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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初并于20世纪80年代逐渐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行其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是最能体现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派别之一。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快，新自由主义思潮实现了从经济向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内的全面渗透与浸入，并借助于强势国家及国际组织的推崇而处于轴心地位。准确把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本质，对新自由主义展开深入批判，吸收其合理内核，有助于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一、究竟何谓新自由主义
分析新自由主义必须要始终追问究竟何谓“新自由主义”？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相异的研究旨趣。当前，人们普遍地把它当成一种体现着资本主义精神的“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例如，乔姆斯基就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亚当·斯密被认为是其创始人，该理论体系也称为‘华盛顿共识’，包含了一些有关全球秩序方面的内容……所谓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他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所制定，并由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在经济脆弱的国家，这些理论经常用作严厉的结构调整方案。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消除通货膨胀和私有化。”①在乔姆斯基看来，新自由主义是对亚当·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一种彻底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乔姆斯基的观点成为人们把新自由主义当成一种经济理论的重要依据。
其实，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理论。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就曾经指出，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政策与过程：相当一批私有业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广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取最大的个人利益。新自由主义首先与里根和撒切尔关联。最近20年，它一直是主流政治党派、大多数传统左派和右派所采取的全球政治、经济趋向。这些党派及其他方面的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②迈克杰斯尼揭示了隐藏在新自由主义经济背后的意识形态本质，指出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是通过经济手段去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为此，法国学者科恩·塞阿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战略下的“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
国内学术界对于新自由主义范畴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些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最早产生于经济学领域，从广义上看主要包括“伦敦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产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公共选择学派”等③，因而它首先是一种经济理论，“泛指经济学中的市场自由主义思想”④，并且在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公有与私有、约束与放任、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经济主张，构建了自己的经济体系。为此，一些学者站在新、旧自由主义比较的基础上认为，新自由主义之所以“新”，主要体现在它的内部不断产生出许多新的经济学流派，提出了一些新的经济学思想，如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科斯开创的新制度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以及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等⑤。路爱国也认为，新自由主义把“对市场和市场力量的认可变成了一种近乎宗教式的信仰，市场被当成唯一合理、公正、民主的资源配置者，建立和发展自由市场被当成了目的本身，而一切干预市场的行动都遭到反对。”⑥
毫无疑问，新自由主义不只是一种经济理论，随着“华盛顿共识”的提出，新自由主义在拉美、苏东、俄罗斯以及亚洲国家的实践，及由此引发的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新自由主义越来越带有政治色彩，表现为“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进而成为发达国家“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⑦。周穗明为此把新自由主义看成“最近二十余年来西方政坛的主流政治思潮”，更主要特指撒切尔、里根主义为代表的“一整套新自由主义思想和政策”⑧。李其庆认为，新自由主义打着“自由、平等”等带有所谓普世价值的旗号，其实质是维护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这就决定了“新自由主义必然走向政治保守主义”，进而成为“政治专制主义”⑨。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它“通过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而著称于世”；“‘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则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的主要标志。”⑩
表面上看，新自由主义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继承与超越，也是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因而表现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新自由主义似乎具有纯粹经济学理论色彩。但是，我认为，新自由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已经明显地带有政治倾向与政治目标，体现为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因而始终是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反映着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愿望与要求。只不过随着这个理论的发展以及它对拉美、苏东以及亚洲国家的输出，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才逐渐为人们所觉察。所以，新自由主义实质上就是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是披着经济理论外衣的意识形态理论。
二、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彻底的意识形态理论
我们之所以把新自由主义当作一种彻底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第一，新自由主义是在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尤其是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中诞生的。反社会主义与反国家资本主义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题与理论目标，离开了反社会主义与反国家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也就失去了自身的存在根基。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开山人物，早在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在与兰格的论战中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却及时宣扬了他的反国家资本主义与反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引起了私有企业主以及其他垄断资产阶级的普遍关注与极大兴趣。1944年，在具有新自由主义“宪章”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他对社会主义以及当时正在实施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社会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英国的福利政策以及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是对资本主义的修正，与资本主义本质背道而驰，而苏联的社会主义简直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因为它们“朝着专制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在哈耶克看来，计划经济必然导致“极权主义”(11)。哈耶克的这些思想与其说是对“看不见的手”理论的发展，倒不如说是彻底的反社会主义、反国家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借反凯恩斯经济理论之名而反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反社会主义之实，是体现着资本主义本真精神的意识形态理论。尽管新自由主义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也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某些修正，出现了“左派”、“右派”以及“第三条道路”等理论形态，其目的只不过是使自己的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性与迷惑性，因而丝毫不能改变它的意识形态本性。
第二，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新自由主义总是在一个国家出现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的时候获得了较快发展。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使得西方国家进入了所谓的“滞涨阶段”，以凯恩斯主义为原则而建立起来的福利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负担危机，这为新自由主义全面批判凯恩斯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此时，以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彻底否定了国家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从边缘走向了中心，成为里根和撒切尔政府的治国之道。第二次则是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原来以进口替代为主导的拉美国家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于是，在个别国家及国际经济组织的压力下，一些拉美国家只好接受新自由主义思潮，调整经济结构，大力推行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实行金融、贸易以及投资的自由化。但是，这些改革是建立在接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如果全盘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迟早也会逐步认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
在那个时代，苏东地区发生了颜色革命与政权更替，这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向这些国家的输入创造了有利时机。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导向的“休克疗法”就成了苏东以及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的唯一指南，导致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这些国家的侵入与渗透。新自由主义透过个别国家及国际组织试图将他们苦心经营的“华盛顿共识”拓展成为“全球共识”，用西方的意识形态一统全球，而全然不顾这些国家的经济改革成效以及人民福祉的提升。可以这么说，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与勃兴是建立在对别国意识形态侵入与颠覆基础之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必然要接受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
第三，从新自由主义所标榜的内容来看，尽管新自由主义理论派别各不相同，理论观点有所差异，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与主要内容都围绕着如何推进“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以及全球化”而展开的(12)。只要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这些主张，自然就得接受它所追求的私有制、资本主义一统天下、非资本主义终结等意识形态观念。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市场化”是对注重政府调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否定，进而“逻辑地”否定了社会主义本身，新自由主义甚至把“政府调控”当成经济不稳定、效率低下以及社会不公平的总根源。因此，坚持市场化就必然反对政府调控，倡导“小政府大市场”，坚持“个人自由”，主张“小政府大社会”。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以个人自由为前提、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它是“私有业者”最大限度地“控制社会层面”的自由，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建立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之上的“人类整体”的自由(13)。也就是说，这样的自由只是“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获取自身利益的自由，它不是“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私有化”最能体现新自由主义的精神实质，一味地坚持私有化而忽视产权改革的社会主义主体地位就会从根本上否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及集体主义，成为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演变、向全球推广其意识形态的最佳路径。
马克思认为，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必然也支配着这个社会的“精神力量”，形成与这个社会经济相一致的意识形态观念。新自由主义所标榜的“贸易全球化”或“贸易自由化”不仅是发达国家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向发展中国家倾销自身商品、掠取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最好办法，也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兜售其文化价值观念、让这些国家听命于资本主义安排的重要手段。为此，马克思精辟地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14)此时，这些国家的经济究竟能否真正增长，贫困问题能否真正消除，社会公正能否真正实现，新自由主义已经没有必要关注了，或者说就不曾关注过。可以这么说，“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以及全球化”是引导其他国家接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观念的“潘多拉之盒”。
第四，从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来看，新自由主义借助于浸透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制度向其他国家推广，把非西方国家纳入到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去实现所谓的“历史的终结”。马克思曾经指出，意识形态“本身是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它是由“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15)，在全球推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内在地推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看法，尽管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中仍然会发生着一些冲突，但由于整个世界已经普遍性地接受了“民主”、“自由”、“私有”等价值观念，普遍性实行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使得人类关于自由、民主的争论已经结束，整个世界的意识形态观念必将“全盘西化”，西方国家现行的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而表现为“历史的终结”(16)，与西方资本主义相左的意识形态将会不复存在。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念将一统江山，至于各国的经济发展就不再是一个重要问题了。这正如新自由主义者福山所言，这样的历史终结是“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17)。因此，“历史的终结”不是指人类历史本身的消亡，因为“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18)，而是说意识形态在全球的推广与渗透，使得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达到了“孤独求败”地步，新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高唱赞歌、鼓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由此昭然若揭。
至此，原本似乎作为经济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已经彻底撕开了它那伪善的衣裳，变成了赤裸裸的政治意识形态理论以及文化霸权理论。所谓的“市场化”、“全球化”、以及“自由化”等只不过是它用来推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三、新自由主义为何能够大行其道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等国实行了新自由主义方面的某些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国内出现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矛盾，新自由主义思潮被这些国家捧为圣典。随后，这个理论在拉美、苏东以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改革中再次得到了运用，使得一些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首先，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脉相承，必然得到资产阶级的拥护。资本主义以资本为纽带整合资产阶级，“自由”与“扩张”构成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推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于是，听命于资本的统治、对价值和利润的无休止追逐就成了人们活动的直接目标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法则，谁掌握的资本多、谁的利润高，谁就越能够支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19)资本的目的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是通过私人资本的无限积累、不断扩大的再生产“谋得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这是资本的本质，也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任何一种学说只要彰显资本主义本质它必然会得到这个阶级的拥护与支持。而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试图恢复所谓的“纯正的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所坚持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以及全球化理念则与资本主义精神完全一致，它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个人资本向垄断资本、国内垄断资本向国际垄断资本尤其是金融垄断资本的集中提供了理论支撑。因此，只要有可能，资产阶级就会将新自由主义捧为“圣经”而不管这个思潮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矛盾性，也不管这个理论给世界各国业已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其次，新自由主义本质上反对社会主义，自然得到资产阶级国家的支持。新自由主义一旦要恢复所谓的“纯正的资本主义”，自然就要反对社会主义，甚至把实行国家干预、实施社会福利的资产阶级改良政策都贴上“偷偷摸摸的社会主义”标签，并按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去分析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所发生的“滞胀”问题，构建凯恩斯主义之后的理论体系与解释框架。于是，新自由主义再也不是什么“纯粹的经济学人”了，比起其他任何一种理论，它具有彻底的反社会主义以及反国家资本主义性质，而这种意识形态必然会得到试图向外扩张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乔治·苏尚在1996年发表的《单一思想是怎样形成的》文章中披露了美国大财团、大资本家支持新自由主义的若干细节。
一方面，垄断资产阶级为新自由主义开展学术研究及传播思想提供庞大的经费支持。例如，20世纪60年代以后，“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以及“传统基金会”等新自由主义研究机构的年度经费预算分别高达1700万、1280万以及2500万美元。1990至1994年间，美国《国家利益》《公众利益》等4家最大的新自由主义刊物得到了2700万美元的资助，而同期《民族》《革新者》等4家进步刊物只获得了26.9万美元的慈善赞助(20)，经费支持不及新自由主义的1％。另一方面，垄断资产阶级不惜对新自由主义学说加以美化，把他们的观点包装成具有普世价值的“客观真理”，让这些学者获得学术荣誉，以利于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其他国家的渗透。为此，1974年、1976年以及1995年，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弗里德曼以及卢卡斯等人相继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资产阶级还为新自由主义学说的传播与践行提供条件，让这些学者成为英美等国政府的座上宾，进而把它推广到拉美、苏东、俄罗斯以及亚洲部分国家。从而使得新自由主义成为资产阶级的御用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本性暴露无遗。正如文甘君所言：“这里有什么非意识形态吗？没有。这是货真价实的意识形态，甚至他们的‘非意识形态’本身也属于意识形态。”(21)所言极是！
再次，新自由主义试图淡化其意识形态特性，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与欺骗性。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失灵所引发的滞胀危机，得益于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得益于苏东社会主义的挫折，得益于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把最具有欺骗性的“民主”、“自由”、“经济全球化”、“金融市场化”当成普世的、具有中立地位的价值观念，摆出一幅价值中立的样子。而那些急于摆脱债务危机的国家在接受发达国家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提供的金融安排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接受了隐藏在经济背后的意识形态，最终别无选择地接受新自由主义，按照新自由主义开出的“药方”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而实现资本主义在全球胜利的这个梦想。此时，新自由主义不是一剂“治国良方”而是引导民族国家走向消亡的“死亡陷阱”。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最初总是以“纯粹经济”的面孔进入到其他国家中去，打着拯救这些国家的经济，帮助这些国家脱贫致富的旗号。其实，自从它踏进这些国家领土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是什么纯粹的经济理论，而是成为发达国家推行自身价值观、推行和平演变的有力工具，从而成为把其他国家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意识形态理论。这正如马克思所言：“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22)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打着经济旗号来渗透自身的意识形态，因而使得它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与欺骗性，并使得这个理论大行其道。
四、自觉抵御新自由主义的侵袭
一段时期以来，新自由主义主要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进行消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在向发展中国家侵入过程中日益彰显其意识形态功能，并开始向我国渗透，试图左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因此，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的渗透，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就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共同要求。
一是要认清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本性。新自由主义思潮绝不是什么纯粹经济学思潮，它从来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只不过在新自由主义还没有获得主导地位的时候，在凯恩斯主义仍然发挥作用、能够解决资本主义国家面临困难的时候，它的经济功能掩盖了政治功能，意识形态本性被经济理论所遮蔽了。然而，一旦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获得了主导地位，左右着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本性就暴露无遗。而且这种意识形态本性迎合了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侵袭的需要。此时，新自由主义思潮所关注的则是非西方国家有没有吸收它们的思想，有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休克疗法”式的改革，它们关心的是非西方国家有没有进入到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从这个角度看，新自由主义为建立全球资本主义埋下了邪恶的种子，它试图在整个世界建立起庞大的资本主义依附体系，努力使穷人从属于富人，东方从属于西方。因此，认清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本性有助于揭开新自由主义的神秘面纱，自觉抵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侵袭。
二是要明确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不是否定改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政府着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大力引进外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责任界限与责任范围，强调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健全法律法规，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创造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些思想与新自由主义的某些主张不谋而合。一些学者据此就认为，如果对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批判就无异于否定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实不然。我们主要批判依附在新自由主义身上的意识形态，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假设与理论前提，批判新自由主义假借全球化、金融贸易自由化、市场化之名推广所谓的普世价值观，进而批判它们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思想，批判它们否定市场经济的阶级性质，批判他们否定世界各国探求适合本国发展道路的做法。而对于新自由主义中的某些合理成分我们固然需要继续吸收。因此，批判新自由主义不是否定改革，恰恰正是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也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使我们保持一颗警惕之心对待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思潮。
三是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开展经济社会建设。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内在地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使之既能吸收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优秀成果，又能不断自我创新；既能充分发扬民主，又能实现集中领导；既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又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将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强大合力，积极应对各种风险、各种思潮乃至各种政治风波的挑战，不断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重要经验，使哪些标榜所谓“历史终结”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永无立足之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内在地需要我们扬弃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所有经济社会建设理论，强化政府在经济社会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努力克服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指导的西方国家所固有的积弊，让社会主义成为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因此，我们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并不是全面否定新自由主义，而是通过批判新自由主义所隐藏的意识形态，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侵袭，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始终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注释：
①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秩序》，第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
③参见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第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5期。
④田春生：《中国需走出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误区》，《人民论坛》，2011年第1期(上)。
⑤郝清杰：《新自由主义：治国良方，还是死亡陷阱？》，《当代思潮》，2003年第5期。
⑥路爱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3期。
⑦何秉孟：《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光明日报》，2004年11月9日。
⑧周穗明：《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批判》，《岭南学刊》，2002年第2期。
⑨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5期。
⑩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
(11)弗里德利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封二。
(12)参见程恩富：《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其影响》，《求是》，2005年第3期。
(1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6)转引自魏万磊、刘黎：《毁灭“乌托邦”的“异托邦”——读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学术论坛》，2007年第1期。
(17)转引自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5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58页，人民出版社。
(20)乔治·苏尚：《单一思想是怎样形成的》，法国《外交世界报》，1996年8月号，转引自文甘君：《新自由主义缘起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5期。
(21)文甘君：《新自由主义缘起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5期。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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