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霸权论文,概念论文,葛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葛兰西思想的当代效应中，其霸权理论最为人们所关注。虽然葛兰西自认为这是对列宁思想的发挥，但学者们认为，这个概念实际上是葛兰西的独创（注：Bobbio从两个方面分析了葛兰西与列宁的差别：第一，在列宁那里，力量是基本的和决定的，而在葛兰西那里，力量从属于领导权；第二，葛兰西那里领导权优先于力量，而在列宁那里则相反。Bobbio是从关于马基雅维利的笔记中得出这个看法的，他认为在这些笔记中，葛兰西从两个意义上来研究现代政党，一是从集体意识层面(即政治领导权)来研究，一是“道德和知识改革”(文化领导权)层面来研究。列宁的领导权概念更强调政治领导权，而在葛兰西那里，更强调文化领导权，这是葛兰西最具创造性的地方。See,Norberto Bobbio,' Gramsci and the conception of civil society' ,in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ed.By Chautal Mouffe,London,1979,p.38-39.），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霸权理论是葛兰西对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重要贡献（注：Thomas R.Bates:' Gramsci and the theory of hegemony' ,in Antonio Gramsci: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olitical Philosophers( Ⅱ) ,ed.By James Martin,p.245。），葛兰西首先就是一位“霸权理论家”。（注：Massimo Salvadori,' Gramsci and the PCI:Two Conceptions of Hegemony' ,in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ed.By Chantal Mouffe,London,1979,p.237。）在过去的研究中，占主导倾向的观点是：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市民社会理论是一致的，关心的是民主的建构，解决的是文化领导权问题。Bobbio、Bates以及Mouffe和Laclau等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分析的。这个思路有其针对性，针对的是极权主义政治，强调葛兰西哲学本身的批判性。但这里的问题在于，这些研究者的解释更多是从现代语境出发的，即随着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向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国家的作用开始下降，这时文化霸权体现出显性的作用，特别是墨菲与拉克劳，更是从当代边缘性知识分子的激进批判活动中来理解霸权概念，霸权在这里变成了一种政治话语的连接模式。这个解释虽然对葛兰西霸权理论做了重要发挥，并使之成为后现代语境中激进民主策略的基础，但同时使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简单化了。在葛兰西那里，霸权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它既指经济上的霸权，更指政治与文化上的霸权，而在其内在逻辑建构上，又强调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集体意志的整合，具有总体化的意味。在这多重维度中，只是强调霸权的某一个方面，对于理解葛兰西来说，都是不够的。
一、霸权概念的理论渊源
国内学界通用的霸权(hegemony)概念，是对葛兰西所用的意大利语dirìgere及与此词相关的词的英译，这些相关的词包括其名词形式direzióne，以及形容词形式diritto。Dirìgere是动词，有着“把……引向”、“向……讲话”、“领导、指挥”的含义，形容词diritto有“直接的”、“公正的”的含义，作为名词的direzióne则包括着上述的各种含义，与统治(dominazióne,或译为控制、支配)相对应，英语界将之译为领导权(leadership)。在葛兰西的著作中，有时他将direzióne与egemonìa替换使用，egemonìa在意大利语中是“霸权”的名词形式，葛兰西有时将egemonìa看作是dominazióne与direzióne的加和，这就使意义扩大化了，这才是英译名霸权概念所表达的意思。（注：关于领导权概念的讨论，本文借鉴了《狱中札记》英译者的考证成果。See,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p.55.）
在葛兰西看来，霸权这个概念来自于列宁。如《狱中札记》中谈到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时，葛兰西从实践哲学的立场出发认为，哲学必须是政治的，这构成了实践哲学的重要特征。“一切都是政治，甚至哲学或各种各样的哲学也是如此，哲学是行动中的历史，即生活本身。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解释德国无产阶级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这一命题，人们也由此可以断言，伊里奇(即列宁——笔者注)开创的霸权的理论化与现实化，也是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事件。”（注：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ed.and trans.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London,1971.p.357.）很显然，葛兰西将霸权这个概念看作是列宁开创的。当然，在列宁那里，更多讲的是“霸权”的“领导权”内含。
在列宁那里，领导权这一思想的出现，是同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相关联的，其核心内容是以合乎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政治意识，实现对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并以无产阶级为核心，在阶级联盟中实现无产阶级对其他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在俄国的革命过程中，出现了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这主要体现为自发主义、工团主义、非妥协的左派等。自发主义和工团主义，盲目崇拜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将革命意识仅仅局限于工人的经济斗争层面，虽然提出了“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样的口号，但这只是局限于工会斗争，从而只能将工人的革命热情停留在工联主义水平上，列宁认为这种思想同恐怖主义具有同质性。针对这种工联主义，列宁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注：列宁：《怎么办？》，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0页。）革命所需要的“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灌输给工人。”（注：列宁：《怎么办？》，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5页。）针对左派反对“妥协”的思想，列宁也进行了批判，指出不能简单地反对妥协，如果妥协是为了更好的前进，妥协就是必要的，因此左派反对进入到合法议会的斗争，在无产阶级准备力量的时候就是错误，这会使社会民主党人失去争取议会中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员的机会。（注：参阅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四章“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哪些敌人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这实际上是一个以无产阶级意志为主导的阶级联盟的问题。比如列宁认为，在当时的俄国，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一定阶段如争取民主共和国的过程中，同农民联盟就是必要的，这也是无产阶级获得领导权的重要内容。（注：参阅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第60-70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列宁关于政治领导权的论述，构成了葛兰西思想的重要来源。
与列宁的领导权理论相对立的是索列尔的领导权理论。由于深受尼采哲学的影响，索列尔认为现代西方文化建立在自然权利合理性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进步观念和盲目的乐观主义，这种观念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国家至上的观念，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这种观念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传播作用。与此相反，索列尔认为自己是一个消极主义者，以柏格森创造意志论为基础，反对自然权利理论中的对象式哲学，认为这是抽象的描写，强调从人的内心出发的创造性社会行动的第一性地位，赋予工人阶级的总罢工以革命性的理解。在他看来，这种总罢工起着“神话”(myth)的作用。“神话”是索列尔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他认为神话的消失是现代西方文化衰退的表现，无产阶级总罢工的“神话”有着西方文化重建的意义。在这个概念下，索列尔强调“神话”的两个特征：第一，“神话”强调行动，“今天存在的革命的神话是非常纯粹的，它们让我们去理解大众的活动、情感和理念，使大众准备投身到决定性的斗争中去；它们不是对事物的描写，而是对行动意志的表达。”（注：Sorel,Reflections on Violence,ed.By Jeremy Jenn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28.）第二，“神话”强调总罢工的“自发性”特征，索列尔认为否则就会站在与资产阶级相同的立场上，站到现有国家的立场上去。因此，他反对列宁意义上的向工人阶级灌输政治意识的观念（注：Sorel,Reflections on Violence,p.32.）。索列尔强调的是通过总罢工，以“神话”的形式激发人们的意象以及各种本能情感，建构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他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之后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也是社会主义真正走出乌托邦的体现。索列尔的这个观念，虽然具有“工联主义”特征，但他对大众创造精神的重视，构成了葛兰西霸权理论的重要内容。早年的葛兰西深受索列尔的影响，在《新秩序》周刊时期，葛兰西就将自己的主要工作放在组织工会、组织工人罢工上，认为工厂委员会是工业领域中生产者的独立组织和共产主义经济组织的基础，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致命工具，并形成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独立性和主动性，工人群众是最广泛运动的基础。
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又具有意大利本土的理论渊源，这主要是马基雅维利和克罗齐的影响。葛兰西认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在其真实的意图上并不是写给当时的任何一位君主看的，而是写给正在崛起的人民大众看的。（注：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p.153.）面对法国、西班牙等民族统一国家的兴起，马基雅维利意识到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统一的意大利国家，正是面对这一难题，葛兰西认为马基雅维利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霸权理论。马基雅维利的霸权思想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马基雅维利意识到教化的重要性，只有通过教化，才能形成集体意志；第二，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组织力量，这个组织力量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正是通过“君主”这个概念体现出来的。
克罗齐从差异辩证法出发讨论上层建筑时，虽然强调了实践精神的重要性，但实践精神从其最高形式来说就是伦理实践，一种伦理政治构成了他改造意大利的理论前提，也正是通过克罗齐的努力，意大利的现代文化再次纳入到当代欧洲的前哨中。克罗齐从黑格尔哲学而来的讨论，使葛兰西对霸权理论的理解更为清晰（注：参阅拙文：《具体的辩证、相异辩证法与克罗齐哲学的建构》(载《理论探讨》2004-4)、《葛兰西对克罗齐哲学的批判改造》(载《现代哲学》2005-2)。）。葛兰西沿用马基雅维利的说法，认为必须结合无产阶级革命的当代境遇，写出一本《现代君主》，它由两个重要支点构成：“这里的两个基本点之一是民族人民集体意志的形成，在这方面，现代君主既是民族人民意志的组织者，又是这一意志积极主动的表现；第二个基本点是精神和道德改革，这两点应当构成全书的骨架。”（注：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p.133.）葛兰西关于霸权概念的这一解释，构成了后来者理解葛兰西霸权理论的主要文本依据。
二、霸权概念的总体性意蕴
通过对葛兰西霸权概念理论来源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认为那样，即关注的是市民社会中的文化霸权，霸权的这种含义虽然在葛兰西思想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霸权概念本身却有着总体性的意蕴，即霸权概念是对政治、经济、文化霸权的总体性建构。在具体的思路建构上，早年的葛兰西关心的是克罗齐式的伦理霸权问题，并将这种霸权理论发展为强调工人自主能动性的政治霸权，但随着思想的发展，他已经意识到必须将这种霸权思想同经济生活与政治意识结合在一起加以讨论。进入到《狱中札记》的写作语境之后，结合意大利文化与政治运动史的分析，特别是对马基雅维利与克罗齐的批判思考，虽然在理论的直接层面，文化——道德意义上的霸权概念成为葛兰西的主要思考对象，但经济与政治仍然构成了文化霸权理论的支体，并形成了政治斗争中的“阵地战”理论，即从总体上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与革命改造。葛兰西对霸权理论的这一理解，才与其哲学讨论中的总体性概念、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问题上的一体化分析等思路统一起来。
在葛兰西的文本中，霸权概念第一次出现于《南方问题》中，它与葛兰西关于《新秩序》周刊时期都灵共产党人工作思路的总结联系在一起。“都灵共产党人具体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霸权’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础问题。当无产阶级成功地建立一个能动员大多数的劳动群众去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联盟制度时，它能够成为实行领导和统治的阶级。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意大利现存的现实阶级关系中必须成功地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注：Antonio Gramsci,' Some Aspects of the Southern Question' ( September-November 1926) ,in Pre-Prison Writings,ed.By Richard Bellamy,trans.By Virginia Cox,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316.）在都灵时期，葛兰西已经意识到，在现实的意大利土地上，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想成功，必须建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联合农民的阶级联盟。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葛兰西将自己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组织无产阶级的联盟上，工厂委员会构成了他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主要场所。“社会党直接在生产地点建立自己的组织基础，在工人阶级所建立的新的机构中起着领导党的作用，以便争取达到本身的独立，成为统治的阶级。”（注：Antonio Gramsci,Pre-Prison Writings,1994,p.175.）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成为生产过程中的领导者。在《〈新秩序〉周刊的纲领》一文中，结合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即工业生产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由个别资本家控制转向了通过以银行为控制者，以工业官僚为中介的管理方式，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正处于通过熟悉劳动过程而获得霸权的时刻，“我们曾指出，脱离生产的是资本家个人，而不是资本，哪怕是金融资本。我们曾指出，对企业的控制正在从资本家手中转到银行手中，银行是通过工业官僚进行控制的，而工业官僚对于生产则日益失去兴趣，正像国家官吏对于国家管理失去兴趣一样。我们之所以需要指出这些，是为了对企业产生的新等级关系进行历史的分析，是为了强调工人阶级(它的工厂组织尽力掌握生产的霸权)在生产上独立自主的最重要历史条件之一已经出现。”（注：Antonio Gramsci,Pre-Prison Writings,p.185.）葛兰西对工厂委员会组织工作的重视，实际上是想在经济层面建构无产阶级的霸权，虽然这种意义上的霸权理论受到了索列尔与列宁思路的双重影响。这种对经济生活层面的关注，以致当时有人认为葛兰西处于工联主义的阴影中。
经济意义上的霸权理论，不只出现于葛兰西的早期思想中，而且也出现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强调霸权的经济意义，并不是要陷入到经济主义或工联主义之中，如果在《新秩序》周刊中葛兰西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对经济主义的大量批判，就将自己所强调的经济意义上的霸权与工联主义的思想区别开来。葛兰西指出：“经济主义对政治和精神方面的各种意志表现、行动表现或首创性表现所抱的态度，至少可以说是很奇怪的，——仿佛这些表现并不是经济必然性的有机产物，而且也不是经济的最有影响的表现似的。因此，一旦具体到提出霸权问题，就把它说成是谋求霸权的集团必须做出让步的问题，那样的看法是不恰当的。毫无疑问，对各个未来的被领导集团的利益和倾向必须予以考虑，必须达到某种妥协以求得均势，——换句话说，领导集团要做出经济团体性质的牺牲；这些固然都是霸权问题所包含的前提，但同样无可置辩的是，这种牺牲和妥协决不可触动根本；要知道，霸权虽然是伦理——政治的，但也必然是经济的，它的基础必定是领导集团在经济活动的核心决策方面所起的决定性职能。”（注：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p.161.）可以说，经济构成了论述霸权理论的地平线，否定葛兰西霸权理论的经济意义，就无法真正地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从柏格森哲学中解脱出来。当然如果仅将霸权定位在经济领域，就像第二国际的理论所做的那样，又会陷入一种宿命论之中，因为在现实的霸权力量对比关系中，经济虽然构成了地平线，但在分析运动的力量对比时，“最终不能不归结为霸权和伦理——政治关系问题。”（注：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p.167.）
对于葛兰西来说，霸权概念更多指的是文化霸权，是与政治支配相对应意义上的霸权，这个意义上的霸权概念是《狱中札记》中讨论的重要主题。“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层面’：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这是‘私人’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层面一方面相当于支配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支配’或管辖职能。这些职能都是有组织的、相互关联的。”（注：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p.12.）在这个论述中，就是当代学者最为强调的具有葛兰西特色的霸权概念，Bobbio甚至通过将葛兰西在文化——道德意义上的霸权概念与列宁概念进行比较，认为文化霸权意义上的霸权概念才是由葛兰西独创的，体现了葛兰西对政治集权的先行批判。在葛兰西关于霸权的这一理解中，行使霸权的主体机构不再是国家权力机关，而是市民社会中的组织机构，如学校、工会、社团组织等等。这一部分机构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比起国家机关来说，更能民主地将市民社会中的人结合起来。在这个论述中，葛兰西实现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结合。在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论述中，就非常强调来自于市民社会本身的机构如同业公会等等的“伦理”作用，这是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的重要途径，但在黑格尔那里，国家构成了最后的决定者。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国家理论的批判，强调市民社会的“先行性”。这才有葛兰西从市民社会基础上强调霸权的重要作用，强调这些市民社会的机构的教育意义。但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主要指的是经济结构层面，而教育等机构，可以算做上层建筑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又是以黑格尔来改造马克思。但不要以为，伦理——政治霸权就是葛兰西霸权概念的唯一主题，如果只是从这个方面来理解，葛兰西就无法将自己的思想与克罗齐伦理政治史的思想区别开来。对于葛兰西来说，虽然霸权概念具有文化上的重要意义，但从其当时的语境来看，这种文化霸权的建构，是为建构新的无产阶级斗争策略做准备的，因此在其核心点上，霸权是政治上的霸权。
为什么要强调霸权呢？在葛兰西看来，这是由政治的要素决定的。政治是一个自主性的领域，而政治赖以成立的第一个要素就是“的确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整个政治的科学和艺术都建立在这个根本的和不可规避的事实上。”（注：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p.144.）在这样的前提下，人们必须思考如何能够最有效地领导，领导者如何做最好的准备，以及人们如何能够了解最切近的抵抗路线，或者人们如何希望被领导者和被统治者服从最可行、最合理路线。葛兰西对统治的方式进行了区分：一种是强制性，即国家作为镇压的机器；另一种是同意式的，即国家的权力获得了人们的自觉认同，这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统治方式。在这种同意式的统治中，又存在着政治霸权与文化(道德)霸权的区分，前者提供着政治合法性，后者提供着文化合法性，使得作为自由的个人能够进入一种共同意志，而不是作为纯粹私人性的个体进入相互冲突状态。国家生活必须是自觉的，成为个体主体自由认同的东西，正是霸权的这种心理学维度，构成了中产阶级稳定的物质生活的基础。（注：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p.268.）因此，在统治的意义上，霸权具有三种组成方式：一是绝对的支配状态，这是通过国家及其组织机器实现的，也正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第二是政治合法性的建构，这种合法性不只是强制统治的问题，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建构问题；这两个层面的霸权都涉及的是政治关系领域。第三是文化(道德)合法性建构问题，霸权只有渗透到这个层次时，才能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遵从着统治者的霸权逻辑。
葛兰西认为，作为统治者而言，这三种意义上的霸权都不可缺少，特别是文化霸权，并不会因为取得统治地位而丧失其作用。“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识识与道德的霸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反对自己的集团，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它，并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且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霸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注：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p.57-58.）但正如葛兰西批评克罗齐时指出的：“政治只有与经济打成一片，才能变成永久的行动，并生长出永久的组织”，“最终的解决方式只有把经济和政治等同起来。”（注：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pp.139-140.）因此，我认为霍鲁布对“霸权”概念的理解是比较准确的：“一方面，霸权有助于解释国家机器或政治社会——被特定的经济组织所支持也支持着这些经济组织——通过它的法律制度、警察、军队和监狱，能够迫使社会的各阶层认同现状。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霸权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组织强制使用政治国家机器来维持现状的方式，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社会，特别是市民社会，以及其从教育、宗教、家庭到日常生活实践的微观结构，如何有助于意义和价值的生产，而这种意义和价值生产、指向并维持着各阶层‘自发’认同这个现状。在这个意义上，霸权同时与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相关联，在其最终的分析中，同经济领域相关联。”（注：Renate Holub,Antonio Gramsci,Beyond Marxism and Postmodernism,London,1992.p.6。）可以说，当后来的学者过分强调霸权与市民社会的对应关系，而忽视霸权与政治生活、特别是与国家的联系时，这与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有了一定的距离。佩里·安德森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国会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力是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反对将霸权概念“市民社会化”。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但安德将森将霸权“市民社会化”的错误算在葛兰西的头上，这未免有些不公平。（注：Perry Anderson,'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in New Left Review,no.100,November 1976/January 1977。）
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葛兰西霸权概念的总体性特征，既不是经济决定论的，也不是精神同一性的，他关注的实际上是社会生活的总体性联系。这种联系在不同的层面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完成的，在不同的系统中，也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完成的，重要的是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方式，这种联系方式不是事先存在的，而是通过主体的参与建构的，在必然性的联系中，偶然性发生着重要的作用。当葛兰西谈到自己在都灵从事的斗争时，曾这样分析：“这里的霸权不是‘抽象的’，既不是机械重复、科学或理论公式，也没有混淆政治、实际行动和理论文章的界限。它施加于真正的人，由于一定的物质生产状况与生产内部各种迥异和‘偶然’集结的社会要素‘自发’结合，这些人按照具体的历史关系组织起来，具有明确的感情、见解以及零碎的世界观等等。”（注：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p.198.）在葛兰西看来，在霸权结构中，存在着有机运动(相对永恒)和“接合”运动(表面的、偶然的甚至意外的运动)的区别，但这种区别并不是完全相互外在性的区别，重要的是要找到霸权结构内部的辩证关系，实现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接合，这种接合并不是通过概念的衍生方式完成的，而是在现实的人的作用下完成的。
三、集体意志、文化自觉与霸权
正如《君主论》是为人民而写的一样，虽然葛兰西也在一般统治意义的层面上讨论霸权的形式，但其根本的理论指向是处于低层的无产阶级如何获得霸权问题，由于还没有获得统治的物质性力量，这时获得文化与道德意义上的霸权，对于下层阶级来说就变得至关重要。
葛兰西认为，对于下层集团来说，要获得霸权，主要体现为三个环节：第一，在受到强大外在束缚的时候，必须战胜外部的敌人，获得相对自治的权力，这是与外部敌人的斗争策略。第二步，由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避免经济的作用，缔造这种新型国家的新社会集团的政治霸权的主要内容是经济秩序，这涉及到基础的重新组织以及人与经济世界或生产领域之间的现实关系的重新组织。在这个问题上，葛兰西并没有完全放弃《新秩序》周刊时期的思路，即经济上的重组对于缔造新型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特别是在组织化资本主义，生产工具与人的结合，对于获得经济霸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葛兰西认为，这种一体化有助于造就“总体的人”，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必须从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机构的效率出发来组织集体的和个人的生活。经济力量在新的基础上的发展以及新结构的进步设施，将使必然存在的矛盾得到调和，当建立起一种自下而上的新的‘一致’的时候，也就为实现自我纪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可以实现自由，包括个人自由。”（注：《葛兰西文选》，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15-616，注118。）第三步，要获得各个历史阶层和历史集团的支持，从而获得统一的集体意志与政治、文化(道德)的自觉。这构成了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这个环节就是获得来自于积极或消极地帮助它们的集团的支持。这些条件是霸权理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主要内容的实现。
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第三个环节，即如何获得各种集团的支持问题。获得各种集团的支持，对于下层集团来说，主要体现为文化道德以及政治意识领域中的认同问题，葛兰西将这个问题划分为两个层次：即集体意志与哲学自觉，鉴于哲学这个概念与道德、伦理等具有一致性，在这里我们以文化(与道德)自觉来称谓它，这只是为了行文的方便。
葛兰西关于集体意志的讨论，是从马基雅维利和索列尔的讨论中生长出来的。在葛兰西看来，马基雅维利关于君主的讨论，核心的主题在于君主如何才能领导人民建立新国家，而在做到这一点，就要将个体的自由意志整合为集体意志，马基雅维利对“君主”的言说与规劝，其意图就在于此。对于当时的意大利来说，现存的集体意志虽然变得松散无力，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因此新的“君主”的任务就是如何创造与重新整合这些松散的集体意志，导向历史活动中具有建构性的、积极主动的政治意志。马基雅维利关于民兵改革的分析，就是想将农民整合进意大利重建的集体意志之中，对于当时的意大利来说，如果农民不能涌入政治生活，统一的意大利民族意志就不可能形成。这也构成了葛兰西在面对意大利时的一个重要问题，或者说在任何革命霸权的建构过程中，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葛兰西在《南方问题》中的论述，就是要在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平台上解决这一问题。如果说在马基雅维利那里，集体意志的概念是通过葛兰西的这种解读才呈现出来的，那么在索列尔那里，总罢工的“神话”就是想通过罢工，创造一系列的意象，激发各种情感，把同资本主义社会交战的各种倾向整合为一体，形成工人阶级的集体意志。索列尔的整个思考虽然具有工团主义的特色，但对于集体意志的理论探索构成了葛兰西的思想支点。
在集体意志的讨论中，葛兰西实际上预设了一个哲学前提，即每个人都具有自由行动的意志，这种自由行动的意志虽然有着重要的差别，但它们之间又具有共同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共通感(common sense)，是大众共有的常识。葛兰西认为，哲学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自发哲学层面，这是日常生活中的哲学意识，即共同感，也可称为世界观，它包含在信仰、迷信、意见、看待事物的方式和行动方式的整个体系里，在这个意义上，人人都是哲学家。但这种意识总是受到日常生活的制约，它们是偶发的、非系统的、甚至是内在矛盾的。如果仅从这种意识出发，人们很少能超越他现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很难超越他的生存环境。或者说这种意识是外部世界强加于我们身上，并在我们身上沉积下来，构成了我们行动的集体无意识层面。哲学的第二层面恰恰是对这种无意识世界观的批判，使它“成为一个融会贯通的统一体，并把它提升到世界上最高层次的思想水平。它也意味着对一切过去哲学的批判，因为它们在大众哲学中留下了层层积淀。”（注：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p.324.）因此，哲学活动就不只是个人对于系统的、融贯一致的概念的研究，首先把它看成是改变群众的心态、传播哲学新事物的一场文化上的战斗。对共通感进行批判，就是要达到对社会生活的自觉，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才能谈得上文化霸权问题。
在这里，知识分子与政党的作用呈现出来了。如果哲学的批判恰恰是对共通感的批判，那么仅靠以共通感为生的普通人是无法完成深层的哲学思考的，加之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都从属于某一经济政治团体，他们的意识往往是“经济的——团体的”意识，并不能够具有完全的“历史自主性”，因此从事哲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就非常重要。人民群众如果不在最广的意义上把自己组织起来，就不能区别自身，就不可能真正独立；而要是没有形成自觉意识的知识分子，也就没有组织者和领导者，形成有组织的群体，形成明确而坚定的意志。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正是在这个方面，通过自己的哲学与政治实践活动，将人民大众的常识提升到自我意识层面，实现了对社会的自觉批判。但在葛兰西看来，知识分子只有在政党的组织下，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因此建立政党构成了文化霸权自觉意识建构中的重要环节，只有政党才能培育出完整的、全面的新知识分子。
葛兰西对政党作用的思考，同样离不开对马基雅维利、索列尔等的讨论。在他看来，马基雅维利著作中所使用的“君主”概念转译成现代政治语言，可以指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也可以指有征服一个国家或建立一个新型国家的抱负的某种政治领袖，在这个意义上，“君主”就可以译成现代术语“政党”。知识分子只有被政党组织起来，才能摆脱工联主义，这是索列尔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研究一下索列尔为何从神话意识形态观念出发，不能逐步发展到理解自己的政党，而是将认识停留于工会。的确，对索列尔来说，‘神话’最充分的表现不在于工会是集体意志的组织，而在于工会的实践活动——这是集体意志发生作用的表现。实践活动的最高成就就是总罢工——也就是某种消极和预备性的‘被动活动’(只有实现各种意志的共同协调，这种活动才能具备积极的性质)，它没有设想自己将进入‘积极的和建设性的’阶段。”（注：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p.127.）克罗齐也是如此，他对“政治热情”的讨论，忽视了政党的存在，也就无法真正地摆脱道德说教的特征，克罗齐的“政治热情”也就不具备真正的革命所需要的持久性。但面对现实存在的政党，葛兰西意识到必须解决政党的僵化的、极权的倾向问题，这是政党如何保持霸权、具有活力的问题，对此葛兰西进行了一系列探索，这里不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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