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四角”经济区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区论文,区域经济论文,协调发展论文,四角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大中部”是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
区域协调发展是任何一个成熟发达大国的必然要求和结果。世界各主要发达大国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区域发展差异也显得各不相同，但按各自区域标准表现出来的区域差距都在(人均收入或GDP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比)1.20倍左右，也就是说人均收入或人均GDP最高地区不会低于最高地区的80%(欧盟是75%)。2012年我国新东部与中西部(具体划分见下文)人均GDP之比为1.76倍，人均GDP最高的天津与人均GDP最低的甘肃之比为4.74倍，均远远超过国际指标的要求。解决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问题的关键在于尽快促进“大中部”地带的崛起。
(一)重新划分我国区域合作体系，突出体现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之所在
现行三大地带的划分存在许多问题，难以适应新形势下我国统筹区域发展的要求。随着打造经济升级版新的治国理念的形成，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思想的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引导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中央有关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结构调整的重大任务。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要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困难地区的扶持力度。”在这个新的统筹区域发展的方针指导下，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思路将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我国经济区划的调整以及区域经济体系的建立①。
1.未来我国区域经济体系的基本框架
统筹区域发展和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区域经济体系。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一个完整的区域经济体系应当包括以下四个层次。一是宏观区域经济格局的划分。目的在于从全国区域经济的整体上，以揭示一个大国区域经济的基本态势和特点。划分的依据主要是，在宏观自然条件背景下(如与海岸线的距离、宏观地形地貌以及地带性水热条件等)，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与城镇分布密度以及宏观区域政策的制定等因素。按照这些因素，美国将全国划分三大区，即大西洋沿岸到落基山脉以东的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以及落基山脉以西到太平洋沿岸的西部地区。目前，我国宏观区域经济也被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带。二是综合经济区域的划分。主要目的是统一规划和建设大型跨区域性基础设施项目，如区际高速公路、铁路以及航运等交通线路与枢纽工程、区际通信工程、大型水利工程等等，以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创造必要的硬件条件。划分方法是以省区为基本单位(保证行政区的相对完整)，根据省区间经济联系程度、宏观空间区位、资源与产业结构特征、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文化风俗等区域特征因素，按照统一规划与建设基础设施、省区临近、行政区划完整并不打破上一级经济区划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大体一致等原则，将若干临近的省区划分为一个综合经济区。美国经济分析局在三大宏观经济区的基础上，在不打破其界限的条件下，进一步划分了八大综合经济区(BEA Regions)，即新英格兰地区(New England)、中东部地区(Mideast)、大湖地区(Great Lakes)、平原地区(Plains)、东南部地区(Southeast)、西南部地区(Southwest)、落基山脉地区(Rocky Mountain)和远西部地区(Far West)等②。我国“九五”时期划分了七大综合经济区，但实际上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同时也与现行三大地带不相衔接。三是标准经济合作区的划分。这个层次的经济区划主要是着眼于在较细的产业分类层次，甚至产品层次上，建立合理的区域分工与合作关系，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体系。事实上，这个层次的经济区划是最实用、最关键的经济区划，是奠定整个空间经济布局的基础。划分方法是以县为基本单位，根据自然条件的同质性、要素禀赋的相似性和产业发展的关联性，按照以区域主导产业发展为核心，区域产业集群为依托，分工协作为纽带、共同区外市场为目标等原则，将若干临近的县域划分为一个标准经济区。2004年11月，美国经济分析局发表了最新的美国标准经济区(BEA Economic Areas)划分方案，该方案将全国划分了179个标准经济区(其中包括美国联邦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最新公布的120个联合统计区(Combined Statistical Areas，CSAs)和29个大都市统计部(Metropolitan Divisions))。目前，我国尚没有划分过这样正规的标准经济区。四是城镇群地域的划分。目的在于建立生产与生活一体化的基本区域经济空间，实现统筹城乡发展以及城乡一体化的目的。划分方法是以点状的城镇为基本单位，根据城镇辐射能力和范围、生产与生活基本在城镇群内完成以及城乡建设一体化等要求，按照以一个或几个较大的城镇为中心、城镇间交通通信网络完整以及人口与产品交往达一定密集程度等原则，将相邻而彼此联系紧密的城镇划分为一个城镇群。2003年6月美国联邦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公布了最新的城镇群地域的划分方案，该方案包括361个大都市统计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MSAs)和573个小都市统计区(Mic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一般而言，由于城镇群是按照城镇的辐射影响范围对区域空间的一种区划，而有些比较落后的地区尚没有获得城镇的辐射影响，因此，城镇群划分的区域往往是不能覆盖整个国土范围的。
以上四层次区域合作体系将与行政区划体系以及各类政策区域体系共同构成我国完整的区域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我国区域经济体系尚处于形成的初级阶段。建立完整的区域经济体系需要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而且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目前，我国区域经济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建立和完善一个更加合理的宏观区域经济框架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划分一个为大家能够接受的综合经济区体系，至于建立完整的标准经济合作区和城镇群地域体系恐怕是以后几个五年规划的任务了。
2.未来我国宏观“新三大地带”的划分
“七五”时期确定的现行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是从建国初沿海、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划分演变而来的。该划分方案大体反映了我国宏观区域经济的发展条件、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由东向西逐步递减的基本态势，方案形成后，虽有一些微调，但基本格局变化不大③。然而，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五个统筹”，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来看，现行东中西三大地带划分的方案，却存在许多明显的缺陷，需要进行大的调整，才能满足“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从总体上看，现行东中西三大地带划分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未能反映出我国人口和城镇分布基本态势。在我国农耕区与牧业区存在着明显的人口和城镇分布密度的巨大差异，这两类区域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是完全不同的。显然，如果不加以区别将难以有效地揭示我国宏观区域格局的一个基本特征。二是未能反映出我国区域经济空间变化最大梯度之所在。事实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变化差距最大的地方出现在现行东部与中部之间，而中部与西部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很小。也就是说，从经济发展水平看，我国东部是相对发达的地区，而中西部基本上都应当属于相对不发达地区。三是难以作为进一步划分综合经济区的基础。现行三大地带的划分明显地将一些具有整体性的区域经济实体分割开了，如东北地区、黄河上中游地区以及长江上中游地区、青藏高原地区等等，这样就难以将其作为进一步划分综合经济区的基础。
“新三大地带”划分需要考虑如下问题：一是贯彻“以人为本”思想，充分考虑我国人口和城镇分布的基本状况。从我国宏观空间腹地条件来看，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国著名的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就指出，黑龙江的漠河到云南的腾冲一线是我国宏观空间腹地条件差异的一条重要的分界线，这条线两边是我国人口和城镇分布密度变化的鸿沟，而不是平滑的过渡，表明该分界线具有突出的重大意义④。该线以西以北地区主要包括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以及云南西部、四川的西北部和黑龙江的西北部，为了统计的方便，这里按完整的省区建制将范围确定为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古等4个省区。这4个省区人口和城镇密度均不足50人/平方公里的水平，远离我国海岸线、地形以山地为主、水热条件差。该线以东以南地区包括除以上4个省区以外的所有省区。这些省区人口和城镇密度均高于50人/平方公里，临近海岸线、地形中平原比重高、水热条件适中。这条线决定了我国人口和城镇分布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型区：该线以东以南地区，面积占全国的一半，但是人口与城镇在全国的比重均高达96%左右，是我国人口和城镇密集地区；而该线以西以北地区，面积也占一半，而人口与城镇在全国的比重仅为4%左右(见表1)。二是要考虑我国宏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我国区域经济受海洋和国际市场的影响较大，与海岸线的远近反映了与世界市场距离的远近和交通的便利程度，由此决定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由东向西逐步递减的基本趋势。当然，这种变化趋势主要出现在现行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之间，而现行中部和西部省区基本上处于同一个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因此，从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看，中部和两部许多省区应当划为同一地带⑤。三是增加中部范围，充分体现“抓两头、带中间”和“中间突破”两大区域发展战略的有机结合。一个稳定的区域经济体系同一个稳定的国民经济体系是一样的，都需要建立一个尽可能大的中等发展水平的地区。将现行西部地区的人口和城镇密集省区与中部地区合并在一起，划分为一个新的中西部地带，增大现行中部地带的范围，将有利于我国统筹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⑥。
“新三大地带”划分方案。根据以上考虑，本文提出如下我国宏观区域经济的“新三大地带”的划分方案(见表2)。——新东部地带。该地带包括东北及东部沿海地带，即辽宁、吉林、黑龙江、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等13个省区(今后在统计上还将包括港澳地区和台湾省)。与原东部地带相比，多了吉林和黑龙江2省区，避免了将东北地区分割为不同地带的做法，使该地带的整体性有所提高。——大中部地带。包括重庆、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江西、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南、云南、贵州和广西等14省区。与原中部地带相比，少了吉林和黑龙江2省区，多了重庆、四川、陕西、甘肃、宁夏、云南、贵州和广西等原西部人口与城镇较为密集的地区。——远西部地带。包括内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4省区，是我国人口和城镇十分稀疏的陆地边疆地区(除青海外)，由原西部地区的人口与城镇稀疏的省区组成。
3.未来我国“7+1”大综合经济区的划分
“九五”时期，我国提出了一个七大综合经济区的方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如该方案没有覆盖我国的全部国土、各经济区之间存在彼此重叠的现象等等，这个方案后来并没有坚持下来。目前，在统筹区域发展的要求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加速发展的情况下，在新的三大地带划分方案的基础上，有必要重新考虑划分我国的综合经济区。综合经济区划分原则包括：在以上新的三大地带划分方案的基础上，借鉴美国将全国划分三大区(北部地区、南部地区和落基山脉以西的西部地区)，并在不打破三大区界限的条件下，将美国全国划分为八大综合经济区的经验，按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近、省区行政区划完整并相邻、未来开发的方向与模式基本一致以及具有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密切合作的需要等原则，提出如下我国新的“7+1”大综合经济区的方案，由此形成我国新的三大地带“7+1”大综合经济区的两个层次区域经济体系划分方案，以初步建立我国各具特色和功能各异的区域经济体系。根据以上原则，在我国新的“新三大地带”划分的框架内，提出如下“7+1”大综合经济区方案⑦(见表3)。
新东部地带进一步分为：——东北综合经济区。振兴老工业基地，建设成为全国重型装备和设备制造业基地；继续发挥资源优势，保持能源原材料制造业基地的地位。以机械、汽车和电力设备为主，振兴装备工业。强化长春汽车工业基地和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的建设，强化哈尔滨全国电力设备制造基地的建设。农业以玉米、大豆和甜菜为主，建设成为全国性的专业化农产品生产基地。继续建设好能源原材料基地建设，石油以大庆油田为主，包括吉林的扶余油田等，煤炭有鸡西、鹤岗、双鸭山和七台河等，注意发展后续产业，加快以吉林石化为主，包括大庆石化在内的石化工业的发展，在未来俄罗斯输油管道的建成后，建设成为全国又一个大型化的石化工业基地。——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该经济区是我国首都所在区，经济、文化和信息发达，人才高度聚集。今后，要充分发挥人才、知识密集以及信息中心的优势地位，建设成为全国最有实力的高新技术研发和制造中心；加强区内的交往与合作，以京津大都市圈和山东半岛城镇群为依托，加速区域一体化进程，尽快形成又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城镇群。——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或长江下游综合经济区。发挥金融中心的优势，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性金融中心；发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雄厚的轻重工业基础优势，建设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多功能的制造业中心，特别是轻工业装备产品制造中心；加大企业研发能力的培养，建设全国又一个高新技术研发和制造中心。——东南沿海综合经济区。保持我国最大的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引进地区的地位，建设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基地，成为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的基地；建成我国最大最重要的高档耐用消费品和非耐用消费品生产基地；建设具有全国意义的高新技术产品制造中心。
大中部进一步分为：——黄河上中游综合经济区。继续发挥能源原材料的优势，建设成为我国最大的煤炭开采和煤炭深加工基地，天然气和水能开发基地、钢铁工业基地(太钢和舞钢等)、有色工、业基地(山西铝厂、中州铝业等)。加大兰州、洛阳和太原等老工业基地的改造，用先进装备技术改造传统的机械工业，建成我国重要的以拖拉机为主的农用机械、以矿山冶金设备为主的重型机械以及以轴承为主的通用机械零部件的制造业基地。以西安、兰州为核心进一步聚集生产要素，建成中西部装备制造业中心、高新技术产业密集发展区。进一步加大对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提高本经济区可持续能力。——长江上中游综合经济区。是我国中西部地带人口和城镇最稠密的地区。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建设以水稻和棉花为主的农业地区专业化生产基地，以及建立在农产品基础上的深加工工业。建设以钢铁和有色冶金为主的原材料基地(包括武钢、重钢、马钢和萍乡钢铁厂等；有色金属产业主要包括湖北和江西的铜业、湖南的铅锌业和合金业与江西的钨业等)。加大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力度，建设全国第三大汽车工业基地(武汉)以及其它交通设备工业基地(重庆的摩托车制造)⑧。——珠江上中游综合经济区。发挥生物资源优势，建设中草药和生物制品研发与生产基地。进一步开发巨大的旅游资源，建设以桂林山水、昆明春城风光、贵州黄果树瀑布以及少数民族风情为特色内容的沿珠江旅游风景带。依托北部湾港口群，建设我国西部地区便捷的出海口。
远西部地带由于经济规模小，而且未来发展方向和思路基本一致，可不再划分，形成一个大综合经济区(同时也是一个宏观经济带)。
(二)“大中部”是我国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地带
按“新三大地带”的划分，我国宏观区域经济发展呈“东西高、大中部低”的“V”格局，“大中部”塌陷现象十分明显，而且还仍然处于塌陷之中⑨。
1.大中部是我国人口数量最多、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地带。大中部面积占全国的32.6%，人口占53.1%，人口密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3倍。2003年，该地带生产总量占全国的33.0%，人均生产总值仅为6680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62.1%；所有的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地区。目前，该地带尚处于点轴开发阶段，主要开发轴线有东西向的黄河沿线地区、陇海线、长江沿线地区和珠江沿线，以及南北向的京广和京九沿线、太焦线—焦枝线—枝柳线沿线地区等。未来中西部地带将继续空间开发轴线的完善和建设，开始向网络开发方向发展。进一步加强上述主要轴线的开发，同时注意开拓其它轴线的开发，如同蒲线、西神线—西康线—襄渝线、湘赣—湘黔—滇黔线、川黔线—黔桂线、成昆线—南昆线等，以形成网络开发的基本框架。加速以武汉为中心的城镇群、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城镇群、以九江和芜湖中心城镇群、长株潭城镇群、以郑州为中心的城镇群等。加强汾河流域、陕西渭河流域、淮河流域、汉水流域、成都平原以及贵阳平坝、昆明盆地、南宁盆地和郁江—浔河平原等腹地建设，使它们成为人口和城镇进一步聚集的中心地区。在产业上，要紧紧抓住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机遇，大力发挥重工业比重高、装备工业基础条件好、地理位置居中、劳动力资源丰富等优势，按照经济内部大循环的要求，建设成为主要满足我国国内市场需求的各种装备和设备等投资品以及各种农副产品加工生产基地；逐步接受从东部沿海地区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建设成为我国最大的非耐用日用消费品的生产基地；开发优势资源，大力发展石油天然气开采业(陕西和四川)，进一步加大对水能资源的开发力度；积极开发丰富的生物资源，建设中草药和生物医药制品研发和制造中心；依托“三线”建设的工业基础，发展中西部特殊用途的电子机械装备，加快工业化建设的步伐；依托人才密集条件，建设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地区；大力积极发展旅游业。
2.新东部地带是我国地区经济发达地区，面积仅占全国的17.80%，人口占42.9%，人口密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41倍。2003年该地带生产总量占全国的63.6%；人均生产总值达15936元，为全国平均水平(按各省区实际值计算，下同)的1.48倍；除河北、吉林和海南等省区人均生产总值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它省区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该地带经济发展已开始进入网络开发阶段。京津唐城镇群、辽中南城镇群、长江三角洲城镇群和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已基本形成，而且沈哈沿线城镇带、胶东城镇群和闽东南城镇群也已见雏形。今后，要进一步积极地推进东北及东部地带城镇化进程，使一些有条件的中等城市发展成为大城市，并在中心城市周围积极发展小城镇(这一方面为大城市解困，另一方面也能进一步完善城镇群功能)，促使东部这些城镇群逐步连接起来，初步形成从东北地区开始由北向南沿交通线分布的大城市群带，实现更大范围内的区域一体化和网络开发。未来该地带将继续成为吸纳区内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力军，进一步提高人口和城镇的聚集程度，争取使该地带人口比重向其经济比重靠拢。通过吸收中西迁移人口，减轻中西部人口对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压力。在产业发展上，要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以装备制造业和高档耐用消费品为主(如装备工业和汽车工业等)。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同时，为国内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工业化所需的装备和设备，成为我国地区经济的装备部(地区分工与特色)。
3.远西部地带是我国三大草原和五大荒漠的主要分布地区，面积占全国的近一半(49.8%)，人口只有全国的4.0%，人口密度远远小于全国平均水平，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8.0%⑩。2003年，该地带生产总量占全国的3.4%，人均生产总值仅为9168元，高于中西部地区，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5.3%；所有的省区经济发展水平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人口少，国家扶持政策力度较大，因此该地带居民生活水平比中西部一些省区还要高一些。目前，该地带开发处于驻点开发初期，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大城市还不多，今后地区开发的结果也只能达到稀疏的局部性点轴开发阶段，不可能达到也没有必要进行网络式的开发。未来远西部地带要根据人口和城镇稀疏地区的特点，继续以生态环境建设为主，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继续调整农牧业产业结构，改变不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生产方式，加大草原保护和开发力度；进行优势资源的上规模和采取先进技术的开发，特别是进一步加大能矿资源的开发，并在资源开发的基础上，积极发展能矿后续加工工业；资源开采要尽量依托现有城镇，以实现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目的，应当注意采取“候鸟”式的开发模式，以避免“矿枯城衰”现象的发生。
(三)“大中部”崛起是解决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关键地带
显然，之所以说“大中部”崛起是解决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关键地带，是因为这个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地带，目前依然在塌陷之中。“中部兴、全国兴”，按照“牛肚子”理论，只有大中部兴起来了，全国大部分人口才能兴起来，全国才能兴起来。尽快扭转大中部塌陷，并促其崛起需要实施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和目标。要在国家必要的支持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使大中部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定比例，如10%左右，这样才有可能通过大中部的崛起，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现。为此可以考虑按照以下三步来实现大中部地区的崛起发展(11)：
第一步是缩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距离，即从2005年到2010年，利用“十一五”时期5年的时间，使大中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缩小到75%左右。这就要求到2010年，大中部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的比重达到与其人口在全国的比重75%的水平，也就是说，由2005年的34.0%(估算值)，提高到38.5%左右。要完成这一目标是需要做出十分艰巨的努力的。2012年仅提高到35.5%，依然没有达到要求，尚需继续努力。
第二步是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即从2010到2020年，利用10年的时间，使大中部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这就要求到2020年，大中部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的比重达到与其人口在全国的比重一样的水平，也就是说，由2010年的38.50%，提高到51.3%左右。这个难度将更大。
第三步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即从2020到2030年，再利用10年的时间，使中部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0%的目标，从而以实现崛起的目的。这意味着，大中部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的比重，要由2020年的51.3%继续提高到2030年的56%左右。
二、“中四角”经济区建设是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中之重
在大中部的长江中上地区中，按照区位条件又可分为长江上游地区的川渝地区和长江中游的鄂湘皖赣“中四角”地区，这两个地区都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相比较而言，按照区位条件和梯度开发的要求，“中四角”地区具有更大的优先发展的机会和条件。
(一)“中四角”经济区在“大中部”区位条件最好
从“点轴模式”看，中国区域经济框架大体上呈现出“弓箭型”格局。其中，弓背、弓弦以及弓箭。在这个“弓箭型”格局中，“中四角”地区居于弓弦与弓箭交接点上，是整个弓箭的发力点，具有居中“天元”的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根据其独特的居中的区位条件，大中部地区是实施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的最佳选择。区域经济发展有外向型和内需型两种基本模式，它们各有其长处和不足。就外向模式而言，其长处是，能有效参与国际分工，获得专业化、规模化、技术进步较快等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不足的是，受国际经济和贸易波动的影响较大，对国际分工层次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被动性大，稳定性差。内需模式长处是，有利于综合发展，经济发展主动性大，稳定性相对较高；缺点是效益低，技术进步慢，缺乏活力。事实上，在当今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除极少数国家和地区外，极端封闭的纯粹内需型发展模式已很少见到，多数情况是外向和内需在某种程度上的结合模式。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这两种模式的适应程度也不同。一般说来，面积较小、人口较少、发展阶段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多采取外向型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而面积较大、人口较多、发展阶段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则多采取内需主导的内需和外向结合的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在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和由该理论直接引申出来的“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我国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大大地增进和提高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实力和水平，也带动了全国其它地区经济的相应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仅靠外向型经济难以继续确保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难以有效解决我国经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一方面曾经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新经济能够彻底消除经济周期的预言并没有实现，世界经济仍然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各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和欧盟一些成员国，出现了较长期的经济衰退，美元不断贬值，世界贸易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对我国对外贸易将产生一定影响。另一方面，我国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虽然未来继续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但难度也越来越大。国际上新竞争者的不断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对我国出口商品反倾销诉讼案件增加等等，都将制约我国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健康的发展(近年来，外贸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呈下降趋势)。另外，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还面临着许多难题，如“三农”问题、就业问题和基础设施落后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仅靠外向型经济是不够的，要继续保持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健康的发展，就必须寻求新的出路。事实上，与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外向型经济相对应的是以满足国内需求的内需经济，可相应地称之为“国内经济大循环”，是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另一个轮子。近年来，扩大内需，积极发展内需型经济已成为保持我国经济较快增长的重要政策措施之一。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与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大力发展内需经济是并行不悖的。应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争取它们的长处，克服它们的短处，以更加有效地实现我国经济快速健康协调的发展。
总之，无论是外向型经济还是内需型经济，“中四角”地区都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不充分利用这样居中的优势，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将失去有力的支撑点。
(二)“中四角”经济区在“大中部”发展增长潜力最大
大中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地区，同时又是增长潜力最大的地区，特别是“中四角”地区。与长江上游地区的川渝地区相比，“中四角”地区无论是在人口与市场需求、出口便利条件、经济总量与产业结构、土地与耕地面积、基础设施建设条件等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近年来，在实施扩大内需、西部开发、中部崛起等一系列战略中，极大地唤起了“中四角”地区增长潜力，为控制地区差距继续扩大、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建立内需型经济，使中西部拥有了更多的参与发展的机会。事实上，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就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扩大了内需，又促进了中西部经济的发展，同时还有利于我国内需型经济的发展。由于东部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地区，因此建立内需型经济的任务实际上就落在了中西部地区的肩上。而大中部，特别是“中四角”地区由于其相对较优越的居中的区位及已有的工业基础条件，有可能成为建立内需型经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最佳地区。
三、“中四角”经济区建设的战略构想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和中国区域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地中海为起点不断向西推进的过程，即由环地中海、大西洋东部沿岸(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尼德兰等)、英吉利海峡、大西洋西部沿岸(美国东海岸)、太平洋西部沿岸(美国西海岸)、日本(德国)战后恢复、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中国东部沿海地带等。按照这样一个区域经济崛起的轨迹，我国大中部，特别是“中四角”地区的崛起，就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区域经济必然选择。抓住这样的机遇，从优化空间布局、发展阶段以及区域协调等几方面看，未来“中四角”地区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如下(12)。
(一)建设成为长江流域的龙身，全国第四增长极
改革开放以来，按照建立我国沿海和沿江的“T”型宏观区域经济格局的构想，我国沿海地区快速发展，目前已基本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改革开放初广东省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环渤海三大全国性的经济增长极，有力地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然而，沿江地区由于地处内陆，应该形成的全国性的增长极没有建立起来。在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中，大中部地区成为协调我国东西部协调发展的杠杆和桥梁地区。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进一步突显了我国大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性。空间市场一体化是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提，大中部地区是我国“东西交汇、南北沟通”的枢纽区和中转站，是空间市场一体化的整合点。因此，我国区域经济东、西、南、北的统筹和协调发展，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有赖于一个相当强的实力的大中部地区的支撑和整合。可以说，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需要大中部地区的迅速崛起为重要前提条件。需要在沿海形成的三大经济增长极的基础上，尽快让大中部地区形成我国区域经济的第四增长极。
事实上，在我国宏观区域经济的“T”型格局基础上，还增加并形成了一条南北向的国家级开发轴线，即京哈—京广(京九)轴线。这条新的开发轴线基本上将大中部地带的“四角”地区连接起来，并与沿江轴线交汇于湖北武汉市。“四角”地区一些主要的重点开发地区，如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以及皖南沿江城市群等，部分布在这条重要的国家级经济发展的轴线上。这些重点开发地区正好可以借着长江流域龙身挺起的东风，努力实现建设成为全国第四经济增长极(或增长极群)的宿愿。目前，无论是从区位条件和经济实力看，这些“四角”地区的重点开发区都已具备了承担建立全国性新的增长极的历史重任的条件，如果能够形成区域合作体系，共同发挥整个效果，那将形成其他地区都难以比拟的综合竞争优势。特别是武汉及武汉城市圈具有得天独厚的居中及沿江的区位条件，腹地广阔、农业基础好、交通便利优势，今后要进一步加大开放的力度，采取更加有吸引力的地方政策，为各方提供更加便利的投资环境条件和经商的平台；要加紧争取落实和建设武汉国际机场和全国性铁路大枢纽，使九省通衢更加名符其实，并真正成为交通和制造业的“中国的芝加哥”。
(二)未来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主战场
众所周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这将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就区域协调发展而言，最大的影响就是，大中部地区，特别是长江中游平原地区将成为未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主战场(13)。
——工业化城镇化中期阶段是工业化快速扩张时期，大中部地区将是未来我国工业化的重点发展地区。目前我国东部地区正处于结构升级阶段，需要向外转移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资金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国际上发达国家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速度也在不断加速、转移的地区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我国中部地区正好处于中期阶段，具有良好的承接工业化扩散的能力，可以而且应当成为接受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和国际制造业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成为未来我国工业化和区域发展的重点地区。相对而言，西部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承接工业化的能力比较差，需要进一步打好基础，搞好扶贫工作，为工业化快速发展创造条件，如果盲目超前“西进”发展，有可能再次出现“三线”建设那样的浪费和失败，事实上目前西部开发主要的任务就是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是符合西部发展阶段要求的(当然，这并不排斥西部符合条件的产业接受外来辐射的可能性和做法)。
——工业化城镇化中期阶段是地区发展差距出现缩小趋势的转折时期，大中部地区将成为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起点。从“三带一区”看，我国东部和东北地区与中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最大，中部地区投资效益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其区域发展的外溢效果也高于西部地区，因此缩小地区差距应当从中部做起(当然，这并不否定扶贫工作以西部重点的区域协调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思路)。从省区差距看，未来我国省区间差距将由“宝塔型”向“纺锤型”过渡，也就是处于中等发达地区的省区将不断增加并成为数目最多的省区，实现这种转型主要靠中部崛起(14)。
——工业化城镇化中期是区域发展政策转型时期，区域发展政策将由“两头抓”向“取中”政策转变。所谓“两头抓战略”是指工业化初期国家把经济相对发达和相对落后的地区作为政策考虑的重点，对前者实施鼓励和提升政策，促使其不断创新和升级，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并有效发挥区域经济的“火车头”或“龙头”的作用，对后者实施扶持政策，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提高其自我发展的能力；而“取中战略”是指进入工业化中期国家把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的地区作为政策考虑的重点，通过政策倾斜，促使中等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努力扩大中等发达地区的覆盖范围和面积，使其成为在整个全国区域经济中占据最大范围和面积的经济类型地区，这将有效地保持区域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从而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和均衡的发展。显然，在工业化中期区域政策转型时期，国家发展支持的重点应当为中等发达和中部地区(相应地，西部落后地区主要靠社会政策来继续加以扶持)。
(三)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核心区
从区域政策发展和转型的角度看，大中部崛起和“中四角”地区建设全国第四增长极，给人们重新考虑我国区域政策体系的一个机会。国家可利用这个机会，把大中部，特别是“中四角”地区作为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核心试验区，针对尚缺乏系统全面的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区域政策体系的现状，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规范完善、具有可持续性的区域政策体系，从而在制度上确保我国区域经济能够得到协调健康地发展。具体说，我国规范、完善和可持续的区域政策应当包括以下三大部分(15)：
一是创建相对公平的区域竞争环境和平台(16)。关键是建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稳压器”，即区域发展差距自动调节机制，如进一步完善分税制，建立主要税种的累进税制。分税制要向省区以下的地方政府延伸，尽快实现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目标，同时还要扩大地方政府在税收立法上的权限。目前，我国只有占税收收入比重较小的个人所得税实行了累进税制，今后可以扩大到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等主要税种上去。主要税种的累进税制可使发达地区多交税，落后地区少交税，通过弥补区域发展条件上的差异，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是进一步加大区域间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明确的地区财政支出平衡机制，保证公共服务水平均衡化。近期，可以做以下两点：逐步实现各省区公务员名义工资上的大体一致；在社会保障体系省级统筹基本完成的基础上，加快全国统筹目标的实现。
三是制定落后地区的投资优惠政策，解决问题地区发展难题。财政转移支付主要是解决公共开支相对均衡的问题，区域发展的相对均衡则主要靠政府对落后地区给予投资优惠政策来解决。为此，要构建针对问题地区的专项区域投资倾斜政策体系。目前，我国主要的问题区包括贫困地区(过疏地区)、老工业基地(过密地区)、矿业城市地区、粮食主产区等。国家确定的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今后，要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进一步加大扶贫工作的力度，同时还要加大西部人口向东中部和生态移民的力度，以加速区域协调发展的进程。我国老工业基地主要分布在大中部及东北地区，今后可充分发展工业基础雄厚、区位条件好以及综合资源优势明显的特点，通过加大改革和改造的力度，围绕装备制造业和能源原材料优势产业的强化发展，尽快实现振兴的目的。矿业城市地区、粮食主产区和初步显现膨胀病的大城市地区都应当制定专门的政策，以解决这些地区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①⑦刘勇：《中国宏观区域划分研究》，《地理学报》2005年第2期。
②美国联邦统计局网站：http://www.fedstats.gov/。以下有关美国区域划分的资源均来源该网站。
③(12)王梦奎等：《中国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④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60-61页。
⑤孙敬之主编：《中国经济地理概论》(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01-203页。
⑥(15)周起业等：《区域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9-50页，第43-45页。
⑧刘勇：《地区发展与地区主导产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25-126页。
⑨刘勇：《中国区域经济的463总体战略》，《学习与研究》2007年第3期。
⑩(11)刘勇、李仙：《中国区域倾斜政策基本思路研究》，《中国区域经济》2010年第4期。
(13)刘勇：《中国城镇化战略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7-38页。
(14)Liu,yong,Li,xian."Chinese Urbanization:Achievements and Prospects Pursued." China Economist no.3(2013).
(16)Tipton,JR.F.B.Regional Variation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ermany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Wesleyan: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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