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agon能否表示龙——对民族象征物跨文化传播的试验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验性论文,象征论文,跨文化论文,民族论文,Dragon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必须把作为一个事物而说的词，和作为具有含义而使用的词划分开来。不然，我们势将陷入谬误，例如：“人是一个种，苏格拉底是一个人，因而苏格拉底是一个种。”
——伯特兰·罗素①
词语的意义在于人而不在于词语本身。
——拉里·萨姆瓦②
1.背景与问题 从史前到当代，部族、民族、国家或文化体都会拥有某种象征物，对内凝聚我群意识，对外传播群体形象。龙与中国的象征关系深切，乃至不少国人自谓“龙的传人”。其他国家也会用龙来象征中国、中华民族和文化，而西人把龙译为《圣经》中多次提及的神话动物dragon。③考古学家大多相信，龙的原型与东北亚大陆早期居民的图腾有关。从新石器时代到传统社会，龙逐渐被赋予星象、地理、自然现象、政权权力等复杂的含义。虽历史上对龙有负面描述，④就整体而论，龙在中国语境中有着神圣、皇权、强大、威猛和幸运等正面或主流的象征意义。然而，在《圣经》里，dragon神秘、怪异，处于和上帝不断的战争中。在英、德、西班牙语的传说故事中，dragon兴风作浪、凶狠残暴，是圣乔治、齐格菲一类英雄意欲杀之的怪兽。这种差别带来一个传播学的问题：用dragon来表示龙是否会干扰乃至负面影响中华民族正面形象的跨文化传播？
因龙独特的象征内涵，译龙之初已有西人怀疑以dragon译之是否合适。⑤四个世纪后，在全球化背景下，类似怀疑渐受重视。⑥例如，中国建设银行的龙卡用汉语拼音"long"来表示龙，避免使用dragon。北京奥运会的福娃中，龙引人注目地缺席。2006年，前有黄佶提倡用奇怪的"loong"表示龙，“为龙正名”；⑦后随吴友富“构塑国家品牌”，主张调整龙的象征意蕴。经媒体简化并渲染，这些看法或负面说，被称为“毁龙说”，在传统媒体和网络上惹来一片喧声。
负面说假定了一种逻辑：历史记载至少会部分地转化为西人的记忆。而这种记忆使他们对dragon持负面特征认知，抱厌恶或恐惧态度，并把这类认知和态度投射在对中国的理解与感受中。⑧果真如此？在被北欧和诺曼人征服之前的英格兰，曾有过以dragon形象装饰盾牌和战船的记载。在20世纪，dragon的形象用来装饰英皇太子威尔士亲王的纹章，⑨它至今仍是威尔士郡旗的图标。若承认威尔士人了解《圣经》等文献对dragon的描述，这只能说明负面记载没有妨碍他们在某些情况下对dragon持正面态度。再如，在当代西方流行文化中，dragon也并非总是面目可憎。如美国流行歌曲《神龙帕福》(Puff,the Magic Dragon)中幽默可爱、徜徉秋色之中的帕福便是一例证据。还应提到的是奥斯卡获奖影片《卧虎藏龙》(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若相信编导无意贬损片中如龙似虎的中国侠客，这是不是说明，好莱坞并不相信dragon只能意喻负面的事物？
这里应该存在着另外一种逻辑：历史记载可能成为今人的记忆，但这类记忆或影响着今人的感受和判断，或已由难以确定的文化、社会和个人经验因素调整或溶解。即便影响存在，记忆中的特征认知与态度判断并非固定不变，而其变动或与现实情境有关。因此，就了解历史符号的现代传播意义而言，研究采用的方法应该能探究什么样的龙和dragon仍存在于今人的记忆中，并揭示记忆被唤起、被使用，或被排斥、被忽略的现实情境。由于这种逻辑和方法关注历史与当代、记忆与判断、动机与意义、具体与象征、态度与情境关系等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其包含的意义或可超越跨文化传播研究，指向人类学、语义学、美学和社会学等从不同角度探究人类行为的领域。
2.思路 依照上述逻辑，dragon能否表示龙的问题可分解为四个子问题：
(1)是否因历史文献中的负面记载，西人对dragon的特征认知有明显的负面内容？
(2)西人对dragon是否比国人对龙的特征认知更加负面？
(3)对两种动物特征认知的差别是否导致国人对龙的态度评价明显正面于西人对dragon的评价？
(4)这些特征认知和态度能否在不同环境中保持稳定？
若四个问题均获得肯定回答，负面说得以成立；反之，其可信性便遭瓦解。我们采用心理测试方法来回答前三个问题，采用内容分析方法来回答第四个问题。下面说明方法选择的理论依据。
据认知学者观察，当某一事物或概念——如龙或dragon——获得关注后，大脑会迅速从记忆中搜索相关的特征认知信息(如龙是“强大的”，dragon是“残暴的”)，并将这些信息提供给知觉以做出判断或评价。呈现于知觉时，这些信息获得一定结构形式，以给定概念为中心，以相关信息为节点，形成所谓“语义网络”(semantic network)或“图式”(schema)。⑩以提取这些信息的反应时间(reaction time，或RT)为指标，节点到中心的距离透露出被提取信息和给定事物之间的结构性距离。比如，判断dragon是否“神秘”需要1500毫秒，是否“庄严”需要2000毫秒，则“神秘”与dragon的联系更为紧密。距离最短的一组信息最为显著地影响理解和判断。社会心理学家将这一结构性概念扩展为“记忆网络”(memory network),(11)或认知—态度结构。他们相信，记忆网络或认知—态度结构不但包含着特征、属性等认知内容节点，还包含表示情感、态度内容的节点，且后者也会影响决策与行为。(12)基于这些理论，测试可获得对龙和dragon特征认知和态度判断在知觉中的结构关系，为回答前三个问题提供证据。
心理测试是一类简单决策环境，其结果可用来表示常态下认知和态度的基线。但当环境变化，新的变量介入，决策者或采用不同的信息搜索和使用策略，形成与基线不同的态度判断。这里，有必要简要回顾有关认知信息搜索、态度形成和环境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
第一，整体上，对给定事物的特征认知会影响态度判断。例如，若对dragon有诸如“残暴”、“邪恶”之类的特征认知，喜欢它的概率就会较低。通常，在操作意义上，特征认知指个体对给定事物是否具有某些特征或属性的一组主观信念。(13)态度是个体针对给定对象的综合评价，其评价维度如“好的—坏的”、“有害的—有益的”、“令人愉悦的—令人不悦的”或“喜欢的—不喜欢的”等。(14)费施宾(M.Fishbein)和艾仁(I.Ajzen)把态度定义为对事物特征的主观认识和对特征评价的函数：A[，o]=∑(b[，i]*e[，i])。其中，A[，o]是对态度对象的整体态度；b[，i]是对该对象所拥有特征的认知或“信念”；e[，i]是对那些特征的“评价”。(15)可以说，态度是一系列特征认知和评价的集合，受制于客观认知、个人经验、主观动机和意愿、社会和文化规范、乃至特定态度的重复频度等多种因素。(16)
第二，对一事物或有诸多特征认知，唯各项认知对态度的影响力并不相当。如对熊猫的特征认知可能包括“友善的”、“憨厚的”和“缺少繁殖力的”。对多数人来说，“友善的”和“憨厚的”或对态度形成有更显著的影响力。艾什(S.Asch)用“中心特质”(central traits)称呼那些最具影响力的特征认知。而“中心”或基本特征认知与整体判断之间，如柯雷(H.Kelley)所证明的那样，存在着更为显著的相关性。(17)
第三，面临不同决策任务，大脑会采取不同的信息搜索策略，获得并使用不同的信息。对搜索策略的研究有两类。(18)其一使用“成本—利益”(cost-benefit)分析框架。如魏尔(R.Wyer)和斯古尔(T.Scull)等人发现，不同的动机和目标将导致不同的信息搜索策略。在完成决策任务的前提下，大脑会遵循“省力原则”(less effort)，利用最易获得的少量信息实现决策。(19)例如，购买住房时，决策者会多方和大量地搜集信息，才形成对某公寓的态度判断；购买牙膏时，同一决策者则可能站在货架前，仅依赖价格、包装便形成态度判断。另一进路强调感性(perceptual)心理活动。如卡尼曼(D.Kahneman)和特沃斯基(A.Tversky)等人发现，决策判断经常与对问题简化和感性化的“编辑”(editing)方式有关。(20)早在1940年代，卢格(Rugg)就曾证明，若将同一问题用不同修辞方式表述，被试态度会出现显著差别。(21)而这类态度决策方式并非出于深思熟虑的利害权衡或逻辑推演。有学者综合了两类进路的研究则发现，信息搜索策略和判断形成，是动机、目的、投入程度(involvement)和信息构成等多种因素在利益权衡和自发认知活动两种维度相互作用的结果。(22)
第四，最终的态度决策受制于决策时起“指导性”作用的信息环境。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有两类进路。感性派(perceptual approach)注重记忆中态度自动提取的过程，把态度在记忆中的可接近程度(attitude accessibility，以RT测量)作为影响态度和行为的指标。(23)法兹奥(R.Fazio)等人发现：“对于有关态度对象的知觉和与态度对象相关的行为来说，态度存在着某种支配力，这种支配力是态度在记忆中可接近度的函数。”(24)建构派(constructionist)则相信，形成判断时大脑会依即时情境对以往的态度加以重建。而重建与记忆中的初始态度是否连贯，按艾仁的看法，取决于建立初始态度时的有关信息能否在态度重建时仍起到“指导性”影响。(25)
参考上述理论，我们选择对龙的网络争论为拟真测试场所，采用内容分析法量化分析信息使用、态度形成与决策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回答第四个问题。
3.方法 测试通过网络广告和校园拦截方式在深圳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匹兹堡大学分别招募中国大学生和“无中国背景”的美国大学生。(26)测试Ⅰ于2005年8月在深圳和匹兹堡进行，中国被试18人，有效测试16人；美国被试12人，有效测试12人。测试Ⅱ于2006年7月在上海和匹兹堡进行，中国被试20人，有效测试20人；美国被试21人，有效测试20人。测试Ⅲ于2007年8月在深圳进行，中国被试28人，有效测试28人。测试Ⅰ和测试Ⅱ意在建立中美被试对龙和dragon的认知—态度结构，勾画对民族象征物特征认知与态度的基线。测试Ⅲ意在观察传播环境与基线之间的关系。
测试Ⅰ使用可描述大型动物的正面、中性和负面词汇各10个制作问卷(表1),(27)要求被试对9个动物(大象/elephant、熊/bear、龙/dragon、鹰/eagle、熊猫/panda、蛇/snake、鳄鱼/crocodile、狮/lion和恐龙/dinosaur)的特征做出选择。因考虑到个体对词性或有不同理解，测试Ⅰ还要求被试在问卷上标明自己是从正面、中性或负面意义上选择了词汇。结果表明，被试词性评价与表1中所列词性略有差别，但曼-惠特尼和威尔科克森(Mann-Whitney和 Wilcoxon,MWW)非参数统计检验表明，该差别不具统计意义(p＞0.87)。这说明我们在表1中的词性设定能够代表被试的词性评价。测试Ⅱ将测试Ⅰ中的问题用E-Prime编程，(28)要求被试通过电脑回答问题，利用程序搜集到的认知与态度选择((5级(29))和反应时(毫秒)建立起两动物的认知—态度结构。测试Ⅲ要求被试参与指定网络争论，对被试跟帖使用7类指标(49类子指标，15类二级子指标)加以内容分析。(30)
4.假说 基于负面说的主张，针对前文提出的四个问题，测试建立五个假说：
H1：在龙和dragon的认知—态度结构中，特定特征认知——特别是基本特征认知——稳定出现，能够代表被试记忆中的认知内容。
H2：比较两结构，dragon所唤起的基本特征认知有更多负面内容。
H3：在dragon的认知—态度结构中，比之于正面基本特征认知，负面部分有更高结构强度(肯定等级和可接近性)；在龙的认知—态度结构中，比之于负面基本特征认知，正面部分有更高结构强度。
H4：比较两结构，dragon唤起的态度判断呈显著负面性。
H5：认知—态度结构中显示出的特征认知内容和态度评价基线，在网络环境中仍然稳定呈现。
5.发现
测试Ⅰ
发现一：与龙相比，对dragon特征的认知有更多的负面内容。
中国被试(16人)为龙选择了19次负面词汇，人均值1.19；美国被试(12人)为dragon选择负面词汇55次，人均值4.58。MWW检验表明，两国被试正面和中性特征选择的差别不具统计意义(p＞0.37; p＞0.63)，但负面选择差别意义显著(p＜0.004)。发现支持H2。
发现二：Dragon的基本特征认知中有更多负面内容。
以半数或以上被试选择来界定基本特征认知，测试Ⅰ发现，龙的基本特征认知10项，dragon的基本特征认知12项。前者中负面0个；正面2项，占20%；中性8项，占80%。后者中负面5项，占41.67%；正面3项，占25%；中性4项，占33.33％。卡方检验显示两者差别意义显著(p＜0.05)。发现支持H2。
测试Ⅱ
发现三：以选择人数为指标，两动物基本特征认知稳定。
效法测试Ⅰ，将测试Ⅱ中半数或以上被试选择(同意和非常同意)的特征作基本特征，测试Ⅱ获龙的基本特征14项，多于测试Ⅰ的10项，但测试Ⅰ选择均包含其中；Dragon的基本特征20项，多于测试Ⅰ的12项，但测试Ⅰ选择包含其中。两国被试基本特征选择稳定。发现支持H1。
发现四：无论以结构强度(特征认知等级/反应时)或选择人数为指标，两动物基本特征认知稳定，唯dragon有更多负面基本特征认知。
以特征认知等级和反应速度为坐标，(31)测试Ⅱ建立起龙和dragon认知—态度结构(表2—a、表2—b)。左上角选项结构强度最高，右上角最低。若将特征认知等级4至5，反应时间379毫秒到2746毫秒(龙)，379毫秒到2526毫秒(dragon)之间区域作判断基本特征的指标(表2—a和表2—b左侧两列)，龙的10项基本特征中，9项与测试Ⅰ所选吻合，一致率达90%; Dragon的15项基本特征中，12项与测试Ⅰ所选吻合，一致率达80%，再度表明对两动物的基本特征认知稳定。发现支持H1。
认知—态度结构中，龙的基本特征中正面3项，中性7项，负面0项；Dragon基本特征中正面3项，中性8项，负面4项(表3)。 Dragon负面基本特征更多。发现支持H2。
发现五：两认知—态度结构中，结构强度最高的基本特征认知均为中性。
在认知—态度结构显示的基本特征中：(1)两国被试选择最多者均为中性。其中，龙的基本特征10项中有7项为中性，选择概率高于其他特征，统计意义显著(P=0.02)。美国被试15项选择中有8项为中性，选择概率也高于其他特征，统计意义接近显著(P=0.088)。(2)Dragon基本特征中，中性特征结构强度最高(认知等级：4.47，反应时：1761)。(3)龙的基本特征中，中性选择的认知等级也最高(4.32)(表3)。在结构强度最高区域(表2—a和表2—b左上角)，龙与dragon的特征认知均为中性，其中，龙有“有力量的”；dragon有"forceful"(有力量的)，"powerful" (强大的)，"mighty" (有势力的)和"magic" (有魔力的)。这说明认知—态度结构中结构强度最高者并非正面或负面特征。发现动摇了H3。
发现六：龙和dragon均获中性态度评价。
态度评价中，龙与dragon分别获3.58和3.55，反应时速低于特征选择速度均值，属强可接近程度(表4)，且两国态度差别无统计意义(MWW:p＞0.94)。(32)发现拒绝H4。(33)
发现七：美国被试对long持中性特征认知和态度评价。
因负面说者中有人建议应使用汉语拼音long表示龙，测试Ⅱ要求美国被试想象称作long的动物，并对之或有的特征和应持态度做出选择。被试对long持中性态度(3.15)，低于对dragon的态度(表4)。卡方检验表明两者差别意义显著(p＜0.01)。数据还透露，被试似对未知动物怀“无罪推定”心态，给予"mysterious" (神秘的)最高认知等级得分3.95。其他正面、中性特征得分均在3.00至3.95之间，负面特征则尽遭否定(低于3.00)。
测试Ⅲ
发现八：拟真测试中，对龙所持态度获得正面重建。
2006年12月4日，在天涯论坛的“天涯杂谈”栏目中，针对吴友富调整龙象征内涵的建议，网客“孤山飘雪”设立专题讨论：“中国应该改变‘龙’的形象吗？”(34)测试Ⅲ要求被试在此拟真环境参与争论。被试跟帖中，正面评价龙，反对吴说帖多达25例，占样本总数89%；中性意见帖、支持吴说帖和态度不明帖均为1例，各占3.6%。分析结果的霍尔斯提(Holsti)信度检验为0.79。将被试态度换算为5级评价(正面4.5，中立3.0，负面1.5)后，态度得分4.23。MWW检验表明测试Ⅱ和Ⅲ中态度差别十分显著(p＜0.005)。发现拒绝H5。
6.假说检验 无论以选择人数或认知—态度结构强度作指标，在两次测试中，基本特征认知稳定呈现，说明测试用的信息稳定存在于被试群体记忆中。发现三、四支持假说H1。无论以选择人数或认知—态度结构强度作指标，dragon都有更多的负面特征。发现一、二、三、四均支持假说H2。Dragon的负面基本特征比正面基本特征有更强的可接近性，龙则未见负面基本特征。发现四支持假说H3。
然而，在两种结构中，强度最高的基本特征均为中性。发现五动摇了假说H3。发现六表明，龙和dragon获得几乎一致的中性态度评价，该发现拒绝假说H4。在拟真测试中，实验室中的态度评价在网络论坛环境中未能重现。发现八拒绝假说H5。
概言之，测试结果瓦解了负面说的可信性。
7.讨论 Dragon有更多负面特征，或恰如负面说推测，此源于对历史文献中的负面描述。但在龙或dragon的认知—态度结构中，强度最高为中性特征认知的证据动摇了由负面说衍生的H3。H4遭拒则更生出两个难由负面说解答的问题：美国被试为何不见厌恶历史上被描述为邪恶的dragon？以“传人”自居的中国被试为何对想象中的祖先未能表示足够的敬意？对此，这里提供一种从态度形成环境出发，基于特征认知信息搜索与态度决策之间动态关系的解释。
认知—态度结构表明，中国被试费时1879毫秒形成对龙的态度判断。在该时间范围内可获特征认知仅有“有力量的”、“智慧的”和“精力充沛的”三个；美国被试对dragon态度形成需1295毫秒，而可最快提取的特征认知"mighty" (有势力的)也需1493毫秒(表2—a、表2—b)。这意味着，无论大脑采用的是并行搜索方式还是线性搜索方式，态度都不是在搜索到大量信息后才告形成。
依据自动提取说，大脑可直接提取认知—态度结构中的态度节点，无须搜索相关特征认知。若采用态度重建说，重建的态度能否与记忆里的初始态度连贯受制于重建环境中具“指导性”作用的信息。(35)由于测试Ⅱ未有特征认知之外的信息，“指导性”信息当由认知—态度结构提供。假定被试分别循两种路径形成态度，循自动提取路径者的态度形成与特征认知搜索无涉。对循重建路径者而言，信息搜索或因频率效应加快。(36)但被试也只能搜索到那些最易获得的信息。在龙那里，这类信息是“有力量的”；在dragon那里，是"forceful" (有力量的)，"powerful" (强大的)，"mighty" (有势力的)和"magic" (有魔力的)(表2—a、表2—b)。无论对中美被试，“指导性”特征认知均为中性，中性态度基线形成顺理成章。
必须承认，由于被试缺少环境激发的强烈动机，实验室测试自有局限。考斯特雷(C.Costley)和布鲁克斯(M.Brucks)发现，自动提取的认知信息是否影响决策，取决于那些信息是否比其他信息更为“有用”，且只有在决策者低度投入时，自动提取的信息才可能对决策偏好发生影响。(37)这一发现暗示，若动机和投入程度发生变化，信息搜索和使用策略或随之变化。当决策者面对与龙和dragon这样一类与许多门类信息虬曲纠缠的象征物，实验设计难以预知的因素可能卷入态度决策过程。而测试Ⅲ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在拟真环境中观察被试信息使用和态度决策的机会。
依照态度重建理论和“成本—利益”分析框架，从测试Ⅱ到测试Ⅲ，质地相同被试群体态度从中性到正面的重建至少需要两个条件：(1)在可自动提取的特征认知信息之外，被试还能够搜索到更多且对正面态度重建有“指导性”的信息；(2)为获得这些信息，被试有加大信息搜索成本的动机或高度投入的意愿。我们利用系统间隔法对天涯13个网页略多的跟帖做了概率抽样，并对133个跟帖样本加以分析后发现，天涯争论提供了上述条件。
在首贴中，孤山飘雪披露，因外国人对dragon看法负面，中国文化象征物龙将被改变，并暗示改变或由“专家”和“国家有关部门”主宰，在“老百姓”话语权力缺失的情况下发生。这里，dragon是否能表示龙的问题被放置在特定的“框架”(frame)之中：中外的文化差别，中国社会中话语权力分布的群体差别。(38)换言之，参与者进入的是一类以双重群体对立为特征的心理情境。(39)群体意识和行为的研究者大多相信，肯定自己所属的群体以获得安全感，而归属感和自豪感是人类普遍拥有的需求，能够激发强烈动机。(40)而这类强烈的动机可驱使参与者扩大信息搜索的范围，超出对龙或dragon特征认知的边界，涉入其他多种有关群体认同与划分的认知—态度结构之中，以获得更为“有用”的信息。内容分析所获三方面证据显示，这种框架设定和动机激发是成功的。
首先，经过对面临的问题的“编辑”，参与者使用了7类信息来支持态度决策。其中，有关龙与dragon特征认知信息占9.71%；龙与中华文化联系占22.67%；中国与外国关系占15.79％；国内民族关系占18.62%(表5)。霍尔斯提信度检验为0.72。可知参与者普遍进入中国与外国、中国社会中各群体关系的框架，动物特征问题退居边缘。
其次，高度评价龙，反对吴说的跟帖占51.88％；中性意见帖占1.5%；支持吴说帖为4.5%。而偏离跨文化传播问题，针对国内民族问题的跟帖占32.33％；其他类帖占9.8%。霍尔斯提信度检验为0.78。在直接涉及龙的讨论中，对龙持赞美态度帖高居89.6%，表明对龙的态度获得正面重建。
第三，把不同态度的分布看作态度重建的结果，把所涉信息类别看作对态度重建产生影响的信息，相关性检验表明，“其他”类之外，每类信息的提及量与发帖总量，与反对、支持吴说或中立帖量之间均呈显著正面相关性，皮尔森相关系数分布在0.782至0.990之间，说明对6类问题的认知和态度共同“指导”着态度重建。
框架设定与动机激发在测试Ⅲ中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分析表明，被试使用5类信息：动物特征认知类14例，占17.72%；龙与中华文化联系类9例，占11.39％；中国身份认同类29例，占36.71％；中国与外国的关系类24例，占30.38％；对专家/学者看法类2例，占2.53%(表6)；霍尔斯提信度检验为0.72。与其他天涯争论参与者相仿，被试大量使用了群体认同、中外关系等类别的信息，“指导”着发现八中提到的正面态度重建。>
概言之，测试Ⅱ中，被试面对的态度对象是“作为象征物的龙”；天涯争论里，无论测试Ⅲ被试或其他参与者，面对的是“龙所象征的物”。吴友富所欲广而告之的问题是“dragon代表龙作为中国的象征好不好”；争论者激辩的问题是“龙所象征的中国(或汉族)好不好”。基于群体认同理论，绝大部分参与者和被试对“龙所象征之物”应预设有强烈且正面的初始态度。支持这种态度的才是“有用的”或“指导性”信息，无论其与对动物本身的认知是否相关。
表5与表6还显示，相对于其他参与者，被试较多涉及两动物特征，对民族关系则全无涉及。造成该差别的原因或有三类：(1)群体差异。被试与其他参与者属非同质性群体，对同一问题的看法或有差异。(2)匿名化效应。被试了解自己的表现将被分析，故行为收敛。其他参与者身处BBS提供的匿名化环境，(41)致使行为放纵。若将出现粗口定义为谩骂，其跟帖包含谩骂或纯是谩骂者占33%，而被试跟帖中出现粗口者仅有1例。(3)任务约束。测试任务使被试把争论限于表达对吴说的态度，其直接批评的对象囿于“专家/学者”。其他参与者则无此约束。其批评(含攻击)对象从开始的“专家、教授”蔓延到一系列真实或想象中的异己群体，涵盖其他文化、其他国家、我群中的“权势者”乃至不同民族。(42)“逮谁骂谁”，表现出群体行为中常见的态度极化。(43)从争论第三天始，网络互动性使争论主题明显偏移。跟帖内容渐变为汉族与满族、蒙族，甚至南方汉族与北方汉族参与者的激烈交锋；争论中心最终变为国内民族和地域文化问题之争。(44)整体上，被试与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差别体现出拟真测试与真实环境的区别，也体现出被试与其他参与者的群体差别。
讨论至此，我们有证据相信，虽然测试Ⅱ中的中国被试也了解龙与中国文化的象征联系，但当这种象征性未被在群体对立的框架中加以“编辑”时，被试仍会在有限范围内搜索信息，做出中性的态度评价。在问题框架、动机、传播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测试Ⅲ被试使用了大量与我群认同相关的信息，使其态度判断偏离测试II建立的基线。基于同样的证据，进入dragon代表龙的传播框架，西人当明白此dragon非彼dragon，或the dragon不是dragon。(45)常态下，经“省力原则”或“成本—利益”作用，西人对dragon持中性态度。群体对立的心理情境中，西人会搜索更能满足群体认同需求的“有用的”信息——包括对dragon的负面特征认知——来支持态度重建。
更为重要的是，上述分析与对象征符号传播效果的一般性观察相吻合。例如，在测试Ⅱ中，中美被试对鳄鱼均持负面态度，但以鳄鱼为品牌的衬衫和皮包却广泛受到欧美和亚洲消费者喜爱。再如，常态语境中老鼠绝非可爱。从《诗经·魏风·硕鼠》到“胆小如鼠”、“无名鼠辈”等成语，鼠总使人想起贪婪或微不足道。但涉及生肖时，对鼠的常态感受既不会令属鼠者自愧，亦不足引起他人鄙视。迪斯尼赋予米老鼠以可爱的视觉形式，置之于幽默且不乏道德意味的叙事语境，美国人喜爱，中国人亦然，猜想埃塞俄比亚人或马达加斯加人也难例外。在传播情境中，象征符号本身的特征不是问题的关键，它象征的对象是什么、在怎样的环境中执行其象征功能才真正重要。这是一类根植于人类基本认知和态度形成方式的心理现象，因而，它是跨文化的。
8.研究局限与结语 由于采用小规模、同质和便利被试为测试对象，本研究属试验性质。其外部有效性自有其局限，尚待较大规模、跨群体和跨多国的研究来检验。如果更大规模的测试支持上述发现，则本研究表明，尽管国人和西人(至少是美国人)对龙与dragon的特征认知不尽相同，在常态下，他们对两种神话动物持有的态度无显著区别。因此，使用dragon表示龙不至令中国形象蒙受误解。当常态被打破，例如，当中国与英语国家或民族的关系处于由动机、利益或其他原因导致的对立或冲突之中，dragon的负面特征认知可能被提取和使用，在态度重建中发生作用。然而，在那样的传播语境中，使用什么样的民族象征符号、符号本身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特征将不是造成误解、产生敌对态度的决定因素。因为，非常态动机将导致搜索和使用满足群体认同需求的信息，引导态度重建的方向。
证据还显示，至少在目前，使用long来替代dragon无助于龙的正面意义传播。而且，即使long与中国文化的象征意义日后得以建立，其传播效果也将主要由其象征的对象——中国文化、中国人——以及中国与他国的实质关系来决定。
本研究表明，负面说错误地将历史的记载与今天的记忆和判断等同起来，漠视了历史记忆与今天的行为在大脑中的联系机制，忽略了动机在记忆使用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用二十多年前流行学界的比喻去表达，历史或以所谓“积淀”的方式存在于记忆之中。研究启示我们，要理解历史记忆如何作用于今天的行为，不但需要明白历史上曾发生过什么，记忆中究竟“积淀”了什么，更需要了解那些“积淀物”怎样出现于我们的知觉里，怎样在与我们身处其中的环境相互作用中，塑造着我们的判断、感受和行为。
*葛岩兼职的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秦裕林任职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心理学系为本研究提供了许多便利，特此致谢。卡内基—梅隆大学安德森(J.R.Anderson)教授、匹兹堡大学许倬云教授和我们讨论过选题与方法；许教授还拨冗阅读了本文初稿。北京大学侯猛博士和段映红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徐剑和阎峰副教授分别提供过建议或参考资料。卡内基—梅隆大学吉安(Pat Guann)先生、深圳大学学生窦亚南、张晗、卢嘉杰、严丽娜、何俊涛、文炳森和上海交通大学学生邓西雅曾协助测试，其中，何俊涛主持了测试Ⅲ。此外，匿名评审人对本文初稿提供了建设性意见，特此一并致谢。试验性研究(pilot study)指利用小规模便利样本所做的有初步测试性质的研究。其目的是消除研究程序、测试方法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为最终的研究做好准备。参见R.Wimmer,J.Dominick,Mass Media Research:An Introduction,Belmont,CA:Wadsworth,1991,p.65.
注释：
①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上)，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574页。引用时对译文略做调整。
②拉里·萨姆瓦：《跨文化传通》，陈南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63页。
③有关西人将龙译为dragon的历史考证及欧洲诸国不同的译法，参见李奭学：《中国“龙”如何变成英国的"dragon"?》，《读书》2007年第5期。
④冯世则：《关于“龙”的翻译》，《文汇报》2007年2月23日，第3版；薛涌：《“龙的传人”新解》，《南方周末》2007年1月4日，B15版。
⑤李奭学：《中国“龙”如何变成英国的"dragon"?》，《读书》2007年第5期。
⑥陈冰：《“福娃”的英文名该叫什么？》，《环球时报》2006年10月31日，第11版。
⑦见黄佶网页，http://www.loong.cn/，2007年2月1日。
⑧有关“负面说”的基本观点，参见黄佶的网页，http://www.loong.cn/,2007年2月1日；陈冰：《“福娃”的英文名该叫什么？》，《环球时报》2006年10月31日，第11版。
⑨冯世则：《关于“龙”的翻译》，《文汇报》2007年2月23日，第3版。
⑩J.R.Anderson,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Its Implications,New York：W.H.Freeman and Company,1995,pp.152—159.
(11)R.H.Fazio,D.M.Sanbonmatsu,M.C.Powell,and F.R.Kardes,"On the Automatic Activation of Attitud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52,Issue 2,1986，pp.229—238.
(12)乐国安：《当代美国认识心理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46页。
(13)R.Lutz,"Changing Brand Attitude through Modification of Cognitive Structur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vol.1,no.4,1975,pp.49—59.
(14)I.Ajzen,"Nature and Operation of Attitud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52,2001,pp.27—58.
(15)I.Ajzen,M.Fishbein,Understanding Attitudes and Predicting Social Behavior; 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80,p.11.
(16)D.T.Regan,R.Fazio," On the Consistence between Attitudes and Behaviors:Look to the Method of Attitude Formatio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vol.13,issue l(Jan.1977),pp.28—45; J.W.Downing,C.W.Judd,M.Brauer," Effects of Repeated Expression on Attitude Extrem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63,no.1,1992,pp.17—29.
(17)S.E.泰勒、L.A.佩普劳、D.O.希尔斯：《社会心理学》(第10版)，谢晓非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3页。
(18)C.L.Costley,M.Brucks,"Selective Recall and Information Use in Consumer Preference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vol.18,no.4(Mar.1992),pp.464—474.
(19)J.W.Payne," Contingent Decision Behavior," Psychological Bulletin,vol.92,no.2,1982,pp.382—402; R.Wyer,T.Scull,"Human Cognation in Its Social Context," Psychological Review,vol.93,no.3(Jul.1986),pp.322—359.
(20)A.Tversky,D.Kahneman,"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Science,vol.211,issue 4481(Jan.1981),pp.453—458；J.R.Anderson," A Spreading Activation Theory of Memory,"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vol.22,no.3,1983,pp.261—295.
(21)卢格询问：“你认为美国是否应该允许公开发表反民主的演说？”及“美国是否应该禁止公开发表反民主演说？”对于第一个问题，62％被试持否定态度；对于第二个问题，仅有46%被试持肯定态度，相差16个百分点。而对第一个问题的否定和对第二个问题的肯定在逻辑上其实是一致的。之后，其他研究者所做的多次类似测试均支持卢格的发现。参见斯科特·普劳斯：《决策与选择》，施俊琦、王星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第61页。
(22)J.W.Payne,"Contingent Decision Behavior."。
(23)L.Glasman,D.Albarracin,"Forming Attitude that Predict Future Behavior:A Meta Analysis of theAttitude-Behavior Rel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vol.132,no.5,2006,pp.778—822.
(24)R.H.Fazio,C.J.Williams,"Attitude Accessibility as a Moderator of the Attitude-Perception and Attitude-Behavior Relations：An Investigation of the 1984 Presidential Ele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51,no.3,1986,pp.505—514.
(25)I.Ajzen,"The Directive Influence of Attitudes on Behavior," in P.M.Gollwitzer and J.A.Bargh,eds.,The Psychology of Action:Linking Motivation and Cognition to Behavior,New York:Guilford Press,1996,pp.385—403；R.S.Wyer,T.K.Srull,Memory and Cognition in Its Social Context,Hillsdale,NJ：Lawrence Erlbaum,1989,pp.231—255.
(26) “无中国背景”定义为：(1)非华裔；(2)无华裔亲属；(3)非中国相关专业；(4)不曾访问大中华地区。
(27)词汇选择步骤：(1)在字典中随机翻开一页，依研究者主观判断择出可用来描述大型动物特征且包含正面、负面或中性态度倾向的一个形容词。无合适词汇时，随机另翻开一页，再做寻找，直到选够240个词汇。(2)将所选词分别写在240张纸条上，随机抽取另一个词并判断该词属于正面、负面或中性词汇，直到正、负、中性三类词汇各达到10个。测试时，问卷中动物和词汇顺序随机打乱以避免顺序效应。问卷另有10个空格，被试可将自认为适合的词汇填入。原计划中如果两个或以上被试填写了此类词汇，则该词汇将在测试Ⅱ中使用，但并无此类词汇出现。
(28)E-Prime是一种广为应用的心理测试软件，其功能见http//www.pstnet.com，2008年5月6日。
(29)特征：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不知道，4—同意，5—非常同意；态度：1—非常不喜欢，2—不喜欢，3—不知道，4—喜欢，5—非常喜欢。
(30)分析指标经由对随机抽取的500余跟帖的文本分析获得：1.样本编号；2.基本信息[样本来源页、日期、时间]；3.篇幅[大(多于300字)、中(100字到300字)、小(少于100字)]；4.来源[原创、引用、“民族问题”]；5.态度[反对、支持、中立、“民族问题”、不详]；6.使用信息类别[对两动物特征的认知、龙与中国的文化联系、对中国身份的认同、对中外关系的看法、对专家/学者的看法、对民族关系/地域差别的看法、其他]；7.批评/攻击对象[美国、日本、韩国、其他国家，满族、汉族、蒙族、回族、其他少数民族，政府/国家政策，专家/学者(吴友富及其他人)，高校/高教体制，地区(上海)，持不同意见的网民，社会风气，其他]。指标类别4、5、6、7可多选，数据处理时对一些子类别做了合并。
(31)或由于按键技术原因，中国被试反应时间较长：
为控制这种并非由记忆提取速度引起的差别，在划分认知—态度结构反应时区间节点时，使用了两国不同的均值和标准差作参考。第一节点包含区间从认知判断所需最短时间(379毫秒)到两国反应时不同均值；第二节点值为两国不同均值加两国各自的反应时标准差；第三节点为两国不同均值加两个反应时标准差。根据斯腾伯格(Sternburg)所作的回归分析，大脑从信息编码到做出判断至少需379毫秒(见S.Sternburg,"High Speed Scanning in Human Memory," Science,vol.153,no.3736,1966,pp.652—654)。因此，反应时间小于379毫秒的回答被视为无效以避免因乱答产生的数据。因篇幅限制，本研究多种数据控制方法将有另文介绍。
(32)为保证数据的可靠性，测试采用的控制方法包括将超过反应时均值加三个标准方差(M+3std)的记录视为无效，以避免反应停滞造成的虚假数据。态度测试中，一中国被试反应时间达6088毫秒，超过M+3std (6079毫秒)。故对中国被试的态度测试中，有效数据为19例。
(33)测试Ⅱ还提供了几组有趣的数据。第一，排除龙和dragon，比较中国被试，美国被试对动物具有更高的评价(long不计入)。如，两国被试都喜爱大象，美国人态度均值4.23，中国人态度均值3.86；都厌恶鳄鱼，美国人态度均值2.41，中国人态度均值1.91；对中国国宝熊猫，美国人态度均值4.50，中国人态度均值却是4.37。两国被试对9类动物的态度差别意义显著(p＜0.001)。这或说明美国社会对动物的宽容和宠爱程度高于中国。若将两国态度均值(中国：3.13；美国：3.61)之差作为衡量动物文化规范差别的指标，美国文化中对动物的宽容和宠爱规范高出中国0.48。第二，在中国测试中，作为中国文化象征物的龙排名第四，鹰排名第六。在美国测试中，作为美国文化象征物的鹰也排名第四，dragon排名第六。其他动物排名则完全一致。由此可见，拥有文化象征身份的动物的确能增加被试的好感。当排除鹰、龙和dragon后，检验表明两国态度差别有统计意义变化(p＜0.003)。这或说明，对动物的态度规范受动物文化象征功能影响；但排除该影响后，动物文化规范的差别仍然显著。
(34)见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832162.shtml，2007年8月28日。
(35)I.Ajzen,"The Directive Influence of Attitudes on Behavior."
(36)测试中，特征判断的问题在前，态度判断问题居后。回答态度判断问题时，依频率效应解释，曾获关注的信息被再度提取时的速度加快。
(37)C.L.Costley,M.Brucks,"Selective Recall and Information Usein Consumer Preferences."
(38)首帖文本见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l/832162.shtml，2007年8月15日。
(39)这里所说的“框架”是指在特定环境中个体组织知识、经验以判定和理解所遭遇事件的方式。“设定框架”(framing)是指将所遭遇的事件确定在特定角度或方式中去判定和理解。有关框架理论，见E.Goffman,Frame Analysis,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4.
(40)有关群体认同需求，见H.J.Smith,and T.R.Tyler,"Choosing the Right Pond:The Impact of Group Membership on Self-Esteem and Group-Oriented Behavior,"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vol.33,no.2 (Mar.1997),pp.146—170.
(41)有关群体中“匿名化”效应，见P.B.Gerstenfeld,D.R.Grant and C-P Chiang,"Hate Online:A Content Analysis of Extremist Internet Sites," Analyses of Social Issues and Public Policy,vol.3,issue 1(Dec.2003),pp.29—44.
(42)限于篇幅，详细数据描述及图表在此略去；如有需要，请与葛岩联系：yge@sjtu.edu.cn.
(43)有关群体中意见极化现象，见M.Brauer,C.M.Judd,M.D.Gliner,"The Effects of Repeated Expressions on Attitude Polarization during Group Discuss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68,issue 6(Jun.1995),pp.1014—1029.
(44)限于篇幅，详细数据描述及图表在此略去；如有需要，请与葛岩联系：yge@sjtu.edu.en.
(45)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的属名词或类的名称，表现出欧美语系民族对于类和个体关系的敏感，例如"a duck"、"the duck"、"the ducks"和"duck"、"ducks"，的不同含义。而在汉语和汉藏语系中，区别一个特殊事物与按照某种标准界定的一类事物只能利用上下文和用语习惯的线索。参见理查德·尼斯贝特：《思维的版图》，李秀霞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