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吉田茂的中国政策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吉田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 美军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占领日本本土。在美国占领期间日本对外关系中断，战后日本外交的重新展开，是从吉田内阁时期开始的。
吉田茂是依据《日本国宪法》选举产生的战后第一任首相，也是对战后日本外交政策倾尽全力、地位显赫、影响深远的著名政治家。深入系统地分析吉田茂执政期的中国政策观，是研究战后日本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的重要方面。本文限于篇幅仅就吉田茂的中国政策观战后部分略加分析、探讨。
吉田茂（1887年9月22日—1967年10月20日）， 是二战前和战时日本外交界亲英美派外交家。曾任中国奉天（今沈阳）、安东（今丹东）、济南、天津等地见习领事、领事、总领事等职，任期长达六、七年之久，深谙中国事务，在外务省内有“中国通”之称。
自明治时期以后，日本外交界都认为到英、美等国任职是外交界出人头地的捷径，相比之下所谓“中国勤务”被看成是冷门。而吉田茂本人却对自己在中国的任职经历感到自豪，在他淡出政界后撰写的从政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即使现在一回想起来，很早就能在中国大陆供职，我自觉受益匪浅”。（注：〔日〕吉田茂著：《十年回忆》，东京白川书院1983年版，第四卷，第92—93页。）
基于长期处理中国问题的经历，吉田茂自身形成了一种较为完整的中国政策观。这种政策观在战后依然延续下来并在对外政策上充分地表现出来。
新中国的世界地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即在1950年2月中苏两国签订《友好同盟相互援助条约》，两国不仅成为政治盟友，而且在军事上也成为同盟国。西方国家为之侧目，英国率先在外交上承认了新中国。对于英国方面的外交举措，吉田茂深有同感。他经常告诫日本政治家一定要关注中国大陆。他认为“东亚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中共问题。不是越南问题，不是朝鲜问题、更不是台湾问题。汉民族不论怎么说在东亚都是优秀的民族。其兴废将决定东亚的命运，甚至说决定世界的命运也不为过。……如何获得中国的人心在东亚是外交的中心问题。”（注：〔日〕财团法人吉田茂纪念事业财团编：《人间吉田茂》，中央公论社1992年版，第629—630页、 第631页、第638页、第303页。）
对于新中国的出现，吉田茂认为有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必要。同军阀混战的旧中国相比，统一后的新中国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作为世界上资源、人口大国，国内市场辽阔，在亚洲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对汉民族和中华文化颇为敬佩的吉田茂，认为中国将左右东亚乃至世界的命运，不可轻视中国问题的重要性，日本方面必须重视战后日中关系的修复和发展。鉴于战前日中关系的历史，战后的两国关系已发生质的变化，日本方面对中国问题采取相应的对策是不可或缺的，妥善地对待中国问题，抓住中国的人心，对日本而言是外交上最重要的课题。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作为首相的吉田茂在直接面对所谓“两个中国”问题时，对于在大陆还是台湾间必选其一时，他显得非常踌躇、犹豫不决。
离间中苏同盟
二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
随着德日意法西斯这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敌人的消失，出现了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个敌对阵营，世界进入前所未有的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冷战时代。尤其是吉田政府对于中苏友好同盟的缔结非常敏感，视其为反日同盟，美国方面对此也反应强烈，作为反共战略的对策之一，欲将日本构建成“亚洲的反共堡垒”。
对于中国大陆，美国的战略就是在经济上实施严密的封锁，在军事上保持强大的压力。为此，需要日本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方面向吉田政府提出了重整军备的要求，而吉田茂以日本经济无法承担重整军备的负担为由，而断然加以拒绝。
对于中苏问题，吉田茂持有独特的看法，对美国方面的对华政策持有异议。他认为“中国政权到现在为止虽然看来似乎和苏联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但是中华民族在本质上却存在着和苏联人不能相容之处，文化不同、国民性不同、政治情况也不同的中苏两国，终必形成互不相容的状态。因此，我不希望彻底使日本同中共政权的关系恶化。”（注：前揭：《十年回忆》，第三卷，第72页、第75页。）
基于这样的中国政策观，他主张西方国家对中苏关系应进行长期的观察，等待机会分化瓦解这一同盟，将中国拉入西方阵营。为此，日、美、英三国在外交上应保持一致。然而，作为一个战败国的首相，他的主张显然不会被傲慢的美国人所接受。美国力压日本只能选择台湾作为媾和对手，将日本同北京媾和恢复国交的大门彻底关闭了。
吉田茂认为“俄国人同中国人相比较的话，中国人无论怎么说都是个人主义。可是，俄国的多数人是对最伟大的人物随声附和的人种，而中国人始终认为自己是最伟大的，这是性格难以相容的。我认为所有的政治也都集中于此。所以，这两国的人种是不相容的，最终必将分离。”（注：〔日〕财团法人吉田茂纪念事业财团编：《人间吉田茂》，中央公论社1992年版，第629—630页、 第631页、第638页、第303页。）
尽管吉田茂的中苏分离策略没有被美国方面接受，但他依然坚持己见。他说“我相信，如果能够引导共产党中国国民在现实面前觉醒起来，那么，使中苏两国在国际政治上分离（detach），也不一定是空想，只要采取适当的方法加以引导，并不是多大难事。”（注：前揭：《十年回忆》，第一卷，第266页、第270页、第266—267页、第266—267页。）
1960年5月12日—6月14日，他作为日美友好通商百年亲善使团的团长，历访美、英、法、西德等国。在同法国戴高乐将军会晤时，两人讨论同共产国家对抗策略问题时，他又宣传了一番中苏分离策略，戴高乐对此也颇感兴趣，“特意在纸上记了下来。”（注：〔日〕吉田茂著《世界和日本》，番町书房1963年版，第28页。）
中国问题的应对策略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东亚成为热点地区。美国方面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国大陆的封锁、孤立政策，将美海军第七舰队派往台湾海峡，阻止中国方面的统一计划。麦克阿瑟甚至主张把朝鲜战争变成“反对共产主义的圣战”，利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到朝鲜参战。（注：〔日〕袖井林二郎著：《麦克阿瑟的两千天》，中央公论社1993年版，第313—315页、第278页。）
与此同时，美国再次要求吉田政府大规模重整军备。他对美方的要求仍持反对的态度，同时也反对用武力来解决中国问题，他认为如果中国陷入孤立状态的话，对西方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情。
出于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不满，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老实说，美国还没有达到真正了解中国的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政策，可以说几乎全盘失败了。”（注：前揭：《十年回忆》，第一卷，第266页、第270页、第266—267页、第266—267页。）
当时美国的亚洲政策中，军事方面的考虑始终是优先于经济利益的。对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共产主义运动，怀有危机感，本能地持敌视态度。希望借助于封锁政策来搞垮中国政权。为此，在积极参加朝鲜战争的同时，又在菲律宾、台湾、日本等地部署军事力量。对此，吉田茂虽然没有勇气对美国人说不，但还是不失时机地提出异议。1954年11月4日， 他在美国华盛顿外交协会发表演说时说：“军事上的压力并不是唯一最主要的手段。使自由的亚洲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话，对亚洲防卫同盟来说才是真正的原动力。”（注：“Adrese,of Prime Minster Yoshida before the council on ForeignRelations,(Nov,4,1954)。”）
他认为同武力相比经济力量是更有效的手段。对日本和东南亚的经济开发是防止共产主义化的最佳方法。而且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将中国从苏联阵营中分离出来。
用和平方式分离中苏同盟，通过参与中国问题的解决，可以使战败后的日本在亚洲的国际地位提高，这是吉田茂内心真实的想法。
他对此种设想详加阐述到：“为了引导共产党中国采取这种门户开放的政策，只有依靠和中国同文同种的我国国民的力量。我们必须向中国人说明，共产党中国的门户开放，对于共产党中国的国民、东南亚的开发以及世界经济，都是尽善尽美的政策，……我认为，在地理上、历史上同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我国，是能够引导共产党中国执行门户开放政策的。”（注：前揭：《十年回忆》，第一卷，第266页、第270页、第266—267页、第266—267页。）
在吉田茂的眼里，战后的美国是西方国家的领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问题上，仅靠美国自己是无法胜任的，在中国问题上最有经验的日本和英国应该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应该承认这一点。
这种见解和主张，可以说是吉田茂的所谓“外交的感觉”的一种十分巧妙的表露吧。
对大陆市场的分析
贸易立国和经济复兴始终是吉田茂执政期间追求的最大目标。
在日本有学者称吉田茂是具有“商人式国际政治观”的政治家。
30年代，吉田茂出任驻英大使期间，曾对日本政策的亲德意反英美外交政策提出批评。他曾致电外务省称：“对占有世界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英帝国和拥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支那加以敌视或排除在外，是不考虑我国通商发展的。”（注：〔日〕猪木正道著《评传吉田茂》，1980年版，中卷， 第274页。）
战后，吉田茂担心过早地同台湾实现媾和的话，必然会失去中国大陆的广阔市场。所以他认为中国大陆市场对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和自立是生命攸关的事情。他指出：“中国伙同苏联分别割据在共产主义铁幕之内，对于贸易采取了国营政策，对于世界市场，事实上正处于封锁状态。引导这个国家同苏联共产主义分离，重新采取门户开放的政策，不仅有利于共产党中国本身，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我国外交的优越地位也会被各国承认。”（注：前揭：《十年回忆》，第一卷，第266页、第270页、第266—267页、第266—267页。）
在日本国内重视同中国经济贸易关系的不仅是首相吉田茂一人，民间的学者和文化人也在奔走呼号。1950年1月15日，羽仁五郎、 中野好夫、都留重人、丸山真男等数十位著名学者创立了“和平问题谈话会”，反对片面媾和，主张同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所有交战国全面实现媾和。他们在同年四月号的《世界》杂志上发表文章阐述文化界、知识界的媾和主张。文章称：“正如统计表示，（日本）和中国及东南亚诸国的贸易，对日本的经济自立而言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然而，单独媾和使（日本）同这些地域的贸易变得不可能或者明显变得困难起来，这是从日本手中将经济自立的机会夺走。因而，全面媾和对日本的经济自立是绝对必要的条件。”尽管文化人和知识分子重视大陆市场的观点同吉田茂不谋而合，但在媾和问题上双方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吉田茂将主张“全面媾和论”的文化人和学者斥为“曲世阿学之徒”。
60年代，已从日本政治舞台上引退下来的吉田茂，虽在大矶静养但对中国大陆的看法依然未有改变。1960年6月， 他访问法国时同戴高乐将军讨论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他说：“……现如今世界上拥有五亿、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哪里？除中国之外再无其他，将这个大市场置之度外来考虑世界的经济复兴是很愚蠢的事情。”（注：〔日〕财团法人吉田茂纪念事业财团编：《人间吉田茂》，中央公论社1992年版， 第629—630页、 第631页、第638页、第303页。）
由于种种原因，战后日本同中国大陆之间的经济关系长期处于断绝状态，日本转而将东南亚开发成海外市场。不过，不管怎么说，“对于以贸易立国为目标的吉田茂来说，战后中国市场的丧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注：《年报近代日本研究16战后外交的形成》，山川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
由于战败，日本无法避免地失去了广大的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日渐增大。吉田茂常常对手下人讲，“战争中失去的要用外交手段夺回来，”巧妙地利用战后复杂的冷战形势，重返中国大陆市场是吉田茂的真实想法，这也是吉田茂对华外交政策的一大特征。
对红色中国的恐惧和对共产主义的仇视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重大事件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强烈震撼。社会主义阵营进一步壮大，亚洲政治版图发生巨变。西方各国普遍对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浪潮感到恐慌。尤其是，由于地理方面的特定原因，日本对邻国中国大陆上发生的社会变革怀有恐惧感。而且，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内部因遭受未曾有过的战败，民众对天皇的信任出现危机，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好感，马克思主义学说有了广阔的市场。
“日本投降之时，联合国方面针对天皇的风声颇紧，6 月份美国国内进行的盖洛甫舆论调查中，主张处死天皇的意见占33%，主张应进行审判的意见占37%，主张原封不动保留天皇的意见只不过占6—7%。”（注：〔日〕日本史研究会、京都民间历史学会编：《天皇制——历史的检证与现代》，人文书院1990年版，第200页。）
从骨子里来说，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吉田茂都是一位顽固的反共主义者，在战后冷战格局下，吉田内阁的外交政策就是以反共亲美外交而著称的。
他在筹划同中国大陆开展贸易往来的同时，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敌对国家是持敌视态度并有很大的偏见。污蔑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是通过“恐怖政治、强制劳动、没收财产、对民众非人性的勒索”来实现的。
在仇恨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吉田茂还将中国和苏联视为主要敌国。在各种场合都强调日本的国家安全正受到来自中苏两国的威胁在所谓的《吉田书简》中他对中国加以攻击，称“1950年在莫斯科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实质上是以日本为对象的军事同盟。我们本来有许多可靠的依据证明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正在支持日本共产党想要用暴力推翻日本的宪法制度和现政府的企图。”（注：前揭：《十年回忆》，第三卷，第72页、第75页。）
在反共问题上，作为战败国政府首脑的吉田茂同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吉田政权在占领时期得到GHQ 当局支持并长期把持政权的主要原因之一。
麦克阿瑟对共产主义运动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共产主义是借助于混乱、不安及使用暴力，来破坏有秩序社会的团结和力量的一些变态分子的组织，这是一个有纪律并以强有力的力量组织起来的团体。”（注：〔日〕袖井林二郎著：《麦克阿瑟的两千天》，中央公论社1993年版，第 313—315页、第278页。）因此，他主张美国应该联合西方各国在远东主要是联合日本，遏止共产主义浪潮的蔓延发展，将日本建成’不沉的航母”和反共的“超级多米诺”。这也正是他为什么在1947年以后，放弃将日本改造成“东方的瑞士”设想的缘故。
同麦克阿瑟相比，吉田茂不但仇视共产主义运动，而且因地理相近的缘故，对红色中国尤其是日臻强大的新中国还有恐惧感。这一时期的日本政治家“也包括吉田在内虽然很不情愿地承认了新中国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但将其同中国南面的近邻诸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暗淡前景相比较，因反差惊人而颇为关注。”（注：〔美〕约翰·塔瓦著，人
愿二译：《吉田茂及其时代》， 下册，中央公论社1991年版，第305页。）因此，吉田茂对此深感忧虑，他担心共产主义运动会从中国进入东南亚，如星火燎原很快就会赤化整个东南亚。
他提醒美国人，“如果，中国的经济进步在将来将其近邻诸国拉下一定距离的话，那么其吸引力是难以抵挡的，东南亚将不战而落入共产主义者手中。”而且，“从政治的观点来看的话。万一东南亚的一大半落入共产主义的势力范围内，那么日本将无法独立于其外的。”（注：吉田茂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的演讲，参见《铃木源吾文书》， 第115卷。）
对新中国保持戒备心理的同时，吉田茂还时时提醒其继任者要密切关注中国的发展变化。1954年11月27日，吉田给亲信池田勇人去信，提醒他要关注远东形势的演变，对国内各党角逐政权的混乱局面不可轻视。
坚决反共，可以说是吉田外交的主色调。而且，这种外交政策被吉田茂用来作为从美国方面获得经济援助的一种手段。他曾向美国政府提出为了将日本变成亚洲反共的堡垒，日本必须实现经济上的复兴和发展，为此每年引入40亿美元是完全必要的。从这种意义上讲，吉田外交中的反共政策，也可以看成是为获取美国经济援助的一种招牌吧。
战后，作为被占领国家的政府首脑，吉田茂首相的中国政策观自身是非常复杂矛盾的。“在吉田的战后的中国政策中，可以发现矛盾或左右摇摆的东西。例如，为了尽快地结束占领状态恢复独立，他不得不接受美国方面同台湾的国民政府媾和的劝告。但吉田又对失去中国市场深为忧虑，曾表示不希望过早地同台湾媾和。可是此后不久，吉田本人也告诫自己对中国通商的可能性不可期望太高，对日中早期国交恢复也持消极态度。”（注：〔日〕财团法人吉田茂纪念事业财团编：《人间吉田茂》， 中央公论社1992年版，第629—630页、 第631页、第638页、第303页。）
在占领时期特定的环境下，在多种复杂因素的作用下，吉田茂无法实现他的外交构想，尤其是在中国问题上，口头评论多于切实的外交行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当时冷战时代世界和亚洲形势的具体反映，尤其是战败国日本自身低微的国际地位的一种体现。是时，日本正处于从战败国向和平国家的转换时期，外交活动也仅仅恢复不久，在短期内无法形成日本的外交形象。这一重大外交课题显然不是吉田茂一人所能完成的，对他的政治继承者来说，这是在相当长时期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外交课题。但从对吉田茂的中国政策观加以分析后，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一些值得重新进行客观研究的内容，这一研究对探究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形成是有所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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