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社区：从还原入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社会管理，为形成和发展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管理制度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实践，取得了重大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但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任务更为艰巨繁重，社会管理亟待加强和创新。①社区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板块。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单位制”的解体以及老龄化的来临，社区承担的职能越来越多、任务越来越艰巨。
然而，现阶段主流话语中有一种把社区仅作为一个管理单元、把社区化约为小区的倾向，这对于推进社区治理创新相当不利。有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不少地区所实施的社区发展计划之所以失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不了解社区以及社区发展进程②。因此，全面理解和把握社区概念是推进社区治理创新的基础性和前提性工作。如何才能克服既有倾向以更好地推动社区治理创新?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对社区进行还原，弄清楚社区的渊源、面向和要素，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策略。
探本溯源：理解滕尼斯
社区(community)这个概念自14世纪以来就存在，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拉丁文communis(意指普遍、共同)。③社区是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Robert A.Nisbet指出，社区—社会(community-society)与权威—权力(authority-power)、身份—阶级(status-class)、神圣—世俗(sacred-utitarian／profane／secular)和异化—进步(alienation-progress)一起构成了社会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5对概念。④然而，对社区的定义始终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据George A.Hillery考察，对社区的不同定义多达94种，对这些不同的定义进行分析甚至一度成为十分兴旺的社会学产业。⑤社区到底是什么?
德国学者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1855-1936)被认为是社区理论的创始人⑥，了解其代表作《社区与社会》(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Community and Society)是理解社区不可绕开的基础功课。在该著作中，滕尼斯时而回到中世纪时而又穿越到未来，他所关心和思考的是这几个问题：我们是什么，我们在哪儿，我们是什么时候来到这的，我们将到哪儿去。滕尼斯以社区、社会(Gesellschaft)⑦、自然意愿(natural will)、理性意愿(rational will)等几个概念为核心逻辑概念，对历史和他所生活的时代进行了考察和思考，进而对上述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在他的回答中，以下四个要点⑧是不能忽视的：
其一，人类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是意愿创造的。其中，自然意愿占优势或者由自然意愿支配的任何团体称为社区，由理性意愿构成或者基本以理性意愿为基础的团体叫作社会。社区与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以血缘、地缘以及心灵(或者说家族关系、邻里关系以及友谊)为三根“柱子”，后者的精髓是理性和计算。
其二，社会性关系(social relationship)、集群(collectives)以及社会性组织或者社团(social organization or corporations)是人类社会的三种社会实体。不同的人类社会实体奉行不同的社会性规范和社会性价值。社会性规范包括秩序、法律和道德三种类型，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犹如植物、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关系；社会性价值包括经济、政治、知识(或精神价值)三种类型，社会性价值的本质由人类社会以及个体的意愿决定。
其三，社区的核心特征是其社会性关系(social relationship)本身是真实的、有机的生命体，社会的核心特征是其社会性关系的本身是虚构的、机械的结构。类似社区关系的关系(gemeinschaft-like relationship)有以下几种类型：伙伴关系(fellowship type)，比如说兄弟、朋友关系；权威关系(authoritative type)，比如说父子关系；混合关系(mixed type)即伙伴关系与权威关系的混合，比如说男女关系。而在社会的关系中，权威建立在自由合约基础之上，最简单和典型的社会关系就是劳动合同中的雇佣关系。最典型的社区是乡村，社区特征在那里最强烈、最活跃。
其四，社区是人类社会的青春时期，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成年时期。随着贸易、现代政府和科学的发展，自然意愿以及具有社区特征的社会实体、规范和价值，将让位于理性意愿以及具有社会特征的社会实体。纵览欧洲社会，它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同盟式社区(unions of gemeinschaft)、协作式社区(associations of gemeinschaft)、协作式社会(associations of gesellschaft)和同盟式社会(unions of gesellschaft)。前三个阶段的变迁展现了人类关系个人化的发展趋势，非人格化(impersonality)、竞争、利己主义逐渐取得了控制地位。到了第四个阶段，人类社会又试图通过社会性关系(social relations)、社会安全、就业保险(job insurance)等技术来恢复社区。只不过这时的社区充其量只能算作“冒牌社区”(psedo-gemeinschaft)。
滕尼斯的社区理论可以说是对他所处时代和所经历事情的观察与思考。从宏观层面讲，时至19世纪，处于主导地位和上升趋势的中产阶级对于“美好未来就要来到，这是人类社会必然的发展阶段”的信仰逐渐降低，相反，“现在更差些，好时光存在于过去”的信仰再次获得了力量。⑨从微观层面讲，作为农民的儿子，他一方面对根植于土地的农民有较为深刻的了解，而且亲眼目睹了机械化、商业化对农业的冲击，另一方面跟随兄长和英国人做生意的他对醉心于贸易利润的商人也有较为深刻的了解。当然，滕尼斯的社区理论还深深根植于欧洲尤其是日耳曼文化，是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唯实论与唯名论的合成。⑩Robert A.Nisbet甚至明确指出，滕尼斯是对以下三部著作的基本元素进行了熔解而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这三部著作分别是：奥托·冯·祁克(Otto von Gierke)的《德意志团体法》(Das Deutsche Genossenschaftsrecht)，梅因(Maine)的《古代法》(Ancient Law)，菲斯泰尔·德·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s)的《古代城市》(The Ancient City)。这些著作均出现在1860年代，对欧洲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1)
诚然，社区并不是滕尼斯的发明。古代学者就有类似的论述。但滕尼斯对社区研究的影响不容置疑，其重大贡献首先体现为：他以自己独特的和艺术的方式运用了社区，并绘制出自己的图画。而且，滕尼斯所生活的时代正处于社会的高潮时期，社会并没有表现出明显弱点，但他敏锐地觉察到了社区的失落以及社会的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契约社会的危机只是滕尼斯理论中的社会危机的不同称呼而已，由此足见其理论的前瞻性和预见性。(12)其次，他将社区作为类型，开社区类型学研究之先河。(13)滕尼斯不但用社区和社会指涉不同类型的人类社会实体，而且采用对比方法对不同类型的人类社会实体分别进行了描述和阐释。他的这一类型学传统深刻影响了之后的社区研究(14)。再者，他将社区和社会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性组织，通过历史分析和对比研究，对资本主义的升起给出了一个社会学的解释。(15)
多维考量：从六个层面出发
滕尼斯的社区理论遗产也留下备受争议的问题，如：社区是结构还是情感，社区—社会是否是对立的，社区在本质上是否是乡村的。通过考察滕尼斯以及后来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概要说来，我们至少可以从六个维度去考量和理解社区。
其一，社区(可以)是一种人类联结方式。滕尼斯认为社区是一种不同于社会的人类联结模式，它以血缘、地缘和心灵／邻里关系／为友谊为基石。Robert A.Nisbet认为社区是一种社会性的结合(social bonds)，具有感情和谐(emotional cohesion)、深层(depth)、延续(continuity)、丰富(fullness)等特点。(16)Norbert Elias将社区界定为居住在同一个地区的居民因为功能上的相互依赖而连接在一起的状态。(17)David W.Minar则认为社区是人们联系他人的一种方式的一种状态，是人类互动的原初维度(primary dimension)(18)。Robert Redfield指出小社区(little community)和个体的人(person)、群体的人们(people)、民族(nation)以及文明(civilization)一样都是人类的存在形式，但是小社区是一种主要的、明显的人类生活方式，它以显著的人性引起我们的注意，具有可识别性强、同质性强、变化慢的特点，能够自给自足，能够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19)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指出，当社会学家使用“社会性”(social)这个词汇来研究个性特征、家族关系和各类经济、政治实体时，social真正的词源学上的来源不是societas而是communitas。(20)
不过，作为一种人类联结方式，尤其是滕尼斯所描述的社区，只是一种理想类型和心智建构的产物，一种在经验层面不可能存在的纯洁形式。因为自然意愿当中必定具有一定的理性成分，只是某一个群体的存在相对更多地以理性意愿或者更多地以自然意愿为条件而已。实际上，如果一种形态的存在以排斥另一种形态为基础的话，人类社会根本不可能存在。正因为如此，滕尼斯也一再强调，社区与社会概念表示的是各种模式的核心特征以及结合在一起的趋势。(21)所以，我们可以稳妥地把社区—社会看作是一个“连续统”，“连续统”的两极是两种极端模式，而现实的人类社会永远只是这个“连续统”中的某种模式。用David W.Minar的话来说，“最好的可能是将社区看作是一个变量，它在很多集体里头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在少数集体中则以一种极端的(极多地或者极少的)方式存在着”。(22)
其二，社区(可以)是一种情感。在滕尼斯的研究中，社区—社会这对关系具有淡淡的浪漫色彩，它最初反映的是与城市化、工业化增长有关的不满和痛苦，表达了逆转潮流重又回到人类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的渴望，因为那时生活更简单、拥有所有令人向往的而现在已经失去了的品质。也就是自那时起，社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希望的符号：希望更近一些、更温暖一些、更和谐一些的人类之间的联结方式能够再次复活。简言之，滕尼斯是用社区—社会来表达他对他所生活时代情感，社区在他看来是美好品质的象征，是一个备受珍视的理想，是过去以及好年代的象征，社会则是混乱的以及走向混乱的象征，工业、科学以及城市生活是邪恶的源泉。(23)相似的表述还有：社区是传统的，社会是变化的；社区是情感，社会是理性；社区是温暖、亲密的，社会是冷漠、正式的；社区是爱，社会是生意；(24)再有，社会是一种冷酷的、非个人的、碎片的生活方式，缺乏和谐，人们之间相对孤立，摩擦和争斗频繁发生，社区生活则比较温暖，是家庭式的(homely)、挚爱的(affectionate)，更多地是一个由严格的传统所保证的团结的、和谐的、合作的共同体。(25)
一般认为，滕尼斯的社区—社会是结构与感情的熔合。滕尼斯在《社区与社会》中一再强调，社会是人为建构的人类集合体，个体之间和平地生活和居住在一起，表面上像社区，也有各种连接因素，但个体之间实质上是分离的；而在社区里，尽管有各种不同隔离因素，个体之间实质上是连接在一起的。(26)情感与结构的相互纠缠，既是滕尼斯社区理论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同时也为之后的研究留下不少不确定性，而且，感情成分多于结构成分的特点还降低了人们对他的理论的认同程度。在滕尼斯之后，不少学者试图对感情与结构的纠缠进行拆卸，使得社区从一个褒扬美好过去的词汇转变为一个更适当的、更现实主义的符号，用以表述一种人类联结的具体结构及其共同特点。(27)不过，把社区视为一种情感的仍然不乏其人。例如，Robert Redfield的小社区研究就表现出了明显的感情倾向，体现的还是对社区的怀念。
其三，社区(可以)是一种价值。社区通常被认为其本身是有价值的，社区价值包括团结(solidarity)、参与(participation)、凝聚力(coherence)等。但是如同社区本身一样，社区价值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词汇。(28)不过，几乎没有异议的是，社区总是被认为是好的，所有社会精神的宝贵元素(比如爱、忠诚、荣誉和友谊)都是社区的发散物。(29)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社区是有道德维度的，而且道德社区与大众社会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征(详见《表1：道德社区—大众社会特征对照表》)。
其四，社区(可以)是一种物质性实体。在滕尼斯的研究中，社区属于类型学范畴的实体，德国学者Le Play的研究使得社区成为了一种物质性实体。Le Play在其著作《欧洲工人阶级》(The European Working Classes)中，重点处理了欧洲家族和社区类型问题，具体研究了社区的结构、社区与环境的关系、社区的组成成分以及经济、政治力量如何导致社区解体等问题。在技术层面上，他以家庭为研究主体，运用预算法和对比法对传统型家庭和解体型家庭进行了研究，同时分析了家庭与社区其他制度(包括宗教、雇主、政府、学校制度)的互动关联状况，讨论了家庭在社会秩序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对欧洲传统社区所进行的研究是社区经验研究领域的典范。(30)
在具有结构功能主义倾向的研究中，社区还是一个具有自我功能的、系统性的实体。在这种情形下，社区一般认为由三种类型的部分组成，这三种类型分别是：个体、非正式组织和正式组织，它们通常又以家庭、经济、政府、宗教、教育、社会福利的亚系统之形式出现。社区结构因为各部分之间的互赖性互动而得以维持，这些互动由主流价值进行规范和指导。社区结构各部分如此相互关联和被组织化，以至于社区成为了一个自我驱动(self-propelling)的实体。这一个实体具有明显的边界，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以地区为取向的活动，以及人们通过活动建立起来的彼此之间的关系。(31)
其五，社区(可以)是一种方法、一种视角。将社区作为一种视角和方法的传统同样可以追溯到滕尼斯，但这一做法不是滕尼斯的专利。涂尔干等为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做出了重要贡献。涂尔干将社区作为分析框架，从社区视角分析道德、合约、自杀和人类的本质，从而实现了从一个新维度对这些问题做出开创性解释的目标。社区也不是社会学家的专利。正如Robert A.Nisbet所说的，“社区不仅仅是社会学家的兴趣，而是一种视角、一种方法，它照亮了宗教、权威、法律、语言、个性特征等研究的道路，为古老问题的研究开辟了新局面”。(32)
当学者们将社区作为一种视角和(或)方法时，一般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情况是把社区作为田野和样本，即研究者只是将社区作为收集资料的方法和来源，其目的在于研究别的东西而不是社区本身，此时社区的作用仅仅犹如物理学家的实验室。这种类型的社区研究与其他经验研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它实际上只是将社区研究替换为区域研究(locality study)。因此，这种研究在严格意义上不能算作社区研究。第二种情况是将社区看作一个物体(object)或者事物(thing)，并试图去说明这一物体或者事物的本质。(33)如前所述，Le Play就是这样做的。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整体，一个由不同部分整合而成的整体；是一个系统，可以是生态的、社会的或者文化的；是一个或者一类组织，它具有独特的调节社区成员总体生活的制度；是一种类型的人类社会进程，它不存在于其他人类社会结构中；还可以是一种人，它的气质可以在成员行动习惯和社区制度当中看到。(34)
其六，社区(可以)是一面旗帜。社区通常被认为是由美好生活组成的，或者说，人们通常把美好生活的概念归到社区名下，而且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这样一个社区当中。(35)所以，在政治家眼里社区是一面写着“美好生活”的大旗。研究表明，1930年代起社区发展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展开，变得时髦和有力。(36)社区发展是西方发达国家“援助”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时扛着的一面大旗。在西方发达国家本土，自1960年代以来，社区迎来了其“左右逢源”的时期。这一时期，左翼积极分子开始利用文化和社区来培养追随者和批评社会，社区更多的成为左翼而不是右翼的集结号；右翼分子当中，尽管许多成员以高度热情拥抱了市场功利主义，宗教右翼却积极倡导社区和家庭的价值。(37)不过，左翼和右翼都只是将社区作为一种浪漫修辞和策略，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如何运用社区和文化来实现组织的政治目标。具体到英国，1980年代是“新右”的十年，这十年中个人主义以及市场的力量占据最高统治地位；1990年代则是“新中”的十年，柏林墙的撤除象征着作为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的终结，但是不久之后东方和西方的决策者都谈到了要重建市民社会，社群主义备受欢迎，社区以及社区发展获得了重要的战略地位(38)。时至2010年的英国首相竞选，社区仍然是三位竞选者手中挥舞的大旗。
社区之所以可以成为一面旗帜，还因为它具有相当的“实用价值”。研究表明，英国政府支持社区和社区发展实际上是在培育一种落实社会福利政策和健康、教育政策的机制，其用意不在于消除不平等而是管理不平等，其特点是通过社区关系来管理社会冲突，而将政府角色从社会冲突中剔除出来。(39)英国政府重视社区和推进社区发展的另一个目的是利用社会资本来增强经济资本的使用效率。广为流行的社会资本主义(social capitalism)认为，市场自然是解决经济稀缺的最好办法但是社区发展也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投入社会资本可以使经济资本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最直白的是，社区可以提供廉价的或者无偿的劳动力，政府和纳税人因此也就可以省下一笔钱。(40)吉登斯更是指出，社区是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因为它不仅是一种重新找回的地方团结形式，而且还是一种促进街道、城镇以及更大区域内的社会和物质复苏的可行办法。(41)
把握要点：社区的组成要素
如前所述，关于社区的定义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为什么给社区下一个公认的定义如此困难?有一种解释是：一方面，社区是美好生活的代名词；另一方面，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定义又不尽相同。这样一来，关于社区的定义自然不可能一致。(42)换句话说，当社区合并美好生活的定义时，它合并的是一个本身就说法不一的概念。这种情形下，社区不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a catchall term)也难了(43)。George A.Hillery在考察了社区的94种不同定义之后指出：众多定义的唯一共同之处是社区都是关于和处理人的，除此之外没有一致意见。(44)
但是，George A.Hillery还是从这些定义中抽象出了16种元素，并依据这些元素把社区分为了两种类型，即类社区(generic community)和乡村社区(rural community)(45)。他进而指出，多数定义都认可的组成社区的三种要素是：区域(area)、共同关系(common ties)和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这三种元素也分别代表了三种变量：地理变量、心理变量和社会变量。(46)
如何理解区域这一地理变量?强调区域元素即强调社区应该具有严格的地理边界。有学者认为，社区首先指的是众多个体集中在一个地域上，是一种物理集中(physical concentration)，是一个区域性的(locality-oriented)社会组织，这是社区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的关键之处。地域是形塑社区性(communityness)的决定性因素。什么是社区性?以社区变迁的社区性为例，这时的社区性指的是：社区变迁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地域有关，受到影响的人们以地域为区分标准，参与导致这一变迁的人们是这个地域的居住者。(47)
不过，区域是否应该成为社区的必要元素尚有争论。有观点认为，社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考虑地理元素的组合，即人与其他三种基本元素都具备的组合。这种类型的社区是一个垂直结构，它有自给自足的社会性体系，有既定的互动模式，成员之间有“我们感”(we-feelings)；另一种是地理元素缺位但其他元素具备的社区，即各种以共同职业、宗教、种族、价值以及其他任何共同活动或追求为基础而超越空间的精神社区(interest community)，比如说犹太人社区，这种类型是一种水平结构(horizontal structure)。(48)1980年代以来，交通和通讯快速发展，为精神社区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为了区分这两种类型的社区，学者Jessie Bernard提出以下建议：当我们指涉超越空间的共同关系和团体精神时，用community；当我们指涉具有区域／地理维度的社会组织时，则宜选用the community。(49)
共同关系和社会互动强调的是，从心理学角度看，每个社区都承载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每个社区都是一个具有共同价值、信仰和目标的心理文化单位；从社会学角度看，社区是一个社会性互动网络或者说社会性组织。共同关系和社会互动这两个要素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共同文化的维系需要成员之间面对面的互动，互动由主流价值进行规范和指导，因此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特定的互动模式，而当个体之间的互动能够满足个体需要和达成群体目标时，自给的社会性体系便形成了，成员之间的“我们感”(we-feelings)便出现了，社区也就存在了。(50)也正因为如此，社区是一种区别于其他社会性组织的组织模式，具有满足其成员全部需要(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的潜能，这是家庭、学校和教堂等组织和机构所办不到的。政府的存在也不能取代社区。政府可以煽动大众热情，可以指导改革运动(crusades)，可以以伟大事业的名义发起战争，但是作为满足人们认同、伙伴关系、安全、成员关系需求的正常工具，它经常是不够的。(51)
通过对社区进行上述还原，我们跳出了把社区仅仅作为一个地理单位和管理单元的框框，并发现了社区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和宽泛外延的重要概念。而且，厘清了社区的理论渊源，明白了社区的多种维度，掌握了社区的基本元素，对于推进社区治理创新和提高社区治理科学化水平大有裨益。这些裨益(至少)包括：第一，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社区治理的目的，纠正本末倒置的做法，切实坚持和落实以人为本的原则。第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社区治理的意义，包括社区治理对于社区成员和政府的意义，而且“人类社会真正的根不是societas而是communitas”(52)的警示再次获得了受到关注的机会。第三，有助于我们开阔社区治理的视野和拓宽社区治理的思路(一个维度就是一个视角，一种面向就是一种思路)，克服将社区看作是被动的管理受体和冰冷的水泥森林的狭隘和错误倾向。第四，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社区治理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区域、共同关系和社会互动就是社区治理的着力点，而一个变量就是一个突破口)，推动社区治理内容的创新。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对社区概念进行还原，不是一项具有社会学主义色彩的主张，而是推动和改善社会治理以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切实需要。
注释：
①胡锦涛：《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载《人民日报》2011年2月20日。
②(31)Allan D.Edwards and Dorothy G.Jones(1976)， Communit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Mouton： The Hague， p.10，pp.14-15.
③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79-81页。
④Robert A.Nisbet(1967)，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London：Heinemann， pp.3-6。Robed A.Nisbet所依据的选用原则包括一般性(generality)原则、延续性(continunity)原则、学科特色(distinctive)原则，以及一个概念(idea)就是一个视角、一框架、一个类型或者一个范畴的原则。另外，一般认为与社区对应的英文是community，将community译作社区是费孝通等的贡献。
⑤(44)Colin Bell and Howard Newby(1971)， Community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the local community，London： Allen ＆ Unwin， pp.27-29.
⑥John Scott and Gordon Marshall(eds.) (2009)， Oxford Directionary of Sociolog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p.107.
⑦尽管不少学者认为将Gesellschaft译作society不大合适，因为Gesellschaft本身就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存在方式。但是因为这种译法已经比较普遍，本研究在此搁置争议。本研究中的“社会”指的是与“社区”相对应的人类组织方式，而在指称人类总体时使用的是“人类社会”。
⑧⑩(12)(21)(26)Ferdinand Tonnies (1940),Fundamental concepts of sociology:(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translated and supplemented by Charles P.Loomis,New York:American Book Company,pp.4-27,pp.5-17,pp.5-7,p.5,p.74.
⑨(17)(23)(25)(27)Norbert Elias, Towards a theory of communities,in Colin Bell and Howard Newby(eds) (1974),The sociology of community:a selection of readings,London:Cass,pp.6-7,p.xxvi,pp.6-8,p.6,pp.6-8.
(11)(16)(20)(29)(30)(32)(52)Robert A.Nisbet(1967),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London:Heinemann,pp.71-79.p.6,p.56,pp.82-97,pp.101-103，pp.56-97，pp.82-97.
(13)诚然，青睐类型学研究的不止滕尼斯一人。马克斯·韦伯也运用了一对概念来分析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类社会：公共的(communal)与合作的(associative)社会团结方式(solidary social relationship)。在公共型社会团结方式中，当事人双方在主观感情上觉得彼此属于对方，一个人的存在关乎另一个人的全面性存在(total existence)，联系紧密的军事单位、劳动者协会、宗教上的兄弟关系、爱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类学校属于这种方式，家庭、教区和邻里就更是如此了。在合作型团结方式中，关系建基于利益动机或者协议，源自利益或意愿的理性计算而非感情上的认同，这种团结常常见于自由市场或者开放社会。在韦伯看来，以家长制、兄弟关系为特征的中世纪的逐渐消失是理性化的结果，而在滕尼斯看来它是社会(Gesellsehaft)的结果。见Robert A.Nisbet(1967)，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London：Heinemann，pp.79-82。
(14)涂尔干的《社会分工》的首次出版时间比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的首次出版时间晚了6年之久。滕尼斯抱怨涂尔干从自己的著作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却只字不提。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滕尼斯的社区—社会和涂尔干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都用来讲述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类联结方式，但这两位学者赋予这两种联结方式迥然不同的价值，涂尔干实际上是把滕尼斯的假设掉了个。这一对抗也是社会学主要来源混乱的原因之一。见Norbert Elias， Towards a theory of communities，in Colin Bell and Howard Newby(eds.)(1974)， The sociology of community：a selection of readings，London：Cass，pp.6-7。
(15)Robert A.Nisbet(1967)，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London：Heinemann，pp.71-79。而且，在Nisbet看来，马克思将社区的失落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滕尼斯把资本主义作为社区失落的结果，或者说，他把社区当做自变量而不是因变量。另外，滕尼斯没有把技术条件的进步作为社会变化的主要推动者，而是认为大规模的、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商业贸易是导致资本主义的主要动因。
(18)(22)David W.Minar,Scott Greer(1969)(eds.),The concept of community:readings with interpretations,Chicago:Aldine Pub.Co,p.331.
(19)Robert Redfield (1955),The little community:viewpoints for the study of a human whol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3.
(24)Danesh A.Chekki,Some new dimensions of communities:an overview,in Danesh A.Chekki (ed.)(1989),Dimensions of communities:a research handbook,New York:Garland,pp.3-11.
(28)Hugh Butcher et al.(1993)(eds.) Community and public policy,London:Pluto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Community Development Foundation,pp.13-18.
(33)Colin Bell and Howard Newby,Introduction,in Colin Bell and Howard Newby(eds)(1974),The sociology of community:a selection of readings,London:Cass,以及Conrad M.Arensberg and Solon T.Kimball,community study:retrespect and prospect,in Colin Bell and Howard Newby(eds.)(1974),The sociology of community:a selection of readings,London:Cass,pp.338-341.
(34)Robert Redfield(1955),The little community:viewpoints for the study of a human whol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以及Colin Bell and Howard Newby(eds.)(1974),The sociology of community:a selection of readings,London:Cass。
(35)Colin Bell and Howard Newby,Introduction,in Colin Bell and Howard Newby(eds.)(1974),The sociology of community:a selection of readings,London:Cass.
(36)Conrad M.Arensberg and Solon T.Kimball,Community study:retrespect and prospect,in Colin Bell and Howard Newby(eds.)(1974),The sociology of community:a selection of readings,London:Cass,p.335.
(37)James M.Jasper,Culture,Knowledge,Politics,in Schw-artz,Mildred A.(ed.)(2005) Handbook of Political Soci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115-134.
(38)Greg Smith,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social capitalism:the faith communities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urban regeneration in England,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Vol.37,No.2,April 2002， pp.167-177.
(39)Eilish Rooney,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times of trouble:reflections on the community women's sector in the north of Ireland,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Vol.37 No.1 January 2002， pp.33-46.
(40)Greg Smith,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social capitalism:the faith communities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urban regeneration in England,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Vol.37,No.2,April 2002,pp.167-177.
(41)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3页。
(42)Colin Bell and Howard Newby,Introduction,in Colin Bell and Howard Newby(eds.)(1974),The sociology of community:a selection of readings,London:Cass.
(43)Dennis E.Poplin(1979),Communities:a survey of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research,New York:Macmillan,p.1.
(45)不少学者认为这种划分在逻辑上有问题，因为前一个是概念性单位而后一个是实质性单位。但是George A.Hillery仍然坚持认为这种划分很有必要，他给出的原因是：将社区与乡村环境连接起来是一个很流行趋势。见Colin Bell and Howard Newby(1974)， The sociology of community：a selection of readings，London：Cass， pp.41-45。滕尼斯认为最典型的社区是乡村的即认为社区在本质上是乡村的，这种社会关系系统与特别的地理场所相一致的观点，既是滕尼斯留给社会学的恒久遗产，也是经常致使误导的主要原因。
(46)Colin Bell and Howard Newby(1971),Community studies: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the local community,London,Allen & Unwin,pp.27-29; 另见Dennis E.Poplin (1979),Communities:a survey of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research,New York:Macmillan,pp.9-20.
(47)Allan D.Edwards and Dorothy G.Jones(1976),Communit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Mouton:The Hague,p.138,以及David W.Minar,Scott Greer(1969)(eds.),The concept of community:readings with interpretations,Chicago:Aldine Pub.Co,p.4.
(48)Marvin B.Sussman,general introduction,in Marvin B.Sussman(ed.)(1959),Community structure and analysis,New York:Crowell,pp.1-12,132,以及 Hugh Butcher et al.(1993)(eds.) Community and public policy,London:Pluto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Community Development Foundation,pp.13-18.
(49)Dennis E.Poplin(1979),Communities:a survey of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research,New York:Macmillan,p.22.
(50)Danesh A.Chekki,Some new dimensions of communities:an overview,in Danesh A.Chekki,(ed.)(1989),Dimensions of communities:a research handbook,New York:Garland,pp.3-11,Marvin B.Sussman,general introduction,in Marvin B.Sussman(ed.)(1959),Community structure and analysis,New York:Crowell,pp.1-12.
(51)Dennis E.Poplin(1979),Communities:a survey of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research,New York:Macmillan,pp.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