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试思想发展：特点、规律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论文,规律论文,思想论文,中国考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考试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密切相关。考试体现着社会对其成员资格的要求和认定，大规模社会考试还昭示出社会对所需“贤才”的标准，进而成为人才选拔和推进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因此，探索人类社会考试思想发展规律，既是教育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也是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本文试图在研究中国考试思想发展和演变过程的基础上，探讨中国考试思想发展的特点与规律，以便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吸取营养，加深我们对现实考试问题的理解，形成正确的考试理念，更好地为当今的教育考试改革服务。
一、中国考试思想的历史发展
考试思想作为人类考试实践活动的客观反映，是伴随着考试活动的开展而出现的。早在原始社会，考试思想就已萌芽，远古的部落首领推举、考察即是早期考试观念的具体体现。先秦时期，虽然并没有建立起明确的考试制度，但通过考核、考察、选拔、任用人才的实践已经出现，只不过“乡举里选”还主要是选拔大夫以下低级官吏，大夫以上高级官员则通过世官制选拔。及至春秋战国，世官制开始衰落，明贤思想显著发展，“诸子百家”力主“选贤任能”，“尚贤”观念遂成为这一时期考试思想的集中体现。而私学的兴起，又使教育考试思想初步形成，我国最早的教育学专著《学记》就已对西周奴隶制时期大学的“考校”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和评述，体现出考试中德行与道艺结合、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思想。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集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于一身的历史性人物，他的任人惟贤、有教无类、德才兼备、学优则仕的思想，初步奠定了中国考试思想发展的理论基础，并对后世人才选拔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孔子的“尚贤”观念不同，道家和法家所奉行的“不尚贤”思想尤其引人关注。老子从“无为”的思想观念出发，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注：任继愈.老子新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他反对国家大张旗鼓地任贤选能，认为由此人们易于被外物所感，进而刺激他们的感官之欲，引发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并导致各国竞相延纳所谓的贤才，哄抬人才市场，反倒使真正的贤者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法家的“不尚贤”思想集中体现在“尚法而不尚贤”这一重要命题之中，认为只要法律完备，依法行事，无能之辈也可以治理好国家。在法家心目中“农战之士”、“智术之士”和“能法之士”就是贤者，他们更讲求“论之于任，试之于事，课之于功”。（注：韩非子校注组.难三[A].韩非子校注[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即在实际工作中对人才胜任职事的可能性和绩效进行鉴别、测试和考核。正因为法家理论的实用性和可行性，才使它对当时选官制度的改革，起了决定性作用。（注：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69.）
两汉是属于察举制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察举制作为一种推荐制度，在制度上并不强行考试，而主要是根据人的“德行”，通过举荐和策问，授以相应官职。由于“孝廉”是两汉察举制的主体和核心，所以，以儒术取士是汉代察举制的主要特征，这样“尚贤”便仍是两汉考试思想发展的主脉。后随着东汉任贤思想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在荐举实践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孝子廉吏已徒有虚名，进而引发了人们对人才选拔问题的深入思考。为弥补察举制的不足，寻找更加客观的选拔人才的标准和方法便成为考试思想发展的一种内在动力。
东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左雄对孝廉考试进行了改革。一是被举荐者的年龄限制在四十岁以上；二是分儒生和文吏二科取人；三是要以“某种专门知识的程式化考试，作为认定居官资格的手段”。（注：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62.）“限年”极大地抑制了奔竞之风，革除了谬滥之弊，而增加考试环节并要进行端门“覆试”，使用人制度标准化，减少了随意性。“故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注：范晔.左周黄传论[A].后汉书[C].卷61.）可见，考试环节的增加，成为考试观念根本性转折的开始。的确，自“左雄改制以后，考试制度的雏形也就具备了”。（注：沈兼士.中国考试制度史[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1.）左雄因此也被视为是我国常科考试的创始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两汉重德的主流思想经由汉魏之际重才思潮的激烈震荡，加之“九品中正制”从一开始实行就弊端丛生，进而引发了人们关于考试问题的激烈争论。期间，有关人才选拔中的考试意识明显增强，涌现出王昶、傅玄、葛洪、刘劭等具有开拓精神的考试思想家，他们对考试作用和检视人才办法的深刻阐述，使人们进一步明确了采行考试的极端重要性，并为其后科举制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其中，王昶和傅玄对考试作用的论述最有启发意义。
嘉平初年（约249年），王昶上书陈述五条治理方略，其中一条就是“欲用考试”。他说：“考试犹准绳也，未有舍准绳而意正曲直，废黜陟而空论能否也”。（注：陈寿.王昶传[A].三国志[C].卷27.）后傅玄在《马钧传》中也说：“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试为衡石。”虽然王昶所言考试仍然是指对官员的考核，但他用“准绳”来形容考试的作用，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对考试作用的准确而形象的论述。（注：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16.）而傅玄把考试说成是度量人才的“衡石”，同样充分地表达了考试的准确测量功能。
隋唐以科举考试为中心的新的人才选拔制度的形成，是传统尚贤思想发展的结果，也是长期以来人才选拔实践经验的总结。隋文帝“分科举人”，赋予了科举考试语义上的意义。隋炀帝创行进士科，标志着科举考试的正式确立。而以李世民为中心的贞观统治时期，对有关人才选拔的一系列问题也进行了探索与实践，思想见解有独到之处。此外，唐朝中大臣还出于不同的家庭和科第背景，对科举考试发表了意见。刘峣主张在考试内容和录取标准上应先德行而后才艺，但作为文学家的柳宗元更倾向于以文辞取人；归崇敬要求重订教学与考核制度，严选经学博士，罢帖经，试经义、时务策，以适应中央官学的改革与发展：同样，作为教育家的韩愈深知培育人才是选拔的基础，大力整顿国学，改革招生制度，严选学官，为我国古代学校考试思想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沈既济则想以学校取代科举，杨绾更要求“改科举考试为察举孝廉”，旨在最终取消科举考试；魏玄同虽无意废除科举，但对贵戚子弟“不学而入仕”的现象给予了批评，要求管好“举主”，以防庸滥。总之，这些伴随着考试的实施而孕育出来的有助于完善考试制度自身的深入思考，虽是他们不同政治观、人才观和取士观在面对现实考试问题时的反映，但却充分体现了人们对理想考试模式的历史诉求。
宋、元以前，科举考试行已既久，制度上进一步完备，但长期以来积累的矛盾也日渐突出。科举考试行废之争、武举考试存废之争、学校取士与科举取士之争、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之争、逐路取人与凭才取人之争等，使这一时期考试思潮叠涌，考试改革运动蓬勃兴起。宋、元堪称是自科举考试创立以来思想斗争最激烈、探讨问题最广泛、参与人数最多的考试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
虽说“重科举，轻学校”之风在唐代就已出现，但到宋代，逐渐发展成为只重科举取才而忽视学校育才，进而导致一些士子专攻举业而不屑接受系统知识学习的严重弊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宋代中叶曾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范仲淹把“在学三百日”作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先决条件，王安石推行“三舍法”，试图将学校和科举统一起来，使养士与取士皆归于学校，但这却遭到了苏轼等人的强烈反对。事实上，学校育才和科举取士之间，既有统一性又存在着矛盾性，那种企图用学校教育来代替科举考试，或只重视科举考试而无视学校存在的想法，都会事与愿违，关键是要在学校与考试之间建立起动态平衡，促进其相互配合、良性发展。
在宋代，“重文轻武”是基本国策。然而，两宋又恰遇强邻交逼，战事连绵。即使如此，在是否恢复设立武举问题上却长期议而不决。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总算设置了武举。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在王安石主持下，恢复设立了“武学”，改革了武举试法。但在宋代，武举考试终不为时人所重视，备受冷落，最终宋之积贪积弱依旧，士人之肤脆肌柔如故，在强敌面前，“议论未定，兵已渡河”，无奈只能“临危一死报君主”。南宋时期，陈亮、叶适都认为只有文武兼资、智勇结合，才能在抗金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朱熹认为只要“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几真实功效，可以驯至，而不至于别生患害”。（注：朱子年谱[M].卷3下.）朱熹的这一套说词无异于放下武器，坐等挨打。可见，仅兴文教而抑武事，文武分离，重文轻武，士子便专尚言辞，空谈性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如此养成的人才，就只能是“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注：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A]，陈亮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4.）的书呆子。
明末清初，国内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明朝的灭亡，引发了思想界对明朝专制统治以及两千年来封建君主政治的深刻反省和沉思。不仅具有强烈民族情绪的启蒙思想家对科举考试制度进行了批判，就连一些理学思想家和考据学派代表人物也对八股取士制度的危害给予了严厉批评。他们均从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出发，为了民族利益和国家的安危，要求全面改革科举考试制度，甚至提出停止八股取士之法。明清之际以对八股取士的批判为中心所形成的批判八股科举思潮，为清末科举考试的革废产生了巨大影响。
而这一时期，以《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红楼梦》为代表的明清古典小说实是一部部社会思想史，其反八股科举的内容在全书中占据突出地位，反映了那个时代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通过这些作品，我们能够看出蒲松龄、吴敬梓以及曹雪芹等对八股科举制度的弊端和危害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他们以文学的形式深刻揭露了科举考试的严重危害，反映了作者对考试问题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在考试思想史上开创了一种新的思想表达方式。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不朽之作形象地执行批判八股取士制度的神圣使命，传导出特定的社会氛围，描绘儒林众生相，塑造出贾宝玉、杜少卿等否定功名利禄的理想人物，我们今天从正史、野史中得到的关于八股取士制度的认识始终将是非常肤浅的。（注：黄强.批判与攀比：明清小说与八股文关系之一瞥[J].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4).）《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从反八股科举的内容着眼，再现了中国读书人的一个时代。
及至近代，科举考试更加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继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掀起批判科举高潮以后，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和各界人士都把传统的科举考试看成是束缚人们思想、阻碍社会进步的制约因素，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首先把矛头指向了千年不变的科举考试制度。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冯桂芬就要求废除八股，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减化考试程序，严格考试纪律，减轻考生负担，并建议改革录取方式，实施多途取士政策，开辟百工技艺选拔途径和允许“自荐”。而太平天国对传统的考试形式的彻底改革，可以说是一场崭新的思想实践。简化考试程序、摈弃儒术内容、变更科第功名、强调文武并重、改善考场生活、开考女试，这些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进入20世纪，随着清王朝统治危机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加深，富有改革意识的实权派人物在思想上发生了重大转变，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深感实用人才的极端匮乏，迫使他们不得不对科举的人才选拔功能作重新考虑。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二月，张之洞与袁世凯联名奏曰：“盖学校所以培才，科举所以抡才，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学校将不劝自兴；使学校与科举分途，则学校终有名无实。何者？利禄之途，众所争趋，繁重之业，人所畏阻。学校之成期有定，必累年而后成材；科举之诡弊相仍，可侥幸而期获售。虽废去八股试帖，改试策论经义，然文字终凭一日之长，空言究非实诣可比。今不入学堂，而亦能得科举，且入学堂反不能如此之骤得科举，又孰肯舍近而图远，避易而求难。”可见，传统的科举考试已严重地阻碍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不利于实用人才的培养，更延缓了国家谋求富强的进程。于是，到1905年，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便被正式废除。
科举考试废除后，未能及时建立新的选官制度。孙中山十分推崇中国的考试制度，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公平、最严密、最好的制度。他在1924年的《五权宪法》中说：“考试制度在英国实行最早，美国实行考试不过二三十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就这样，孙中山以其独特的智慧和广阔的视野，重新确立了考试的重要地位，提出了建立文官考试制度的重要理论，他的以考试权独立为基本精神的文官考试理论与实践，是极富特色的考试思想。他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考选良法，又紧密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沿袭了科举考试优良传统，按照实现五权宪法的构想，从更高的境界上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考试发展之路，从而实现了考试思想的历史性跨越和制度创新。孙中山文官考试思想的形成，是中国考试思想发展的新开端。
二、中国考试思想发展的主要特点
从孔子到孙中山的考试思想发展是中国考试思想史上既完整又典型的一段历史时期。笔者曾对这一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学派和不同人物，关于国家的考试制度、考试政策以及，用考试来协调处理政治与教育、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的理想、理论、方针和政策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注：田建荣.中国考试思想史研究[D].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研究这些理想、理论、方针和政策提出的社会背景以及对当时政治体制、经济文化、教育教学、社会心理等各方面的影响，并探讨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现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考试问题始终为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等所重视
考试问题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与一定时期的政治、人才、教育等关系最为密切。对教育来说，没有考试，教育过程就难以为继。考试在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产生，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又离不开考试。甚至可以说：治国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重学校；学校之立，在明考试。考试的出现，实在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教育评价、比较和反馈，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在考试与政治及人才的关系方面，人才观居于中心地位，是政治理想与考试思想之间连接的桥梁，表现为人才观决定考试观，考试观一定要体现人才观。统治者常常通过调整用人政策来制导考试的发展方向，反之，则借以确定或改变考试的内容与方法来实现其人才选拔之意图。至于广大思想家也都能从国家治理、社会发展、国计民生等方面阐明正确选拔人才的意义，这些都为在考试问题上认识的高度一致和进一步探讨考试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涉及的考试问题具有延续性和时代性特点
虽然制度化的考试出现较晚，但考试思想和观念却一直在延伸。以崇尚贤能、选贤任能、推行贤人政治为中心，可以说从远古到近世，无论是政治家、思想家，还是各派领袖，其实都是围绕着“贤才”这一有关考试的重大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选贤任能，乃是指导选官实践的核心思想，荐举贤才是历代重要的考试、评鉴活动。
但由于中国在古代时期，社会形态变化不大，因而许多问题都是前期考试问题的反复和重演，思想家在探讨解决这些问题时一般都要概括前朝故事，借鉴以往经验，甚至还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帜，希望以此来减小改革所遇到的阻力，并体现改革的连续性。
当然，考试思想的演变也总是和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密切关联，各个朝代也都有一些各自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因而在延续前代思想的基础上，不同时期的考试思想也各具特色。先秦，考试思想初兴起，异彩纷呈；汉魏六朝在察举与考试之间选择；隋唐考试理论有新发展；宋代改革科举考试是主线：辽金元面对是否采行科举考试一筹莫展；明清批判八股科举弊端最流行。也正是由于这样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结合，才全面推动了考试思想的不断发展和成熟。
（三）考试思想的超前性和滞后性并存
和考试制度相比，中国考试思想的发展往往与考试实践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也就是说，并不总是有什么样的考试思想便有什么样的考试实践，甚至在某些时期落差还比较大。即使有一些在一定时期形成的有助于推动考试改革的先进思想，或者是对当时考试弊端的警示和批判，大多实行一段或者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来自守旧势力的遏阻，考试思想的先进性和超前意识往往得不到当局的认可，只有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考试弊端已是积重难返之时，才会重新加以考虑、肯定或深知它的价值，部分地加以实施。
比如，孔子及其弟子的“学而优则仕”思想相对于世官制是先进的学说，但只有到了先秦以后才逐渐体现出来，而墨子更加民主的考试思想直到近代才被重新提起。至于王安石的系列科举改革主张、康有为的变科举建议又都是在面临更大的危机时才予以平反。朱熹的“贡举政策私议”直至明清才有人觉得它有实施的必要，甚至孙中山的“考试权独立学说”在当时连留学生也对此不能加以正确理解。
当然，只要是先进的、合理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考试思想，最终都没有被历史所淹没，并且成为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构筑起考试思想史的宏伟大厦。而阻碍新兴的、进步的考试思想推广和实施的势力，它们被沿用好多年而渐成为一种习惯，其生存能力也十分强大，甚至在相当长时期内都要受这股力量的支配。如八股文作为一种考试文体竟能在中国考试史上统治科举长达五百年之久，以至成为科举的代名词，便是明显的适例。即使在此期间有识之士对八股科举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但仍然无济于事，这说明要推动考试思想不断发展和创新，其进程十分艰难。
（四）总是在推荐和考试之间选择，尚未形成新的考试观
在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中，国家选拔官员的制度，基本上是两种：南北朝以前的推荐制和隋唐以后的科举制。推荐制比较完备的是汉代的察举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官人法。它主要是依靠地方官员的鉴定和荐举，既无明确的客观标准，就很难保证人才质量，且常常作伪成风。隋朝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结果终因考试有较为明确的客观标准、严密的程序与规则，一扫推荐时的腐败风气，且任官权归于中央，对维护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大融合，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可见，由推荐制到科举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考试的实行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制度文明的一大贡献。（注：杨学为.漫评科举考试[J].教育研究，1989,(11).）
然而，在科举考试实行的过程中，特别是八股程文统治时期，很多大臣、在野思想家都纷纷要求恢复汉代察举制，甚至要复兴“乡举里选”办法。也就是说，每当他们看到科举考试有种种弊端产生时，就马上想到了汉代的察举是多么有助于敦厚社会风气。甚至在近代西学东渐，为了选拔适应新时局的经济之才时，也有人提出采用特科推荐的办法。
的确，“考试的局限，却恰好是推荐的长处”。（注：刘海峰.双刃剑：科举考试的利弊分析[Z].北京：第22届IAEA国际会议，1996.）在中国历史上，尽管长期实行科举制，但关于考试与推荐的优劣利弊之争却一刻也没有停止，科举制的几次短暂的停废也多与要实行推荐制有关。那么，是否将二者结合起来就可取得满意的效果呢？
按理说，推荐和考试都是有效的选才办法，历史上它们也曾配合实行。正如张之洞所言：“取士之法，自汉至隋为一类，自唐至明为一类，无论或用选举，或凭考试，立法虽有短长，而大意实不相远。汉魏至隋，选举为主，而亦间用考试，如董晁郄杜之对策是也。唐宋至明，考试为主，而亦参用选举，如温造种放之征召是也”。（注：张之洞，刘坤一.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A].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C]（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47.）然而，理论上的正确往往与实际存在很大距离，相比之下，采用统一考试更能把握一定标准，也能有效解脱人情困扰，明显比推荐制有更多的优越性。
三、中国考试思想发展的规律及启示
在中国考试思想发展史上，考试作为一种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制度建设和实际运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既有许多被正反两方面历史所证明的成功经验，也有为历次辩论和反复实践所检验而得出的初步结论。认真吸取这些长期积累起来的理论成果，不仅可以丰富中国考试思想的理论宝库，还对当前教育考试改革具有思想启迪和现实指导价值。
（一）“德才兼备”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是历史作出的结论，是经过长期的反复实践和理论探讨逐步达成的一个共识
在世官制鼎盛时期，用人讲求血缘、门第和出身，执行的是一条任人唯亲的路线。但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早就提出了以“德”和“才”作为选拔人才标准的思想。墨子主张“察能予官，以德就列”，认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注：孙诒让.尚贤[A].墨子閒诂[C].北京：中华书局，1986.）而曹操以倡导“唯才是举”闻名于世，司马光更是认为有才而缺德者，比无才无德之人更危险，实为国乱家败的根源。可见，“德”、“才”关系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在某个人的心目中往往轻重不同。魏征所言则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观点，他说：“乱世唯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注：吴兢.择官[A].贞观政要[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也就是说，在大动荡、大分裂的年代，主要是无法顾及德行之优劣，惟速求能济事之士，但这并不能影响德才兼备作为选才标准的一贯性、客观性。此仅可看做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对这一人才标准的灵活运用。
（二）考试内容必须注意与现实问题相联系，并在形式上不断变化
考试内容历来是决定考试制度改革与发展的重点和难点，也是与许多考试范畴密切联系的理论中心问题。具体来说，考试目的制约考试内容，考试内容要通过考试形式来体现。作为封建统治者选拔政府官员的科举制，考试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学和文学辞章，在形式上表现为诗赋、策论、表、判等考试文体，其目的就是要选拔具有“忠、君、孝、亲”思想和具备相当文化素养的官吏队伍。但当科举考试到明清只剩下进士一科后，考试内容便从多样走向单一，考试形式也由先前的帖经、口试、墨义、诗赋、策论合并为主要是以八股文命题考试。结果这种专以“四书五经”为题目，限定用一定体裁和字数的考试文体在中国实行数百年后，可以说几乎所有的题目都已出现过，且每个题目都有了典范文本。为了避免雷同重复，防止考生猜题押题，八股文考试只好翻新花样，考官甚至肢解经文，强截句读，出一些名目繁多的截搭题等偏题怪题，文字也趋于奇诡，以致到了清末，八股科举已无法选拔出能真正经世致用的人才，究其原因主要是考试内容的陈腐和考试形式的僵化。可见，要保证考试的客观公正，避免“应试教育”现象的发生，就必须以考察多种能力为中心，对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不间断地、适时地加以更新和调整，这是考试思想发展总结出的重要经验。
（三）“从考试公平趋向于区域公平”是在两难选择中逐渐得出的关于考试录取方面的基本结论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科名的盛衰和科举中式人数的多寡是衡量一个地区文化教育发达水平的最重要、最客观的指标之一，科名也成为地方集团追求的对象而不仅仅只是个人的奋斗目标。为此，在宋代，发生了司马光和欧阳修之间的分路取人与凭才取人之争；明代洪武三十年（1397年）又出现了“南北榜事件”，导致分区定额录取的实施；清代康熙年间，废去按大区域划分的南北卷制度，代之以分省取中的办法。这些都对于优待边疆和文化相对落后地区，巩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发挥了巨大作用。为此，考试录取便从追求考试公平趋向于达到区域公平，这一传统甚至一直影响到近代以来中国高等学校的区域布局和高考分省市定额划线录取制度的实行。（注：刘海峰.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1).）只是曾有一段时期在我国高校集中而考生较少的地方，出现了新的录取不公现象，则与科举时代的区域公平问题有所不同，这需要通过调整高考录取政策，来逐渐校正这条“倾斜”了的高考分数线。今后，随着社会的进步，考试制度的完善，报考条件限制已越来越少，人才选拔将逐渐向大多数人开放，这样，考试录取中就不仅要保障区域公平，还应充分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利益，使更多的人都能够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四）反舞弊是中国考试思想史上最为艰巨的任务
历史上，考试改革思想的出台大都是针对业已形成的考试流弊提出来的，而反对者更是凭借经验用可能导致新的弊端加以阻挠。事实上，考试制度的发展实是在反舞弊措施不断加强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而考试思想的进步也正是基于提出新的更加有助于实现考试公平、提高选拔效率和准确性的前提下，成为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
在科举考试盛行的年代，虽然考试理论成就不多，但考试管理规则却至为详密和规范，执行也较为严格，历朝对科场案的处理都相当严厉，进而在考试的法制化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用的遗产和启迪。自武则天实行弥封，首开殿试之后，宋代誊录、锁院、别头试等相继实施，至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礼部颁行“科举成式”，标志着更加完备的考试规则已基本形成，其后科举考试都是按照这部详尽的考试法典行事。
科举考试废除后，根据孙中山的文官考试思想，又拟议了《文官考试令》、《文官考试委员官职令》等六个考试法令草案。此后，以《考试院组织法》、《考试法》、《典试法》、《襄试法》、《监试法》等基本考试法规为主体，逐步形成了民国时期较为系统而完备的考试法律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担负起评鉴、选拔人才的社会职能，备受全社会的关注，在不同时期也制定了一些相应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性文件。但总的来看，当前“以法治考”的力量还非常薄弱，对连年发生的高考舞弊案处理仍无专门明确而有效的法律条文加以惩处，这不利于维护考试的正常秩序，也有失考试的公平与公正原则。因而，借鉴历史经验，加强考试立法，对于关乎每个人的命运前途，又极易产生腐败的考试来说已是当务之急。
除此之外，坚持统一考试，重视科目改革，注意考试与教学的协调，文武并重，举士与举官分离等都是相比较而言带有规律性的较为公平和完美的解决之道。坚持这些基本原则，自觉地运用这些规律解决当前面临的复杂的高考改革等问题，有助于使考试日益走向科学与理性，并确保其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持续发展。
考试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国考试思想又主要来自封建社会。封建帝王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往往借考试箝制思想、压抑个性、摧残人才，特别是选拔和识别人才的决定权最终掌握在皇帝手中，以至于那些有远见卓识的思想见解、理论主张往往都得不到实现。而文化专制又使对考试的不同意见无法伸张。至于下层劳动人民对考试的感受更是无法见诸记载。可见，中国传统的考试思想仍带有极大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它对于考试理论体系的建立还只能发挥基础性作用。而今，面对新的世纪，亟待运用先进的科学理论和新的技术手段，深入研究考试与其内外部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以最终实现中国考试思想从传统的经验考试向现代的科学考试的伟大转变。
至于中国考试思想发展对我们的启示，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采行考试是历史的选择。英国当代考试理论专家罗伯特·蒙哥马利曾指出：“考试已经这样稳固地站定了脚跟，再废除它似乎比取消篝火节或者圣诞节更无可能。”（注：罗伯特·蒙哥马利.考试的新探索[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76.），千百年的中国考试思想发展也表明，虽曾历经诸多尝试，终未能找到一种更为有效的能够取代科举考试的理想的选才办法。唐代的杨绾、沈既济，宋代的范仲淹、司马光，明代的朱元璋，清代的康熙帝，近代的冯桂芬、郑观应等人，都只能要求恢复乡举里选，再无良策。清代的舒赫德也只建议“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但具体办法也是无有下文。反倒是鄂尔泰反驳舒赫德时所说：“故立法取士，不过如是”，恰恰是最好的解脱。可见，考试就是这样，既是选拔人才的“高明之法”，又是戕害身心的“酷刑”！平心而论，是属于“必需的罪恶”一类，（注：梁实秋.谈考试[A].梁实秋散文(1)[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281.）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之前，考试还是不可废的。
第二，考试的滥用，会使中国教育和社会深受其苦。自恢复高考以来，考试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但由此也衍生出许多问题，进而在教育界和整个社会都引发了一次又一次激烈的争论。如“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考试与教学的关系、考试的利弊存废等。事实上，考试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充分肯定考试的社会实用价值的同时，必须看到考试的负面影响和消极作用。尤其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滥用考试会使中国教育和全社会遭受考试消极影响之苦。如在学业成绩考试中，过分频繁的考试会加重学生的负担；单纯注重记忆性知识的考试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突出强调考试的评定作用，以考试的成绩论高下、定优劣，挫伤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家长一味关心考试的具体分数和排名座次，会给学生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至于某些教师圈定范围，故意漏题，判卷时手下留情或趁机打击报复等，就更有失社会公正，并会在社会上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
总之，考试问题实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一个永远无法十全十美解决的历史问题。而考试的影响又是如此深远，以至于只有通过历史的反思才能弄清楚这个复杂的问题。现今，在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和促进中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借鉴以往人们对科举考试的认识与评价，改革现行高校招生考试办法，以注重能力的考察和培养为中心，在淡化应试思维的基础上，探索考试为素质教育发展服务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