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的反抗与皈依——“屌丝”亚文化再检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典型论文,亚文化论文,屌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照通行说法，“屌丝”一词起于2012年百度贴吧之“雷霆三巨头吧”对“李毅吧”网友的恶搞，其后则以流感传播般的势头迅速蹿红大江南北。在这个过程中，“屌丝”聚焦生成了“矮穷矬”的核心属性，并围绕着这一内涵编织出了一整套符号体系，许多年轻人纷纷以“屌丝”自居，乐此不疲地采用这一符号体系展开他们的话语实践。对于这种现象，有人认为所谓“屌丝文化”是一种自我贬损、自我矮化的犬儒主义；而有人则发掘其积极内涵，认为“屌丝”话语体现了网络亚文化群体对于主流话语的自嘲式对抗。笔者认为，与一般的网络流行语不同，“屌丝”作为一种叙事模式、社会心态、青年亚文化，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中下层青年面临的生存压力，折射了中国当下社会阶级日益分化的现实。如今，对于“屌丝”一词的狂欢式消费已经过去，如果对其进行一番重新检视则可以发现，在表面的“娱乐至死”精神背后，“屌丝”文化实际上上演的是对现实的社会结构既“反抗”又“皈依”的双重变奏。 一、“屌丝”：以谁的名义 在“屌丝”蹿红的网络语言狂欢中，似乎人人都来抢这顶“屌丝”的帽子开展人际互动的表演；然而这顶帽子究竟是谁的？其实“屌丝”一词直接产生于青年网络用户的话语实践，而反过来这些青年网络用户又用这种符码系统和叙事方式展现一种身份认同。因此，“屌丝”一词的意涵并非单纯由语词本身的内涵界定的，而是在其传播的过程中经由使用者标定自身，不断生成新的规定性。对于整个舆论场对“屌丝”的狂欢式消费而言，采取本质主义的立场试图给“屌丝”下定义或许是徒劳的；只有通过观察“谁自认为‘屌丝’”和“谁被认为‘屌丝’”，才能够在流行语汇的意义流变中把握其核心内涵并确立其外延。 一位已不可考证的“李毅吧”的早期网友总结说：“按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来划分的话，屌丝应该是包括了赤贫人群的一部分、农民工、城市小手工业者、产业工人、不满现状的企业雇员、流氓无产者、困厄的三本狗、专科狗。”而2014年10月，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发布“2014屌丝生存现状报告”，通过联合某求职网站采集样本勾画了这样一幅“屌丝”群像：年龄主要在20～30岁，一半单身，学历普遍不高，平均月工资不到三千元，七成人远离家乡，平均每月给父母一千元。与上述描述有所不同的是，也有研究者指出，考虑到数字化生存所需的闲暇时间和基本的文化素养，那些能够积极利用社会性媒体进行“屌丝叙事”生产并进行“创造性实践”的，并非真正的底层，而主要是被称为“中产阶层”的职业白领以及作为其主要后备军的青年学生[1]。而通过深入一些网络社区进行“参与式观察”可以发现，在一些“屌丝小组”中聚集以及在论坛的线上交流中自认为是“屌丝”的群体中，年收入在5万～10万的亦不乏其人。 这些内部差异颇大的表述和观感说明所谓“屌丝”——无论是来自自我认同还是来自他者的指认——内部确实有很强的异质性；但总的来说主要涉及的则是社会分层中广义上“中产阶级”以下的城市青年群体，甚至也包括以中低薪白领为主的“边缘中产阶级”。 二、“屌丝”生成的社会学背景：阶级的分化与固化 毛泽东时代虽然“阶级斗争年年搞、月月搞”，但在彼时扁平化社会结构下，所谓的“阶级”恰是外在于社会生活的东西，是政治生活对于社会生活的一种强加；相反，今天执政党虽出于与极端年代进行政治切割的需要，与社会共同制造了一种拒斥“阶级”的主流话语，但恰是在今天，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才真正成为一种内在的社会现实。“屌丝”作为一种席卷舆论场的叙事方式，正是这种吊诡的社会现实的折射。 如前所述，“屌丝”文化尤其体现了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中层和下层青年群体在生存压力之下焦虑情绪的释放，而相比之下数量更为庞大的农民、底层产业工人等固然少有参与到这场网络话语实践中；但是，“屌丝”叙事模式中聚焦的“穷屌丝”与“高富帅”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却真实地表达了中国社会中数量庞大的“底层”与“精英”之间的深刻断裂。 改革以来，中国原有的扁平化社会结构得到拉伸，90年代以来更是经历了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这种变化一方面表明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向现代社会靠拢，而另一方面则带来了日益严峻的社会公平问题。如今我们普遍意识到，迄今三十余年的“改革”实际并非铁板一块。孙立平指出，经过了80年代的“帕累托改进”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财富和资源重新积聚的90年代，与之伴随而来的则是底层社会群体人数的迅速扩大[2]。而进入21世纪，这种情况并没有根本的改观。李实和罗楚亮基于对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的分析认为，中国目前的居民基尼系数在0.45～0.52的区间内是比较可信的[3]。李实、罗楚亮修正后的数据(0.52)高于同期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基尼系数(0.477)，但是仍有学者认为，考虑到一些高收入群体的灰色收入和海外资产等因素，中国实际的收入分配不公程度应该比这一数据反映的还要大[4]。此外，在居民收入十等分组中，最低和最高收入组的组内收入分配不平等更要远远大于中间各组[5]。 孙立平曾经引用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Touraine)的观点阐释中国社会的“断裂”：图海纳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社会结构发生的最重要变化就是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成了一场马拉松赛。换言之，在等级结构中，人们的社会地位固然高低有别，但尚处在同一个时空结构之中；然而如今这种塔形结构却趋于消失——社会变成了“马拉松式”的，每跑一段就有人掉队，而掉队者并非跌落社会最底层，而是完全被抛出社会结构之外。领跑者和退赛者并不共享相同的时空规定性[6]。图海纳耐人寻味的比喻也格外适用于现在的中国。 更重要的是，与这种代际内的阶层分化相伴随的是代际间的阶层再生产。网络上流行的“屌丝小明的故事”用一种恶搞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屌丝的再生产过程”。而教育作为相对而言最为开放的系统，其对于社会阶层跃升的促进作用也难以高估。素质教育、自主招生，以及2017年起实施的高考英语“社会化”，客观上都不利于“屌丝”出身的学生，因为总体而言，这些政策对继承于家庭的先赋性物质和文化资本的要求提高了。 而那些已经入职数年、收入处于所在城市中等甚至偏上水平的白领阶层，他们自称“屌丝”也并非矫揉造作。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在终身雇佣制下有九成人口自认为是中产阶级，号称“一亿总中流”；然而近年来许多敏锐的日本学者都发现了中产阶级整体的向下沉沦[7]。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一书中认为由于日本年收入在600万日元以下的中低阶层已经占到日本总人口的八成[8]。而与日本相比，中国的中产阶级则更有可能面临“未老先衰”的尴尬境地。一线城市的白领阶层作为“准中产阶级”，非但因受制于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短期内难以实现跃升，反而由于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巨大压力而时刻面临“下流化”的危险。一位自称女屌丝的网友在小组的交流贴中这样写道：“所有人在买房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已经处在房价的峰值了，但是生活所需，不得不买，忍痛就拿走了老爹老妈一辈子积蓄，然后再出卖自己30年换了一套能住长达70年之久的稍微有点安全问题的小房。嘿，你说这事奇了怪了，一套房子能毁了中国这代屌丝的青春，爱情，理想，所有”[9]。 三、“屌丝”的自嘲：一种非典型的反抗 作为一种叙事方式的“屌丝”文化，其最鲜明的风格就是轻松愉快地自嘲并且以此为乐(甚至于过分)。因此许多评论者认为所谓“屌丝”精神只是现代阿Q的升级版，并批评这种逃避现实的“自轻自贱”。而主流精英如冯小刚更是对“屌丝”一词进行了训诂学式的解读并炮轰自称“屌丝”者为“脑残”。笔者认为，这种评价本质上是代表了一种精英的视角，而忽视了“屌丝”话语其实是一种“线上开花线上红”的青年亚文化现象。 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指出：“亚文化意味着‘噪音’(和声音相对)：它干扰了从真实事件与现象到它们在媒体中再现这一井然有序的过程。因此我们不应该低估了惊世骇俗的亚文化的表意力量，亚文化不仅作为一种隐喻，象征潜在的、‘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真实的语意紊乱的机制：再现系统中的一种暂时堵塞”[10]。以朋克亚文化为例，赫伯迪格认为其所采用的别具风格的行头表达了真正的侵犯、挫败和焦虑，它是对当代问题的整体性症候的隐喻的表达。 赫伯迪格对朋克文化的阐释对“屌丝”精神也颇为适用，只不过“屌丝”们在文化表达中体现了更少隐喻、更加程式化的特点。没钱、没背景、没未来，身高矮、长相丑、气质矬，在“高富帅”“土豪”面前只有“跪舔”“求包养”的份儿，鼓足勇气在QQ上和“女神”搭讪问一句“在吗”而每每换来“呵呵”，“女神”只顾追求“高富帅”，而“屌丝”鞍前马后向“女神”献殷勤却只能被当作“备胎”，终于有一天对方主动拜访却发现自己“喜当爹”……这些围绕“屌丝”衍生出的一系列堪比“黑话”的表达方式汇总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屌丝的生存图式”。这种程式化的自黑比惨固然难以称得上“健康”，但恰恰是对严肃的主流精英话语最成功的解构。“屌丝”们把自己的“矮穷矬”与精英的“高富帅”进行对立，讲述在以“白富美”作为其共同标的进行竞争的过程中“屌丝”所处的不堪之境地，阶级对立(穷与富)由此衍生为身体对立(矮与高、矬与帅)以及在恋爱关系中的对立(对“女性资源”的争夺)。通过这种共享的表达方式，在现实社会中处于无权地位的“屌丝”们建构了属于他们的戏谑语境，并在其中获得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话语权”，对主流话语进行对抗(当然是一种消极的对抗)。 四、“屌丝”的“逆袭”：一种非典型的皈依 “屌丝”们并不是仅仅满足于在一种“混不吝”的自我矮化。“屌丝”们有自己的成功学——“逆袭”。这个原本用于游戏中的术语指的是装备差、技能值低的玩家在逆境中反击成功。正是“屌丝逆袭”的成功学昭示了“屌丝”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的生存论困境：即“屌丝”与“精英”在基本价值观上的趋于同构。 网络百科中的“逆袭”词条写道：“谁说屌丝就要苦逼地活？谁说屌丝就要孤苦伶仃一辈子？谁说屌丝的命天注定？原先的矮穷丑经过涅槃、奋斗，最终完成翻盘，迈入成功殿堂，上位高富帅，抱得白富美，此乃‘逆袭’。矮穷丑怎么了，屌丝怎么了，只要通过自己努力就一定能够成为人上人”[11]。这段激情洋溢的逆袭宣言或许可以和这首国民革命时期的小诗相映成趣：“哼/农民/好伤心/苦把田耕/养活世间人/看世上的人们/谁比得我们更辛勤/热天里晒得黑汗淋/冷天里冻得战战兢兢/反转来要受人家的欺凌/请想想这该是怎样的不平/农友们赶快团结起来把团体结紧/结紧了团体好打倒那土豪劣绅”[12]。当时的底层农民在革命政党的阶级意识灌输之下产生的诉求是“打土豪、分田地”，彻底改造人欺压人的社会，因此是一种本质上革命性的力量；而对于今天的“屌丝”来说，“逆袭”的动力、手段和目的都是“富帅的”而非“屌丝的”。“屌丝”们面对“高富帅”对其的不屑和嘲讽心有不甘，但他们所不甘的只是自己尚未成为“高富帅”。他们所反对的是自己在这一结构中的相对位置，而对这一结构本身是不加质疑的。总之“屌丝”在本质上是一种复制新的力量，“屌丝的逆袭”是以“屌丝的死掉”为代价的，幻想逆袭的“屌丝”必然将千千万的其他“屌丝”作为其假想敌，而不是“高富帅”。 深受马基雅维利影响的葛兰西将国家的领导作用看作是“强制”与“赞同”的统一：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两个环节的结合构成了国家，其中前者代表强制力，后者则体现所谓的“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葛兰西敏锐地发现，近代以来的国家突出地体现了“服从的意志”：“以前的统治阶级本质上思想保守，不愿推动其他阶级向本阶级过渡，也就是说，不愿扩大本阶级的‘实际’和思想范畴，他们的思想形成封闭的等级。资产阶级自视为不断运动的有机组织，可以吸收整个社会，把它纳入自己的文化和经济范围之内。国家的职能因此得到彻底改变，变成一个‘教化者’”[13]。将目光转回当下，屌丝整日以逆袭口号激励自我，而精英面对有志“屌丝”的逆袭企图，也欣然分享成功学经验。这种其乐融融的互动正说明，“屌丝”不仅被整合到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文化和经济范围，而且这一过程是在一种积极的心理认同下完成的。 葛兰西研究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实是另有所指，他希望由此无产阶级也可以发展自己的文化领导权。他认为，任何一个真正的统治集团要想实现真正的“领导”都必须获得文化领导权，而不能仅仅依靠暴力的强制。为此它必须改造自身，使自己“活出”底层的世界观——或者采用相反的表达：将底层并入它的世界观。对葛兰西而言这二者并非完全矛盾。底层对于统治集团世界观的“赞同”，在葛兰西看来未必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完全被动地被制造出来的“同意”，他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经过了长期“阵地战”，不断斗争和妥协之后的结果。而这正是葛兰西寄予希望之所在：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如果能对自身时代背景有一种清醒的自觉，就可以在“阵地战”中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 然而回到中国的现实语境当中，“屌丝”与“精英”的两军对垒之势却尤其复杂。一方面，“屌丝”作为一种当前中国的亚文化缺乏一种必要的自觉；而另一方面，“屌丝”固然受制于精英的文化霸权，但是精英自身也处于其文化霸权的网罗之中。 某社交网站上一名为“屌丝的逆袭”的小组这样表达其宗旨：“本组主要探讨：1.搬砖，普通屌丝如何获得职场老板的赞扬和晋升。2.学习，上进屌丝如何学习搬砖技巧。3.练习，勤奋屌丝如何提高搬砖熟悉程度。4.逆袭，文艺屌丝如何赢得女神和高帅富的青睐。5.买砖，富裕屌丝如何学会投资股票外汇期货房地产。”比之于“屌丝步步高”之类的宣言，这里的“逆袭”体现了一种理性、克制、有步骤地实现社会地位跃升的希望。某种程度上讲，它代表不仅是白领阶层的“逆袭”渴望，甚至也是所有希望循现有社会的游戏规则向上攀爬的人的写照。还有一个出处已不可考的网络段子：“中国的时尚杂志是一群月薪八千的编辑，告诉一群月薪三千的读者，月收入三万的人怎么花钱。中国的广告是一群每天加班的广告人，告诉买不起房子的人，应该像首富一样享受生活。” 葛兰西认为，每个国家都是伦理的，它需要把广大群众提高到符合生产力发展之需要的、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文化和道德水平——学校就是执行这一职能的典型机构。然而，葛兰西所处的时代并不曾感受到消费社会的巨大热忱，也未曾见证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人类生存心态的巨大改变；当然，葛兰西时代的资本主义也还没有向人们提供一个如此丰裕之社会的能力。 事实上，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作为一种“教育职能”，其重要性甚或早已超过学校，成为最有渗透力的“文化教育机关”。作为“教化者”的国家，并不是一个面目不清的庞然大物，而正是被整合在文化领导权之下的每一个人，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作为个体的统治集团精英。“追求更好的……”人类一直拥有挑战自身极限的渴望与潜能，但是在今天，这种追求变成了完全外在于我们的东西。网络时代使空前的可能性悉数展现在人们面前，人们随时都在接受“你该如何生活”的教导，追求一种所谓“更好的”东西。 与五六十年代西方同龄人的嬉皮士、雅皮士、“垮掉的一代”等青年亚文化相比，中国的“屌丝”青年或许缺乏某种自觉。但是即便后来亚文化风格张扬如朋克，也只能将其反叛精神限制在一种符号和象征的范围内。也许，在资本对人类生活的控制已成为一种总体性事实的今天，全世界有着“屌丝精神”的人们都注定要行走在这种“反抗”与“皈依”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