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决策层对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判断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决策层论文,美国论文,边界论文,年中论文,对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06)05-0129-08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的两个重要支柱——苏联和中国——的关系逐渐趋于恶化，围绕两国边境的“争议地区”爆发了武装冲突，到1969年夏秋之际，竟然发展成了严重事态，把整个东亚地区笼罩在了一场核战争的阴影下。面对中苏边界冲突升格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与社会主义阵营处于冷战状态下的美国，其决策层面临着重大的战略抉择：一方面，中苏两国由原先的意识形态伙伴走向武装对抗，意味着战后欧亚大陆形成的反美阵营内部发生了重大裂变，这对于美国来说自然不失为一个可资利用的机遇；与此同时，边界冲突发展到了苏联威胁要对中国稚嫩的核工业实施核打击的地步，已经超出了地区争端的范畴，而将世界置于了核战争的恐怖之下，也给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利益带来了难以估量的风险。这两点都决定了美国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基本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而是要积极影响事态发展，使之不会危及美国自身的安全。
虽然如此，对于当时处在这一局面中的美国领导人来说，从何处着手影响事态、怎样最大限度地捍卫美国的利益，却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在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后来称之为“战略大三角”关系中，美国是联苏抑中、还是联中抑苏，在1969年事态发展初期也并无定见。这是美国国家档案馆新解密的材料向我们披露的实际情况。
我们得以洞悉的是：在这一特殊时期，中苏边界冲突本身也许并不是美国调整对华政策、谋求与中国大陆建立正常关系的主要动力所在。相反，在这一事件中，美国决策层中有相当一批人把中国视为是比苏联更大的威胁，因此也支持政府采取“联苏抑中”政策。尼克松政府甚至还可能考虑过以默许苏联对中国核基地实施打击来换取苏在结束越南战争问题上的合作。只是到了该年7～9月间，边界冲突有向中苏全面战争发展的趋势时，由于苏联的举动引起了美国高层对其战略意图的怀疑，美国才开始积极启动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美国决策层主要是指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与专家。由于当时与社会主义阵营处于冷战状态，美国政府缺少渠道来获得中苏边界冲突的信息，决策层主要通过几条线索来掌握事态：1).中国和苏联的新闻媒体，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塔斯社等；2).外交渠道，特别是外交人士及政要的私下接触；3).美国及其盟国的谍报机构，等等。他们往往是通过将零散的信息进行汇总分析，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知识背景对信息的不完整与不吻合处加以联想，还原出事态的“真相”，由此形成判断和相应的对策①。
一、从确信苏联意图到怀疑苏联意图
中苏边界全长7364公里，东段4280公里，西段3084公里。19世纪后半叶，沙俄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割占了150万平方公里领土，此外，沙俄及后来的苏联又越过条约规定的边界线，非法占据了3.5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新中国成立后与苏联划定边界，即要求苏联归还这3.5万平方公里土地，中方称之为“争议地区”②。1960年，苏联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首次挑起了边界冲突，此后不断在边境地区滋事。1963年7月和1966年1月，苏联先后通过了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协定与条约③，把军队部署在蒙中边境，从而使边境地区的兵力部署出现了苏重我轻的鲜明态势，中国的整个北疆都感受到了苏联的军事压力。
1966～1968年，中苏双方围绕两国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的一些岛屿的归属权发生争执。1968年至1969年初，苏方派出装甲车和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在乌苏里江上的中国领土七里沁岛和珍宝岛进行武装挑衅、制造血案，致使边界冲突升级。1969年3月2日和15日，中国边防军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在珍宝岛对来犯苏军进行了有力还击，击退了苏军，但双方都有严重伤亡。该年春夏之际，位于中亚地区的中苏边界也发生了交火，特别是8月13日，大批苏军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侵入新疆裕民县列克提地区，打死打伤中国边防军民，将边界危机推向高潮。8～9月间，苏联高层频频开会，商讨对中国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外科手术”式战争，主要是想通过率先摧毁中国稚嫩的核工业，排除中国对苏发动核攻击的可能。为此，苏联派出使节四出活动，探听各国对此可能做出的反应；而中国也于8月23日发表声明，宣布国家处于临战状态。当1969年的边界冲突愈演愈烈、中苏大战阴云四合之时，中苏领导人鉴于战争可能给双方带来的巨大破坏，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也为避免战争开始进行外交斡旋。3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声明，4月11日，又向中国政府递交了照会，建议尽快重开始于1964年的边界协商会谈；5月11日，中方接受苏方关于河流通航谈判的建议；9月11日，周恩来总理与来访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达成了就边界问题举行谈判的协议。10月20日，旷日持久的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重新启动。虽然谈判举步维艰，苏联继续以重兵压境，但一场由边界冲突引发的核战争总算得到了遏止。
对于1969年春夏之际的中苏边界冲突，美国决策层是怎样看待的呢？
3月2日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在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向国务卿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国务院官员小乔治·德尼认为：自60年代初以来，中苏边境的冲突就时有发生，是这一地区紧张局势的典型表现；关于发生武装冲突的原因，他认为是中苏双方长期以来角逐对乌苏里江岛屿的控制权所致，他相信类似事件还会发生，但近期内不会发展为更大规模的冲突。不久，中央情报局3月21日的《每周评论》注意到了莫斯科和北京似乎谁也不想在有争议的岛屿问题上让步：中苏时有交火，苏联侦察机在边界地区出现的频率很高，3月15日的交火，双方可能投入了更多的人力。但即使这样，也“没有迹象表明双方打算使冲突升级或将其扩大到其他有争议的地区”④。
美国的情报分析家们认为，自己了解苏联在边界问题上态度强硬的原因。德尼注意到，苏联驻军自1965年以来在中苏边境不断增加。但是据他理解，苏联确实有理由对边境的安全感到担忧。因为无论中国因“文革”导致社会失控还是突然对苏采取进攻政策，都会危及苏联的安全。因此，尽管苏联对有争议岛屿的所属权态度极具进攻性，或是在中苏边界开展侵犯性的巡逻，却并不表明苏联要对中国发动入侵。兰德公司的爱伦·惠廷在8月16日提交的一份报告里，倾向于认为苏联军事调动的防御性大于进攻性。他指出：“防御的动机更为可信，它产生于苏联对中国要求领土归属权的担心，因为这意味着俄国在19世纪从中亚和远东赚取的大片领土属于不法所得。而这种担心又反过来会夸大中国日益增长的核威胁以及人口威胁，中国人口在近期将从7亿增长到8亿，最终达到10亿。此外，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冒失行为，以及预期毛之后在极端排外主义和军国主义氛围下要发生接班人危机，也令苏联的焦虑有增无减”⑤。
另一方面，美国认为是中国挑起了大多数边界冲突。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的托马斯·休斯在关于6月新疆冲突的报告中称：“通过对3月乌苏里江危机以来的中苏边境事件进行分析表明，中国是挑起者”⑥。他指出，自珍宝岛事件以来，中苏冲突一直遵循这样的程序：中国平民在边境遭到苏联边防军的袭击，中国边防军愤而还击，接着中国国内就掀起了一场宣传大战，群众集会示威，对进一步的侵犯行为发出警告。休斯认为，很难想像中国平民在没有当局允许的情况下会出现在边防前沿。他推测：一定是中国政府鼓励边民向苏联人挑衅，从而引发冲突。那么中方无视中苏实力悬殊而主动挑衅强邻的用意何在呢？他解释为三个原因：1).鉴于苏联在匈牙利推行“勃列日涅夫主义”，中国要表示自己不向强权低头；2).通过激怒敌人以试探其反应，这虽是一种违反西方军事原则的冒险做法，却符合《孙子兵法》中“作之而知其动静”的教导；3).以战争危险明示国人，推动国内的政治团结⑦。
他们的观点得到了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的支持。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坦言他和尼克松对边界冲突的反应：“我们仍然主要关心着越南问题，而不能对我们不了解其根源、而且其意义要经过好几个星期才能看清楚的事态发展做出反应。……然而，尼克松和我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更富侵略性的共产党国家。我们认为，更可能是北京挑起了战斗。”⑧
然而，随着冲突波及到中国新疆地区，决策者们似乎不像过去那样对苏联在这场边界冲突中的防御角色感到确信了。6月10日中苏边防军再度发生冲突后，休斯在评价中国的“冒险政策”时就指出：“虽然北京的策略在其自身文化的范畴内可以理解，却存在误解对手的危险。就苏方而言，非但没有表现出平息事态的迹象，反而对中国人愈益强硬起来。”⑨ 据基辛格回忆：“在新疆发生的敌对行动打翻了我们心中谁是可能的进攻者的天平。”当时，他看了一份详细的地图，发现新疆事件发生的地点离苏联铁路的终点只有几英里，而离中国的任何一个铁路终点却有几百英里。这使他意识到，中国军事领导人不会选择这样不利的地点发动进攻。据他称：“此后，我对问题的看法就不同了。”⑩ 7月30日，尼克松总统在曼谷对美国驻军将领的发言中，也表示了对苏联在东亚的“冒险主义行径”的不安，他说：“关于中苏冲突，……中国的亿万民众与核潜力固然使前景堪忧，但苏联在东亚的冒险主义行径又何尝不是如此。”(11)
一系列现象改变了美国高层的看法，苏联的战略意图在美国政策分析者和政策制定者的眼中变得可疑起来。惠廷在委托基辛格转呈尼克松总统的政策报告中列出了这些现象：
一、1966年～1969年间，部署在靠近中国边境地区的苏联陆军师增加了一倍，苏军在中国东北边境部署的核武器与常规武器，其火力密集度估计与对付北约所需的密集度等量齐观，苏联500海里核导弹(SS-12)对满洲里的交通线和工业中心构成了威胁。
二、同一时期，苏联修缮了已有的机场，另外又新修建了一批针对中国的军事基地，特别是在外蒙古修建了10座机场，作为打击中国核工业设施之用。在其远东军区，苏联将战术战斗机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在中蒙边境，苏军的远程战斗机在离中国主要核设施只有400英里的地方进行侦察和搜集气象数据。
三、1969年，苏联在这一带的军事活动迅速增加，5月底6月初，针对中国举行了大量的军事演习，大批军队从欧洲被调往远东，自早春至仲夏，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对外国旅客一律关闭，并且苏军的集结还在有增无减(12)。
惠廷指出：“鉴于整个这一时期中国的陆、空军部署没有相应发生巨大变化，我们不能不对苏联军事集结的背后用心进行审视。”(13) 虽然他还是更倾向于认为苏联的举措具有防御性质，但承认自己不敢对此加以肯定。他在报告中说：“在国内外，苏联对这些事件在宣传上和政治上的利用都已远远超出了防御的需要。如果从防御的角度来理解，苏联在5、6月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在性质和规模上都同样令人起疑。”(14) 同时，有充分理由表明是苏联挑起了8月13日在新疆的冲突，而这发生在中方已经在8月7日缔结的江域航行协定中对苏做出让步之后，此举表明中国有与苏联改善关系的愿望。惠廷认为：“如果俄国人对地区冲突的反应完全以防御为动机，他们就会避免刺激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而是对进一步的挑衅行为加以惩罚和威慑”，但8月的事件却突破了这个框框，因此他怀疑苏联“有更大的军事图谋”(15)。
在一份8月21日由国务院发给美驻香港、东京、新德里、莫斯科、伦敦和巴黎使馆的电报中，国务院通报了苏联使馆驻华盛顿的二秘达维多夫就苏可能对中国核设施实施打击征询美国官员态度的情况，认为达维多夫此举是在试探美国的态度，并且附上了国家情报评估局(NIE)对中苏事态的最新评论，要求外交官们加以关注。这则评论认为：苏联已动用了一系列军事、政治、外交手段，延续和升级敌对状态，准备工作达到了“能够采取各种军事手段的程度”。评论认为，苏联人也许会把利用常规空中力量摧毁中国的导弹与核装置当作最具吸引力的战术，并认为他们不用卷入长期的全面战争就能达到目的(16)。
二、美国的对策
面对1969年愈演愈烈的中苏边界冲突，美国决策层最终形成的对策可概括为12个字，就是：阻止战争、分化中苏、拉中抑苏。这些都体现在惠廷的报告中。
惠廷认为，美国政府的任务有三，一是要阻止苏联侵华；二是阻止核武器在中苏战争中被使用；三是确保中国将苏联视为唯一敌人。为此提出了四点建议：1).美国总统同时向中苏两国领导人致函；2).停止在华的间谍活动；3).如果苏联侵华，美国须将中国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4).解除对华经济制裁。
惠廷建议，美国总统致双方领导人的信函应当包含五个要点：1).对中苏紧张态势升级以及由此导致两败俱伤的前景表示担忧；2).对以武力解决争端表示痛惜，重申肯尼迪总统1962年台湾海峡演说中所阐明的美方反对使用武力的态度；3).重申对中国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的遗憾，但表明美方坚信防止核屠杀威胁的最佳途径是全世界停止使用核武器；4).表明美方希望双方不发生进一步对抗，例如可以考虑在两国边境10公里处设立非军事带；5).重申美国对争执双方不偏不倚的公开立场，但对任何引起更大战争的一方都会表示最严峻的担忧。
惠廷认为，必须竭力使中共相信：美国旗帜鲜明地反对苏联入侵中国。为此要做好五件事：1).除非绝对有必要了解的军情(如向中苏边境调动部队的情况)，停止对中国军事情报的搜集活动；2).重申美方对国民党活动的绝对控制；3).避免美舰在台湾海峡穿行；4).重新激活华沙渠道，并通过第三方与中共建立对话管线；5).除了战略物资外，解除对华的贸易禁运。他还未雨绸缪地建议，如果真爆发战争，美国可采取以下步骤：1).将总统致两国领导人的信公之于众；2).在联合国强烈表达美方立场，同时鼓动第三方(如日本)提出动议，邀请中共出席联大全体会议，参与对这一危机的调查；3).寻求与国民党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任何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的行径(17)。
在9月10日提交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官员赫尔穆特·索南菲尔特与约翰·霍尔德里奇强调，要与苏联拉开距离。他们指出，苏联方面越来越明显地在试探国际社会对苏联向中国开战的反应，这给美国带来了两个问题：1).如果美方对此没有明确态度，苏联就可能报道说，美国默认了苏联的攻击计划。2).即使苏联试探的结果并未导致其下战争决心，也会给北京造成一个印象，似乎苏联曾就攻击计划与美国进行过磋商。他们认为苏联是很可能采取这种策略的，而要消除这种印象，可以在中国的联合国资格问题上做文章(18)。据他们获悉，尼克松曾就中国成员资格问题对苏联副外长库兹涅佐夫做出表示：“中国会成为美苏的共同麻烦”。而近期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就希望此话是本届政府高层领导的真实看法。可以看出，苏联在向美国暗示：它可以在反对中国代表资格问题上配合美国。他建议美国应在这一问题上表明与苏联立场并不一致，而美国目前的策略也已从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转变为强调将中华民国保留在联合国内，这一举动有助于向中国表明，美国并不愿意支持苏联将中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的企图。他们指出：“向中国和任何其他国家传递美苏共治的信息都不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19)
从7月到10月，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旨在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单方面行动。7月21日，美国放宽了游客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尼克松还鼓励一些国会议员到中国访问，并直接、间接地通过巴基斯坦、柬埔寨、法国、罗马尼亚等国向中国传递信息，让中国了解自己的立场。8月2日，尼克松在与罗马尼亚元首齐奥塞斯库秘密会晤时表示：“中国是一个现实存在，没有中国参与的和平进程是不切实际的。我们是不会参加一个反华阵营的。”他欢迎齐奥塞斯库充当中美之间的调解人(20)。28日，他又通过外交官要求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给中国最高领导人带信，重申了在布加勒斯特的态度。11月，美国政府以财政原因为由从台湾海峡撤回两艘执行常规巡逻任务的驱逐舰。值得一提的是，尼克松在9月授权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寻找机会与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取得联系，转达为改善关系重开谈判的愿望；正因为此，两个月后在华沙，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通道得以开启(21)。
对于这一段历史，基辛格在回忆录中有过生动的描写。他写到：“历史表明，在两个敌对的伙伴之中，联合弱的一方更有利，因为这样可以遏制强者。”(22) 因此，当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在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不久，来向他通报这一事件、以争取与美国联手对华时，他故意不置可否。相反，却要求有关部门重新研究对“亚洲共产党国家”的贸易禁运问题，调整从前过于僵硬的政策。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他在一份给总统的有关九大的报告中提醒：“中国人首先关心的是苏联，而不是美国”，“贬低美国只是走走形式”，以说服尼克松打破坚冰，对华采取拉拢政策(23)。但是，基辛格所描述的这一政策转变过程的可靠性却随着当时有关资料的逐渐解密而受到了挑战。
美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泰勒就尼克松政府和基辛格上述行为的动机给予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他指出，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爆发后，尼克松政府(包括其核心成员基辛格在内)最初的反应是要在所谓的美、中、苏大三角之间实现某种战略平衡，自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对于怎样达到这种战略平衡的考虑却并非尽如基辛格所言，一开始就确立了“拉中抑苏”的基本路线。恰恰相反，由于认为处在文革动乱中的中国是一个丧失了理性的国家，加之手上又掌握着令人畏惧的核力量，其在边界冲突中所表现出的威胁性要大于当时的苏联，因此，尼克松政府是倾向于“联苏抑中”的。据泰勒披露，尼克松和基辛格甚至考虑过默许苏联对中国西北地区的核基地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彻底解除对中国不负责任地动用核武器的担忧。其根据是基辛格于7月14日致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和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的一份备忘录，其中，基辛格提到了尼克松总统已经对一项有关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核能力研究的准备工作进行了部署，明确要求他们提供一份完整的蓝图，要求“考虑到中国境内可能的目标系统以及美国对这些系统的攻击能力；美国战略力量、战争计划、指挥控制系统、运作程序、对战略充足界定等的含义”。此外，据这位历史学家称，在冷战结束后，当时曾是基辛格班底的人员(未透露这些人的姓名)承认当时的美国政府考虑了所有方案，包括默许苏联或与其合作攻打中国核设施的方案。对于这个问题，莱尔德也说他清楚地记得确曾讨论过这个方案。但基辛格却对此矢口予以否认，他和尼克松在各自的回忆录中也均未提及过此事(24)。
泰勒认为，尼克松政府愿意与苏联合作并不是不要报酬的。美国当时对越南内战的武装介入已经陷入僵局，尼克松政府正在探索使侵越美军“体面”撤出越南的途径，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苏联对越南胡志明政权的军事援助。中苏边界冲突为美国提供了一个与苏联讨价还价的契机，也就是可以通过在边界问题上与苏联合作，换取后者大量削减或根本停止对北越的军事援助。因此，当多勃雷宁在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试图寻求美国支持时，基辛格故弄玄虚，不对事件明确表态。出于同样的动机，在通过美驻苏大使转呈柯西金的一封信中，尼克松也只字不提中国问题，但却指示大使向柯西金口头转达了“美无意利用中苏之间困难”的态度(按照基辛格的解释，其隐含的意思是：如果美国愿意的话，是完全可以利用这一事态的)。此后，包括缓解贸易禁运、鼓励议员访华、以及尼克松关岛讲话，都是通过做出拉拢中国的姿态来压苏联就范。只是苏联针对尼克松政府发出的信号，始终没有实质性的回应，加上其在边界问题上日益强硬的态度，引起了美国决策层对其战略意图的怀疑，才把尼克松政府最终推到了“拉中抑苏”这条轨道上(25)。
三、评价
1969年7月至年底，短短几个月内，尼克松政府在中国的联合国席位、对台防务、贸易限制等问题上态度的变化，超过了冷战开始以来历届美国政府所能想象的限度。美国在1969年对华政策单方面发生的这一系列戏剧性变化，与中苏边界危机在时间上略有错落的重叠，表明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
然而，历史总是比我们认为的要复杂。美国的解密档案以及有关冷战史的研究所揭示的一些情况，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中苏边界冲突是否必然会导致美国转变对华政策？二是中苏边界冲突与美国决策者对战略均势的寻求之间存在何种联系？
早在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决策者就注意到了中苏之间的分裂以及时有发生的边界冲突。面对中苏分裂，美国政府至少可以有四种选择，一是任其发展，听任敌对阵营进一步削弱，使西方阵营的力量相对增强；二是联苏制华，这是基于“中国是更具威胁性的国家”的判断；三是同时与中苏改善关系，其目的是使美国与中、苏两国的关系好于这两者彼此的关系，是一种较为高明的利用中苏矛盾的策略；四是联华制苏，这是因为苏联是美国最主要的竞争者，拥有相当雄厚的核能力，而中国只是一个地区性的反美国家。
在60年代，联苏制华政策一度在美国决策者的战略考虑中占据了比较的优势。特别是在古巴导弹危机以后，由于认识到核对抗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影响，美苏两国开始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彼此的关系，在竞争的前提下谋求缓和，甚至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出现了合作的需要，从而使两国关系的对抗色彩随之淡化，同时却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超级大国共管世界事务的趋势。而在东亚，中国作为一个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及其对周边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鼓舞，却引起了美国的恐惧。中国对周边国家革命运动的同情和支持被理解为扩张势力范围和“输出革命”；中国反对赫鲁晓夫的和美政策也引起了美国的忌惮。肯尼迪总统就认为，与苏联相比，“来自共产党中国的挑战具有更为疯狂和危险的性质”(26)。美国大规模卷入越南内战，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势力向印度支那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膨胀。
然而，随着美国深陷越战泥潭无法自拔以及苏联的居中斡旋成效不大，一部分美国战略家开始探索解决越南问题的新途径，即利用中苏矛盾、通过与中国实现缓和来削弱北越政权的外部基础。这一策略的前提之一是，战略家们认识到了中国正在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支重要的平衡力量，之二是他们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狂热”终会为“现实主义”的大政方针所代替(27)。因此，自约翰逊政府后期便开始逐渐转向同时与中苏改善关系的策略，美国通过多种方式向北京传递和解信号，但在台湾问题、中国的联合国席位等原则问题上却不肯松动，致使两国关系难有突破。
尼克松政府上台初期做出了一些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姿态，但在所谓“原则问题”上表现出的瞻前顾后以及因收容叛逃的中国外交官而导致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延期等行为，都表明了该政府在谋求对华缓和的道路上并未突破前任的藩篱。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尼克松及其内阁的大部分成员都把中国视为冲突的挑起者，基辛格在回忆录中也透露：国家安全委员会5月15日召开研究小组会议讨论中国问题，过分强调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所谓好斗性，认为美国政策的一个“基本心理目标”，就是改变中国领导人的思想，使其从好斗变为和解(28)。可见60年代那种把中国视为比苏联更具有威胁性的观点，在尼克松政府内仍然很有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考虑与苏联合作来对付中国，包括摧毁其核工业，对于尼克松政府来说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
至于边界冲突怎样会戏剧性地导致美国向中国靠拢的原因，从档案资料反映的情况来看，似乎是苏联在冲突中愈益表现出的侵略意味招致了尼克松政府对其远东战略意图的猜疑。从7月～9月，苏方令边境冲突升级的做法、苏军在中苏边境的异常调动以及苏外交人员对各国态度的试探都令美国高层感到不安。从盟国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多的也是对苏联控制远东地区的忧惧，可能还包括苏联对尼克松政府就联手对华问题的试探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回应。在这种条件下，美国对中国的印象开始发生变化：中国从一个咄咄逼人、不守国际规则的革命国家变成了“勃列日涅夫主义”在亚洲的受害者，同时又是阻挡苏联扩张主义的巨大屏障，如果不能转而支持中国，美国与西方世界在战略上付出的代价将不可估量。正是在这种恐惧感的笼罩下，在尼克松政府眼里，美、中之间的所谓“原则问题”也就不那么具有原则性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美国从台湾海峡撤走驱逐舰正是后来对台政策变化的最早征兆，一系列在过去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措施此时此刻却得以推行，中美关系也由此在70年代初走上了一条曲折但却是不可逆转的道路。
注释：
①参见美国国家安全解密档案馆威廉·柏尔(william Burr)主编《中美缓和与冷战解密文献：1969-1972》第1分册(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 and the Cold War,1969-1972:Declassified U.S.Documents)。该文献集收录了1969年-1972年尼克松领导下的白宫处理对华关系的档案资料，包括尼克松、基辛格关于中国问题的声明；通过第三方与中共建立秘密渠道的努力；巴基斯坦政府在建立中美联系中的作用；1971年-1972年尼克松、基辛格与毛泽东、周恩来的会晤，等等。其中大多数文献，特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来自于美国国家档案馆尼克松总统资料中心(the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Project at the National Archives)。而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的材料是从多家档案馆获得的，其中包括了本文引述的材料。
②参见王奇编著《二战后中苏(中俄)关系的演变与发展》第6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册)第6篇第3章，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③即1963年7月的“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和1966年1月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④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Weekly Review," 21 March 1969,excerpt:" Sino-Soviet Border Remains Uneasy? Top Secret/No Foreign Dissem Source:FOIA Release to Nat' 1 Sec.Archive.
⑤Report,Allen S.Whiting,RAND Corporation," Sino-Soviet Hostilit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Policy" ,16 August 1969,with letter to Kissinger,Top Secret Source:NPMP,NSCF,box 839,China.
⑥⑦Hughes,INR,to Rogers,Intelligence Note," Peking' s Tactics and Intentions Along the Sino-Soviet Border," 13 June 1969,Secret/No Foreign Dissem/Controlled Dissem Source:RG 59,SN 67-69,POL 32-1 Chicom-USSR.另参见《孙子兵法》虚实篇第六。
⑧[美]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册)，陈瑶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27页。
⑨Hughes,INR,to Rogers,lntelligence Note," Peking' s Tactics and lntentions Along the Sino-Soviet Border," 13 June 1969,Secret/No Foreign Dissem/Controlled Dissem Source:RG 59,SN 67-69,POL 32-1 Chicom-USSR.
⑩[美]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31页。
(11)" President Nixon' s Comments to Chiefs of Mission,Bangkok,July 30,1969," Secret Source:RG 59,SN 67-69,POL 7 US/Nixon.
(12)(13)(14)(15)Report,Allen S.Whiting,RAND Corporation," Sino-Soviet Hostilit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Policy" ,16 August 1969,with letter to Kissinger,Top Secret Source:NPMP,NSCF,box 839,China.
(16)State Department cable 141208 to Consulate Hong Kang et al.,re:possible threat of Soviet attack on China,21 August 1969,Secret/Limidis Source:RG 59,SN 67-69,POL Chicom-USSR.
(17)Report,Allen S.Whiting,RAND Corporation," Sino-Soviet Hostilit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Policy" ,16 August 1969,with letter to Kissinger,Top Secret Source:NPMP,NSCF,box 839,China.
(18)(19)Helmut Sonnenfeldt and John Holdridge,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uff,to Kissinger," The U.S.Role in Soviet Maneuvering Against Peking" ,12 September 1969( with annotations by Kinssinger) ,Secret Source:NPMP,NSCF,box 710,USSR Vol.V 10/69.
(20)Memcon,Private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Nixon and Ceausescu,2 August 1969,Top Secret/Sensitive/Eyes Only Source:NPMP,NSCF,box 1023,Memcons-President Nixon and Ceausescu August 2-August 3,1969.
(21)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中美两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官方之间进行沟通的唯一渠道。第一次会谈于1955年8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1958年9月后会谈地点移至波兰首都华沙。1967年，中国政府招回了除驻埃及大使外的所有驻外大使回国参加“文革”，驻外使馆工作由临时代办负责，在华沙举行的大使级会谈便在美国驻波兰大使与中国驻该国的临时代办之间进行。尼克松政府上台后，原计划于1969年2月20日举行第135次会谈，由于此前发生了美国政府收留叛逃的中国外交官事件，中国政府取消了这次会谈，到1970年1月20日才重新恢复。
(22)(23)[美]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33、230页。
(24)(25)Patrick Tyler,A Great Wall:Six presidents and China,New York:Public Affairs 1999,PP.63,47-89.
(26)Cohen,Warren I.America' s Response to China: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P.191.美国对苏、中两个社会主义大国态度的不同还可从陈兼的研究中得到解释。陈兼认为，二战以后的苏联和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虽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苏联和英、美一样，是雅尔塔体制的缔造国，而新中国的建立却是对这个体制的一个突破，作为革命国家的中国更像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而当时的苏联已经成为体制内的大国。正是中国的出现增加了冷战的意识形态意味，也比苏联更不受雅尔塔体制的制约，从而吸引了美国更多的关注。参见陈兼《关于中国和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6期。
(27)FRUS,1964—1968,Vol.XXX,Document 236,237,240,241,244.
(28)[美]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29—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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