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伦理视角下的全球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视角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的世界已经是一体化的世界了。今天，无论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还是文化问题，只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范围去讨论是不可能的。
经济的全球化意味着经济活动的国际化过程。伴随着这个国际化过程，在国家、民族之间，不仅有利益上的同一与差别（冲突），而且由此产生出种种伦理道德问题。比如说，全球化具有非常美好的（诱人的）特点——如收入更高，选择渠道更广，影响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但至少从目前来看，这些好处和机会却主要地落到了富国头上。全球化也有非常不吸引人的方面——如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引起许多混乱和不和谐，而这些灾难又往往首先打击了穷国与穷人。这就是经济伦理问题。又如，全球性问题中的全球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一些国家对待这一人类共同事业的态度往往经不起道德的评价。于是随着21世纪的到来，确立全球性的适用于全人类的道德规范的呼声已不绝于耳。
总之，在跨世纪的今天，讲经济伦理而不采取经济全球化的眼光，是不可能的。全球化是一种客观事实，一种客观的社会发展趋势。它向我们揭示的是世界已经发生了什么变化。目前，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几乎没有人不谈全球化的问题。然而，从经济伦理视角看经济全球化，究竟是祸还是福，是得还是失，目前依旧众说纷纭。问题在于：我们满意这种全球化吗？是否应当有一种为世界绝大多数人所欢迎、接受的全球化？这是经济伦理应当探讨的问题，事实上，人们对经济全球化已经有了不同的评价。
一种是富国的评价。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西方某些学者欢呼知识经济的到来，认为全球一体化发展趋势最终会给人类带来一个“大同社会”。1997年，美国纽约市社会研究新学院世界政策研究所所长斯蒂芬·施莱辛格的意见最具代表性。他发表在《洛杉矶时报》上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全球主义透视：世界向大同社会发展》。文章说：“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不断朝全球标准体系发展，虽然我们不承认但我们已开始成为一个世界法治社会。”据作者说：“华盛顿在联合国中开展工作，帮助达成了300多项国际性条约，涵盖了诸如经济制裁、飞机航线、核能核查、人权、控制污染、海洋权利、空间法律、海关手续和新闻自由等，这些全都是对建立一个能良好运作的大同社会至关重要的问题。”（注：斯蒂芬·施莱辛格：《全球主义透视：世界向大同社会发展》。原载美国《洛杉矶时报》，1997年10月27日。）然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我们虽不能说这些问题全都于人类发展无益，但其中确实有不少问题的解决是值得考察其公正性的。作者所说的“我们正以几十年前无人预料的方式组建一个秩序井然的大同社会”的结论，肯定会遭到第三世界许多人士的讪笑，原因是我们面对的现实与真正的“大同社会”相距实在太远了。
另一种是发展中国家的评价。古巴欧洲研究中心专家西尔维奥·埃雷拉在其撰写的专稿——《全球化是对不发达世界的威胁》中明确肯定，“全球化潮流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但世界上的主要大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利用了这股潮流，……在国际关系中建立新的控制与调节手段”，“进一步加深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现有的差距，带来了难以预料的后果”。他认为：“对于主要工业化大国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理论，应该针锋相对地提出制定一条新战略的必要性，这条新战略不是以牟取最大利润为中心，而是旨在解决人类的问题和需求，把环境作为地球生存的基本前提。”（注：见《参考消息》，1996年1月28日。）哥伦比亚总统、不结盟国家运动主席埃内斯托·桑佩尔在主持不结盟国家运动一个部长级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批评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因为，“只有少数人是获利者，大多数人是受损者”；“在分配经济进步的蛋糕时，仍然是大块蛋糕分给少数人，多数人只得到蛋糕屑”（注：引自埃菲社卡塔赫纳1996年5月15日电。）。
法国人在评价经济全球化问题上，也比美国人全面一点。法国虽属发达国家，但其总统希拉克还是看到了世界经济迅速全球化的消极后果。他承认经济全球化有助于创造财富和加快进步，但他又说：“我们欧洲人不能接受的一点是，在出现这种现象的同时，被社会排斥的人增多。这是同我们的价值观念背道而驰的。”（注：见《参考消息》，1996年3月29日。）
其实，经济全球化包括的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及信息网络化都具有两重性。当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宣称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能够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时，他们讲的确是事实。只不过，这种“巨大的经济利益”是通过世界范围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来实现的，而这一调整的主体力量就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一调整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一种是发达国家之间通过跨国公司的相互交叉投资和企业兼并，在更大的经济规模基础上配置资源、开拓市场、更新技术，从而实现了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升级。另一种形式是发达国家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包括把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促使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吸引外资的比例迅速上升。（注：参见龙永图：《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原载《光明日报》，1998年10月30日。）然而无论是上述的哪一种形式，跨国公司都是其中的“主角”。所以，这种“巨大的经济利益”（“利润”）便必然地集中到这些公司手里，而且“全球化色彩越浓，公司的利润越高”。有人对美国《财富》杂志1996年评选出的全球最大的500家公司进行了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公司“跨越的国家越多意味着利润越多”；“在全球最大的500家公司中，美国拥有的数目最多”，因为“没有哪个地方全球化的趋势比美国更加明显”。所以，“每三家最赚钱的公司中有两家为美国公司，而收入最多的三家公司全是美国的”。分析者还得出另一结论：“今年（1996年）全球最大500家排名中突出的一个明显的信息是：过分依赖国内市场必然导致排名末尾。无论你怎样分析这些数据，日本银行是全球最大500家公司中最不景气的，在20家亏损最严重的公司中占了将近一半”。原因是，“这些银行过多地放贷于日本膨胀发展的房地产业和受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带动发展起来的日本其他企业的股本”。与日本银行成对比的是当年利润超过60亿美元的荷兰皇家壳牌石油集团。该集团连续第二年比世界上任何一家别的公司赢利多的原因，除了遇到当时石油价格走高外，主要是“该公司比其竞争对手在更多国家拥有业务”。由于该集团在120个国家经营业务，因此它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总能胜对手一筹。（注：[美]基姆·克拉克：《一个更大、更富裕的世界》。原载《财富》杂志，1996年8月5日。）
除了全球范围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为跨国公司所主导这一点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也必然导致世界范围的经济不平等现象的加剧。经济全球化包括的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推动了跨越国界的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带动了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人才的流动，有利于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在竞争机制起作用的条件下，经济自由化常常是以加大不平等为代价去促进发展的。所以，全球化必然造成财富增长与不平等现象增加并存的局面。据美国政策研究所估算，全世界447名亿万富翁的财富合在一起，比占全世界一半人口的最贫穷的人的收入加起来还要多。该所的计算表明，“全世界至少有2/3的人被排除在全球化（受益）之外、受到全球化的伤害或者被全球化所忽视”（注：[美]约翰·卡瓦纳：《自由贸易的失败》。原载《华盛顿报》，1997年3月2日。）。经济全球化不是使北方与南方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反而使之进一步扩大了。1965年，西方七国集团国家的人均收入是世界上最穷的七个国家的20倍，而到了1995年，这个差距已高达39倍。（注：见《参考消息》，1997年9月17日。）全球化所造成的差距之大，使中国古语所说的“富可敌国”成为并非夸张的词句：1997年，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资产总额已达到364亿美元，相当于有1.2亿人口的孟加拉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注：[日]《世界》月刊，1998年8月号。）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在发达国家内部。其原因就是，作为现代经济全球化实质的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特点，就是随着公司利润的攀升，公司的职工人数却相对递减。据统计，1995年全球最大的500家公司利润平均增长了15%，收入增长了11%，而它们所雇用的职工人数只增加了1.8%。尽管世界200家最大的公司现在的销售额，相当于全世界已测定的经济活动的28%，但它们雇用的人员却大大低于全世界职工人数的1%。跨国公司遵循资本流向生产成本最低从而利润回报最高的地域的规则，不断把工厂迁往第三世界国家。在那里，新开办的工厂中的工人们被剥夺了成立组织和举行罢工的权利。这些跨国公司还不时用把生产线搬到中国或者墨西哥去的威胁来迫使本国工人在劳资谈判中让步，降低工人的工资和补贴。
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伦理研究者，对待经济全球化这一现象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消极效应，不应当站在经济浪漫主义立场单纯给予斥责。从现实主义立场出发，应当看到：既然经济的全球化和自由化都是由发达国家（特别是它们的跨国公司）引导和推动的，而发展中国家多半是被动地跟上这个进程，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自然是利大于弊。而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既有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至于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则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边缘化”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1998年7月8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就市场准入问题举行三天高级对话后发表的公报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国际贸易中，国际社会应当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与会者认为，努力使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免遭“边缘化”和帮助它们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是国际社会义不容辞的义务。但历史经验表明：这一类言辞转化为行动时，往往要打很大的折扣。
一个国家一旦从原先的封闭状态转变为对外开放，它就势必要被卷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目前的中国就是这样。我们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力求抓住、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避免可能带来的风险。但是机遇本身也就是一种挑战。人们若不正视挑战，应付好挑战，就必然陷入使自己被动的风险。所以经济全球化中的得与失、机遇与风险，是矛盾统一体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谁能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趋利避害，谁就能在经济全球化中不断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
既然经济全球化不可能是全球一起共浮沉，我们的任务就是主动去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所谓迎接挑战，就是要抓住机遇，投身到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大调整之中，顺应这一现代经济大趋势。也就是说，不让自己被排斥到“边缘”，而是使自己成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新国际生产分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加入当今世界上先进技术产业发展的主流，使经济全球化为我所用。
办法之一就是充分利用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进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到中国来。随着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在越来越多的产业里的快速应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将大为提高。同时，在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中，也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充分发挥我国人口多、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从而把经济全球化这一产业结构大调整，变为壮大中国的国力，解决国内严重就业问题的巨大机遇。
办法之二是尽一切可能利用外资，与有资金、技术优势的大跨国公司合作，成为跨国公司的海外生产基地，成为它们整个国际生产线中的一个环节和国际销售网络的一部分。当然，要获取这一机遇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某些发达国家通过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已经实现了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升级，它们不会轻易把高新技术送给我们。但只要发达国家为摆脱经济困境，实现自己的产业升级，发起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向外投资、寻求出路的整体战略，就会为我们大规模吸引外资提供条件，创造机遇。我们可以通过把跨国公司的经济利益与它们在我国建立合资企业的效益联系起来，促使他们不断提供新技术、新管理方式。这样，我们的新技术产业才能跟上全球技术更新发展的潮流。
在结束本文时，是否可以从经济伦理的视角对经济全球化作出以下五点概括：
第一，经济全球化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存在着两重性（两重效应），一方面是经济发展、财富增加；另一方面是穷富两极分化。
第二，从总体上看，经济全球化目前仍然是遵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因此富国与穷国、富人与穷人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
第三，全球化的两重效应对于不同国家差别甚大。一般来说，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利多弊少；而对不发达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机遇与挑战（风险）并存，甚至意味着被“边缘化”的可能。
第四，因此，近年来主导世界经济及金融发展的全球化的主流价值已面临重新检讨和修正。人们认识到，不如此就可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现在不是讨论有无全球化的问题，而是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化的问题。眼下，人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变只对富国有利的经济全球化为有利于全人类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核心问题是经济全球化中对穷人的道德责任问题。
第五，在对发达国家、对富人有利的全球化被根本改变之前，发展中国家不能只停留在对全球化的弊端进行道德谴责上，而应当争取使自己参加到富国所支配的全新的国际生产分工中去，力求利用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进程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来发展自己的综合国力和形成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这是把握全球化的机遇，勇敢地迎接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