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糊语言学的理论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语言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中国论文,模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0）02—0076—06
模糊语言学是中国语言学诸分支学科中起步较晚却发展最快、影响面最广的一门分支学科。模糊语言学在中国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伍铁平发表于《外国语》1979年第4 期的论文《模糊语言初探》是国内最早运用模糊理论对语言模糊性进行研究的论文。在此后数年间，伍铁平又接连发表了30余篇有关语言模糊性的论文，对推动模糊语言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模糊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包括对模糊语言学某些基本问题的争论，不仅为语言学界，而且也为哲学界、心理学界、文学界等其他不同学科、不同学术领域所普遍关注。从1979年至1998年的20年间，我国学者发表了数百篇模糊语言学研究论文，出版了多部模糊语言学专著，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而且对我国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科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模糊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我国模糊语言学研究的特点
1.模糊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模糊语言学的基础是模糊集合论。没有模糊集合论，也就不会有模糊语言学。所以国内外学者在模糊语言学研究上的基本方法都是以札德的模糊集合论为基础对语言的模糊性展开定量和定性的研究。一般说来，我国学者的模糊语言学研究倾向于定性的研究，西方学者则倾向于定量研究（数理逻辑运算和实验统计测定）。
札德在发表于《信息与控制》（Information and Control ）杂志1965年第8 期的论文《模糊集合》中明确指出：“模糊集合是其成员隶属度构成一个连续集的所有成员组成的一个类”。在传统的集合论中，每一个集合的成员要么属于它（隶属度为1）， 要么不属于它（隶属度为0）。可是， 在札德看来，对现实的自然界中碰到的对象进行分类，经常会找不到精确判定其资格的根据。他指出：“‘美人’或‘高个子’这些概念并不能构成一般数学意义上的类或集合。但事实上，这种不能精确划分的类在人类的思维中却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札德提出用模糊集合的方法来处理模糊现象，来研究模糊概念。可见，札德是受模糊语言的启发而提出模糊集合论的。札德在为《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百科全书》撰写“模糊集”词条时写道：“‘意义’、‘智能’、‘爱情’都是模糊概念。模糊集合论这个分支学科的起源是从‘语言学’方法的引入开始的，它转而又推动了模糊逻辑的发展。”（注：转引自伍铁平《模糊理论的诞生及其意义》（上），《百科知识》1987年第1 期，第14页。）由于这个原因，从模糊集合论的诞生之日起，它就对语言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模糊集合论适用于语言模糊性研究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语言范畴实际上就是某一个论域中的模糊集合。范畴的核心部分是范畴中所有成员共有的典型属性（相当于集合的定义）是明确的；但是范畴的边缘（相当于集合的外延，即组成该集合的所有元素）却是模糊的，不能明确地加以确定的。传统集合论的基础是二值逻辑。在二值逻辑中，一个命题，即一个表达明确意义的陈述句，其真值要么是真（记作“1”）， 要么是假（记作“0”）。根据这种二值逻辑的集合论， 一个概念范畴的内涵和外延都必须是明确的。例如“吉尔是个教授”这个命题，只允许取值“1”或“0”，即吉尔或者是个教授或者不是个教授，二者必居其一。可是，要是我们将这个句子中的“教授”改成“好人”的话，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好人”是个模糊概念，其内涵（即基本涵义）十分清楚，每一个人都很容易判定什么样的人是好人。但这个概念的外延却是不明确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一个人要好到什么程度才算得上是一个好人。对这样的命题，就不能简单地用“1”或“0”去描述其真值。札德看出了二值逻辑的缺陷，提出以“隶属度”（注： 关于“隶属度”（ degree of membership）的概念及其在语言分析中的应用，详见M.Smithson,1987. Fuzzy Set Analysis for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New York:Springer-Verlag.Chapter 1,pp.9—12.）的概念来解决这个问题。即对于像“好人”、“坏人”这样的模糊概念的集合，规定其成员对该集合的隶属程度，可以取闭区间[0，1]内的任何实数值，即可以在[0，1]的区间内连续取值，这样，模糊集合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个隶属度与之相对应。这个隶属度就构成了这个模糊集关于它的元素的隶属函数（membership function）（注：Ibid,pp.19—23.）。隶属函数可用以描述各种模糊集合，这使得模糊集合论在研究各种模糊事物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2.我国模糊语言学研究的特点
我国学者在定性研究上比较成熟，成果较多，特别是基于汉语的对比分析方法更受到西方学者的赞誉。西方学者在模糊语言学研究上多采用数学分析和哲学分析的方法，他们对汉语语料不够熟悉，对汉语的语言模糊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因此对我国的模糊语言学研究比较感兴趣。概括说来，我国学者在模糊语言学研究上的特点可概括为：（1 ）以汉语为基础的跨语系对比及词源对比研究。这类研究又分为共时对比和历时对比两种。其中，伍铁平将模糊语言的历时对比同修辞学、词汇学和词源学等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不断丰富模糊语言学的研究内容，把模糊语言学研究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受到国际语言学界的好评。（ 2）我国的模糊语言学研究不仅涉及了几乎所有的语言学分支学科，而且还与文艺理论、心理学、人工智能、逻辑学、美学、语言教学、控制论等众多学科相联系，并在所有的这些学科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研究领域之广、应用效果之显著、产生影响之深远，在我国语言学史上实不多见。（3）我国的模糊语言学研究既有宏观的理论探讨、 理论建构，又有微观的观察、描述和比较。另外还有大量的应用研究。所有的这三类研究初步构成了我国模糊语言学研究的比较完整的体系。
我国学者的模糊语言学理论研究
我国学者对模糊语言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 ）对国外模糊语言学研究成果的译介；（2）模糊语言学的理论研究；（3）模糊语言学的应用研究。限于篇幅，本文仅概述我国学者的模糊语言学理论研究。
1.语言模糊性的概念和语言模糊性产生的根源
伍铁平在《模糊语言初探》一文中对“模糊概念”作出定义，对模糊语言和模糊概念的区别与联系也作出了探讨（注：伍铁平《模糊语言初探》，《外国语》1979年第 4期，第39—44页。）。在《再论语言的模糊性》一文中，伍铁平又对历史上外国学者关于语言模糊性的论述作出概述，提出区分语言的两种模糊性（本体的模糊性和认识上的模糊性）（注：伍铁平《再论语言的模糊性》，《语文建设》1989年第6期， 第39—44页。）。对语言的模糊性进行探讨的论文还有吴涌涛的《模糊理论的若干问题》（注：见《外语学刊》1991年第3期。）， 曹铁根的《简论语言的模糊性与模糊语言》（注：见《湘潭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1期。）等。 苗东升在《论模糊性》（注：见《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5期。 ）一文中从哲学的高度把事物的模糊性概括为“事物类属的不清晰性”和“事物性态的不确定性”。这个定义也适合语言的模糊性。我国学者还对“模糊”这个科学术语的名称、概念和正名问题进行研究，这方面的论著有吴世雄的《现代汉语外来概念词“同义异名”现象的个案分析及其启迪》（注：见《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
模糊语言学在国内发展的初期，国内学者对语言模糊性产生的根源有不同看法，主要的观点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语言符号的模糊性来源于事物的模糊性；第二种观点认为，语言的模糊性源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第三种观点认为，模糊性是语言符号本身的基本属性。客观地说，这三种观点本身都有失之片面之嫌。
苗东升认为“模糊性来源于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性”，但他同时又认为“模糊性在本质上是客观的，但又包含一定的主观成分”（注：苗东升《论模糊性》，《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5期，第11—13页。）。陈保亚《论语言符号的模糊与指称》（注：见《思想战线》1989年第4期。 ）一文认为语义模糊性的根源在于语言符号的指称功能中。这个看法显然忽视了符号与所指物之间无直接联系这一事实。其实，符号的指称功能本身就是人类认知活动或所指活动的产物。吴涌涛则认为：“模糊性产生的根源不仅在于客体（符号的所指对象），不仅在于主体（符号的使用者），也不仅在于符号（语言）本身，而是主体和客体在语言中相互碰撞的结果，是三方面的特点同时决定的，不能只从单方面讨论模糊性”（注：转引自吴涌涛《模糊理论的若干问题》，《外语学刊》1991年第3期，第25页。）。郑通涛认为语言的模糊性， “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心理过程的特点及方式之中”（注：郑通滔《模糊语言和模糊心理》，《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1984年第4期。）。 吴世雄则认为“语言模糊性产生于人的认识过程”。他通过对符号、所指活动和所指物所构成的语义三角形进行分析，论证了“符号的意义是人脑认知活动的结果”，因此“离开了认知活动，便不存在符号与所指事物的指称关系，也就不会有指称模糊或语义模糊”（注：吴世雄《论从认知角度研究模糊语言的重要意义》，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1期第74—79页。）。
2.模糊词语及其语义的研究
由于人类语言的模糊性在语词及其意义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因此从一开始我国学者就十分重视研究模糊词语及其语义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较多，现分几个方面概述如下：
（1）语义模糊性的本质及产生根源
石安石（1988）在《中国语文》1988年第1 期上发表了《模糊语义及其模糊度》一文，引发了一场有重要意义的争论。中国的外语刊物也对这场争论给予积极的回应。张乔的《模糊语义学》和王逢鑫的《我国语义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注：见《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都对这场争论作了介绍。参加这场争论的论文有：符达维《模糊语义问题辨述》（注：见《中国语文》1990年第2期。），许丕华、 吴博富《略论模糊语义的本质和根源》（注：见《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 石安石《模糊语义再议——答符达维同志》（注：见《中国语文》1991年第5期。）， 马毅《〈模糊语义问题辨述〉的辨述理论》（注：见《现代外语》1992年第3期。 ）和陈新仁《模糊语义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兼评石安石与符达维关于模糊语义之辨》（注：见《外语学刊》1993年第1期。）。
通过这场论战，解决了我国早期模糊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不少问题，对模糊语义的本质和产生根源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对语义模糊性的界定以及语义模糊与其他语言学概念的区别更加明确，对于模糊语义的研究方法，比如如何运用模糊集合论来描述和分析各种语义模糊现象，也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不过，在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仍有不同意见。这场持续三年的论战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不仅深化了后来的模糊语言学研究，而且还拓展了模糊语言学的影响范围。
（2）语义模糊与歧义、多义、笼统、含混、 概括等语义学其它概念的区别。
这方面的论著有伍铁平《语言的模糊性和多义性等的区别》（注：见《语文导报》1987年第1期。），俞如珍《简论词的模糊性、 概括性和特指性》（注：见《外国语》1993年第2期。）， 杨斐翡《英语中歧义与模糊的基本区别》（注：见《福建外语》1992年第3、4期合刊。）和吴世雄《应该区分词语的含混与歧义》（注：见《外语教学》1994年第2 期。）。其中吴世雄文从认知角度对词语的含混与歧义作出区分。杨斐翡和俞如珍的文章分别对英国语言学家Ruth Kempson的四种词义模糊类型的划分提出异议。
目前，我国语言学界已经对语义模糊的本质、特点及其与其它语义学概念的区别有了清楚的共识。可是在实际上，仍然有不少人将概括、多义、歧义、双关、含混等与模糊混为一谈。这方面的例子详见伍铁平《模糊语言学综论》（注：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 年第6期。）。
（3）模糊义与精确义的关系
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有二个，一个是伍铁平在《模糊语言学》（北师大油印本）一书的第六章中所论证的“精确性和模糊性可以共存于同一个词义的范畴中，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结论。伍铁平在《论反义词同源和一词兼有相反二义》（注：见《外语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2期。 ）和《再论词义向其反面转化和一个词兼有相反的两个意义》（上、下）（注：见《外国语》1991年第3期、第4期。）中继续对这个问题作了部分论述。伍铁平的论述纠正了札德等国内外学者过分夸大模糊性的错误，使人们能正确地认识模糊性和精确性的辩证关系。
第二个成果是石安石对汉语常用词语的义项所做的统计调查。石的研究结果表明，札德和Schaff等国内外学者将具有某些模糊义项的词语看成是模糊词语或模糊集的做法是不妥的，因为“人类语言的词语通常具有多个义项；在这些义项中有些是模糊的，而另外一些则可能是精确的”，而在石所调查的词语中，模糊义项所占比重显著低于精确义项。石安石此项研究的另一个意义是启发人们从更小的语言单位及更深层次去研究模糊语义。
（4）模糊语义形式化描述
把模糊词义视为一个模糊集，通过在模糊子集之间的状态和关系进行描述，可以建立描述模糊语义的数学公式。尹斌庸《模糊集合论与语言研究》（注：《语言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5年2月版。 ）提出用模糊集合论对模糊语义作出形式化描述的设想。苗东升《模糊学导引》的第六章“模糊语言”介绍了用札德的语言变量概念来定量地、形式地描述自然语言的语义模糊性的方法。杜厚文《模糊语义定量分析》（注：见《语言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1期。 ）在苗东升研究的基础上更详尽地介绍了对自然语言的模糊语义进行定量分析的模糊集合论方法。但杜厚文在对模糊概念的论述上有错误，对此吴世雄进行了批评（注：吴世雄《关于“外来影响词”和“外来概念词”的思考》，《河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3期。）。
石安石的《模糊语义及其模糊度》（注：见《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 ）在札德“隶属度”的基础上提出“模糊度”（即某个词语某个意义所具有的模糊性的程度）的概念，对语义的模糊性进行定量分析。他根据两组词语的调查数据计算了有关的隶属度和模糊度，以此比较不同词语的模糊度，进一步澄清了模糊和笼统、模糊边界与语义交叉现象的区别（注：石安石《模糊语义学及其模糊度》，《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周志远《也谈语义模糊度》（注：见《中国语文》1990 年第2期。）针对石安石的上述语义模糊度计算公式提出异议。他认为“模糊数学中的模糊观念考虑的仅仅是边界的状况，与语义学观念似有不合”。周文提出一种新的模糊度观念，即把模糊集看作是由某个模糊集的边界状况与核的状况（大小）二者共同决定的东西（注：一个模糊集合A的“核”指在论域U中，隶属度为1的全部元素的集合。一个模糊集合A的“边界”也是一个模糊集合，它等于A的支集减去A的核。关于模糊集合的模糊度的计算方法可参见贺仲雄的《模糊数学及其运用》（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出版）以及他和闵珊华合编的《懂一点模糊数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周文根据这个新观念得出了新的语义模糊度计算公式。
此外，中山大学周海中也提出用模糊集合论和图论的方法解释自然语言的模糊语义现象。他关于模糊语义变量所作出的一个科学假设，被国际学术界命名为“周氏假设”，被认为是“对于计算语言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将成为高科技领域中的前沿学科”。（见广州《现代人报》1994年7 月第一版的报道“周海中其人其事”和《科技日报》1987年10月3日的报道“谁说小人物不能干大事”）由此可见， 模糊语义研究对于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5）模糊语义的语言学研究
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运用多种语言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语义模糊。他的模糊语言学理论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比较语义学研究。伍铁平在他的不少论文中还运用比较词源学的方法研究动物名称、植物名称、天体名称、亲属称谓和颜色词在词源义上表现出的模糊性。运用比较词源学方法来研究语义模糊性的还有吴玉璋《从历时和共时对比的角度看颜色词的模糊性》（注：见《外国语》1988年第5期。）。
从语义场理论出发来研究语义模糊性的论文有陈新仁《模糊语义研究的现状与未来》（注：见《外语学刊》1993年第1期。 ）和文旭《从语义场理论看语言的模糊性》（注：见《外语学刊》1995年第1期。 ）。陈新仁的论文还进一步分析了伴随、文体（风格）、情感、搭配和联想等5种意义的模糊性。 文旭和匡方涛的《论语义的动态模糊》（注：见《福建外语》1996年第1期。 ）从语义的历时变化及语词的实际运用中考察了语义模糊的动态性。
（6）模糊语义的认知分析
随着认知语言学研究在我国的兴起，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始引入模糊语言学研究中。在模糊语义的认知研究上，吴世雄、陈维振《语义范畴的家族相似性》（注：见《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4 期。）揭示了人类的类属划分（范畴化）对语义模糊的影响，论证了人类的类属划分具有生理的和文化的基础以及由类属划分所得到的语义范畴具有“家族相似性”和模糊性，提出了一个改进型的语义分析模式。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文旭的《语义模糊的认知分析》（注：见《福建外语》1999年第2期。）。
3.语音和语法的模糊性研究
尹斌庸《模糊集合论与语言研究》，把“元音”、“辅音”、“词”、“非词”这些语音学、语法学概念看作模糊集合，提出用模糊集合论解决这些问题的设想。用模糊集合论解决英语名词可数性的成功事例是何自然的《英语名词可数性的模糊界限》（注： 见《现代英语研究》1986年第1期。）。 徐盛桓《当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些趋势》（注：见《外语教学》1992年第4期。）对此做了方法论上的阐释。他认为， 模糊数学的方法可用以对语言现象的分析研究，使人们对可数性、主语性、宾语性等语法现象有更确切的认识。宋志平、唐邦海《渐变：探讨语法中模糊现象的新途径》（注：见《外语学刊》1991年第1期。 ）用“递差”的概念详尽分析了词类之间或词类内部的渐变，句法结构的渐变，句和词之间的渐变。该文中的“渐变”即为我们在上文所说的“递差”，它们和另一个语言学术语“梯度”一样， 都是英语语言学术语“gradience”在汉语中的译名，因此它们表达的概念是相同的。
此外，认知语言学的原型理论也被用以研究语法的模糊性。袁毓林《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注：见《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 期。）运用原型范畴理论研究汉语的词类，建立了一个基于原型理论的汉语词类系统。徐云珠《原型理论和半情态动词语义学》（注：见《外国语》1995年第3期。）则用原型理论分析了半情态动词be able to 的语义范畴的内部结构。
对今后我国模糊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展望和建议
从上文对我国模糊语言学所作的回顾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的模糊语言学研究在形式化程度上，在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度上仍存在不少问题，在语言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模糊性的研究上也有不均衡发展的问题，整个模糊语言学的学科构建仍欠完善。总体上说，我国模糊语言学的最大问题有三个：（1）形式化程度不高， 影响到整个模糊语言学的学科构建和模糊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2 ）对国外模糊语言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新成果缺乏及时的把握和吸收；（3 ）多语系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仍是太少。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对今后我国的模糊语言学研究提出下面几点建议：
（1 ）要加强对国外出版的模糊语言学及相关学科出版物的译介工作，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理论和方法，提高我国模糊语言学研究的系统性和理论深度。
（2）我国的模糊语言学研究者应当消除门户之见， 兼收并蓄各种现代语言学理论以及世界上各个国家、各种语言的模糊语言学研究成果，将它们吸收、消化并运用于汉语的语言模糊性研究。这就要求学汉语出身的研究者应当多学几门外语，学外语出身的研究者除了要多学几门外语外，还要认真钻研汉语。要知道，单一语系的研究成果不足以阐明语言的普遍规律。
（3）模糊语言学研究必须不断吸收数学、计算机科学、 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新成果，必须不断提高研究成果的形式化水平。这样做，不仅使模糊语言学研究成果在国家的科技进步中有更高的应用价值，而且有助于模糊语言学自身的学科构建。国家应采取措施，鼓励学语言（汉语或外语）出身的模糊语言学研究者去学习数理逻辑和计算机科学等方面的知识，鼓励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出身的科学家来研究模糊语言学，特别是要促成文理科的学者来对模糊语言学中某些对国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协作攻关。
收稿日期：1999—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