束草之形。”《禾部》：“稿，杆也。杆，禾茎也。”政府征收刍稿，主要是供马匹、牲畜作饲料之用。从类别上说，刍稿税和田租都是基于土地征收的，都属于土地税，但刍稿税并非田租。这一点在文献和考古资料中是非常清楚的。如云梦秦简《仓律》规定：“入禾稼、刍、稿，辄为癐籍，上内史。刍、稿各万石一积，咸阳二万一积，其出入、增积及效如禾。”（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7-28、38、39、28、218、41、43页。）又云：“禾、刍、稿积索出日，上赢不备县庭。出之未索而已备者，言县庭，廷令长吏杂封其癐，与出之，辄上数廷。其少，欲一县之，可也。”（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7-28、38、39、28、218、41、43页。）云梦秦简《田律》也规定：“禾、刍、稿撤木、荐，辄上石数县廷。勿用，复以荐盖”。（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7-28、38、39、28、218、41、43页。）在这里，禾稼、禾（谷物）作为田租，与刍稿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再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世元年四月，“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稿，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汉书·主父偃传》云：“秦始皇……又使天下飞刍挽粟”。颜师古注曰：“运载刍、稿，令其疾至，故曰飞刍也。挽，谓引车船也。”此处，菽粟、粟无疑也是征之于民的田租，与刍稿税的不同也显而易见。在《后汉书》诸帝《纪》中，也屡见“勿收田租、更、刍、稿”或“勿收租、更、刍、稿”的诏令。这些记载都表明：刍稿与田租（田税）是各不相同的税种。宋人徐天麟在《西汉会要》中将刍稿税归于杂税类，而非田租，近人马乘风在其《中国经济史》一书中，列举了包括田租、稿税、更赋等十九个税种，都是将田租与刍稿税作为不同的税种分列，而不是认为刍稿是田租的一种。总之，刍稿税与田租属各不相同的税种是古今共识。
其二，刍稿征收方式并不等同于田税征收方式。从目前所掌握的文献和考古资料看，秦国田税的征收是要考虑实际产量等因素的。如《商君书·垦令》之“訾粟而税”，就说明了这一点。云梦秦简之《法律答问》曰：“部佐匿者（诸）民田，者（诸）民弗智（知），当论不当？部佐为匿田，且可（何）为？已租者（诸）民，弗言，为匿田；未租，不论口口匿田。”（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7-28、38、39、28、218、41、43页。）这段话的意思是，部佐对已收取田租的土地不上报为匿田，对未收取田租者则不为匿田。这说明秦政府对农民的土地，并不是不管耕种与否都要按授田数征收田租的，更不是统一以百亩为单位收取，而是有较大的变通性。这一点与云梦秦简《田律》之“入顷刍稿”条所规定的不管土地耕种与否，农民都要按顷交纳定额刍稿有明显的不同。实际上，云梦秦简《田律》之“入顷刍稿”条只规定刍稿税的征收方法，不提谷物的征收，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谷物与刍稿征收方式应是不同的，而不会是法律条文的疏漏。
战国其他国家的田税征收也是要考虑产量因素的。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之“量入修赋”，《孙子兵法·吴问》有：“范、中行氏制田，以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为亩，而伍税之。其口田狭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骄臣奢，冀功数战，故曰先（亡）。公家富，置士多，主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范、中行氏次。韩、魏制田，以百步为畹，以二百步为亩，而伍税之。其口田狭，其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智氏次。赵氏制田，以百步二十为畹，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公无税焉。公家贫，其置士少，主俭臣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国。晋国归焉。”（注：《银雀山汉墓竹简》）《管子·大匡》云：“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取。”这些规定与云梦秦简《田律》之“入顷刍稿”条所反映的刍稿征收方式都是明显不同的。
总之，刍稿与田税是不同的税种，它们的征收方式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据云梦秦简《田律》之“入顷刍稿”条推断秦国乃至其他国家的田税是以顷为单位计征，在史实和逻辑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二
持授田制观点的学者认为战国田税以顷为单位征收的第二点理由是，战国各诸侯国都是以百亩为标准授田的。其根据主要有两点：（一）战国时期的一些文献材料有“百亩之田”的记载。如“一夫挟五口，制田百亩”，（注：《汉书·食货志》引李愧语。）“五亩之宅，数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猪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注：《孟子·梁惠王》。）还有“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注：《荀子·大略》。）（二）战国时期魏国和秦国是以百亩为授田标准的。如《吕氏春秋·乐成》云：“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行田”即授田。云梦秦简《田律》云：“入顷刍稿，以其授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稿两石。”《通典·州郡志·雍州风俗》亦云：“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力不尽，于是改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这说明魏秦是以百亩为单位授田的。
然而，仅以上述材料并不能推断战国各诸侯国均以百亩为标准授田，更不能得出战国田税是以顷为单位计征的结论。
其一，战国文献记载的“百亩之田”是指当时农民拥有土地数量的一种现实状况，而不应当将其简单等同于授田标准，也就是说，“百亩之田”是授田的一种结果，而不是授田标准本身。我们知道，“一夫挟五口”即五口之家在战国时期较为常见，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家庭都只有五口，“五亩之宅”在当时也较为常见，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小农都是五亩之宅，如银雀山汉简《十三篇》中的《王法》云：“……上家口亩四，中家三亩，下家二亩。”整理小组认为：“此处所言亩数疑是居宅之地的面积。”（注：《银雀山汉墓竹简》）此极正确。可见，“一夫挟五口”、“五亩之宅”只能说明小农家庭有五口人和五亩之宅的现象较为常见，而不是说所有家庭都只有五口人和五亩之宅。同理，“百亩之田”也只说明小农家庭拥有百亩之田的情况较为常见，而非所有农家都拥有百亩土地。战国诸子所云“百亩”，是从农民拥有土地的一种常见状况来说的，而不是说所有农民都有百亩土地。这实际是举例论证的一种方法，因为举例说明问题总要选择具有代表性、较为常见的事例，否则就缺乏说服力。一些学者据此以为当时小农都拥有百亩之田，显然误解了诸子话语的真正含义。此外，我们从《汉书·食货志》所引晁错的一段话也间接地理解这个问题。晁错云：“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西汉农民并非每家都是五口，也并非家家有百亩土地，很多家庭土地远低于百亩，这已为史学界不争的事实。这里，晁错所言的“百亩”就是指西汉农民土地数量的一种常见状况，而不是说所有的农民都有百亩土地。
事实上，战国时期的一些文献材料已反映出一些农民的土地不是一百亩，有的甚至远低于百亩。如《庄子·让王》记载：“孔子谓颜回曰：‘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颜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飦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此处所引是否为孔子与颜回的原话当然可以研究，但其中田亩数应是基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正反映有的农民土地远低于百亩。《管子·禁藏篇》亦曰：“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以卒岁。岁兼美恶，亩收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糠枇、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布帛麻丝，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此处的三十亩田不管是属于一人或一户，都无法得出每户农民有田百亩的结论。因此，我们认为，战国时期各国的授田标准很复杂，百亩并不是唯一的授田标准。
其二，以魏秦的百亩授田标准，去推断其他国家也以百亩为授田标准，是一种简单比附的错误。实际上，战国时期诸侯国分裂割据，各自为政，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平衡，地理环境和资源状况也不相同，如秦国“地广人稀”，而关东之国则“地狭人众”，风俗习惯的差异也很大，《淮南子·览冥》：“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其俗。”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各国统治者的政策措施很难统一。如当时各国亩制就差别很大，甚至同为晋国所出的韩、赵、魏也互不相同，史称“分为七国，田畴异亩。”（注：《说文》。）各国的变法改革也非同时进行，而是前后持续几百年的时间，其内容的差异更是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各国以统一的标准和模式授田，就未免过于理想化了。
故此，我认为战国时期授田标准应是多样化的，即使同一国家，由于各地具体情况的不同，其授田数额也不是整齐划一的，以百亩为标准的授田模式只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管子·山国轨》：“谨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众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余食若干。’必得轨程。”这段话反映有的地方人多地少，有的地方人少地多。《管子·问》：“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这说明有些地方的农民没有土地。在这种情况下，怎能简单地认为各地均以统一的标准授田呢？《管子·度地》：“令曰：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其不为用者辄免之，有锢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尹知章注：“按人比地，有十口五口之数当受地若干。”这说明各地政府在秋末是按人口数授田的，而不是按户授田，各家田数必然因人口的不等而不同。另据银雀山汉简《田法》云：“邑啬夫度量之所田”，（注：《银雀山汉墓竹简》）证明当时有专门负责度量耕垦土地数量的机构，由邑啬夫掌管。数量不明才有必要度量，否则度量之举就属多余。这说明有时候国家对农民耕田数量也不清楚，若以统一的标准授田，断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多样化的授田标准和模式，决定了战国田税不可能以顷为单位征收。实际上，即使韩魏这样的以百亩为授田标准的国家，其田税也不是以百亩为单位征收的。授田以顷计，田税就按顷征收的观点，无疑是建立在农民的百亩之田都单纯种植同一种谷物的假设之上，而这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先秦时期，谷物的种类已然很多，有五谷、六谷、九谷等说法。《周礼·天官冢宰第一》云：“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生死。”郑玄注“五谷”为“麻黍稷麦豆”。《周礼·天官冢宰第一》曰：“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引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六谷”指“稌黍稷梁麦菰”。又曰：“太宰之职……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幕，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赂；七曰嫔妇，化治丝枲；八曰臣妾，聚敛疏才；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郑玄注“九谷”为“谷、黍、梁、稻、麻、大豆、小豆、小麦、菰”。从文献记载来看，春秋战国时期五谷的种植已经非常普遍。《管子·牧民》：“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管子·立政》：“桑麻植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具备，国之富也。”《管子·五行》：“然则天为粤宛，草木养长，五谷蕃实秀大，六畜牺牲具，民足财，国富，上下亲，诸侯和。”《管子·七臣七主》：“四禁者何也？春无杀伐，无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斩大山，诛大臣，收谷赋。……冬无赋爵赏禄，伤伐五谷。”此处“五谷”，尹知章《注》为“五谷之藏”，即冬季不封爵赏禄，不妨碍五谷的贮藏。《管子·四称》：“形正明察，四时不贷，民亦不忧，五谷蕃植。”《管子·臣乘马》：“彼王者不夺民时，故五谷兴丰；五谷兴丰，则士轻禄，民简赏。”《管子·奢靡》：“君寿以政年，百姓不夭后，六畜遮育，五谷遮熟，然后民力可得用。”
当时，农民一般是几种谷物并种，目的是在自然灾害和不测时互相调剂，统治者也非常强调这一点。如《管子·牧民》记载：“务五谷，则足食；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管子·立政》：“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由田之事也。”“由田”即申田，主管农业的官吏。《通典·食货二》亦云：“魏文侯使李愧作尽地力之教……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力耕数耘，受获如盗寇仇之至。还庐数桑，菜菇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场。”那时，谷物在生长的时间上基本是一致的，而不是前后交替。谷物播种的时间虽有一定的差异，但成熟和收获的时间大致相同，一般是春播秋收。《管子·轻重丁》：“正月之朝，谷始也；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九月敛实，平麦之始也。”“正月之朝”，马非百释：“谓正月上旬。”“日至”、“黍秫”。马非百释：“日至谓冬至，黍秫即黍稷。”“平麦”，何如璋云：“‘平麦’当作‘牟麦’。”即指大麦。这段话意思是：正月上旬，是开始种谷的时候；冬至后百天，是开始种黍米、小米的时候，九月秋收后，是开始种大麦的时候。可见，谷物的播种时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有的甚至间隔几个月。但是，谷物都要经过春天和夏天的生长过程，在秋天成熟收获。《管子·轻重乙》云：“夫岁有四秋，而分为四时。故曰：农事且作，请以什伍农夫赋耜铁，此之谓春之秋。泰夏日至，丝纩之所作，此之谓夏之秋。而大秋成，五谷之所会，此之谓秋之秋。泰冬营室中，妇事纺织缉缕之所作也，此之谓冬之秋。”马非百云：“秋者成也，收也。四时皆有所收成，故曰‘岁有四秋’也。”五谷的收获是秋之秋，即在秋天收获。有些谷物收获的时间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间隔很小。《管子·五行》：“天子出令，命祝宗选禽兽之禁，五谷之先熟者，而荐之祖庙与五祀，鬼神飨其气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则昼炙阳，夕下露，地竞环，五谷临熟，草木茂实，岁农丰年大茂。”“五谷临熟”是说各种谷物接连成熟，在时间上差异很小。秋收后，农民要出卖收获的谷物，以换取其他生活用品，商人也趁机投机牟利。如大商人白圭，“岁熟取五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注：《史记·货殖列传》。）这时也是国家向农民征收田税的时候。
由于种植的谷物一般不止一种，这就使得谷物在种植之初，农民的百亩之田就被分割成几个不同的种植区，而每个种植区的面积应当都不足一顷，因此田税不可能以顷为单位征收，而应当按亩征收。同时，各种谷物的产量和价值是不同的，这也决定了田税征收不可能以顷为单位，而只能以亩为单位，按实际种植的亩数收取。当时国家的谷仓中有稻、稷、禾、麦、黍、答、菽等多种谷物，甚至一种谷物，也按其品种和质量分成几类。云梦秦简《仓律》云：“计禾，别黄、白、青。秫勿以禀人。”（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7-28、38、39、28、218、41、43页。）这段话是说，算禾的帐，要把黄、白、青三种区别开来。程瑶田《九谷考》曰：“按禾，粟之有稿者也。其实粟也，其米梁也。”黄、白、青者，古代对谷子种类的区别，《政和证类本草》卷二十五引《名医别录》有黄、白、青梁，陶弘景注：“凡云梁米，皆是粟类，惟其牙头色异为分别尔。”这些品种各异的谷物是农民交纳的田租，说明了农民种植的谷物的多样性，也反映了田税征收的多样性。因此，战国田税不可能以顷为单位征收，只能以亩为单位计征。此外，有人认为，刍作为牧草，是专门种植的牛马饲料。（注：杨作龙：《银雀山竹书〈田法〉刍议》，《洛阳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农民的土地就要有一部分专门种植刍草，谷物的种植就更为复杂。
战国田税按亩而非按顷征收，还可以从政府对谷种数量的规定得到证明。云梦秦简《仓律》云：“种：稻、麻亩用二斗大斗半，禾、麦一斗，黍、答大半斗，叔（菽）亩半斗。利田畴，有其不尽此数者，可也。其有本者，称议种之。”（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7-28、38、39、28、218、41、43页。）这反映了田税按亩征收的事实，因为如果每一种谷物都是以顷为基本单位种植，并按顷征收田税，谷种就应规定为“顷用多少”，而不是“亩用多少”了。
实际上，一些文献和考古资料已充分说明了战国田税按亩征收的事实。《孙子兵法·吴问》有：“范、中行是（氏）制田，以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为亩，而伍税之……[智是（氏）制田，以九十步为畹，以百八十步为亩，而伍税之。]……韩、魏制田，以百步为畹，以二百步为亩，而伍税之……赵是（氏）制田，以百步二十为畹，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公无税焉。”（注：《银雀山汉墓竹简》）这里明确说明田税是以亩为单位计征。《管子·君臣》“有道之国，发号施令，而夫妇尽亲于上矣；布法出宪，而贤人列士尽功农于上矣。千里之内，束布之罚，一亩之赋，尽可知也。”此处的“一亩之赋”正是田税征收现实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