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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10年5月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制定向希腊提供总额为1100亿欧元的财政救助计划一年多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仅已经严重损害了“危机国”甚至“施援国”的形象，而且还进一步贬低了欧洲内外人士对欧元和欧洲前途的本来就已经不那么乐观的期待。其实，环顾全球，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国家包括西方世界和新兴国家，都面临着一大堆难题，而且这些“难念的经”还有一系列共同点：不可持续、涉及制度、问题类同以及难以预测。不过欧洲的困境特别显露，且还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因此，更深入地研究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问题，包括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由来及其一年多来的应急对策，欧洲主权债务问题需要从成员国和欧盟及其欧元区两个层面上进行中长期治理，以及欧元与欧洲的前途问题等，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一年多来的应急对策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于2010年初爆发的大背景，首先当然同2008年始发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有关，其严重后果是欧元区政府预算赤字从2008年的2％骤升至2010年占GDP的6％，政府债务总额则由69.9％狂增到85.1％；其中“危机国”希腊政府债务2010年已相当于GDP的142.8％(2011年底预计将达150％)，预算赤字为10.5％(2009年曾达15.4％)；爱尔兰的相应数据为96.2％和32.4％(2009年为14.3％)，葡萄牙为93％和9.1％(2009年为15.4％)。至于各国具体原因则有所不同：葡萄牙的问题主要是因为10年来的经济增长缓慢，年均增长率只有0.7％，与此同时，为了让民众享受到与富裕的邻国类似的福利，葡萄牙为社会保障计划和政府开支提供了大量资金，因而债台高筑。爱尔兰由于银行业崩溃，成了吞噬国家资金的黑洞。除了高福利，希腊的逃税与腐败现象严重，也是主权债务危机的一个促成因素。这些“危机国”的信用度本来就不太高，而今要想通过本国政府在资本市场上筹资来偿还到期必须支付的债务本息，难度极大。即使经过多方努力之后，到2011年5月初，葡萄牙与德国10年期国债的利差仍高达631个基点，希腊与德国10年期国债的利差甚至高达1025个基点，到6月下旬，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已跌至世界最低水平，10年期国债利率已攀升至17％。这样，“危机国”只得向外部求援，首先是向欧元区“富国”伸手。事实上，法国、德国等欧盟大国在此之前对“危机国”的过度放贷，加上近30年来普遍实行的金融自由化，也是造成如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仅仅欧洲银行就持有940亿欧元希腊债务，其中法国390亿欧元，德国220亿欧元。因此为了紧急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危机国”和“施援国”，再加上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共同努力，以维护欧洲与国际金融体系安全与稳定。
这类共同努力，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在“欧洲”一级，举其荦荦大端者，已进行了三次：第一次在2010年4月，决定对希腊提供总额为1100亿欧元的救助方案；第二次在2010年11月，对爱尔兰救助850亿欧元；第三次则是在2011年5月，决定向葡萄牙提供780亿欧元救助。为此，还建立和完善了欧元区相应的救助机制：大约一年前建立的是“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其实际融资能力为2500亿欧元，2013年到期。在2011年3月举行的欧盟春季峰会上，人们进一步完善了欧元区的救助机制，主要内容是：欧盟同意扩大现有临时性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规模和用途，把该基金实际融资能力由原先的2500亿欧元提高至4400亿欧元；欧盟峰会同意允许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在一级市场上购买成员国首次发行的国债，但不能从事二级市场操作，改变基金原先的成员国担保制度，要求各成员国向基金注入资金；欧洲领导人商定，在2013年启动永久性“欧洲稳定机制”(ESM)，以取代2013年到期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该机制实际融资能力将进一步提高至5000亿欧元(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500亿欧元，共计为7500亿欧元)，其使用范围和现行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相同。为了得到上述国际救助，受援国必须接受严苛的条件。这里仅以“危机国”希腊为例。这些条件大致可归为三类：一是要求加速它们的经济增长；二是提高其竞争力；三是实行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包括实行私有化，出售国有资产)。显然，前两项要求绝非一年半载就能达到的；后一项是压力和难度最大的。为此，希腊已于2011年6月23日公布了经过修订的经济紧缩计划，规定力争到2015年增加大约134亿欧元的财政收入，削减148亿欧元的财政支出，使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从2010年的10.5％降至1.1％。今后两年政府通过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收入由原先规定的115亿欧元增至150亿欧元。在未来3-4年内向所有纳税人征收1％—4％的特别危机税，加强对社会福利的管理，削减公务员退休福利，大幅度裁减公务员。根据新计划，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从年收入1.2万欧元降至8000欧元，对中央政府官员及地方政府高官中超过1.2万欧元的收入部分征收累进税，对自谋职业者设立征税下限，以堵塞这方面的征税漏洞。把房地产税的起征门槛从40万欧元减低到20万欧元，如此等等。这么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不满，以至于有人危言，欧洲将迎来一场“阿拉伯之春”式的变动。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仅仅依靠这些应急对策，是不可能解决好通过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所突显出来的欧洲问题的。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问题需要中长期治理安排
为了解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问题，欧盟、欧元区及其成员国迫切需要进行中长期的新的治理安排。这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在各成员国，必须大力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这是缓解债务危机和中长期财政健全运行的基础条件；在欧盟和欧元区的层面上，要致力于为防范债务危机而加强经济治理，使欧洲的金融财政处于安全和稳定状态，有效地防止债务危机再度发生，并为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保障。
目前各成员国都十分重视加速经济增长。经济—社会改革，科学技术创新，经济结构调整，内外市场开拓，推动联合进程，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为了增长和就业。其中，经济—社会改革尤为重要。尽管困难重重——“紧缩”与“扩张”的货币财政政策陷于两难困境，各成员国发展极其不平衡，以及由此而来的诉求不同，不少国家政府缺乏改革的政治决心与勇气，被触动利益的许多公民不断抗议——欧洲还是非改革不可。德国作为欧盟、欧元区的最大经济体(它的GDP约占欧盟的20％，货物出口则占30％)，在经济改革方面是走在前头的国家之一。早在施罗德总理任期，德国就已提出并实行了《2000-2010议程》，并收到了初步成效。2011年5月中旬，德国联邦政府通过了《2011年德国国家改革纲要》，参照“欧盟2020增长战略”的要求，明确规定了需要落实的五大核心目标。实现充分就业：2020年德国有劳动能力的人口(20岁至64岁的所有男女)就业率须达到75％；促进创新研发：到2015年用于教育的经费和研发的投入要占到GDP的10％，其中研发投入占3％；气候保护与能源：到2020年，德国温室气体排放要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40％，可再生能源占全部能耗的比重达18％，长期目标是50％；提高人口文化教育水平：到2020年，18岁至24岁的年轻人高中未毕业的比率必须低于10％，30岁至34岁的人中，大学本科或研究生毕业的比率必须高于42％；减少贫困人口：将一年以上的失业人数在2008年的基础上降低20％，即从163万减少到130万。从上述的改革目标中，我们可以读出两个要点：一是按照欧盟提出的2020增长战略，今后对成员国政府的考核不再依据GDP的增长，而是依据实现上列五大核心指标的进展情况；二是德国给本国规定的指标均高于欧盟整体。相信德国会收到成效。
在欧盟和欧元区层面，已在2011年春季就欧盟经济治理改革法案草案达成一致。主要内容首先是强化欧盟内部财政纪律，通过事先预防和事后制裁两种手段使欧盟、特别是欧元区成员国严格遵守《稳定与增长公约》，避免出现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滥超标。“事先预防”要求成员国在正式出台预算方案前，先交给欧盟和其他成员国相互评议，以免威胁他国稳定。“事后制裁”是对违反预算规则的成员国实施严厉的经济惩罚：先警告；如无效，则将其相当于GDP 0.2％的资产存入一个无息账户；如仍不纠正，则将这笔资金转为罚款。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尽力消除欧盟内部宏观经济发展失衡，对此，将对成员国经济形势进行严格监督，发现问题时对它提出警告，并要求进行整改和调整，如拒不改正，欧盟将会对该成员国处以相当于其GDP 0.1％的罚款。从上述改革打算中，我们可以读出，强有力的财政监管机制固然为欧洲实现财政联盟创造着若干条件，但离彻底解决欧元区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分离问题还相去甚远，而这正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症结所在。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在目前的条件下，欧盟和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财政政策恐怕也只能进一步做一些沟通、合作、协商、协调、监督等等之类的工作，根本不可能实行财政“统一”；别的困难不说，仅仅就必须为此修改欧盟一系列基础条约而言，恐怕就尚需再等待数年时间。但是欧盟、欧元区及其成员国毕竟是在朝这一方向努力。
欧元前景并不暗淡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爆发一年多，看来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且给人有一种好像是一个无底洞的感觉，前景似乎有些悲观。的确，人们为此可以列举出许多理由，例如：据报道，2011年希腊主权债务将上升至3400亿欧元，相当于GDP的150％，2012-2014年资金缺口1700亿欧元；“危机国”对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的社会承受能力受到普遍质疑，街头抗议已经多处出现；紧随希腊、爱尔兰、葡萄牙之后，主权债务危机是否还会袭击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也未可知；“施援国”，特别是德国不大热心，有人批评其“缺乏欧洲雄心”，想当“大瑞士”。尽管德国提出的某些施援条件，在笔者看来是可以理解的——德国人首先认为，“救助”直接破坏了欧盟成立条约中不救助的原则。德国还认为，欧元区成员国本来就都应该遵守财政纪律，由于有的国家没有履行义务，落入如今困境，让它们吸取教训是必要的，实行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德国还主张私人投资者也应参与救助，承担部分责任，因为它们既然已经挣了大钱，现在理应也有义务分担负重。德国人历来注重量入为出，省吃俭用，德国纳税人自然不情愿为别人掏腰包——但这些条件大多被法国等国和欧洲央行所拒，最终德国还是作出了妥协；“施援国”本身也是债务累累，能力有限，法国提供了救助金总额的20％，但它自己的政府债务也已达其GDP的92％，德国按各国在欧洲央行资本中所占比例出资，提供的救助份额比法国更大(按德国《世界报》2011年6月11日报道，在今春确定的7500亿欧元的永久救助机制中，德国“扛下”的风险合计达3000亿欧元)，但即使是德国，其政府债务也已相当于GDP的80％；更有甚者，如上文所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之一——货币联盟与财政联盟脱离的状况尚未从根本上消除，另一个原因——发展不平衡也未见减轻，欧盟统计局2011年6月公布的数据表明，2011年欧盟、欧元区GDP增长率大约为2％，但其中各国差距甚大，2011年第一季度，德国经济增长年率高达4.8％，而希腊则绝对萎缩4.8％，如此等等。结果是“欧元崩溃论”、“欧洲衰落论”再度唱响。
然而笔者以为欧元不会消失，在度过了当前这场危机之后，它的地位会得到巩固甚至有所上升。它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依然是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货币。理由如下：
——从国际货币体系角度看：目前的以美元为主导、欧元占第二位、加上英镑、日元、瑞郎、人民币等重要货币组成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维护该体系至少暂时相对稳定的较为现实的组合。就美元对欧元的关系而言，自欧元1999年问世以来，美元从来没有把“摧垮”欧元作为其战略政策目标，但美元不断地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对欧元进行“挤压”或“高抬”，但决定美元欧元汇率上下变动的主要力量仍是市场因素，而非人为操纵。而欧元(目前约占世界储备货币的25％)也从来没有企图与美元(目前约占世界储备货币的65％)争夺“第一把交椅”。事实上，在美元汇率的升降过程中，欧元在其中起着最大调节阀的作用，这不仅为美元提供了“弹簧垫”，而且还帮助了其他重要货币减轻压力和负担。欧元的这种角色作用，目前其他货币一时还谁也替代不了。自欧元1999年诞生至今11年中，欧元对美元的平均汇率为1.18，而欧元启动时对美元的初始汇率为1.175，基本上保持着稳定状态。
——从欧洲角度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迄今还未伤及欧元、欧元区和欧盟的根本元气，还没有伤筋动骨。“危机国”希腊仅占欧元区GDP的2.5％，加上葡萄牙、爱尔兰合占约6％；而经济表现较好的德国占整个欧盟GDP的20％，法国为16％，荷兰9％，北欧瑞典、丹麦、芬兰三国合占6％。面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危机国”和“施援国”，还有整个欧盟和欧元区，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在共同努力应对。它们非共同救助不可，因为这涉及半个世纪以来欧洲一体化的核心成果，而且还涉及各自的自身利益。这些行动，目前有时显得还不够“大力”，主要是政治意愿尚嫌不足。如果一旦被逼到“死角”，欧洲是有能力应对的。欧洲“底子厚”：这次危机的前一年2008年，欧盟27个成员国中经济规模排在前列的16国的GDP合占世界的29.2％(当年世界GDP总值609170亿美元中的178180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出存量中，2008年欧洲达136236亿美元，流入存量为102129亿美元，净资产34000亿美元。最后，欧洲人正在改革与联合两条战线上作出新的努力，而“改革”与“联合”正是欧洲前途之所系：2010年6月17日，欧盟正式通过《欧盟2020战略：实现灵巧性、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增长》；2010年底新的《里斯本条约》开始生效，2014年起大多数问题将实行多数表决制(迄今基本上是“一致通过制”)，这将有助于提高欧盟工作效率和行动能力。
——从外部世界角度看：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并不乐见欧元垮台，包括中国。中国在欧盟的投资40％在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东欧。中国已多次表示支持欧洲一体化和欧元，并以实际行动向欧元区施以援手，购买或承诺购买有关国家的国债，增强了人们对欧元的信心。支持欧元也有助于维护目前需要的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的相对平衡。
欧元前途并不暗淡，但欧洲确实非改革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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