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族的起源论及黄帝氏族的发祥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祥地论文,氏族论文,黄帝论文,起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半个多世纪学者的清理，人们已逐渐懂得将传说时代的古帝王视为古代氏族部落的首领，或古代氏族部落的化身了。对于我们的人文初祖黄帝，多数的学者也把他当作古代姬姓部族的祖先，从这个角度对他进行实事求是地科学分析。但是在姬姓黄帝族的起源或发祥地的问题上，由于传说记载的分歧，却至今没有一个较能为多数人接受的说法。翻开史籍，只见东西南北中各地都有关于黄帝活动的记载，一如当年司马迁所说他在各处都可以听到“长老皆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令人无所适从。但是传说毕竟只有一种更接近于历史真实，分歧总是可以通过讨论解决的。我们觉得探讨黄帝氏族的发祥地，一个最便捷的手段，就是从探讨周人的起源入手。因为姬周族人是华夏后裔中唯一与黄帝同姓的部族，他们的活动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黄帝氏族的踪迹。虽然这个问题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有待探索的问题，但只要我们把握住历史的最新成果，实事求是地进行考察，并且敢于跳出旧的古史系统的窠穴，问题是不难被澄清的。
一
诸说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黄帝生于陕西渭水流域的说法。这个说法的主要依据是成书于先秦时代的《国语》，其中的《晋语四》说：
昔少典娶于有
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有氏和少典氏的来历无从解释； 黄帝赖以生长的姬水在何处，亦无注释，但它一定距离炎帝的发祥地姜水很近。这条姜水，历来人们都指为《水经·渭水注》中提到的“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之姜水，地在今陕西岐山县境内。此姬、姜二水，连同它们所汇入的岐水，都属于渭水的支流。是表明姬姓黄帝族出没于陕西渭水流域。
这条文献还把属于姬姓的黄帝和属于姜姓的炎帝写成为一对兄弟，对此，近人或解为姬姜本是同一氏族，并在日后发展成为两个互通婚姻的胞族。由姬姜两支部族自其诞生之日起就结为婚姻，是表明黄帝与发祥于我国西部的炎姜氏族生活在同一地域。
如果相信《晋语》的说法，我们确实可以得出黄帝生长发育在西部渭水流域的结论。我个人过去也持这种看法。但问题的关键是，《晋语》的这项记载明显是出于晚起的传说。即以姬姜间的婚姻关系来说，根据可靠的文献，它只建立在周人的祖先公亶父率领族众进入岐下的周原这个时期。试观周人自己歌颂其祖先诗歌《大雅·绵》的描述；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以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诗言“民之初生”时期的周人祖先公亶父自其原来居住的漆沮河流域，循着水边西行至于岐山之下，适遇见姜姓女子，因而安顿下来，建立了新的家室。这表明姬姓周族人与姜族的姻亲关系始建于文王的祖父公亶父时期，且其住在岐山下（盖即“姬水”所在）的时间亦不得在此之前。
如果我们相信《大雅》为周人历史的真实记录，则《晋语》的记载就只能视为周人迁居岐下之后才开始兴起的传说，所谓炎黄二族共居于岐水边的记载，亦反映了公亶父之后周姜二族的关系。
实际上，我们在其他文献中也再找不出公亶父以前的姬周族人与姜族人通婚的记录，《左传·宣公三年》曾经记载了周族的另一传说中的祖先后稷的婚姻，说“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也只是说“姬姞偶”，即姬姓氏族与姞姓族的婚姻是周人的传统，并未提及姬姜间的婚姻。
《国语·晋语》还记载有黄帝二十五子得姓的传说。据说这黄帝的二十五个子嗣中，“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衣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学者分析说，黄帝诸子同父却异姓的现象，实表明其时虽已进入父系时代，却仍然残留着母系社会的遗制，故有的子嗣继承父姓（如青阳与苍林氏），有的子嗣却继承母姓，此亦表明作为姬姓族的黄帝娶此十二姓族之女为婚，故有子分属十二姓。〔1〕查这十二支与黄帝通婚的姓族中，有姞姓一支，证明《左传》所谓后稷娶姞姓女为“元妃”之事不误。值得注意的是，这十二支姓族中却无姜姓。炎姜在古代社会为著名姓族，并且在周代是与姬周族世通婚姻的，而此项记载与黄帝氏族通婚的姓族中竟无姜姓，这只能表明关于黄帝二十五子得姓的传说来源于较西周（公亶父之后）更早的时代，并在这更早的时代尚无姬姜通婚的事实。当然，也同时反衬出《晋语》关于炎黄二帝共同生长在姬姜二水边的记载为后起的传说。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陕西渭水流域为探索周族的起源做了不少工作。据已发掘的资料，目前在陕西境内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先周文化遗存为处于古豳地的长武碾子坡遗址，其早期居址可追溯到公亶父迁岐以前（殷墟二期）。也有说武功郑家坡遗址为最早的先周文化遗存的，其早期文化层可划入二里岗上层。但在其早期文化层与中晚期之间有缺环，其年代尚有疑问。〔2〕无论何说， 姬周族人在陕西渭水流域的活动都早不过商代中期。这种现象，不正和我们对文献的分析相吻合吗？
二
既然姬周族人并非始居渭水流域，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一种说法是周人来自晋南地区。
此说首由前国学大师钱穆提出，其后有陈梦家、王玉哲等先生拥护此说，我个人以前也是赞同这种说法的。之所以赞同这种说法，主要是受了学界盛行的“周人尊夏”说的驱动，认为周人出于夏后氏族。根据晋南为夏后氏世居地的传统解释，因而认为继夏而起的周人也应出自晋南的“夏墟”。另外，从地名学上考虑，晋南地区同时也散布着许多与周族故居称呼相同的地名，如稷山、周原堡、周阳故城之类，它们可能是周人迁岐以前的故居的称呼。
翻阅近时的论文，学者中赞同并鼓吹此说的人仍不在少数。但是，经过个人冷静的思考，我现在认为周人出自夏后氏后裔的说法实出于误会。周人姬姓，夏人姒姓，二者姓氏不同，古代“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谓周人出自夏人首先就会碰上这个无法克服的矛盾。与此相应，我们在文献中又不止一处地看到周人自别于夏人，不把他们当作自己族类的作法。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左传·僖公三十一年》的一则记载，那上面说，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明言夏后氏族与周人非同一族类。这则记载还谈到作为夏后氏的后裔只是杞、鄫二国，查阅《左传》，则更见杞在春秋时期往往遭到以周人为首的华夏族人的贱视，称之为“夷”。并且这“杞夷”的称呼早在西周时期就已挂在周人的嘴上了。近年发现的作于西周孝王时期的《史密簋》就已如此这般地称呼站在周人对立面的杞人。
那么，《尚书》中周人不止一次地自称“有夏”又作何解释呢？我们说，周人（确切地说，是以周人为首的反商部落联盟）称自己为“夏”确是事实，并且以后我国华夏族的称呼也是从这里来源的。但是周人之称为“夏”，与夏后氏的称为夏是两回事。在《立政》中，周公对成王先谈起“古人之迪惟有夏”，已经表明“有夏”为“古之人”，接着又说到由于他们的后王表现不好而被上帝革去了命，“罔后”，即没有了继承人。之后再说到商的后人如何如何不好， “帝钦罚之， 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体味上下文， 可知这个由周人自称的“有夏”绝不同于过去的“有夏”。一些人惑于两个“有夏”名称的相同，或认为周人出自夏人的后裔，是不符合《尚书》的本意的。
有人说，夏人与周人一样，都是黄帝的后裔。这是不可信的。此说所根据的都是晚起的文献，那时黄帝已被奉为华夏九州人们共同的始祖。故而有了如《大戴礼记·帝系》（包括日后的《史记·五帝本纪》）中那样的古帝系的安排，这种系谱不能反映古代氏族部落的相互关系，是没有疑义的。在较古的文献中，黄帝仅是西方姬周族人的祖先。作为鲧禹部落的祖先，是近东地区（古河济之间）奉为宗教首领的帝颛顼。颛顼与黄帝不出自一个系统。我们看所谓黄帝十二姓中本无东方氏族部落的姓氏，而传为颛顼后人的姒姓（夏后氏属之）、妫姓（有虞氏属之）及所谓祝融八姓，也不与西方氏族部落的姓氏相混淆，即可明了其中的道理。
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进一步体会到，那生长在古代河济之间并由治水起家的鲧禹部落，本与西方不发生干连；他们与居住在晋南地区的所谓“大夏”并不是一回事。换句话说，晋南地区的所谓“夏墟”，亦本不是夏后氏的故居，“大夏”与“夏后氏”也不是一个概念。我们过去往往把文献中这些名同而实不同的具有“夏”这个称呼的共同体都混为一谈，实在是一种遗憾。
总之，周人与夏后氏没有什么关联，晋南不是姬周部族的发祥地，更不是黄帝的故居。至于晋南地区存留的那些与周族发祥地名称相同的地点，或许只应是日后西周封建子弟从关中旧地带去的称呼。
那么，周族是否来自西方呢？现在看来，也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关中以西的甘青地区乃是姜姓族人，也就是羌族的发祥地，他们自西向东地发展，在比周人来到关中更早的时候，就已居住到了陕西渭水流域。现在陕西地区的考古发掘也已证明，关中地区的炎姜文化（刘家）来源于西方的寺洼文化和辛店文化，再早，则是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
比较可信的，看来还是一些学者主张的周人来源于分布在晋陕之间的白狄族的说法。已故徐中舒先生于此说主张最力。他认为后稷与其母亲姜嫄的传说实起于周人与姜族通婚并从姜姓母家那儿学得高等农业以后。周人真正的祖先应自不窋开始，而不窋以下直至公亶父之前周人皆居于长林茂草野猪出没的黄土高原地带（即古代的豳原），从事着粗耕农业，兼以采捕游猎为生，其风俗习性皆同于戎狄〔3〕。徐先生的说法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我们看文献谈到周族自不窋时代“自窜于戎狄间”，显然就是过着戎狄的生活。所谓“及夏之衰，弃稷不务”云云，不过是周人为自己出自戎狄的这段历史所作的回护而已。
不少学者还注意到，直到春秋时期，在晋陕一带仍旧散布着不少姬姓族的白狄，如晋陕间黄河两岸的狐姬、渭滨的骊姬及太行山东西麓的鲜虞等等，说明在白狄与姬周族之间并不存在着种姓或族类的区别。他们之间的差别，仅仅是日后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造成的。自周人主动“贬戎狄之俗”而与居住在渭水流域的古老的姜姓部族结合在一起以后，便从原来的白狄部落群团中分离开来，而当他们灭掉商朝建立起新的王朝之后，就更以华夏自居，反把自己原来的族类视为“狄”。后人不知，以为周人自古以来就是礼仪文化高于周围部族的“华族”，实在是为以后周人回护自己的文字所误。
周人出自戎狄，作为其祖先的黄帝自然也出自戎狄了。在这一点上，田昌五先生的看法也是正确的。在其所著《中国古代的氏族和部落》中，他便将奉黄帝为始祖的部落归入古戎狄部落之首〔4〕。 他还注意到文献中包含着这样一些说法，如《山海经·大荒西径》谈到：“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白狄。”《大荒北经》亦言：“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是表明黄帝与后来的戎狄（包括白狄）之间的渊源关系。需要对田先生补充说明的是，上述与黄帝有着渊源关系的仅是戎狄部落中属于姬姓族的白狄，出身于媿姓部落集团的赤狄与来自西方的姜戎氏族是不应算在其中的。这其中须要考察的是所谓犬戎。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犬戎与先前的
狁及日后的匈奴是同一族别，这是没有根据的。过去王国维仅从犬（畎）字发音及其居于“大原”这一点即作出这一判断，是不足为凭的。仔细斟酌文献，人们即可发现，所谓犬戎实际往往就是居住在骊山下的骊戎的另一种称号。《潜夫论·志氏姓》说：“隗姓赤狄，姮（姬）姓白狄……短（姬）即犬戎氏，其先本出自黄帝。 ”说与《山海经》同，并直以犬戎属于姬姓。是犬戎与骊戎相同姓氏。《史记·周本记》言文王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它书中，骊戎多作“犬戎”。如《逸周书·王会》：“犬戎文马，文马赤鬣缟身，目若黄金，名吉黄之乘”，《驿史》卷十九引《六韬》云：“太公与散宜生以千金镒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于是得犬戎文马……”。此外，如《山海经·海内北经》、《说文》等皆有此说法，是表明犬戎与骊戎乃一而二、二而一之事。《史记》记载，当姜姓的申侯与周室关系尚融洽时，曾与骊山氏互通婚姻，后来申侯与周室闹翻，便召来犬戎灭周幽王于骊山之下，于此亦可见所谓犬戎即居住在骊山下的骊戎。
当然，我们也还须指出，文献中的犬戎又往往并不单指骊戎一族，而应当是散布在各地的许多非华夏集团的姬姓氏族（所谓“姬姓之戎”）的泛称。《国语·周语》言穆王迁戎于太原，这被迁到“太原”的犬戎，即应是犬戎的另一支。《穆天子传》中亦有犬戎，其居址在晋东北与冀北交界的雷水（即
水）和雷首山附近，是又一犬戎。另外，《左传·闵公二年》谈到“虢公败犬戎于渭汭”，则渭水与黄河交汇处亦有犬戎。
综观上面所例举作为黄帝后裔的姬姓白狄、姬姓犬戎（犬戎是否可以与白狄划上等号，尚可进一步考察）乃至早期的姬周族分布状况，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主要居住在东至太行山、西至陕北高原，南到渭水之滨、北到晋东北与冀西北交界处的广大范围之内，这正是我们考察黄帝氏族发祥地的基本出发点。
三
关于黄帝氏族的发祥地，除了我们上面列举的陕西渭水说之外，目前尚有中原新郑说（谓黄帝出生在河南中部的新郑）、古寿丘（即今山东曲阜）说和古涿鹿（在今河北涿鹿县境）说几种。第一种说法我们已经分析了它的晚起的性质。中原说和寿丘说实际上比第一种说法产生更晚。比较可信的，还应当是黄帝族发祥于古涿鹿一带的。
众所周知，“黄帝邑于涿鹿之阿”的说法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在这篇专记古帝王生平的传记中，太史公一则曰“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再则曰黄帝“邑于涿鹿之阿”。《正义》曰：“涿鹿，山名。涿鹿故城在山下，即黄帝所都之邑于山下平地”。作为我国史家的不祧之祖，司马迁治史的严肃性是不言而喻的。根据他自己的介绍，他在做出这番叙述之前，还曾特地到涿鹿地方考察过。对于文献记载及长老杂说，他皆经过了自己“好学深思”的过滤，最终“采其言尤雅者”而著为黄帝生平的传记。应当说，司马迁的态度是谨慎的。
但是我们的前人往往习惯于华夏族自古以来即居于中土的思维模式，他们想象作为华夏族的祖先，并且以“土德”王的黄帝也一定居住在中原或其它文明发祥充分之地。他们不理解为什么黄帝要在涿鹿那片塞外苦寒之地建立自己的都邑，因而他们宁肯相信黄帝居于渭水流域，或居于中原新郑，或生于曲阜鲁地的传说，而对太史公的记载抱将信将疑的态度。现在，我们既然已经证实了黄帝后裔多属于戎狄，黄帝本身乃众狄之祖的说法，这一问题似乎已将近得到解决。因为戎狄自古以来即被人视为塞外的当然的居民。但为了使问题得到更加完满的解答，我们愿意继续与大家一起探索当年司马迁之所以认黄帝邑于涿鹿之阿的理由。
我们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大约应是有关周初封黄帝之后于蓟的历史记载。按周封黄帝之后于蓟的记载始见于《礼记·乐记》，然而《史记·周本纪》却说是“封黄帝之后于祝，封帝尧之后于蓟”，似乎《乐记》的记载有问题。但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却又说“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是仍当以封黄帝之后于蓟的说法不误。诸书记载黄帝的后人直到周初仍居住在蓟这个地方。蓟的所在，位于今北京市的西部。其西面即今京西的西山山地，山中有古水（即今永定河，其上游称桑干河）流出，经蓟城南流过。在山之西北面，即古涿鹿城，桑干河亦从城南流过。今北京西北面的官厅水库，原亦是古涿鹿人生息繁衍的场所。不难想象，居住在涿鹿一带的黄帝后裔的一支，不知何年何月顺桑干河流而下，越过西山山口，来到山东南麓的蓟城住下，因而在周初有幸成为受周武王分封的诸侯。
说黄帝及其后裔在这一带生活，还可以找到不少旁证。上文提到，居住在雷水和雷首山附近的黄帝后裔犬戎氏的一支，便在这一带居住。据《穆天子传》，周穆王西征的路线是从成周（称宗周）出发，自南往北，先要经过漳水、钘山（今河北井陉一带）， 再“北循滹沱之阳”，才到达犬戎所居住的雷水地区。滹沱河原出今晋东北，东出太行后，流入今冀中石家庄地区。顺着滹沱河上游往北行走到达的雷水，无疑便是发源于晋北而后又东流至冀西北境内的桑干河，故雷水应即水，雷首山即今晋北雁门关附近的累头山。有关地理考证，过去唐兰先生及顾实的《穆天子传讲疏》已分析得明明白白，勿庸多虑。
我们还注意到，前人盛称的黄帝“正妃”嫘祖，应当也出身在这一带。她的名字显然便因水而起。实际上，这位嫘祖的真名应叫方雷氏。《国语·晋语》：“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汉书·古今人表》：“方雷氏，黄帝妃，生玄嚣，是为青阳”。可见为黄帝生下嫡系长子青阳的方雷氏便是黄帝的正妃嫘祖。 方雷氏的得名应当很早。 西周初期的铜器《师旂鼎》铭曰：“唯三月丁卯，师旂众仆不从王征于方雷，使厥友弘以告于伯懋父”。可见《国语》关于方雷氏的传说并非向壁虚造。方雷氏的所在，又可与同时期的《吕壶》铭文加以比较。其铭曰：“唯三月，伯懋父北征，唯还。”两器铭文内容皆涉及征伐，时间皆在三月，并皆有伯懋父（即卫康叔子康伯髦）主持其事，显然所叙述是一次征伐。由是可知方雷氏在伯懋父北征的方向。伯懋父为卫国封君兼王朝卿士，则处在其国北方的方雷氏自应在今河北省境内。唐兰先生考证此方雷氏即《穆天子传》“东至于房”的房，在今河北省中部的高邑县境内〔5〕。此说虽未必，但大致方位是不错的。 其地与冀西北的涿鹿县境相去不远。或者方雷氏至周初已稍稍沿太行山麓南移，但仍在距其故地不远处栖息。
穆天子（即周穆王）所到过的房国，文献记载它正属黄帝十二姓之一的祁姓。《国语·周语》说“昭王娶于房，曰房后”。《通志·氏族略》、《唐书·宰相世系表》等皆以房为祁姓。如将以上线索联系起来看，则“黄帝妃”方雷氏所在的姓族亦正属于祁姓。此亦证明有关黄帝与方雷氏的故事并非虚拟。此外，《大戴礼记·帝系》还提到：“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汦水”。此书中嫘祖所生的青阳居于汦水。汦水所在，亦在河北中部高邑附近，此由近年元氏县发现的周初铜器臣谏簋可证。
今河北北部乃至中部一带，是上古时期北方民族和中原民族往来交融的地区。考古文化，包括分布在这一带的上至龙山时期，下至与中原夏商时期相对应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许多遗迹，皆可提供这方面的事实根据。黄帝所处的时代，一般认为应在龙山文化时期，其时冀西北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往往含有大量的细石器遗存，说明这一地区应属半农半牧式的经济类型。这正与传说中黄帝氏族的戎狄身份相对应。其后，燕山南北地区整个纳入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范畴，其文化类型仍旧继承了前一时期的半农半牧性质。从各地出土的陶器制作水平看，甚至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还有所下降。不少遗址都发现了北方系统的青铜器和相关器物，如铜镞、铜刀、铜耳环和铜指环之类，它们都应是游牧民族文化遗存。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文化遗存一直南渐到河北中部保定地区，而与此地的先商文化交错并存〔6〕。这种现象， 是否与黄帝氏族后裔的南移具有某种相应的联系呢？
过去谈黄帝发源于渭水流域的学者，多主张黄帝氏族的后裔自渭水东移，过晋陕间的黄河，入晋，再经由太行山各处山口东出至华北大平原，一直到今燕山山脉的南麓。而今经我们的考证，黄帝氏族的迁徙路线倒是与此正相反，它由冀西北这块发祥地南移，或向南，沿太行山麓，入于今河北省中南部地区；或由桑干河上游向西南方向，越过管涔山，而达于秦晋高原，再由秦晋间的黄河及北洛水、泾水诸水系而最终达于渭水流域。想必人们还记得司马迁《史记》记载黄帝的坟墓在陕西境内的桥山之上，此桥山，今人皆认为在今陕北的黄陵县，实则在汉阳周县境，即今子长县境内，比黄陵县更北偏东数百里。过去人们不明白生长在渭水流域的黄帝为何要将自己的坟墓留在陕北的荒原上，而今看来，这陕北高原正是黄帝氏族由北而南迁徙的一个中转地。当年黄帝氏族曾经长期居住在这一地区，因而留下自己的遗址。如此理解问题，岂不是对所有有关黄帝的传说都顺利地得到清理了吗？
注释：
〔1〕杨希枚《国语黄帝二十五子得姓传说的分析》，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4本下册。
〔2〕张长寿、 梁星彭《关于先周青铜文化的类型与周文化的渊源》，《考古学报》1989年1期。
〔3〕徐中舒《先秦史论稿》页115～117，巴蜀书社，1992年。
〔4〕《中国古代的氏族与部落》， 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页136，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
〔5〕《周昭王时期的青铜铭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辑页41。
〔6〕参阅郑绍宗《河北考古发现与研究》， 载《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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