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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02）06-0003-06
一、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关于居民收入差距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很多，但至今未形成一致的结论。其中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替代论与相容论。替代论的基本观点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会损害经济增长，居民收人差距缩小会促进经济增长。相容论的基本观点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与经济增长能够并存。这两种争论迄今仍然激烈，难以完全压倒对方。
替代论是否成立呢？替代论者提供了很多的论证，特别是提供了多项经验性论证。当然，我们不难找到支持替代论的经验证据。但我们也不难找到否定替代论的论据。而且替代论并不能说明收入差距扩大到多大的程度会对经济增长造成损害。
相容论是否成立呢？依据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理论，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促进储蓄的增长，由此促进投资的增长，增加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相容论可以找到大量的支持性论据。但是也同样可以找到很多否定兼容论的证据。而且兼容论也没有说明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何种限度里不会损害经济增长。
基尼系数是衡量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综合性指标。基尼系数值越大，表明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大，基尼系数值越小，表明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小。笔者曾经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对20世纪80、90年代世界各国居民收入差距做了比较，发现在世界各国中，基尼系数值小的国家，经济增长不一定快，基尼系数值大的国家，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慢，但确实存在一些基尼系数值大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很慢，一些基尼系数值小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相当快；一些国家基尼系数值虽然上升了，但经济增长也很快，另一些国家基尼系数值下降了，但经济增长并不快，甚至比基尼系数值上升的国家慢得多，但同时也的确有一些国家基尼系数值上升了，经济增长也下降了，基尼系数值下降了，经济增长加快了（曾国安，2002）。从一个国家不同的时期来看，我们既可以找到支持替代论的经验证据，也可以找到支持相容论的经验证据。由许多国家提供的支持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的数据提供了既支持替代论的经验证据（曲线的后半段），也提供了支持相容论的经验证据（曲线的前半段）。因此，无论是替代论，还是相容论，都无法替代对方而成为解释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具有唯一性的理论。
替代论和相容论之所以无法取代对方而成为解释居民收入差距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唯一理论，一方面是因为两者都没有能够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大小及其变化对经济增长所产生影响的性质给出具体的数量区间，即收入差距到底在什么范围内有害于经济增长，在什么范围内有利于或无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因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非常多，居民收入差距的大小只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很难将居民收入差距的大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其他因素分离开来，从而难以判定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况且在不同的条件下，同样程度的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会不同。
从世界各国来看，基尼系数值过大，的确有损于经济增长，但是严重的社会不稳定，乃至于社会动乱，一般并非起自于相对收入差距的大小，而是源自于居民的普遍的绝对贫困，或者是源自于部分居民的绝对贫困（既可能发生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形下，也可能发生于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情形下）。
关于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现有研究成果（特别是经验性质的研究成果）多半不是因果分析，亦即并不是分析居民收入差距的大小及其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主要是对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现象的描述。
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与经济增长之间到底是替代关系，还是相容关系呢？首先应该弄清楚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和性质。居民收人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
1.资本积累
（1）对物质资本积累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一定，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有助于储蓄和投资的增长，从而有助于物质资本积累。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储蓄也会增长，因此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似乎又存在着替代关系。不过如果按照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趋势性变化，在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条件下，居民收入的集中度提高，储蓄会增长得更快。由此，从物质资本积累来看，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兼容关系。
（2）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在公共教育资源及其分配制度一定的条件下，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取决于居民家庭的收入。收入水平越高，所能接受的教育的数量越多，接受的教育的质量越高，积累的人力资本越多。一个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越多，越有利于经济增长。由于人力资本积累与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居民收入差距越大，越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越不利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阶段越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小；经济发展阶段越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由此可以推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迭进，居民收入差距的大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3）对自然资本的影响。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会对自然资本产生影响，撇开非经济因素对自然资本的影响，居民收入水平越低，越会倾向于靠损害自然资本来获取收入。贫困与人们的生存需要、获取高收入的目标之间的矛盾会导致人们采取掠夺自然资本的行为。普遍提高居民收入有助于保护自然资本。如果居民收入差距达到两极分化，使得一部分居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那就会产生损害自然资本的行为，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通过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减少或者消灭绝对贫困，有助于保护自然资本，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4）对社会资本积累的影响。社会资本的积累（改进和增长）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或缩小对社会资本积累的影响取决于居民收入差距对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的大小。由于社会资本积累更多地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当有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
2.资本的利用率和利用效率
资本规模一定，经济增长的快慢取决于资本的利用率和利用效率的高低，资本的利用率和利用效率越高，经济增长会越快，反之，经济增长会越慢。资本的利用率和利用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资本利用的经济激励机制，其中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利用的经济激励机制，因为非人力资本的利用都依赖于人力资本的运用。居民收入差距的大小对资本的利用率和利用效率虽然会产生影响，但影响的性质并不是单一的。既不能说居民收入差距越大，越有利于提高资本的利用率和利用效率，也不能说居民收入差距越小，越有利于提高资本的利用率和利用效率。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可能会形成对低收入者人力资本运用的负面激励，尽管可能会形成对高收入者的正面激励；居民收入差距过小，可能会形成对低收入者人力资本运用的正面激励，但可能会形成对高收入者的负面激励。只有适度的收入差距才能同时形成对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正面激励，从而使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得到充分的利用，这样经济增长的潜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3.消费
消费增长与生产增长相协调，经济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增长。消费的增长取决于收入的增长，居民收入的增长取决于收入分配，因此，居民收入差距会影响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差距会对总消费产生影响。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条件下，因为居民收入水平越高，消费倾向越低，因而居民收入差距越大，收入的集中度越高，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越低，反之，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越高。因此，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条件下，居民收入差距越小，越有利于总消费的增长。居民收入分配不仅会影响总消费，而且会影响消费结构。不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结构的影响的性质要复杂一些。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收入的集中度过高，消费结构的升级会受到限制，居民收入差距过小，消费结构的升级也会受到限制。适度的收入差距最有利于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结构及其变化是决定产业结构及其变化的主要需求因素，不同的产业结构水平决定了不同的经济增长能力，产业结构水平越高，经济增长能力越高，因此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利于经济增长。由于适度的收入差距最有利于消费结构的升级，从而最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适度的收入差距最有利于经济增长。
4.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大，而居民收入差距的大小对社会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居民收入差距越大，社会环境会越差，反之，则越好。不过，社会环境的好坏并不只是受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而是还要受到其他种种因素的影响。这样即便居民收入差距不变，甚至出现了减小，社会环境并不一定不会变坏。
由上可知，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当复杂，替代论、相容论都没有对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居民收人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性质具有双重性，在这种情况下，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到底会产生何种性质的最终影响，取决于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与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比较。如果两者相抵，则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最终影响为零；如果前者超过后者，则居民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如果后者超过前者，则居民收入差距有害亍经济增长。问题在于，我们很难弄清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度，也就难以对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最终影响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不过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或过小，从性质上来看，都不能得出其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适厦的收入差距则可从多方面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适度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是相容的。但是适度的收入差距是什么呢？这是我们面临的难以解决的难题。社会需要而且也只能根据反映社会稳定程度的间接指标来决定和调整居民收入差距调节政策的性质和力度。
二、居民收入差距的警戒线
国际上对居民收入差距大小所存在的比较流行的看法（所谓的国际标准）是认为基尼系数值处在0.2以下为绝对平均，处在0.2～0.3之间为比较平均，处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处在0.4～0.5之间为差距较大，处在0.5以上为差距悬殊。有人据此认定0.4是警戒线，基尼系数若超过了0.4，就会引起社会不稳定，从而会损害经济增长，政府就应该采取严格的收入调节政策，来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有不少文献谈到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值超过了0.4，认为中国已经越过了警戒线，并由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是不是存在这样的警戒线呢？笔者认为并不存在固定的警戒线。
1.从世界各国来看，基尼系数值超过0.4的国家并不比基尼系数值低于0.4的国家社会更不稳定。如在经济发达国家中，美国、新西兰基尼系数值超过了0.4，但并不能说这两个国家的社会不稳定就高于其他经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有1／2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值达到和超过了0.4，但这些国家的社会稳定程度并不比基尼系数值低于0.4的国家低（曾国安，2002）。社会不稳定的国家既存在于基尼系数值高于0.4的国家，也存在于基尼系数值低于0.4的国家。
2.基尼系数值相同或相近的国家，社会稳定程度并不相同。如在1990年代，突尼斯与圭亚那（均为0.402）、几内亚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均为0.403）的基尼系数相同，韩国与巴基斯坦的基尼系数仅相差0.004，斯里兰卡与澳大利亚的基尼系数只相差0.008（曾国安，2002），但它们的社会稳定程度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
3.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基尼系数值可能不同，但社会稳定程度并不一定会变。基尼系数值大的时期社会稳定程度并不一定比基尼系数值小的时期低，基尼系数超过0.4的时期社会稳定程度并不一定比基尼系数低于0.4的时期低。例如，1970年代美国的基尼系数值小于0.4，1980年代后则超过了0.4，1997年高达0.459（曾国安，2002；王荣军，2001），但却很难说美国的社会稳定程度随着基尼系数值的上升而越来越低。许多国家的情况都与美国相同或相似。
4.横向与纵向的比较都表明并非基尼系数值越低，社会越稳定。从世界各国20世纪80、90年代的情况来看，许多基尼系数值低的国家，社会极不稳定，而许多基尼系数值高的国家，社会稳定程度并不低。经验事实并没有提供0.4的基尼系数值作为居民收入分配的警戒线的充分证据（曾国安，2002）。
笔者并不认为居民收入差距越大越好，严重的两极分化往往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而且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对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会造成双重的损害，因此，政府才需要对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进行调节。但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居民收入差距并不存在固定的警戒线，而且笔者认为要确定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不可逾越的数量界限是很困难的，因为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宗教背景，处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相同程度的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所造成的影响并不相同。不同的国家，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收入差距的“警戒线”是不同的，不存在绝对的分界线。所谓的“国际标准”并不是严格的标准，而只能作为各国判别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参考系。其所蕴涵的公共政策含义是不能把0.4的基尼系数值作为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依据，政府既不能因为基尼系数值超过了0.4，就认为必然会出现社会动荡而为之惊恐，也不能因为基尼系数值小于0.4，就认为社会会自动稳定而对收入差距听之任之。居民收入差距的大小只是许许多多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要维持社会稳定，政府必须关注其他众多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并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影响、控制而实现社会稳定。
三、居民收入差距的大小与社会稳定
一般认为，居民收入差距越小，社会越稳定，居民收入差距越大，社会越不稳定，因此，随着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的不稳定程度会提高，随着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社会的稳定程度会提高。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实现社会稳定就会变得非常简单，只要不断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就能实现社会稳定。
但问题在于，经验事实并没有给出充分的证据。无论在当代，还是在历史上，我们都发现，社会稳定程度的高低与居民收入差距的大小并不存在完全的正相关关系。在同一时期，许多居民收入差距大的国家，社会的稳定程度并不低，而那些居民收入差距小的国家，社会的稳定程度并不高。从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情况来看，居民收入差距大的时期，社会的稳定程度并不一定比居民收入差距小的时期低。
社会稳定与否并非只受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影响，一个国家社会的不稳定既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与居民收入差距有关，也可能与本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大小没有任何的关系。20世纪80、90年代，前苏东国家社会的不稳定正是开始于居民收入差距小的时期，而在同期美国的居民收入差距远远超过前苏东国家，并且美国的居民收入差距也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但出现社会动荡的不是美国，而是前苏东国家，前苏东国家社会动荡的诱因并非居民收入差距太大。
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是很多的，宗教因素、政治斗争等等多种因素都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外部势力的干预已经成为众多国家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这就意味着，能否实现社会稳定的关键并不一定在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大小。当然，内部势力、外部势力都可能会把居民收入差距作为挑动社会动乱的借口，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居民收入差距很小，它们也会有其他的借口来挑动社会动乱。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不稳定和社会稳定受到威胁的国家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相对于经济发达国家，可将其称为弱势国家。这些弱势国家，有的居民收入差距大，有的居民收入差距却相当小，但其社会稳定并未因此就显现出相应的差别。众多弱势国家的社会不稳定与其说源于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如说是源于居民的绝对贫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受到来自于绝对贫困的威胁要比受到来自于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威胁大得多。由此来看，经济增长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础，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或者说至少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抵消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对社会稳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抵御外部势力对社会稳定所造成的威胁，而能否有效地抵御外部势力对社会稳定所造成的威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能否实现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越快，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相同程度的居民收入差距对社会稳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越小。如果没有经济增长，一个国家只有依靠强权统治和意识形态控制来实现社会稳定。在没有敌对性的外部势力存在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建立有效的强权统治和有效地控制意识形态是比较容易的，但在存在敌对性的外部势力的条件下，如果没有经济增长，一个国家要建立有效的强权统治和有效地控制意识形态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弱势国家要实现社会稳定，必须始终奉行发展优先的政策，要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当然，在发展的过程中，保持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对于社会稳定仍然是必要的。
四、居民收入差距的倒U形变化
所谓居民收入差距的倒U形变化是说一个国家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工业化）的阶段以前居民收入差距相当小，进入到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以后，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而进入到现代经济增长（工业化）完成或接近完成的阶段之后，居民收入差距开始逐渐缩小。
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是否循依这一轨迹只是一个经验性的实证问题，只要得到所有国家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历史数据，就可以验证这一结论是否成立。现有的经验性研究有的支持这一结论，有的不支持这一结论（陈宗胜，1994，1999）。不过，时间序列的经验研究基本上都是支持这一结论的，不支持这一结论的主要是一些横截面的经验研究。虽然横截面的经验研究也有其价值，但以横截面的经验研究来否定倒U形变化的结论在方法上是有问题的。判定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是否呈倒U形变化应该依据的是历史序列分析。
有关历史序列的分析几乎都是支持倒U形变化的结论的。但也有一些研究认为伴随着现代经济增长到来的并不一定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一些学者根据亚洲“四小龙”20世纪50-70年代的经验数据认为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呈缩小之势（陈宗胜，1994）。但笔者认为，这些学者的研究并没有能够否定倒U形变化的结论。原因在于：（1）他们所选择的时限并不长。倒U形变化轨迹说明的是居民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化规律，在短期，居民收入差距完全可能呈现出不同性质的变化，选择的时限越短，得出正确结论的可能性越小。（2）他们的研究主要是说明了经济增长不一定必然导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也是笔者所赞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代经济增长的长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不存在倒U形变化的长期趋势。实际上，亚洲“四小龙”的居民收入差距在现代经济增长的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同样是倒U形的变化轨迹。
这里要说明的是，居民收入差距倒U形的变化所描述的只是在现代经济增长的长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至于在人类社会的更长的阶段或者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其他阶段，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是否也呈现出倒U形变化，也需要进行经验性研究。在原始社会，居民收入差距自然很小，但我们不知道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轨迹。因此，居民收入差距的倒U形变化从人类社会的全部发展过程看只不过是对现代经济增长阶段这一短时期中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描述。
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倒U形变化是如何出现的呢？是完全自发地出现的吗？学者们做了多种解释，其中最著名的，也是最具说服力的是刘易斯（Lewis，W.A.）的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1989）。按照刘易斯的理论，居民收入差距的倒U形变化乃是一个自发的过程。笔者认为，刘易斯的理论能够解释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即倒U形变化的前半段，但却难以解释居民收入差距为何会缩小，或者说难以解释倒U形变化的后半段。因为伴随着现代经济增长的是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产业部门对简单劳动力的需求是不断减少的，这样作为自发的过程，很难推断居民收入差距会自动缩小。从历史过程来看，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一般都是伴随着政府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包括建立具有收入再分配性质的社会保障制度、累进性质的所得税、财产税制度等。也就是说，居民收入差距的倒U形变化并非全然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导致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因素既有自发的因素，也有非自发的因素，其中主要是政府的调节。从这个意义上讲，观有的倒U理论不过是对现代经济增长长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变化轨迹的描述，并不是提供解释这一变化轨迹的原因的理论。已经完成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国家的居民收入差距的倒U形变化轨迹并不意味着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会自动地由大变小，从而意味着政府并不能对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始终采取听之任之的政策。
进入到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居民收入差距会呈现出扩大的趋势。那么，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否存在最高的数量界限呢？如果没有政府的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可能会出现持续扩大的趋势，直至最终导致社会的严重冲突，引致社会的动乱。但问题在于，要维持社会的稳定，是不能允许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的，但我们却很难确定出引致社会不稳定的临界点。我们需要通过对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化轨迹和转折点的经验性研究，来找寻居民收入差距由小到大、由大到小的变化区间，从而为政府居民收入差距调节政策的确定提供参考。
五、居民收入差距的大小与经济公平
居民收入差距越大，是否就意味着社会越不公平呢？这首先涉及到如何界定公平。如果同意经济自由主义的公平观，那么任何收入差距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公平的。不过，如果我们不同意经济自由主义的公平观，那么我们就不会认为任何收入差距都是公平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很难把握到底何种收入差距应该视为公平。从公平的性质来看，包括两个方面，即经济机会的公平和经济结果的公早；从公平的程度上来看，也包括两个方面，即绝对公平和相对公平。经济机会的公平有绝对公平和相对公平之分，经济结果的公平也有绝对公平和相对公平之分（曾国安，2001）。就经济结果来看，绝对公平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拥有相同的收入，或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有的人的收入份额都是相同的。绝对公平自然是公平的，但在人类拥有无限的生产力之前，绝对公平却会与经济效率目标相冲突。经济结果的相对公平是可以在不与经济效率目标相冲突的情况下可以达到的目标，但问题在于经济结果的相对公平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量化指标。有的人认为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值处在0.2以下为绝对公平，处在0.2～0.3之间为比较公平，问题在于基尼系数值处在0.2以下真的就属于绝对公平吗？处在0.2～0.3之间真的就属于比较公平吗？也许在所有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基尼系数值小的国家或时期比基尼系数值大的国家或时期要公平一些，但却很难说基尼系数值，比如说，超过了0.3，就表明这个社会很不公平。如果我们考虑进导致收入差距的原因，我们就更难将某一个点确定为收入分配公平与不公平的分界线。我们只能说，某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比另一个国家公平一些，或者说一个国家某个时期的收入分配比另一个时期公平一些。不过，如果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是非法收入，那么任何差距都不是公平的。撇开这一因素的影响，对一个社会而言，多大的收入差距比较公平，同一个社会的历史、社会心理、意识形态等因素密切相关。同样的收入差距，在一个国家被视为公平，在另一个国家却可能被视为不公平；在某个时期被视为公平，在另一个时期却可能被视为不公平，因此，绝对的相对公平与不公平的分界线是不存在的。但社会可以也应该促进经济结果的公平。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否就一定表明不公平程度的增加呢？这要看造成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如果是由非法因素造成的，那么差距的扩大自然表明社会不公平的程度在增加，如果不是由非法因素造成的，那么差距的扩大就不一定表明社会不公平程度的增加。
经济机会的绝对公平是人类理想的也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不过经济机会的绝对公平却永远无法实现，因为人从出生就已经注定了其在社会上面临的经济机会的差别，一个人出生的家庭背景、地域等等都不可能绝对相同，因此就不可能有经济机会的绝对公平，这样也就无法避免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经济机会的绝对不公平必然导致收入差距的产生，这种收入差距自然是不公平的。经济机会越公平，收入差距会越小，促进经济机会的公平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果的公平。在市场经济中，经济机会公平并不能避免会造成收入差距，经济机会的不公平则会造成更大的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在经济机会不公平条件下造成的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社会稳定造成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经济机会公平条件下的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社会稳定造成的负面影响。一个社会要促进经济结果的公平就应该努力促进经济机会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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