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胡塞尔的理性崇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崇拜论文,理性论文,胡塞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贯穿胡塞尔思想始终的主旋律是理性崇拜。早期胡塞尔推崇工具理性，后期胡塞尔则认为仅仅有工具理性还不够，还必须有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为此，胡塞尔呼唤形而上学，希望并坚信借此能把欧洲从危机中解救出来。但由于胡塞尔错将理性先验化和独断化，所以又最终陷于非理性主义的泥坑。
关键词 胡塞尔 现象学 理性 形而上学 非理性
一、理性崇拜是胡塞尔思想的核心
胡塞尔无疑是20世纪西方最使人感到晦涩莫解，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哲学家之一。自其1990年写作他的成名作《逻辑研究》以来，现象学虽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但对现象学的论述和评价却一直陷入一片混乱不堪之中。
什么是现象学？海德格尔说：“‘现象学’这个词本来意味着一个方法概念，它不描述哲学研究对象的‘什么’，而描述对象的‘如何’。”①但是，现象学仅仅是方法论吗？哲学方法论又能和哲学本体论分开吗？海德格尔自己也说：“一种方法概念愈真切地发生作用，愈广泛地规定着一门科学的基调，它也就愈原始地植根于对事情本身的分析之中，愈远离我们称之为技术手法的东西。”②
现象学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吗？这亦是对胡塞尔哲学最常见的评论。但是梅洛——庞蒂反驳说：“现象学的最重要的收获，无疑是把极端的主观主义和极端客观主义在它的世界的概念或合理性的概念中，结合起来了。”③在梅洛——庞蒂之外，甚至还有人认为胡塞尔的哲学是一种新实在论，例如萨特就是以新实在论来理解现象学的本体论的④。何况，是否唯心主义这个标准果真能恰当地衡量胡塞尔哲学的价值吗？
胡塞尔的确给20世纪西方思想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不仅因为对胡塞尔思想的洞悉是知解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存在主义思想的前提，而且胡塞尔哲学和分析哲学之间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新近的研究表明：维特根斯坦从前期到后期的思想转变即是以胡塞尔的“现象”概念为中介的。施太格谬勒还曾非常有意义地探讨了胡塞尔《逻辑研究》中的语法观，认为“胡塞尔预先表述了卡尔纳普后来称为形式规则和变形规则的那两种规则”⑤。70年代出名的美国分析哲学家塞尔(John Searle)则指出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和言语行为理论有着同构的联系，“意向性状态表示对象和事态，在其意义上，完全与言语行为表述对象和事态的意义相同”⑥。这表明维也纳学派及分析哲学对现象学的冷漠、隔阂、敌意正在破除。
不过，分析哲学家对胡塞尔的研究虽愈来愈精微细致，但都只接触到现象学的表面或技术层次。而德雷福斯(Deryfus)把胡塞尔看作是认知心理学的先驱⑦，靠批判胡塞尔起家的德里达(J·Derrida)把胡塞尔看作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特别是“声音中心主义”的典型代表等⑧，其积极意义也仅限于给了我们饶有新意的启发，胡塞尔的真面目却因之越发显得支离破碎。
胡塞尔现象学的总特征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在本文看来，胡塞尔的思想始终未离一个基本核心，那就是胡塞尔的理性崇拜意识。
二、理性是科学和哲学的灵魂
科学概念在胡塞尔的用法中具有相当独特的含义。心理学、物理学是科学吗？胡塞尔说，既是又不是，因为它们既或多或少地体现了科学的理念，又因为它们还不完全符合胡塞尔的严格要求。胡塞尔说：“所有的科学都是不完全的，那怕备受颂扬的精密科学也是如此。”⑨因为科学“就其合法的宗旨而言，它是包容一切的。如果就其典型来看，它就是理性本身，它能够不要任何与自己同等或高于自己的权威”⑩。
科学实质上就是理性。自然科学达到了这个标准吗？
先看自然科学是否包容一切。胡塞尔说：“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作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11)由此，胡塞尔总结道：“我们时代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概念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概念。”(12)
胡塞尔此处实际上是讲实证科学中的理性仅仅是认知理性，缺少价值理性。
但即便是认知理性，实证科学也是不严格的。胡塞尔说：“科学的真实性要求成为无条件的真实性”(13)，实证科学达不到这点，因为“整个自然科学就其出发点而言都是朴素的”(14)。
“素朴的”在胡塞尔的用法中与“自明的”相对。“素朴的”态度意味着不加反省，不加怀疑地接受许多传统和习惯的见解，意味着依赖经验，素朴的态度总是朝向外界自然而忘却自我主观性。但胡塞尔认为，真正理性的态度则“应摆脱各种神话的和整个传统的束缚，应绝对毫无先入之见地去认识普遍的世界和人”，应专注于主体的意识及意识的关联物——对象。自然科学由于立基于素朴的态度上，从一开始就与理性相离甚远。所以一旦我们反思诸如作为意识的活动如何能给出或者接触一个对象？逻辑原理如何与意识材料没有关系？以及为何自然科学在任何事例中都是可被理解的？自然科学本身便不能给我们回答。
当然，胡塞尔并没有贬低自然科学的意思，他承认自然科学已经取得了很重要的成果。胡塞尔只是指出，一门素朴的科学如果最终不是以一种严格的科学的哲学为基础，那么它就是不充分的。
胡塞尔认为，自然科学是精神活动的一种，这些活动本身同所有精神事件一样，都属于应该由精神科学解释的领域。但本应属于精神科学的心理学由于不恰当地套用自然科学的概念，把意识自然化了，故也沦为自然科学之一种。而用自然科学或自然科学化的心理学来解释自然科学，在胡塞尔看来，只能是无意义的循环。所以，“如果这些谜是自然科学原理所固有的，那么自明的一点是，按照前提与结论对这些谜所作的解答原则上超越了自然科学”(15)。
自然科学缺乏最后的权威性，其真实性也不是无条件的真实性，自然科学不是完整的理性形式。那么，哲学呢？
胡塞尔思想中最令人惊心怵目的也许就是对近代哲学的鄙视了。胡塞尔说：“我不是说哲学是一种非完美的科学，我只是说，它还根本不是科学，作为科学它还没有开始。”(16)它完全缺乏理性的必然性与确定性，“这里的各个问题都可以驳倒，而且每一种观点都是个人的信条，或者是某个学派给出的解释，或者是一种观点”(17)。他警告说：“哲学在我们时代屈从于怀疑论、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危险。”(18)自然主义哲学和历史主义哲学则被胡塞尔认为是背离哲学理想的两大主要倾向。他还写道：“自然主义的一切形式的特征，……是一方面将意识自然化，另一方面又将观念和一切理想和规范自然化。”(19)
意识自然化即是指：第一，意识的“历史”变成一个进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心灵以生物学的事件出现，观念则产生自据以应变的神经学环境。其二，心灵的逻辑，例如推理的法则，以自然界中的物质条件为基础。严格地讲不再有理性逻辑，有的只是脑的物理学。第三，自然化的意识是相对化的意识。由于自然界中的任何事件都是应付它实际在其中发生的环境的变化，意义、目的和价值就沦为个人或历史的偶发事件的功用。最后，连自然法则都可以了解为统计的机率。所以，自然主义的大结果是理性的相对化，它不能在绝对理性的意义上称作真正的哲学。
胡塞尔的哲学生涯中，与狄尔泰的争论是相当引人注目的事件。狄尔泰被胡塞尔当作历史主义的典型代表。狄尔泰说：“如果能看清世界上的一切和整个世界的历史，任何形式的生活组织、宗教、或哲学就不可能有绝对的有效性。因此，历史意识的形成比对各体系的单纯概观可以更果断地摧毁对任何一种哲学的普遍有效性的信仰。这些哲学都曾以一个概念体系在强制的方式中表达世界的完整统一性。”(20)这段话引起了胡塞尔的愤怒。胡塞尔尖锐地反驳道：“历史主义如果贯彻到底就落入极端怀疑主义的主观论，关于真实性、理论与科学的观念，会同其它所有观念一样，将随之而失去有效性。”(21)然而，如果真的是这样，胡塞尔讥讽地问道，这个历史主义的相对论它自身还有理由吗？胡塞尔争辩说，如果历史主义的批评证明了哲学在其历发展中是以混淆了的概念工作，并且犯有将概念与似是而非的结论混合起来的罪过，那么，这话本身就已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从观念上说，概念能够清晰，我们可以得到正确的结论。“因此，正如历史科学无法为反对一般的绝对有效性的可能性而提出任何切实的东西，它也无法为特别反对绝对的（即科学的）形而上学或其它任何哲学而提出什么来”(22)。胡塞尔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称：“任何思想，只要它是geist（精神）的真正产物就会有有效性。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对的有效性，有效性‘本身’即使没有人达到它，即使历史的人生永远也达不到它，它仍然是它本身。”(23)
然而，这又怎么解释狄尔泰指出的历史上的各种哲学之无效性的事实呢？这点胡塞尔是承认的。胡塞尔的方法是回到柏拉图。他说，历史上的哲学和理想的哲学之间的关系，就象柏拉图所说的物（“理念”在其中显现的模糊形式）与理念的关系一样，虽然没有一物完全是实现了它的理念，但理念的存在却是绝对无疑的(24)。
胡塞尔与狄尔泰的争论对当代文学批评有着重大影响。本世纪70年代，胡塞尔的信徒赫希与狄尔泰的信徒伽达默尔在有关艺术作品的阐释问题上，几乎是继续着先辈们的论辩。
但是，理想归理想，近代科学和哲学与理性偏离的现状还是深深地刺激了胡塞尔。胡塞尔表露自己的心情说：“简直使我感到无法形容的恐怖的是我深深自信如果当代的哲学关于知识性质的问题已经作了最后结论，那么，我们就毫无知识可言。……如果在我内心所发生的那些怀疑不能够用理性的力量来克服，如果我们注定只是多多少少地弥补存在于我们的认识论中的漏洞的话，那么，总有一天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将会崩溃，我们也将会发现我们是站在过去的伟大东西的悲惨的废墟当中了。”(25)
三、用理性拯救欧洲的危机
胡塞尔写道：“一切现代哲学……正陷入特殊的、令人困惑不解的危机。……它是一种开始隐藏着，然后日渐显露出来的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这表现在欧洲人的文化生活的总体意义上，表现在他们的总体的‘存在’上。”(26)它“实际上意味着对理性信仰的崩溃”(27)。
胡塞尔写这些话的时候（1936年），欧洲正处于最混乱、最堕落的状态，第三帝国正陷入一片非理性的狂热的海洋，整个欧洲都在纳粹的庞然身影下颤抖，欧洲知识分子原存的社会进化论和乐观情绪已一扫而空。确实，当此之时，谁又能相信历史是进化的呢？当科学被运用于制造更多、更有杀伤力的武器时，又怎能不去质询科学的意义呢？当大众莫名其妙地陷入对希特勒的迷狂时，还能说社会是合理性的，人是凭理性生存的吗？理性的力量又在哪里呢？这些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作为一个职业哲学家，胡塞尔只能从理性本身进行分析。
由于出身于数学家(28)，数学一直是胡塞尔关注的重点。早期胡塞尔（《逻辑研究》时的胡塞尔）曾把纯数学作为知识的典范，推崇纯数学的普遍必然性是理性真理的榜样，纯数学概念的观念客观性最能代表理性的对象的特征，对纯数学的把握最能见出本质直观的能力。简言之，纯数学被早期胡塞尔认为是理性的骄傲。
但是，现象学是回根溯源的科学，是创根问底的事业。随着胡塞尔思想视界的愈益广阔，愈来愈转向我们生存在于其间的日常世界，胡塞尔最终明白了一个几乎自明的道理：生活世界对于我们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相比更有起源上的在先地位。胡塞尔说：“如果我们不再沉淀于我们的科学思维，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科学家仍然是人，并且作为人又是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那么，整个科学就会和我们一起进入——纯粹‘主观相对性的’——生活世界之中。”胡塞尔蓦然发觉：生活世界正是自然科学的母体和意义之源。
然而，现代自然科学早已把这些忘却了。胡塞尔说，本来数学和以数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只是我们为代表生活世界，化装生活世界而量体裁的一件观念的衣服。可是，这种观念的衣服使得我们把一种方法的东西当作真正的存有，使得这种方法、这种观念的本来意义成为不可理解的。并且，人们也再未去追问自然科学究竟“是为何种根本目的服务的。——这种目的必定存于这种前科学的生活中，并且必定跟它的生活世界相关联”。胡塞尔认为，这就需要关于生活世界的现象学。
在胡塞尔看来，纯数学的榜样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是：理性的完整意义被片面化了，狭窄化为仅是客观化的理性或工具理性。它使得欧洲理性主义在后来的发展中（伽利略以后）忘记了主观性，忘记了人，终于导致全面的人性危机。
有学者常指出胡塞尔后期思想是对前期思想的背弃和反动，本文则认为不如说是发展更为合适。早期胡塞尔仅仅看到了工具理性，后期胡塞尔则认为仅仅有工具理性还不够，还必须有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或者说，早期的胡塞尔仅知运用理性于认知领域，后期胡塞尔则意识到这种理性的片面运用是理性之残缺，它还必须运用于实践领域。胡塞尔说：“理性是认识论的主题，是关于真正价值学说的主题，是关于伦理行为的主题。”(30)在后期胡塞尔看来，现代欧洲人或者已被自然科学的机械性磨砺得呆若木鸡，或者被非理性的洪流冲得晕头转向，胡塞尔的目的则是要给欧洲人一个理性的清醒。
后期胡塞尔呼唤形而上学，认为“形而上学，即关于最高的和最终的问题的科学，应享有科学皇后的荣誉。它的精神决定了一切其它科学所提供的知识的最终意义”(31)。
胡塞尔不同于康德。康德说，形而上学是理性所无力的，只靠信仰方能建立起来。胡塞尔却认为，全部形而上学问题都是可以用理性认识的。胡塞尔似乎不承认理性的能力范围有任何限制，理性既可以认识自由和不朽，也可以“最终在世界本身之中，认识它的内在理性和神学，以及它的绝对原则：上帝。”(32)所以，胡塞尔抨击近代哲学（特别是实证主义）放弃形而上学是一个错误，因为在胡塞尔看来，形而上学依然是个理性问题和非信仰问题。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之所以认为形而上学是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原因是实证主义的理性是个残缺不全的理性——仅是经验和推理；康德之所以得到用理性去理解形而上学就会有二律背反的结论，也是因为康德的理性也是一个不完全的概念，它必须结合感性经验才能得到知识，也就是说，康德的理性是有限的时空范畴。黑格尔说：“范畴是不能够表达绝对的，绝对不是在感觉中给予的”(33)。因为“被限制的无限仍不过是有限之物而已”(34)。而旧形而上学“大都以为只须用一些名词概念（谓词），便可得到关于绝对的知识，它没有考察……纯用名词（谓词），去说明绝对的形式是否妥当”(35)。所以“企图用有限的名言去规定理性的对象就是旧形而上学的缺陷”(36)。按黑格尔的看法，理性不应是有限的，“理性即是认识无限事物的能力”(37)。这一点胡塞尔与之相同。胡塞尔说：“理性是‘绝对的’，‘永恒的’，‘超时间的’，‘无条件的’有效的理念和理想的称号。”(38)所以，胡塞尔认为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并非就是不可能的。
理性崇拜，在胡塞尔的思想中，不论前期后期，始终未变。即便是在所谓的“理性”危机中，胡塞尔仍坚持“理性自身中没有任何谬误，也没有什么错误”(39)。胡塞尔说：“我同那些反对派一样肯定地认为，欧洲的危机在错误的理性主义中有着根源。但我们切不可据此解释说这意味着理性本身就是一种罪过，或者说理性在人的生存总体中只有微不足道的重要性。”(40)胡塞尔此处的意思指欧洲“理性文化之所以衰落的原因，不在理性的本质之中，而仅仅在其外部形式之中，即在它对自然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偏执之中”(41)。
但这里有个问题，胡塞尔是把理性作为欧洲精神的源头来看的。按照胡塞尔的说法，欧洲世界是从理性观念中诞生的，并且受理性观点的推导和导向。那么，既然理性绝无谬误，理性为什么会陷入偏执之中呢？欧洲为什么又出现危机呢？危机的出现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如果是必然的，也就是说理性必然会犯错误，这又怎么说理性绝然无误呢？为什么要去相信理性呢？胡塞尔显然认为是偶然的。胡塞尔说：“这危机不是捉摸不透的天命，也不是什么深不可测的天命。”(42)但如果只是偶然的，这就意味着还存在比理性更有力的力量，理性崇拜的根据也就成为不可靠的了。因此，胡塞尔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但他自己并未察觉，他依然坚信理性能够把欧洲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胡塞尔说：“理性的天职就是指引我们达到成熟的发展。”(43)
四、理性崇拜的两面性难题
怎样看待胡塞尔的理性崇拜？
首先，胡塞尔对经验主义的斗争依本文看来是有其正面价值的。经验主义者认为实证科学既自然科学是人类知识的最高代表，拒绝关心任何经验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反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中的经验论传统。但自韦伯之后，西方人愈来愈忧虑经验科学所固有的“强力意志”。尼采说，自然科学有一股“忘却过去的力量”。它自脱出母体之后便要侵吞扩张，并以自身标准衡量一切。当代美国学者利粤塔对“叙事知识”和“科学知识”作了基本区分。前者被当作由原始口述方式演化而来的传统知识体系，它兼容言语的能力标准和各类游戏规则（如指示、描述、评价、质疑等），含带有关效益、正义、幸福及美的价值观念，并且能直接形成社会制约关系。与叙事知识相对，科学知识作为前者的派生，它所需语言游戏只有一种，即指示性陈述，可以无视伦理或公正概念。此外，它不直接形成社会制约，仅在专业机构内开展游戏。利粤塔认为，科学知识一直咄咄逼人，叙事知识却一再宽容退让并放弃整体维系与平衡功能，结果是演变成如今西方的不治之症：非但科学知识在否定叙事知识的同时无法完成文化意义上的替代，而且导致包括自身在内的普遍的知识“非合法化状态”。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哈贝马斯也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最终匮乏的将不是物质，而是资源耗尽的文化动因与合法化证明。对此，哈贝马斯认为，正确的抉择是既不能否认经验科学，更不能放弃理性化理想，而是应从三个方面——经验科学、道德、艺术——完成理性的复合化重建(44)。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无论是利粤塔，还是哈贝马斯，都不过重复胡塞尔关于欧洲危机的议论。胡塞尔经验科学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关于形而上学的呼唤都是得风气之先的。
其次，胡塞尔理性追求的意义也是不能一概抹杀的。当代西方对胡塞尔攻击最力的思想大家是福柯。福柯认为，现象学以及现象学之前的康德、笛卡尔所追求的绝对的、无限的、客观公正的知识根本就不会存在，知识从根本上是一种权力形式。这是因为：（一）语言本身是人为的创造，一个语词只有进入特定的话语范畴，才能获得意义，也才能有被人说出的权力。而在特定的话语背后，总是体现着某一时期的群体共识及一定的“认知意愿”。而在这一时期的种种话语，在特定的“认知意愿”统摄之下，形成一个严密的网络。在自己内部，对所指涉的事物进行简化、调整，赋予他们以秩序，而对它未指陈的事物，则实施压抑、排斥。由此，福柯得出他著名的论断，即视话语为一种压迫、排斥和控制的权力形式。这样，作为立基于语言之上的，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人类知识自然也就沦为权势争夺的场所。（二）按照福柯的分析，理性和疯狂之间很难划出一条明确恒定的界限。福柯曾指出欧洲的所谓理性概念实在是建立在对疯狂的态度之上的，理性或者是对疯狂的崇拜，或者是对疯狂的放逐，现代则又认为是疯狂的升华。但不论是哪一种，都含有非理性的成份在，因而福柯认为理性是座“旋转门”，而所谓理性知识自然也就无永恒性可言。但是，福柯对理性之纯洁性和独立性的否认，是不是就意味着福柯彻底放弃了对理性的希望呢？否。福柯对语言和理性的深层病理分析正好体现了福柯救治理性的意旨。正如福柯所说，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才能突破自己的局限性。突破局限性当然还是为了追求无限。同样，福柯诊断权势对知识的压迫，也并不意味着屈从这种压迫，而是对如何在新的基础上确立知识（真理）之客观必然的权威性的一种探究。所以，福柯与胡塞尔表面上针锋相对，实质上却是殊途同归。
最后，胡塞尔对理性的独断化和超验化使其不幸堕入非理性主义的泥潭，从而使理性崇拜步入其反面。舍斯托夫在批判胡塞尔的理性崇拜时写道：“胡塞尔相信理性的地位无需查证；相反的，他相信每一样东西都必须在理性的面前查证它自身。而一旦他失去了这个信仰，……那时候，以自明为基础的知识论还会剩下什么？”(45)确实，胡塞尔的理性崇拜把理性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理性除它自己之外不承认任何法官。人是不能同理性争吵的，人在理性面前只能服从。这种对理性的独断化处理无疑使胡塞尔的理性崇拜蒙上了浓重的非理性的色彩。胡塞尔恰恰忘记了去追问一下：理性凭什么能得到这种无限的权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性的权威只能建立在感性的物质实践活动之上，并且最终还要接受实践检验，理性的权威并不是绝对和无限的。而所谓的超验理性根本就属于子虚乌有。
但胡塞尔却把问题弄反了。他把理性和人的感性活动、人的感性生命绝然割裂开来，其结果必然是：胡塞尔的超验理性沦为人的一种异己力量，理性的绝对权威反而变成对人性的强制和压迫，理性崇拜也就和宗教信仰相差无几了。
胡塞尔本来是准备同非理性主义决一死战的。他立志要把欧洲从非理性的疯狂中解救出来。他认为听从非理性主义的诱惑只能把欧洲导向死亡；而听从他的绝对理性的呼唤欧洲便能新生。是生还是死？他要欧洲人选择。但欧洲人实在还是不能选择胡塞尔，因为胡塞尔并没有真正避开疯狂，只不过是换了一种特殊的理性的疯狂，若究其根底，也还是非理性的疯狂。是生还是死？跟随胡塞尔，欧洲的前面依然是死亡，只不过死得略为庄重一些而已。胡塞尔理性崇拜的两面性难题颇具悲凉的意味。事实上，只要欧洲理性（崇拜）与感性（原罪）对立式地相关联，胡塞尔的两面性难题就是不可超越的。
注释：
①②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出版，第35页。
③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前言。
④萨特《存在与虚无》导言。亦可参阅A·C·丹图著《萨特》第二章。
⑤施太格谬勒《当代哲学主流》，商务印书馆出版，第120-121页。
⑥John Searle,What is an intentional state? in Husserl,Intentionality,and Cognitive Science,London,1982.
⑦Deryfus,Husserl,Intentionality,and cognitive Science,London,1982,P.9-P.27.
⑧参见J·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
⑨⑩(14)(15)(16)(17)(19)(21)(22)(23)(24)胡塞尔《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中文版，第65页、第122页、第76页、第79页、第65页、第66页、第71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14页、第114页。
(11)(12)(18)(26)(27)(30)(31)(32)(38)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译本，第6页、第9页、第3页、第13页、第14页、第9页、第10页、第8页、第9页。
(13)(39)(42)(43)胡塞尔《维也纳演讲》，收入《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中译本，第146页、第161页、第174页、第174页、第161页。
(20)狄尔泰《观念中的世界观、哲学与宗教》，柏林1911年版，第6页。
(25)转引自L·舍斯托夫《纪念伟大的哲学家爱德蒙·胡塞尔》，此文载入美国《哲学与现象学研究》第22卷，第4期。
(28)胡塞尔曾做过当时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的魏尔斯特拉斯的助手。1881年获数学博士学位。
(29)《胡塞尔全集》第6卷，第131页。
(33)(34)(35)(36)(37)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出版，第125页、第97页、第95页、第98页、第126页。
(41)胡塞尔《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中译本，第174页。
(44)参见赵一凡《利粤塔与后现代主义论争》，《读书》1990年第6期。
(45)Lev Shestov,Potestas Clavium,P.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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