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法论的成功探索——邓小平经济增长速度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经济建设论文,增长速度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经济变量，它反映了一国经济运行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上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我国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失误较多，邓小平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高度出发，提出了关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一系列重要方法论原则，对于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
一、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制定经济增长速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邓小平自称为“实事求是派”，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关于制定经济增长速度的认识上。他作为第一代中共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亲自经历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的年代。他认为建国以来我们犯的几次错误，都是由于要求过急，目标过高，脱离了中国实际，结果发展反倒慢了。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高层领导急于求成、人民群众急于求富的“左”倾情绪，毛泽东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赶超战略”，引发了“大跃进”。1958年两次提高经济增长目标，将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由原来的6.1%提高到16.2%，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由10%猛增到33%。由于脱离客观实际地追求经济增长，“大跃进”不但没有跃起来，反而使国民经济遭受重创，连人民的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1962年，在以纠“左”为主题的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冷静地指出：“过去几年中，中央的缺点，主要表现在计划指标过高上”；“我们今后订计划，一定要切合实际，并且留有余地”[1](P306)。他认为经济计划只有切合实际，并且留有余地，才不会出现指标订得过死、过高的问题，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带领全党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在制定经济增长速度问题上，他异常冷静清醒地指出：“要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确定我们长远规划的原则，然后着手编制切实可行的‘六五’计划。”[2](P356)他一再强调：“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把目标定得不切实际，也不能把时间定得太短……如果不切实际，靠脑子里的幻想来制定政策，制定增长的规模，那是要沉船的。”1983年1月，他在同国家计委、经委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总结历史经验，计划订得高了，冒了，教训是很深刻的，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今后还要注意。”[2](P251)制定经济增长速度必须实事求是，这是邓小平给我们确立的经济计划工作的根本性原则。
在邓小平指导下，我国制订的“六五”、“七五”、“八五”计划是既积极又稳妥的。在“九五”计划期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8.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人民生活在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二、坚持效益优先，实现速度和效益的统一
经济增长必须遵循效益原则，这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基本观点。建国以后，我国经济发展长期走的是一种速度数量型增长模式，经济效益低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从1980年到199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倍，而投资增幅却高达17倍，投资效率之低在世界范围内少见。因此，坚持效益优先，实现速度和效益的统一，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所在。
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最好的老师。我们曾经吃过只求高速度，不求效益的大亏。邓小平指出，“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了客观实际情况，要高速度增长，结果是欲速则不达。为此，他大声疾呼，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和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他强调指出：“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3](P143)他坚定地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已经得到了证明，不过还要证明得更多更好更有力。他说：“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2](251)可见，效益原则是确定经济增长速度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原则。
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速度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关键在于要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增长路子。”[4](P1462)在这次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九五”规划目标建议，明确提出了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效益优先，兼顾速度，是我们实现新世纪发展战略的唯一选择。
三、坚持辩证法，反对在发展速度问题上两种片面的观点
我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进行建设事业的，因此，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赢得生存权，就必须寻找到一个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速度太高会带来通货膨胀、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等许多问题，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但速度太低也不行，就无法建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强大的物质基础，那就意味着自取灭亡。
建国以后，我国经济有过三次大起大落，究其主要原因，都是经济增长速度太高：一是1958-1960年的“大跃进”，它使我国脆弱的国民经济遭到重创；二是1977-1978年的“洋冒进”，国民经济被迫进行调整，连续四年陷入低增长状态；三是1984-1988年的“经济过热”，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1.96%。这次“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导致生产下降，比例失调，商品短缺，市场混乱，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稳定。因此，邓小平郑重地告诫全党：“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3](P143)
脱离实际的高速度是没有效益的速度，速度越高造成的损失就越大，必须坚决反对。但速度太低也不行，“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3](P375)。为什么呢？邓小平说得很清楚：“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3](P375)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的经济规模比较小，尽管我们的增长速度比别的国家高，但我们的绝对增加值却很小。因此，没有较高的增长速度就无法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如日本198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1020美元，如果年增长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增长210.2美元；我国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00美元左右，虽然年增长速度高达7%，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的绝对值只不过20余美元。二是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比较快，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友好压力”。以新加坡、台湾和韩国为例，1981-199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分别为7.1%、8%和9.6%。因此，如果我们的增长速度太低，我们同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只能是越拉越大，就无法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以，邓小平主张，在讲效益的原则下，争取尽可能快的速度，促进经济总量的尽快提升。
四、提出独特的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度原则
经济增长速度既不能太高，又不能太低，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速度才是适度的呢？邓小平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经过长期的思考，邓小平在1990年3月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什么叫适度？适度的要求就是确实保证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3](P354)值得注意的是，他特别把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问题同我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联系在一起进行考虑。他为我们设计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第一步，用10年时间，在198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50-300美元的基础上翻一番，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00-1000美元，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建国100周年，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二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接近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要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没有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保证是纸上谈兵。
建国后，我国先后完成了九个五年计划，我们对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作一个简略的回顾：“一五”时期为9.2%，“二五”时期为-2%，“三五”时期为6.9%，“四五”时期为5.9%，“五五”时期为6.5%，“六五”时期为10.8%，“七五”时期为7.8%，“八五”时期为12%，“九五”时期为8.3%。其中，1989年至2001年间，中国经济仍保持快速发展，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3%，比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快6.1个百分点，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经济的快速增长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与1989年相比，2001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由第八位跃居世界第六位，超过了加拿大和意大利，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与前五位的差距也明显缩小。1989年我国GDP仅分别相当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的8.2%、15.1%、37.9%、53.3%和45.6%，到2001年，除与美国、日本差距仍较大外，已分别相当于德国、英国和法国的63%、81%和89%。
那么，第三步目标如何实现？速度指标多少才是适当的？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上明确指出，展望下个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水平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的时候，使国民经济更加增长，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建国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是有可靠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保证的。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度要求是一个变量，它应当与我们奋斗的预期目标是相统一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陷入形而上学的思维误区。
五、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检验经济增长速度的客观标准
人民群众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主体，也应当是其受益者。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结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2](P128)在实践的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检验经济增长速度是否适度的重要标准。他指出，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只靠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还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3](P354-355)他认为，生活水平究竟什么样，人民对这个问题感觉敏锐得很。我们上面怎么算帐也算不过他们，他们那里的帐最真实。
邓小平时刻关注人民的利益，他认为人民最实在，人民最看重实践。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滑坡，经济增长速度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就不会满意。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1979-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9.8%，大大高于改革开放前26年年平均6.1%的速度。经济速度的持续增长，最集中地反映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2000年，全国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比上年年均增长6.4%；199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090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4.8倍，年均增长9.7%；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53元，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2001年，国民经济较上年增长7.3%，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860元，比上年实际增长8.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366元，实际增长4.2%。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现金纯收入1748元，实际增长5.7%。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总结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4年的基本经验时，把邓小平上述思想进行了更高的理论升华。他指出：“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5](P9)
六、增长速度不只是个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邓小平有着独特的经济政治观，他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国当前最大的政治，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告诫我们一切经济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要通过经济工作来解决。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十分关注经济增长速度问题。他说：“这不只是个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3](P354)他认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长期过紧日子造成的。
为什么说经济增长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首先，取得稳定的政治环境最终必须靠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来支撑。1990年3月，邓小平在关于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的谈话中指出：“只靠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稳定的政治环境还不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么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3](P355)其次，它决定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和命运。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首要目标。如果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较低，我们就没有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雄厚物质基础，我们就不能在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真正使我们睡不着觉的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增长战略。”[3](P356)最后，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的世界形象。1989年9月，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陷入动乱的严峻时刻，他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只要按照一定的增长速度增长，逐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中国的社会主义旗帜就不会倒，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七、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要有新举措
邓小平明确指出，“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3](P355)纵观他的所有论述，这些具体措施主要包括：
第一，抢抓机遇，争取经济增长速度每隔几年有一个较快的增长时期。
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增长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这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他提醒我们：“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3](P375)他的这一思想有着深刻的现实依据和国际经验作为其立论的支撑点。
首先，现实依据。一是从我国这些年来的经验来看，经济增长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到的。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出现了两个高速增长的时期：一个是1982-1988年，年均增长11.4%；一个是1991-1997年，年均增长11.2%。如何评价前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的呢？邓小平指出：“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增长的机体、机制。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3](P377)二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三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有着成功的实践经验。
其次，国际经验。邓小平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世界上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出现过若干个高速增长的时期。如战后日本，1959-1969年10年间GDP年均增长速度为11.5%；韩国从1960-1990年实现了30年经济高速增长，年均增幅达到9.4%；新加坡从1965-1990年间连续25年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8.5%。当然，这些国家在高速增长过程中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但同这些国家迅速提高的综合国力相比，还是利大于弊的。
第二，善于开源，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要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重点在开源。邓小平提出：“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3](P355)他进一步指出，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1990年，中央作出开放和开发浦东的重大决策。把它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头。1991年春，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指出：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问题，是关系上海增长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增长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1992年春天，他再次到上海视察并指出，回过头来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从1990-1999年，浦东新区国内生产总值连续9年年均增长速度保持21.3%的强劲势头。浦东成为上海经济的重要增长点，约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由于浦东开发的巨大成功，上海今天已经成为整个长江三角洲、乃至长江经济带高昂的龙头，成为整个中国经济最亮的生长点。
第三，体制转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建国以后，我国的经济建设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当然，我们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作用必须一分为二地进行评价。邓小平认为：一方面，社会主义的优势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保重点，在于它的计划性。另一方面，只靠计划也不行，“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增长”[3](P148)。因此，他为我们设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趋向；通过市场来发挥对资源的调节和配置作用，通过竞争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益的有机结合。
与此同时，邓小平指出市场也不是万能的，资本主义的市场也是有计划指导的市场。他指出：“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3](P148)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针对有些人片面夸大市场的作用，把计划和市场绝对对立起来，他特别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多一点计划，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
第四，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部条件。
中国要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要保持适度的高速增长，离不开对外开放。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一缺少资金，二缺乏技术，三缺少先进的管理经验。要解决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对外开放。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郑重地指出：“没有对外开放这一着，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更困难。”[3](P90)
目前，我国的对外开放逐步扩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正是在对外开放强劲推动下，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1978年为第25位，1989年上升到第14位，2001年仅次于美国、德国、日本、法国和英国，列第6位。
总之，认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关于经济增长速度思想的方法论原则，对于实现新世纪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