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河文化与中原文化、中华文化关系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辽河论文,中原论文,中华文化论文,文化与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02)01-0050-04
辽河民族生存的地理空间是辽河流域片。从水文和水文资源角度说，是指包括辽河流 域、图们江流域、鸭绿江流域及辽河沿海诸小河流域，地跨辽宁、吉林、内蒙古东部、 河北省北部四省区，总面积达34.5万平方公里的地域。辽河民族是中原民族的近邻。辽 河文化影响的历史空间比传统的中华文明史早1000年。辽河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又是与中原文化密切相关并对其有极大影响力的地方。
辽河民族与中原民族的接触呈现出“和睦相处”与“兵戎相见”相互交替的局面。辽 河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则是冲击与叠加的递进关系。中华文化的积极因子因此而不断 被激活，中华文化因此而走向新发展。
一、辽河民族对中原民族的冲击
欲明此义，先界定中原。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为汉族以及先后同化于汉族的 各族人民所居住，是中华各民族的中心舞台。在辽河流域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相继产生 并走出了许多民族，如东胡、乌桓、鲜卑、夫余、高丽、勿吉、契丹、女真、蒙古等民 族。其中，凡是强大了的民族，都要到中原这个中华民族的中心舞台进行充分的表演。
近来学术界有着越来越清楚的共识：对于中原地区来说，在上古夏、商、周三代中， 商和周都是“外来户”，周朝是西部民族入主，而商朝是北方民族入主。从最近一二十 年对红山文化的考古和研究看来，这是很有根据的。商的先民就曾居住生息于辽河流域 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一带，其后进入今山东一带，被称为东夷，而后入主中原[1]。商 朝灭亡以后，箕子率领族人北上东进，其实是回到老家去。可见在中华民族形成之际， 辽河流域就是重要的摇篮。辽河文化很早就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汉之交，东胡被匈奴击破，分化为乌桓、鲜卑和室韦等分支。鲜卑族逐渐强大，到 了东晋和南北朝时，鲜卑出现了几个大的部族，其中主要有慕容部、宇文部、拓拔部和 秃发乌孤部。它们都曾建立国家政权。慕容氏相继建有前燕、后燕、南燕、西燕，秃发 氏建有南凉，拓拔氏建有代，后改称魏，史称北魏。宇文氏初附于拓拔氏，后代魏而建 北周，进而统一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为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从东汉到南 北朝，鲜卑居地不断南迁，并入主中原。唐朝后期，契丹人在辽河流域建立了辽国，历 时约200余年，是一个与汉族政权宋朝分庭抗礼，并逼迫其称兄纳贡的强大王朝，在公 元1125年被女真人建立的金国所替代。其后，契丹人的残余与蒙古人、汉人和女真人的 民族同化。女真人于1125年建立大金后，很快灭辽、驱宋，并使其成为局促一隅的南宋 小朝廷。金朝于1234年被蒙古大军灭掉后，女真人融合在蒙古人和汉人之中。以蒙古人 为主体建立的元朝统一了全国，并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直到1368年被汉人政权明 朝所驱逐。从辽的立国到元的退出长城以南，这期间共经历了452年。最后是女真的后 人满族建立了清朝，君临中国近三百年。辽河民族对中原民族的冲击，前后共计1000余 年。所以说，中国历史的一大半时间是在辽河民族的影响下发展过来的，这并非是耸人 听闻。
二、辽河民族精神与辽河文化的特点
特定的环境培育出特定的民族精神。辽河民族都是在采集、渔猎、游牧、农耕的社会 经济生活中发展起来的。这意味着他们在适应生存环境时，季节分明的气候养成了节奏 鲜明的习俗，爱憎分明的品格；在获取生存资源时，造就了勇敢、剽悍、刚毅的性格； 在结交生存伙伴时，表现豪爽、大方、坦率、热情的风格；在追逐生存空间时，呈现流 动奔放、拼搏进取的雄姿。在这种民族精神鼓铸下，辽河文化形成诸多有异于其他流域 文化的特点。
辽河流域的文化具有明显的早发性。还在远古时代，这里的人群就有了图腾崇拜、宗 教信仰和祭祀活动。中国号称是龙的故乡，但真正的中国第一龙和中华第一村并不是发 现于中原，而是在辽河流域。[2]当我们寻根认祖的时候，是辽河文化研究把中华文明 史向前提到8000年前。上古时期，这里出现了相当成熟的青铜文化。汉代时期，在辽南 一带已经出现了繁荣的农耕文化。
辽河流域的文化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在古代，它欢迎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儒、释、 道在这里竞相传播。有迹象表明，古代西方基督教在这里也有传播[3]。广阔的黑土地 更以它博大的胸怀，吸引那些为中原的战乱所苦的人们，给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这里的各民族之间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质言之，辽河各 民族两千年来不断彼此介入，包括与汉人的互相渗透和互相融入。
辽河流域的文化具有卓越的独创性。这里生息着的许多民族受气候、地域及民族心理 等因素的作用，在社会风俗、建筑艺术、绘画雕塑、歌舞曲艺诸方面都形成了鲜明的民 族个性，一些群体在学习中原文化的时候，又进行了嫁接和创新，辽国官职中的两面官 制度[1]，就是政治体制方面的杰出创举。
辽河流域的文化具有频繁的更替性。在这片土地上，兴灭分合的各民族如逆旅之过客 ，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形成了更替性。东胡、乌桓文化被鲜卑文化所取代，鲜卑文化又被 渤海文化所取代，渤海文化又被契丹文化、女真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相继取代。 各族文化都自成体系，彼此之间很少承袭。
辽河流域的文化具有持续的向心性。几乎每一个辽河流域民族成长壮大以后，都把中 原文化作为自己发展的目标模式，虚心学习，努力趋同。他们吸收中原的经济生活、仿 效中原的政治制度、文化礼仪、意识形态、教育与科举，最后是把自己汉化，加入中华 民族大家庭。
辽河流域的文化具有不断的赶超性。这里相对于内地来说，虽然是边区，却不断追赶 先进，并力争超越。辽、金、清各代的文化都是在保持本民族原有特点的情况下，迅速 汉化，借鉴并超过汉制。在近代，洋务运动初期，辽河流域落在先进省区之后，但在甲 午战争前后，特别是实行新政以后，就迅速赶了上来，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的教 育与技术等现代化领域已跃居全国领先地位，三四十年代，这里的农业现代化走在全国 前列。五六七十年代，这里是全国的重工业基地和技术文化的先进区域。
三、辽河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叠加与激活
辽河民族对中原民族的冲击成为民族融合的强力催化剂。辽河文化对中原汉文化的冲 击与融合，激活了中华文化，并叠加了积极的文化因子。
一般地说，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摆脱不了低势文化流向高势文化的历史必然性[5]。辽河 民族向中原民族汲取以下的思想营养：崇儒重义的价值观；公而忘私的义利观；人格追 求的道德观；民族一统的归属观。但辽河文化对中原文化不是简单地吸收，而是积极地 影响；不是简单地被汉化，而是同时把自己的语言、风俗、文化因素也带给中原汉族； 不是文化内容的机械叠加，而是文化内涵的融合与衍生。
辽河民族对中原民族屡次冲击之所以能够成功，说明中原固有文化已经腐败，政治混 浊，失去活力，形成了辽河民族南下的可乘之机。这种情形在哲学上可以找到根据，政 治上趋于圆润时走向腐朽，文化上达于精致时走向空虚，经济上步入繁华时暴露奢靡。 因此，辽河民族的南下冲击，对中原文化构成了净化和强化。它净化了汉文化里日见腐 败的委靡、疲软、奢侈、怯懦、虚伪等消极因子，激活了中华文化中固有的一些积极因 子，注入了新鲜血液，使中华文化重新呈现出清新、强健、豪爽、勇敢、活泼的气质。
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辽河民族的南下，重新激活了中华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一个民族长期感受不到威胁与竞争，而是耽于安逸与自 满时，就会丧失原有的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辽河民族对中原民族的每一次冲击都使中 原民族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从而，政治家们冲破重重阻力去谋求改革以图兴邦，军事 家们不顾个人安危英勇战斗以求保国。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等都以其非凡的才干和 魄力发动起衰振聩的改革。犹如高明的技师，将滑向深渊的王朝机器进行一次次有效的 维修，大大减弱了其滑落的速度。岳飞、韩世忠、文天祥、史可法等都在抗击南下的民 族战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可歌可泣的英雄，张扬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蓬勃向上的民族 精神。
2.恢复了中华文化务实求是的思想，克服了浮夸空谈和华而不实的作风
中国文化的主流是讲求务实求是，反对空谈的。儒家讲“学而优则仕”，是强调学习 的目的应当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东汉、南朝与宋明时代都出现了空谈心 性，不务实学的空疏学风，在经过辽河民族冲击后的隋唐与清代，人们又开始重视实学 ，对玄学、理学进行批评，对东林学风的消极方面进行检讨。顾炎武认为五胡之乱乃由 于清谈所致。他说：“讲明天艺，郑、王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 。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6] 在清军入关之初，有人在北京东城门贴一小纸，上写“奉送大明江山一座”，款落“八 股朋友同具”[7]。可见人们已认识到空疏之学、浮夸之谈足可亡国。
3.涤荡了政治领域的污浊与沉闷，克服了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
几乎每一个问鼎中原的辽河民族都把他们的行政事简职专、做事简单明快的风格带入 新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如前燕、北魏、辽、金在冲击中原之初都表现出政治上的清 明、简练、务实与灵活。即使辽河民族对中原的冲击未能获得彻底成功，也促使中原统 治者自察自省，对其原有的机构臃肿、程序复杂、政出多门和相互掣肘等政治痼疾进行 改革。宋初太祖之所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就与辽的雄据于北，威胁其统治关系甚大 。
4.冲击了礼的束缚，使妇女走向开放
辽河民族的朴素礼法观念从婚姻性爱方面冲击了中原的封建礼教。如所周知，魏晋南 北朝时期，是“官方性关系最为混乱的时代”[8]。到唐时，太宗杀齐王元吉，纳其妃 于宫中；玄宗为寿王娶杨玉环，羡其美，自纳为妃。这些在传统文化看来与伦常大悖的 事，李世民、李隆基都不耻为之。及至清初尚有“收嫂为妻”，娶妻不论辈分的习俗。 正是这些辽河古老民俗的影响，冲击了中原封建礼法，使妇女不必恪守贞节烈女“不事 二夫”的礼法规范，夫亡可以改嫁，更符合人性的要求。
辽河民族妇女豪爽、刚健。受其影响，唐时妇女也有类似风范，在一些艺术作品中展 示了妇女骑马、击球的情景，一反汉文化以阴柔为妇女典则的传统，透露出活泼、勇健 、无拘无束的辽河风格。
5.促进了文化艺术和风俗习惯上的多样化和多彩化。促进了异质文化因素的吸纳，文 化的更新，造成中华文化的新发展。
唐诗中对于辽河民族气概有大量的反映，如“酒后竞风乎，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 ，剧孟同遨游”[9]。“少年富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杀人辽 水上，走马渔阳还。……还家且行猎，弓矢速如飞”[10]。在绘画方面，辽河民族同样 为中华文化带来勃勃生气。辽国耶律阿保机长子东丹王耶律倍擅长画本族游牧、射猎生 活，其作品深为宋人欢迎。宋徽宗得到耶律倍的《千角鹿》，爱好甚笃。辽代无名氏的 《番骑猎归图》、《平原射猎图》、《平沙卓歇图》都如实地反映了契丹人的游牧生活 ，流传于世，深受各族人民喜爱。此外在音乐、舞蹈等方面，中原文化也大受辽河文化 气质的浸润和影响。
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上也大受辽族影响，比如服饰，唐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 。[11]又见“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装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 相仿效。……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12]大有飒爽豪气。至清以后， 满族旗袍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型服装，亦足见其影响之深。此外在化妆、饮食 等各个方面，辽风也随处可见。
6.造成民族血统的融合，汉民族重新壮大，使社会经济文化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整合与 发展
辽河民族对中原汉族的冲击，增强了彼此间的交流机会。随着辽河民族的不断汉化， 彼此间的通婚就无法阻挡。在隋唐时期，不仅下层人民有很多是辽河民族与汉族的混血 儿，就连皇帝也有着辽河民族的血统。隋炀帝杨广、唐高祖李渊，他们的母亲都是鲜卑 族的独孤氏，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窦氏也出自鲜卑族纥豆陵氏。在隋唐的文臣武将中， 汉化的辽河民族成员为数众多。宋、辽、金之间的通婚更是如此。待到元、清时，由蒙 、满两族一统天下，这种血统上的融合就更加不可避免了。融合促进了共同经济、文化 生活的形成，沟通了塞外与中原，削平了经济、文化交流的壁垒，打破了不平衡，推进 了新平衡。
所以，这是一个壮大汉族、强化中华文化内涵的过程，是不断的激浊扬清、克服腐败 、增加生机的过程，是辽河文化对中华文化的激活和有机叠加。
收稿日期：2001-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