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著
警察的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人格的中介作用
张腾霄1，黄琼2，王峰3，韩布新4*
1南京大学心理学系，南京 210023
2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南京 210096
3陕西省汉中市公安局，汉中 723000
4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要： 警察的心理健康受生活事件和人格因素影响，但三者关系尚不明确，较少有研究系统地检查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生活事件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症状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和焦虑自评量表测查某市1 062名一线警察，探讨其生活事件、人格和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警察群体心理健康水平较常模更差，负性生活事件多；（2）生活事件和人格因素对其心理健康有显著预测作用；负性生活事件、高神经质和高精神质都能预测更低的心理健康水平，而正性生活事件和外倾性则有保护作用；（3）人格特质在负性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负性生活事件既能直接降低心理健康水平，也可通过人格因素（主要是外倾性和神经质）损害心理健康（尤其是提高抑郁情绪）。这些结果提示，干预负性生活事件和筛选人格特征可改善警察的心理健康水平。
关键词： 警察；生活事件；人格；心理健康
1 引言
警察的职业特征使其比普通职业人群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长期的压力状态必然损害心理健康，甚至导致自杀（Schmidtke,Fricke,& Lester,1999）。近期一项元分析研究汇总了67个警察样本在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 List-90，SCL-90）中的得分，发现警察的心理健康水平比普通人差（李艳青,任志洪,江光荣,2016）。警察的高压力主要来自工作本身，包括工作内容和工作环境（Liberman et al.,2013; McCreary,Donald,Thompson,& Megan,2006; 李艳青,江光荣等,2016）。警察需应对突发事件，承担自身或他人安全风险。出警时警察稍有疏忽即可能导致人员伤亡或事态扩大，当事警察轻则遭受处分，重则被调离岗位，甚至被开除公职。除工作外，家庭生活也是警察重要的压力源之一。职业特殊性使警察有较高的工作家庭冲突（He,Zhao,& Archbold,2002; 关梅林,曹慧,张建新,2007）。公安机关需24小时提供服务，所以警察一般都是随时待命、加班加点。工作时间长且不规律必然导致其缺少时间照顾家庭，这会增加家庭矛盾，弱化家庭支持。研究表明，未婚警察反而情绪体验更好（王峰,张腾霄,韩布新,2012），因为尚无工作家庭冲突所致的情绪耗竭（Hall,Dollard,Tuckey,Winefield,&Thompson,2010）。因此，生活压力一直是警察心理健康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工资字段表反映了每月有哪些工资项，包括ItemID（工资字段编号）、ItemName（工资项名称）、BankCode（银行信息）等字段。
警察的生活压力可以用生活事件量表（Life Event Scale，LES）进行测量。警察的生活事件总刺激量非常高，其中又以家庭生活维度的应激事件频率最高（另外两个维度是工作学习、社交其它），例如“恋爱或订婚”（冯春,赵德军,2011; 张昱,2010）。有前人研究发现，家庭生活事件对警察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很小，只能引起其SCL-90得分略微上升（张昱,2010）。但是，如果将生活事件分为正性和负性两种，它们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就会分离。例如，虽然家庭生活事件整体上可降低抑郁情绪，但是负性生活事件却能正向预测警察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戴静等,2002）。这提示我们警察的家庭生活事件虽然频次高，但可能多为正性事件（例如“恋爱或结婚”）；只有当家庭生活事件引起了工作家庭冲突，构成负性生活事件时，才会降低心理健康水平（周芳珍等,2015）。因此，研究警察的生活压力时，应当重点关注警察的负性生活事件。
面对生活压力，积极应对可保护警察的心理健康（高北陵等,2003），而人格较为稳定和理性的警察，应对方式更成熟（胡赤怡等,2002; 刘竹华,胡春萍,杜勇,朱海滨,魏克林,2008）。成为正式警察需经历层层筛选与考核，该群体的人格特征具有共性，与普通人群差异明显（戴晓阳等,2003）。我们既要关注警察的人格特征是否匹配工作特征（徐玉明等,2005），也要关注警察人格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前人研究表明，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测量警察人格时，神经质维度（N量表）与心理健康关系最大（李晧,陈龙,金永乐,王悦华,赵声咏,2004）。内外倾（E量表）和精神质（P量表）维度与警察心理健康的关系则在警校学员中就表现出来（邵晓顺,倪晓峰,邵晓枫,2005）。
综上所述，生活事件和人格因素都能影响警察的心理健康，但是三者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一项类似的研究发现，由于人格特质与应对方式有关，所以铁路警察的人格特质在工作压力和幸福感水平之间起中介作用（詹兴杰,罗京滨,2017）。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也发现，人格因素在生活事件和抑郁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刘双金,胡义秋,孙焕良,2018）。这些研究中，心理健康指标都同时受到压力和人格的影响，并且人格具有中介作用。同样的逻辑，在本研究关心的问题中，如果说生活事件是外部应激源，人格是内部心理特征，那么警察的心理健康水平则反映了二者综合作用的结果。结合前人的研究以及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客观规律，本研究假设人格在生活事件和警察的心理健康水平之间起中介作用。
泰顺“百家宴”作为一项盛大的元宵节庆民俗活动，其民俗构成完整且复杂，对它的民俗构成进行仔细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进行研究工作，也有助于发展其现实意义，使其在新时代下焕发新的生命力。
2 研究方法
2.1 对象
从陕西省某市所辖11个县区的一线警察中随机抽取了1 259人参与测评，返回有效问卷1 062份，有效率为84.35%。其中，男性920人，占86.6%；女性142人，占13.4%；平均年龄为38.85（9.99）岁，平均警龄为14.35（10.36）年。
2.2 研究工具
2.2.1 生活事件量表（LES）
2.2.2 艾森克人格问卷（EPQ）
Fmax代表了群体当中的最大适应度值，Favg代表了群体当中的平均适应度值。由上式可知，群体最大适应度和平均适应度差值越大，Pc和Pm的值相应会越小，而K1和K2在这个过程代表着自适应调节力度的大小。通过自适应参数算法的引入，在遗传过程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Pm和Pc，遗传算法将具有更好的灵活性，收敛速度提高，并且陷入局部最优解的可能性降低。
LES有48个项目，包括“家庭生活”、“工作学习”和“社交及其它”三个维度（张亚林,杨德森,1999）。量表得分越高表明生活事件对个体造成的影响越大，得分可分为正性事件刺激量和负性事件刺激量。
EPQ有88个项目，包含外倾性（E）、神经质（N）和精神质（P）3个维度（龚耀先,1984）。本研究中量表整体Cronbach α系数为0.751，外倾性、神经质、精神质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45、0.908、0.726。
2.2.3 心理健康
采用SCL-90、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3个工具测量心理健康水平。
SCL-90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惧、偏执、精神病性9个因子共90个项目（王征宇,1984）。总分或总均分越高，表明心理健康水平越差。本研究中其Cronbach α系数为0.989。
按照SCL-90、SDS和SAS的计分规则得出警察群体的心理问题检出率。如表1所示，SCL-90测试中，44.6%的警察存在身心不良症状，总均分高于常模（童辉杰,2010）；他们的SDS和SAS量表平均分低于50分临界点，38.20%的警察有抑郁情绪，26.0%的警察存在轻度以上焦虑。上述测试结果提示警察的心理健康较差。
2.3 研究程序
以警察的LES得分为自变量，SCL-90、SDS、SAS得分为因变量，以EPQ得分为中介变量，建立中介模型。首先将生活事件、人格特质分别作为潜变量进行模型检验，所得模型拟合度不达标。因此，将正负性生活事件、EPQ的三个人格特质单独纳入模型，得到如图1所示中介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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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警察群体心理问题检出率
SDS（王征宇,迟玉芬,1984a）和SAS（王征宇,迟玉芬,1984b）均有20个项目。量表要求被试评价现在或过去一周的抑郁或焦虑感受。总分越高表明抑郁或焦虑情绪越严重。本研究中SAS和SDS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57和0.889。
解析： 这是一道典型的读图题。学生需从图中曲线看出，乙组和丙组的细胞数量比对照组(甲组)增长得快，可推断乙组和丙组的培养液中都加入了药物X，一段时间后丙组细胞数量少于乙组，推断添加了药物D。药物D对药物X有抑制作用，若药物X是蛋白质，则很有可能改变了其空间结构，从而使其功能发生改变，从而选出正确答案。
对LES分析表明，50.1%的警察一年内经历的重要刺激事件超过了32分，而正常标准是95.0%的人一年内LES总分不超过20分，99.0%的人不超过32分。可见警察群体的精神压力远大于普通群体。配对样本t 检验表明警察群体所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显著多过正性生活事件，t (1 054) = -9.79，p ＜ 0.001，Cohen's d =0.37。
3.2 人格、生活事件对心理健康的回归
以警察的EPQ和LES得分为自变量、分别以SCL-90、SDS、SAS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如表2所示，3个回归模型都有统计学意义，各变量均进入方程，显著预测各心理健康指标得分。
回归方程表明，警察人格特质中的神经质和精神质以及负性生活事件能正向预测SCL-90、SDS、SAS得分，而外倾性和正性生活事件则是负向预测。警察的神经质和精神质特征越明显，负性生活事件越多，则心理健康水平越差；相反，外倾性特征越明显，正性生活事件越多，心理健康水平越好。
3.3 人格在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
参测警察在规定时段使用本人身份信息登录省公安信息网，按照指导语要求完成测试并提交结果。测评数据由省公安厅汇总提供，并使用SPSS 18.0和AMOS 17.0软件分析。
警察的心理健康水平较差，不仅比普通常模表现出更多精神症状，还有约三成警察受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困扰。这些结果与前人研究一致。警察的心理健康比普通人群差是共识，SCL-90指标（李艳青,任志洪,江光荣,2016; 孟文,杨昭宁,王晓明,2010）、抑郁或焦虑情绪指标（戴静等,2002）皆如此。警察心理健康应当得到更多关注，因为这不仅关系到警察个人的主观幸福感，也直接影响该职业群体的工作效能。转型期中国各种社会矛盾激化背景下的违法犯罪增多，警察群体面临空前压力。同时城镇化进程加速，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警力配置不足导致一线警察长期在高风险、高负荷、高要求情况下工作，难以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很容易身心俱疲。生活事件研究提供了很好的佐证。承受高水平精神压力者在警察群体中超过一半（普通人群中该比例不足1%），其中又以负性生活事件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维持一支心理健康的警察队伍以保障社会安定团结，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中的回归分析和中介模型可能为此提供新的思路。
表1 样本在SCL-90、SDS、SAS量表上的检出率
表2 心理健康对人格、生活事件的回归分析
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三个人格特质在正性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均无中介作用，但人格在负性生活事件与SCL-90、SDS、SAS得分之间全部起部分中介作用。模型拟合良好，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是31.21%、82.56%和51.00%。各模型拟合指数及中介效应分解见表3和表4。
4 讨论
图1 人格特质在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模型
表3 人格的中介作用模型拟合指数
表4 人格的中介作用效应分解
在2005、2010年，抗战胜利60和65周年之际，召开中央一级的纪念大会或座谈会，向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或其他抗战纪念设施敬献花圈、花篮，并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出席和发表讲话等，逐步形成惯例。
回归分析进一步表明了警察的生活事件、人格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与前人研究一致的是，负性生活事件确实是心理健康的不利因素（戴静等,2002; 周芳珍等,2015），会使警察出现更多精神病性症状和抑郁、焦虑情绪。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还发现正性生活事件有保护作用。正性生活事件对抑郁情绪的预测能力甚至比负性生活事件更强。这说明警察的生活事件并非都导致心理健康水平低（张昱,2010），区分其正负性质非常关键。人格因素对心理健康水平的预测也与前人研究一致。神经质和精神质人格是心理健康的不利因素，而外倾性人格是保护因素（钟伟芳,侯伟,2016）。神经质的高分特征是负性情绪多、不稳定，起伏强烈；精神质的高分特征是孤独、适应性差、人际关系不良等。这些高分特征本身就与心理健康标准不相容，而且人格与应对方式关系密切，因此面对生活应激事件时，其负面作用可能还会放大（胡赤怡等,2002; 刘竹华等,2008）。外倾性则不同，高分特征是外向、情感外露、好交际等；该品质可使警察在面对应激源时有更多倾诉对象和宣泄途径，有利于改善心理健康（Bishop et al.,2001）。当然，生活事件是否改变了人格特质从而影响心理健康，中介效应才是最有力证据。
虽然前人已有同时测量生活事件、人格和心理健康的研究，但却没有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周沃欢,丁云霞,刘哲,2015）。与理论假设一致，中介效应模型清晰地反映了人格因素在生活事件和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表明，正性生活事件仍然可以独立影响心理健康，是保护因素。同时部分中介效应显示，负性生活事件既可以独立损害心理健康，也可以通过人格因素发挥作用（在抑郁情绪上中介效应最为突出）。这验证了前面回归分析中提出的假设，特定人格品质能够在负性生活事件和心理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一方面，人格的中介作用可能反映了在面对压力时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前人研究确实表明警察遇到问题时，内向不稳定人格者比外向稳定人格者更容易自责和退避（张淼,2015）。另一方面，虽然人格特质相对稳定，但是不断累积的负性生活事件也会改变个体的人格特质（Riese et al.,2014）。本研究的模型也显示，长期、大量的负性生活事件可能会造成警察人格改变，特别是神经质得分增加和外倾性得分下降。这种改变不利于警察的心理健康。
本研究结果为改进相关工作提出几点建议。除了一般的心理健康促进措施（如加强一线警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使其掌握放松和调适技巧、正确面对心理问题）外，还应该从生活事件和人格特征两方面入手做工作。针对负性生活事件，应积极开展家访活动（生病受伤必访、家庭婚丧必访、家庭失和必访），建立困难救助渠道，对重大疾病、家庭变故、家庭拮据等情况实施救助，切实解决实际困难。另外，在警员录取工作中，可以考虑筛查人格因素。例如优先录取典型外倾性人格者以保证其有能力应对高压、高强度的工作和生活。
本研究关注警察的生活事件、人格以及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并针对以往研究的一些局限做出改进。首先，前人研究使用工具不一。例如测量心理健康水平，一些研究使用SCL-90，而另一些使用情绪量表；人格问卷则有的使用EPQ，而有的用NEO个性评定量表。因此研究结果不一致时很难解释。其次，现有研究多考察某两个因素，例如人格和心理健康、生活事件和心理健康，分析层次也多限于相关分析，比较初步。最后，以往研究样本大小参差不齐，例如仅研究某些警种的小样本，代表性有限。为此，本研究综合使用大样本调查、经典测量工具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以探明生活事件、人格因素与警察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人格因素可能的中介作用，为如何提高警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建设性参考依据。但还存在一些可改进的问题。例如，SCL-90、SDS和SAS都是心理健康的消极指标，后续研究要加入诸如幸福感等积极变量，以表述心理健康全貌；没有直接考察应对方式与人格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可作为未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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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警察的心理健康水平较差，生活事件刺激量大，且负性显著多于正性；人格因素和生活事件可显著预测其心理健康；人格特质部分中介负性生活事件对心理健康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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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Events and Mental Health of Police Officer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ersonality Traits
ZHANG Tengxiao1,HUANG Qiong2,WANG Feng3,HAN Buxin4*
1Department of Psycholog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
2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Medical Engineering,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0096,China
3Municip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Hanzhong 723000,China
4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Psychology),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 Police mental health is affected by life events and personality factors; however,their relation is still unclear and there are few studies that examine the relations among these three variables systematically.In this study,the Life Event Scale (LES),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EPQ),Symptom Check List-90 (SCL-90),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and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 among life events,personality and mental health level in 1,062 policemen.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the police group is worse than that of the norm,with more negative life events; (2)life events and personality have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s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policemen.Negative life events,high neuroticism and high psychoticism are predictive factors of a lower mental health level.On the contrary,positive life events and extraversion have protective effects; (3) Personality traits have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mental health.Negative life events can not only reduce the level of mental health directly,but also impair mental health (especially in improving depressive mood)through personality factors (mainly extraversion and neuroticism).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intervening in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screening personality traits can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the police.
Key words: police; life event; personality; mental health
[心理学通讯,2019,2(1): 25-31 doi: 10.12100/j.issn.2096-5494.218081]
张腾霄，201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兴趣为颜色心理效应机制及其应用、心理健康。
*通信作者：
韩布新
法治是人类治国理政智慧的结晶，也是我国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枫桥经验”发展，从社会改造和帮教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再到社会管理创新，走上法治化征途，既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实践的努力。法院作为“枫桥经验”的践行者和法治建设的生力军，在其中发挥了应有作用。
hanbx@psych.ac.cn
*Corresponding author: HAN Buxin,hanbx@psych.ac.cn
[Psychological Communications,2019,2(1): 25-31 doi: 10.12100/j.issn.2096-5494.218081]
基金来源
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6ZHC001)。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本研究无利益冲突。
标签：警察论文; 生活事件论文; 人格论文; 心理健康论文; 南京大学心理学系论文; 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论文; 陕西省汉中市公安局论文; 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心理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