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民主党由“纲领党”到“选举党”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党论文,社会论文,德国论文,纲领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351.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14)01-0044-13 德国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社民党)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政党之一，它在成立之初曾经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明确提出，要“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成为社会的所有制”，要把“使工人阶级的斗争成为自觉的统一的斗争”①作为自己的任务。之后，在其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社民党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嬗变之路，实现了三轮较大的转型，“逐步完成了从工人阶级政党向人民党，从无产阶级向新中间的转变”，以及本文所分析的从“纲领党”对“选举党”的转型。②基于什么样的视角来分析社民党的这三轮转型?这是学界研究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通过分析其三轮转型过程中党员阶级构成和大选阶级支持比例等数据，作者确立了社民党适应社会结构变迁、尤其是中产阶级③发展壮大这一主线而实现三轮转型的研究视角。④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民党的理论家和领导人爱德华·伯恩施坦基于“描绘经济发展的过程以及由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修正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提出了以改良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新构想，这是社民党由“革命党”到“改良党”转型的理论依据。⑤二战后，适应传统产业工人人数下降和中产阶级人数上升这一社会结构变迁的现实状况，社民党于1959年通过《哥德斯堡纲领》，实现了由“阶级党”到“人民党”的转型，在巩固传统工人阶级选民的基础上，吸引了一部分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从而赢得了长达十多年的执政地位。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产阶级取代传统产业工人成为人数最多的社会阶层，与此相适应，从1989年的《柏林纲领》到1998年的竞选纲领，再到2003年的《威斯巴登声明》，社民党实现了由“纲领党”到“选举党”的转型，逐步确立了主要代表新中产阶级选民利益、兼顾传统产业工人选民利益的政党形象。本文将着重对第三轮转型进行分析探讨。 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对社民党的影响 (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表现 产业结构与社会结构有着密切联系，产业结构变化会带来就业结构的相应调整，进而导致社会结构的变迁。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导致德国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第三产业和信息服务业获得了更大发展，第二产业的比重有所下降。1960年，联邦德国的第三产业在国内产值中的比重为39.8％，1971年，这一比重上升为43.7％。第三产业中的就业人数在1975年超过了工业就业人数，到1980年时占就业人数的比重已达50％。⑦上述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造成了社会结构的相应变迁，主要表现为：传统产业工人人数持续减少，中产阶级人数急剧上升，占据了社会结构的主流位置。根据联邦德国统计局统计年鉴的数字，1950、1961、1971和1988年，工人在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51％依次降为48％、47％和38％。⑧与此相反的是，1970年以后，职员阶层⑨获得了较快的增长，其占就业总人口的比例从29.2％上升至1982年的39.8％。⑩到1976年时，独立经营者、公务员和职员等中产阶级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达到了50.7％，超过了工人的比重。(11)1982年，独立经营者、公务员、职员和工人占就业人口的比重分别为6.8％、8.9％、40.4％和43.9％，(12)按照本文对中产阶级的界定，独立经营者、公务员、职员被纳入中产阶级范畴，这三者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为66.1％，其中新中产阶级(这里指公务员和职员)为49.3％，超过了工人43.9％的比重。另有数据显示：1960年，在联邦德国的就业职位中，公务员和职员占28.1％，独立经营者占12.4％；1970年分别为36.2％、10.4％；1980年分别为45.7％、8.6％；1991年分别为51.6％、8.1％。(13)这说明：社会结构变迁“已经使相当数量的选民从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分离出来，这种变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新中产阶级，这个社会阶层既不属于加入工会的工人阶级，也不属于小商业主和自我雇佣者等老中产阶级”。(14) (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结构变迁对社民党的重大影响 自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职员和公务员在联邦共和国所占比例超过了工人”，“尽管职员和公务员的经济状况就许多特征来说是与工人相同的，但是他们的自我意识却不一样”。(15)这些新中产阶级成员“在诸多方面表明自己绝不是传统主义者”，(16)他们往往具备较好的就业条件、较高的工资待遇和富裕的物质生活，他们不太关心经济增长和就业等物质需求问题，更多的是关心能否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男女平等等社会问题。正因如此，新中产阶级成员往往成为新社会运动(17)的主力军。“这种新社会运动是一个饱和社会中的典型形象，因为在这种社会中的自由和福利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即不需要再去为之奋斗，而只需要加以维持”。(18)正是由于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满足，秉承后物质主义的新中产阶级一代对传统阶级观念和物质消费观念支撑下的现行社会福利政策持否定态度。 虽然社会结构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但在当时的社民党内部，对于后物质主义流派的态度却存在着较大争议，对于是否应该把新社会运动的各部分力量争取到社民党方面来的问题，党内更是存在严重分歧，其最终采取的“明确立场”是“反对厌弃工业社会的人们”。(19)这说明：此时的“社民党领导人不可能轻易地同意(后物质主义者的)这些要求，因为他们的核心选民要求他们处理如增加就业等同样重要的物质主义问题”。(20)对新社会运动的反对态度反映到政党实践中，表现为此时的社民党继续以维护产业工人利益为政策导向，一直坚持高福利社会政策，反对执政伙伴自由民主党削减社会福利的要求。可见，自1959年通过《哥德斯堡纲领》转变为“人民党”之后，虽然社民党向中产阶级选民打开了大门，但它“还是以传统产业工人为主要群众基础的”。(21)如此一来，该党自然就得不到崇尚后物质主义理念的新中产阶级成员的支持，这是导致20世纪80年代末期其新中产阶级党员人数相比于70年代初期有所减少(22)的重要原因。如在1989年的党员统计数字中，职员所占比例为26.37％，(23)相比1972年的34％(24)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此外，由于社民党没有把新社会运动纳入自己的纲领政策之中，还导致党自身发生了分裂，赞成新社会运动的“党内的左翼年青成员脱离了社民党而加入绿党”。从其政党特点来看，绿党“反对原来那种国家主义的、中央集权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却主张重新构筑以社会性自助为基础的福利国家”，是一个“主张生态主义、参与民主主义和社会性自助的新的政治运动组织”。(25)从其政党组成来看，“绿党的绝大多数选民和党的领导人都来自于中产阶级，包括教师、公务员和白领职员。只有极少数的蓝领工人成为绿党的党员或支持者”。(26)绿党的相当一部分成员是从社民党的党员中分裂而来的，因此，从政党的阶级基础意义上来说，绿党的成立是使社民党的党员“到1990年下降为92万人”(27)的一个直接原因。 新中产阶级党员人数的减少及向绿党的分流，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社民党的选民基础造成了冲击，并对其大选中的得票率产生了不利影响。“社民党在1983年的大选中失去了中产阶级的有力支持，这也是它大选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28)从1987、1990年大选的阶级支持情况的统计数字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投票支持社民党的新中产阶级选民的人数有较大下降。在1987年大选中，投票给它的新老中产阶级选民的比例为50％，其中新中产阶级为43％。(29)1990年两德统一后的全德大选时，西部全体中产阶级的投票支持率下降为30.2％，东部全体中产阶级的支持率为21.5％，其中西部新中产阶级的支持率下降为33.1％，东部新中产阶级的支持率为22.0％。(30)对此，哥廷根大学的弗兰茨·瓦尔特明确指出：“尽管它(社民党)付出了进行整合的一切努力，但现实证明社民党的领导人并没有找到有效方法，来处理好支持物质主义的产业工人和支持后物质主义的新中产阶级的利益诉求的契合问题，这致使该党在20世纪70-80年代丧失了其选民谱系中关键性的左、右翼的选民部分”。(31) 二、德国社民党适应社会结构变迁的第三轮转型及其结果 经历了1983、1987年两次大选失利后，社民党对自己的纲领与政策进行了反思，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仅仅以工人阶级为对象的社会主义纲领，在一个已发生社会分化、工人在其中不占社会多数的社会里是没有成功希望的”，因为“依靠传统的、以工人阶级为对象的纲领、行为准则和语言模式是无法争取到职员和公务员的”，而“没有他们的支持，社民党就不能获得多数”。(32)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党的领导人决定用新的纲领来取代过时的哥德斯堡纲领，新的基本纲领将重视德国面临的当代经济、生态、社会和国际问题”。(33)可见，社民党的这一轮转型是在“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理念出现严重危机，无法应对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结构变化挑战，不得不转型的一种革新探索”。(34) (一)《柏林纲领》与社民党对新社会运动的回应 1989年12月，社民党在柏林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跨世纪的纲领”——《柏林纲领》，取代了自1959年以来的《哥德斯堡纲领》。《柏林纲领》的出台，一方面是对苏东剧变后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次回应，另一个方面也是迎合支持新社会运动的新中产阶级成员的需求而实现的自身转型。因为在《柏林纲领》中，我们可以看到社民党为获得秉承后物质主义、崇尚新社会运动的新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而做出的承诺。 1.纲领描绘了多元化的精神渊源，进一步淡化了意识形态的阶级色彩。《柏林纲领》认为，“在党内有持不同信念和信仰的人共同合作”，其精神渊源包括“基督教教义和人道主义哲学、启蒙运动、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和社会学说、工人运动的经验、妇女解放的思想”等内容。较之《哥德斯堡纲领》中的基督教伦理哲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几乎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多元化指导思想。如此一来，社民党意识形态的阶级色彩被进一步淡化了，它向社会各阶层显示出一种包容性的价值观，一种中间化的意识形态，能够更好地适应多元化的社会结构，获得更多社会阶层的认可，这样就可以把“尽可能多的团体和力量”聚拢到社民党中间，以“组成广泛的改革联盟”。(35) 2.纲领实现了对新社会运动的全面认同，发出了吸引新中产阶级选民的号召。《柏林纲领》指出：“我们对未来的构想是：成立一个由老的和新的社会运动结成的改革联盟。这个联盟的核心，仍旧是同工会的合作。然而，它也必须包括一切通过日常的生活经验或者通过在新的社会运动中积极活动而坚信有必要进行深刻改革的人”。为了实现与新社会运动者结成联盟的目标，纲领实现了对新社会运动的全面认同。纲领排斥“用战争或军备竞赛来解决冲突，主张和平竞赛”，认为“人类有可能被核、化学或生物大规模杀伤手段毁灭的危险”，因此，“我们要粉碎扩军备战的动力，推动裁军的动力”。纲领认为“工业革命和现代技术在世界上某些地方创造了空前的富裕”，但也“造成了对自由、公正、健康和生命的新威胁”，因此，它主张“必须把保护生活的自然基础作为国家的目标并写入基本大法”，“保护自然界必须成为所有政策和政治领域的任务”，要“节省地使用对自然无害的能源，减少和消除原子时代地球的污染”，要建立“一个男女之间在职业劳动和家务劳动及家庭劳动上公正分工、促进劳动者在劳动方面的参与权和自决权的社会”。(36)通过上述纲领，社民党试图寻找与崇尚新社会运动的新中产阶级的共同点，以期将这一社会群体纳入其选民基础之内。 尽管《柏林纲领》在吸引中产阶级成员方面做出了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在1994年的大选中，“中产阶级对社民党的支持率较之1990年有所上升，西部为34.5％，东部为31.6％”，(37)但较之1987年还是有较大差距，这说明社民党尚“未能在公众面前表现为一个经过革新的、遵循可以相信的新纲领的党，这个纲领将以令人信服和指导行动的方式把今后几年必须贯彻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方案结合在一起”。(38)所以，在1994年的大选中，社民党仍然没有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而再次失利，这是它在《柏林纲领》后继续推进政党转型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从1998年竞选纲领到威斯巴登声明，社民党全面转向中产阶级纲领的确立 在1994年联邦议院选举失利六周后，社民党的政党及议会党团领导人沙尔平呼吁从根本上改革纲领，首先必须对中产阶级具有吸引力。1998年，施罗德提出了超越左右(即超越传统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竞选纲领，其“最大特点是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将社民党的选民重点定位于所谓的新中产阶级，不再完全依赖传统的产业工人”。(39)在这个竞选纲领中，“工作创造与中产阶级”是其最引人注目的标签，表明了社民党全力争取中产阶级支持的态度。竞选纲领指出：“我们要填平我们社会中的社会鸿沟，最终完成我们国家内部统一。我们把自己看作是强者和弱者团结互助的共同体。我们依靠我们社会中创造效益的人们，依靠高度熟练技术的、积极进取的雇员，依靠在家庭和社会中为我们的子女的教育承担责任的男子和妇女，依靠富于远见、投身事业的经理和企业主，依靠具有革新精神的、灵活的中产阶级、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依靠勇敢的创业者，依靠出色的、具有很高文化素质的信息工作者、医生和工程师，依靠从事大量发明创造的技师和科学家，依靠具有责任感的德国工会”。(40)2003年1月6日至7日，社民党主席团在威斯巴登举行的非公开会议通过了2003年度的具体纲领和威斯巴登声明，宣布了一个全面的中产阶级纲领。纲领明确提出，“中产阶级是德国经济和就业的发动机”，“要把支持中产阶级作为未来经济政策的重点”，要“采取措施达到经济框架条件的进一步改善，以支持中产阶级”。(41) 除了在纲领上向新中产阶级靠拢，社民党还在政党实践中采取了吸引新中产阶级的措施。比如，为了满足新中产阶级成员分享政治权力的愿望，采取了权力下放和自治管理原则，强调以新的方式从政，实行“团结与开放的政策，容纳所有派别和人士，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特别是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势力，以形成新的阶级基础”。(42) 上述改革措施说明：社民党的目的就是试图通过又一轮的中间化来扩大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阶层，基本上由以传统产业工人为主转向了以新中产阶级为主，希望通过争取更多新中产阶级成员的选票而实现选举的胜利。 (三)社民党适应社会结构变迁实现第三轮转型的结果 从现实来看，社民党的这一轮转型有着积极意义。正是由于实施了全面转向中产阶级的政策主张，使之在传统产业工人之外，赢得了比《哥德斯堡纲领》之后更多的中产阶级选民、尤其是新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根据德国五大政党在1998-2009年间联邦议院大选中的阶级基础比例，(43)在1998、2002和2005年这三次大选中，尽管从单个阶层来看，工人仍然是社民党支持率最高的社会群体(支持率分别为48％、44％和37％)，但如果把新老中产阶级对社民党的支持率加在一起，就远远超过了工人的支持率，分别为63％、61％和58％。尤其要注意的是：在1998年的大选中，新中产阶级对社民党的投票率为所有政党之最，高达41％，联盟党仅为33％。此次选举获胜，社民党得以与绿党组成联合政府，在16年之后重新获得执政地位。在2002年的大选中，社民党得到了新中产阶级40％的支持率，联盟党为36％，尽管新中产阶级对社民党的支持率小幅下降，但仍然为所有政党之最。此次选举后，社民党仍然是和绿党组成联合政府。在2005年的大选中，社民党和联盟党各自得到了新中产阶级35％的支持率，平分秋色。此次选举的结果是社民党与联盟党组成大联合政府，仅获得参与执政的地位，且新中产阶级支持率下降的危机已经显现，尽管“我们还不能说社民党本次大选的失利标志着其新中间政治试验的彻底失败和欧洲社民党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革新的终结”，(44)但这无疑给社民党敲响了警钟，那就是：在纲领上一味地向新中产阶级靠拢未必会永远赢得他们的支持，却必然失去其传统选民——产业工人的支持，这对于未来的社民党来说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三、对德国社民党适应社会结构变迁第三轮转型的评价 (一)政党目标：放弃了整体性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 在社民党成立之初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其政党目标都被表述为用社会主义制度来替代资本主义制度。即使在经历前两轮的转型后，该党也没有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终将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的理想目标，只不过是主张用和平渐进的改良主义道路来代替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而已。比如，社民党在《哥德斯堡纲领》中就明确指出：“人类只有建立一种新的和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才能为自己开辟通向自由的道路。民主社会主义努力建设这种新的和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45)在《柏林纲领》中，该党仍然认为：“仅仅对资本主义进行修补是不够的，这是工人运动的基本经验”，“必须建立新的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46)苏东剧变后，社民党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已经完全失败了，因此，它不再强调甚至反对用社会主义制度来全盘代替资本主义，这标志着整体性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舞台上走到了尽头。社民党的理论家托马斯·迈尔就认为，“在目前的高度复杂的社会里，在大多数领域，引向替代方案的通道是狭窄的，而对整个社会来说，主张全盘结构替代方案的想法已不再是明智的。因此在我们自己的纲领里也不再提出这一要求了”。(47)放弃整体性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表面上是社民党对苏东社会主义剧变的回应，但本质上仍然可以看到迎合新中产阶级选民的痕迹。因为新中产阶级成员并不赞成传统的阶级观念，尽管他们对资本主义现实持批判态度，但他们的革命性并不强烈。所以，放弃整体性替代资本主义的政党目标，也可以看作是社民党为了适应多元化的社会阶级结构而在纲领政策上的变化。 (二)组织动员形式：由“纲领党”转变为“选举党” “从纲领组织型政党向选举型政党的转变是20世纪社民党变化的一个基本方向”。(48)德国社民党这一轮转型最主要的标志也正是实现了由“纲领党”向“选举党”的嬗变。“所谓纲领党就是说，这个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党应制订一个纲领，说明如何有计划地改变、改组社会，使得改组后的社会能更符合党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愿望”。(49)毫无疑问，社民党在很长时间内是作为一个“纲领党”存在的，因为自成立以来，它就一直具备有明确的党章和明显区别于其它政党的党纲这些“纲领党”的明显特征。比如，不仅早期的《爱尔福特纲领》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政党特征，即使在由“阶级党”转变为“人民党”之后，《哥德斯堡纲领》仍然对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对党组织以及党员参与决策和党内选举的程序、对党的目标包括实现目标的主要手段等方面都有正式的规定。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结构变迁的现实状况是社会更加分散化，人的生活更加个性化，新中产阶级成员更是主张基层民主、分散决策，强调个人自治和群众参与。这种个人主义化倾向对社民党的竞选策略和纲领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总体上来看，为了达到赢得更多选民支持和实现大选获胜的目的，社民党逐渐淡化了自己原有的具有鲜明特色的纲领，不再刻意突出左与右的阶级界限，而是尽可能地用一些具体的、中间化的选举策略来吸引选民的注意。比如，“1989年的柏林纲领提出的后物质主义议事日程着眼于生态环境、女权及发展中世界等问题，这跟绿党的纲领已没有太大的区别。而在重大的经济政策上，它不能提出明确区别于联盟党的方针”。(50)另外，社民党还适应媒体政治的需要，刻意突出政治家的个人形象，较少表现自己纲领的阶级特色，以在选民面前表现出自己更为开放、更为适应社会需求的特征。这样就可以在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条件下，争取到尽可能多的选民的支持，以大力拓展本党的社会基础。通过这一轮的中间化，社民党与右翼政党的政策越来越趋同，从而使其纲领政策可以被大多数社会阶层所接受，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选举党”。 (三)转型的定位困境：社民党嬗变之路将走向何方?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改良主义嬗变开始，在其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社民党没有停下其转型的脚步。尽管每一轮的转型都曾经取得过为其赢得执政地位的重大成就，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三轮转型之后的社民党，历经2009年和2013年两次大选的惨败之后，已经陷入一个转型的定位困境。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不断向右转，这条中间化的道路走到何处是界?一旦超过了右转的界限，就可能失去自身的政党特征，不可避免地与传统的选民基础发生冲突，从而失去其传统核心选民的支持。比如，在2009年大选中，联盟党赢得33.9％的选票，社民党仅获得23％的选票，较之2005年的得票率大幅下降了11.2％，创该党历史上最差成绩。在此次大选中，工人和新中产阶级对社民党的支持率分别为24％和20％，较之1998年分别下降了24％和21％。联盟党分别为28％和32％(51)，均高于社民党。可见，一味地右转，最终使社民党产生了“自身定位和身份认同迷惘”，(52)不仅没有巩固住工人这一传统选民群体，也失去了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对此，前任党主席库特·贝克认为，“近年来，社民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力图将党建设成为‘中间党’，不断与联盟党争夺中产阶级选民，却忽视其传统的左冀和社会下层选民，结果社民党党员人数和选民人数不断下降”，针对这种现状，他提出了“回归传统和突出左翼全民党特性”的观点。(53)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作为阶级组织的政党必须要对自身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进行重构，政党的嬗变是政党现代化的永恒主题。但是，政党的嬗变要有一个合理的界限。对于社民党来说，其转型之路应走向何方? 从CMP数据中选取的联邦德国1949-2009年17届联邦大选中的联盟党与社民党竞选纲领的左右立场资料显示：由于受到大选当年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两党的立场一度差异巨大，也曾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过趋同的现象，但总的说来，两党间一直存在立场侧重及差异，联盟党立场偏右(平均值为12.33487)，社民党则偏左(平均值为-13.891)。数十年来，联盟党一直以“中间党”的形象示人，尽管社民党为了与之区分标榜自己为“新中间党”，然而在选民眼中，两党的立场一直清晰牢固，即联盟党中间偏右，社民党中间偏左。(54)从德国政党政治的现实状况来看，社民党即使再向右偏，仍然无法与联盟党竞争；同样，即使再向左倾，它也无法与左翼党竞争。只有在不丧失作为社会中下层利益代表的特色范围内尽量争取更多的选民，才能更好地突出其自身的特点。社民党应如何保持自身的政党特征呢?其前主席马蒂亚斯·普拉泽克认为：社民党必须永远保持可识别的特征，否则人们，首先是党的积极分子，也包括其他人将对党产生怀疑。(55)从当前各主要政党党员的阶级构成来看，基民盟的主要阶级基础是大企业主、农场主、银行家、官员和职员。基社盟的主要阶级基础是农民、手工业者、小企业主、职员、工人、官员、自由职业者。社民党的主要阶级基础是工人、职员、公司经理、独立手工业者、家庭妇女、自由职业者、大中学生。联盟90/绿党的主要阶级基础是核能反对者、和平主义者、中小工商业企业主、教师、律师、医生、学生、职员、农民等，大多数是年轻人和环保主义者。(56)最近几年兴起的左翼党在党纲中明确表示，它是更代表社会弱势群体和社会公正的政党，要在全德范围内赢得以下民众的支持：工会成员、社会中低层民众、失业者、全球化经济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反对者、资本主义的反对者、强烈反战者和女权主义及其支持者。(57)分析以上各政党的党员阶级构成，可以发现各政党之间虽然有一些共同的阶级构成，但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联盟党除了带有天主教色彩这一重要特征之外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主要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主要代表资产阶级中上层的利益。社民党虽然已经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甚至也不能称其为完整意义上的工人政党，但工人仍然是其重要的阶级支持成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支持者在其选民集团中占据着绝对比重，这两大社会集团都与资产阶级有所区别，同属于雇佣劳动者的阵营。对此，托马斯·迈尔指出，社民党重要的是要获得以下三个选民集团的支持，即小资产者、坚守传统的工人、下层和中下层职员等继续抱传统的物质主义取向的集团，从事高级社会和文化职业的、抱后物质主义取向的人，上升群体和新雇员集团的成员。(58) 从最近几年的政党实践来看，社民党于2007年10月28日通过了《汉堡纲领》，纲领在第4部分——“我们的道路”中指出：要“为21世纪可持续的进步和社会公正而奋斗”。(59)德国舆论对《汉堡纲领》的普遍反应是它纠正了进一步右转的方向而重回左派立场。尽管有人认为这是“应对当前政治形势的策略性左转”，(60)但这毕竟是左转，说明这是社民党对自身不断右转的嬗变之路反思的结果。在《汉堡纲领》第2部分“我们的基本价值和基本信仰”中，社民党明确指出了自己要争取和巩固的社会群体，它认为自己的“历史经验”是：“只有当自己的政策和人们在工会、和平运动、妇女运动、环境运动、公民权利运动、一个世界运动和全球化批评运动以及网络中的民主参与联系起来的时候，才有可能成功”，因此，“德国社民党认为自己在将来也是和这些运动联系在一起的”。(61)这说明社民党要把工会会员、妇女、新社会运动倡导者在内的多个选民集团纳入其阶级基础和支持范围之内，表明了它在德国政坛中间偏左的位置，突出了其自身的政党特征。2013年4月14日，社民党在奥格斯堡举行的党代会上通过了《我们决定了》的选举纲领，其中着重强调了社会公正和教育公正，这可以看作是向左又迈出了一步。(62)当然，往左转也有一个限度。只有有了适合自身政党特征的定位，才能确立、巩固并不断扩大支持自己的选民集团，最终赢得大选，获得执政地位。而且往左转也需要时间，尽管社民党在这一轮大选中又失利了，但支持率较之2009年已经有了小幅提升。在三轮的右转之后，转身向左寻找其合适的定位，这能否成为社民党重振雄风的起点，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注释： ①《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一八九一年爱尔福特大会通过)》，载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室国外社会主义问题教学组编：《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第275页。 ②张文红：《德国社民党：重整旗鼓抑或风光难在?》，载《当代世界》，2013年第8期，第68-72页，这里第68页。 ③学界目前对“middle-class”这一概念尚无统一的认识，中产阶级、中间阶级、中等阶级、中间阶层、中等阶层等不同称谓均指涉这一概念。一般来说，人们把农场主、小商人、小商业主等老中产阶级和职员、经理、公务员、教师、政府雇员、白领等新中产阶级统称为中产阶级。作者认为，把这些社会群体称为“中间阶层”更为恰当，但由于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用语，所以本文沿用了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这些概念，用来指涉介于传统产业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社会阶层。见王存福：《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问题辨析》，载《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3期，第24-28页，这里第24-25页；孔德永、王存福：《“中产阶级”的历史发展及概念辨析》，载《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第117-121页，这里第121页。 ④见王存福：《论中产阶级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载《德国研究》，2006年第2期，第29-35页，这里第29页。 ⑤见王存福：《19世纪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与伯恩施坦改良主义》，载《德国研究》，2007年第3期，第14-22页，这里第14-15页。 ⑥见王存福：《二战后德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与社会民主党由“阶级党”到“人民党”的转型》，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22-26页，这里第22页。 ⑦吴友法、黄正柏：《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4页。 ⑧罗云力：《西方国家的一种新治理方式——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⑨在德国，“职员”这一概念从1911-1924年在法律上得以确立，到五六十年代，德国社会学家把职员称作“新的中间等级”。见刘敬钦：《在技术进步中联邦德国的职员状况》，载何建章主编：《当代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分层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2-223页，这里第221页。职员和公务员是指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作的技术知识分子和商业从业人员、资产阶级政府中的高中级公务员。作为职员的医师、教师、科学家、艺术工作者等，他们与小手工业者、小农与中农、农村商人及其他小企业主存在根本不同。他们在社会地位和出身上都有别于工人阶级。见[德]耶瓦·阿里特曼等：《西德的资本再生产和工人阶级状况》，钟元昭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477页。新中产阶级是指在私营企业和政府机构中工作的职员和公务员。见[德]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殷叙彝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80页。本文把职员和公务员作为德国新中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把独立经营者作为老中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出于行文前后一致的需要，对部分引文的用语做了适当调整。 ⑩李培林：《德国统一后社会结构的变化》，载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分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01页。 (11)[联邦德国]弗里德里希·菲尔斯滕贝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社会结构》，黄传杰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12)何建章：《当代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分层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6页。 (13)邢来顺、韦红：《联邦德国阶级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浙江学刊》，2009年第3期，第50-55页，这里第51-52页。 (14)Russell J.Dalton,Politics in West Germany,London:Scott-Foresman and Company,1989,p.288. (15)[德]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第81页。 (16)[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孙相东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17)新社会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末起在联邦德国兴起的一系列社会运动的总称，由于其有别于旧形式的运动(工人运动)而得名。新社会运动强调对于“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追求，例如反对战争、反对核能、保护环境、男女平等、强调生活质量、公民自由和自我实现等。 (18)[俄]戈尔巴乔夫等：《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局国际发展与合作研究所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 (19)[联邦德国]苏珊·米勒等：《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1848-1983)》，刘敬钦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3年版，第285页。 (20)Gerard Braunthal,Parties and Politics in Modern Germany,Colorado & Oxford:Westview Press,1996,p.184. (21)余文烈：《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 (22)社民党自1959年通过《哥德斯堡纲领》之后，由“阶级党”转变为“人民党”，吸纳了一定数量的中产阶级新党员。在1960年新入党的党员中，职员和公职人员占21.2％，1969年为33.6％。见[联邦德国]苏珊·米勒等：《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1848-1983)》，第252页。 (23)[德]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第122页。 (24)王捷、杨祖功：《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 (25)[日]山口定：《政治体制》，韩铁英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页。 (26)Stephen Padgett,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in the New Germany,Aldershot: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1993,p.176. (27)Gerard Braunthal,Parties and Politics in Modern Germany,p.70. (28)Willian E.Paterson/David Sirthern,Governing Germany,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91,p.178. (29)Russell J.Dalton,Politics in West Germany,p.287. (30)Gordon Smith et al.,Developments in German Politic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2,p.61. (31)[德]弗兰茨·瓦尔特：《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无产阶级到新中间》，张文红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页。 (32)[德]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第81页。 (33)Gerard Braunthal,Parties and Politics in Modern Germany,p.72. (34)罗云力：《“第三条道路”还在走?》，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4年第2期，第80-85页，这里第82页。 (35)《社会民主党原则纲领(1989年柏林纲领代表大会通过)》，载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资料编辑中心选编：《社会党国际和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267页，这里第223、266页。 (36)同上，第221-267页。 (37)王军：《联邦德国政党政治：历史与现实的考察》，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5月，第93页。 (38)[德]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殷叙彝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 (39)张文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与启示》，载《党建》，2010年第7期，第37-38页，这里第37页。 (40)《劳动、革新与公正——德国社会民主党1998年联邦议会竞选纲领》，转引自张世鹏：《历史比较中的欧洲“第三条道路”》，载《欧洲》，1999年第2期，第4-11页，这里第10页。 (41)张文红编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中产阶级纲领》，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2期，第34-35、69页，这里第34、35页。 (42)张文红：《德国社民党：重整旗鼓抑或风光难再?》，第70页。 (43)张莉：《2009年德国大选评析》，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0年第2期，第86-94页，这里第91页。 (44)郇庆治：《“新中间道路的终结?——2005年大选及其以后的德国社民党》，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2期，第67-75页，这里第75页。 (45)《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一九五九年在哥德斯堡召开的特别代表大会通过)》，载《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第149页。 (46)《社会民主党原则纲领(1989年柏林纲领代表大会通过)》，第222页。 (47)王学东、曹军：《第三条道路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3期，第46-51页，这里第49页。 (48)林德山：《欧洲社会民主党转型中的趋势与问题》，载《欧洲研究》，2003年第6期，第1-15页，这里第7页。 (49)[德]托马斯·迈尔、郭业洲、陈林：《热话题与冷思考(十六)——关于媒体社会中政党政治的对话》，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第4期，第4-13页，这里第6页。 (50)何世健：《自由主义的极限——浅析英、法、德、意四中左政治格局》，载《欧洲》，2000年第1期，第89-94页，这里第90页。 (51)张莉：《2009年德国大选评析》，第87页。 (52)张文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与启示》，第38页。 (53)周荣美：《平民出身的实干家——德国社民党新主席贝克》，载《当代世界》，2006年第7期，第32-33页，这里第33页。 (54)黄亦茹：《二战后西方政党类型的嬗变——以德国全民党为例》，载《中外企业家》，2012年第16期，第164-166页，这里第166页。 (55)罗云力：《2005年大选后的德国社民党及大联合政府评析》，载《欧洲研究》，2006年第2期，第56-68页，这里第65页。 (56)吕耀坤：《德国政治制度》，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275页。 (57)潘亚玲：《从2009超级大选年看德国左翼党》，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2期，第56-61页，这里第59页。 (58)[德]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第159页。 (59)张文红译，殷叙彝校：《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汉堡纲领)》，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年第4期，第3-34页，这里第34页。 (60)罗云力：《德国社民党新基本纲领——〈汉堡纲领〉评析》，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3期，第22-26页，这里第22页。 (61)同注②，第8-9页。 (62)张文红：《德国社民党：重整旗鼓抑或风光难在?》，第72页。标签：社会结构论文; 德国社会民主党论文; 德国政党论文; 党的纲领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德国大选论文; 工人运动论文; 经济论文; 中产阶级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