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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经济外部性行为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时，无论是微观上使外部不经济行为的成本内部化，让环境损害者支付代价，还是在宏观上进行资源和环境的核算，建立一个真正能体现一国财富的国民经济帐户，都涉及到一个问题：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价值（生态价值）。传统的经济理论是否定这一价值的存在的。但这种观念和现实已经和还在造成的生态危机是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阻碍。由此，生态价值成为一个我们必须面对，必须研究的问题。
一、生态价值：问题的提出和争论
自然资源自古在人的观念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导致人类对自然的关系建立在单纯消费的基础上，只向自然索取，而不考虑它的养护。这样，尽管人类在改造自然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建立了丰富的物质文明，但同时，自然界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损害，它反过来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从特定角度讲，这是传统经济价值观造成的后果。
传统经济观把自然界定为一个静态的生产对象，一种造就经济财富的简单客体。在这一观念支配下，生产的目的是单纯、直接的经济效益，是力求以最少资本（不包括自然要素）来获得最大的资本增殖，为追求这一目的，牺牲的必然是被视为无价值的自然要素。问题的累积和加剧就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生态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但长期以来，它对这一关系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沿着淡化生产力尤其是现代生产力的思路进行的。它排斥通过人与自然间物质变换的发展水平来研究其生产力发展状况，并进而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状况，也不谈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是怎样通过人与自然间的生态关系来实现的。换言之，传统经济学的根本缺陷之一，在于它没有把人类经济看成是一个建立在自然支持系统即生态系统基础之上并与之紧密联系的系统。显然，建立一个新的、完整的和科学的经济价值观势在必行。
在西方经济学中，生态价值的引入不具太大困难。从新古典经济学立场出发，在一项经济过程中，生态因子可被用于种种目的，一旦某种生态因子被利用的边际成本大于零，即意味着该因子已具稀缺性。稀缺性导致竞争性使用，产生以价格杠杆调节供求关系之必需，于是产生了生态价值。反之，当资源的稀缺性显现出来后，生态要素对人类福利的贡献如仍不反映在价格机制中，就意味着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竞争体系中将出现对它们的滥用。而且由于这种滥用导致降低微观成本，企业会朝着变本加厉滥用的方向倾斜，直接导致外部不经济性。因此，对生态要素定价势在必行。但对生态要素而言，市场缺陷明显存在，换言之，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消除所有的外部不经济性。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府行为来维护资源和环境的价值，就是必要而又可行的了。同时由于现行市场调节是以当前利益的最大化为导向，其调节机制就不具向未来延伸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还被要求扮演平衡代际间利益的角色。生态价值的确立有利于未来发展，因为可持续发展承担了对未来发展道义上的责任。
社会主义制度下承认生态价值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它是怎么产生的？按劳动价值论，生态要素，不管是资源或是环境，在没有与人类劳动联系前，尽管具有使用价值，但不具价值。迄今的一切经济活动仍是建立在这一原则基础之上的。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活动，一样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以自然环境为支撑之基础上的，显然生态要素在使用中无需付费，同样是造成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的客观原因之一。换言之，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着用货币的形式去确定、表现、评价和反映生态要素使用价值的必要性。
我国学者对生态价值理论根据的探讨，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归纳起来，仍然是二种基本观点：一是传统的生态无价值论，其根据是劳动价值论。该观点认为对资源的保护应寻求价值以外的手段；二是生态有价值。持这一观点的，对价值来源又有不同的看法：一认为“生态价值是物化在生态中的社会必要的人的劳动。人的劳动，不仅创造了经济价值，而且创造了生态价值。它们分别是人的社会劳动结合于不同对象的表现：当劳动与经济要素相结合时，表现为经济价值，而与生态要素相结合时，表现为生态价值。”（第一次全国生态经济学术会议论文，1982）该观点涉及了人类劳动介入的生态要素，但回避了天然生态要素的价值问题。二认为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人类劳动和自然力共同决定的，即由劳动价值和生态价值共同创造的。一个物品，即使不一定是劳动产品，只要具备了直接、间接的利用价值，具有相对有限性，参与市场交换，就满足了商品条件，就有价值。”（高德海：生态资源价值观念理论基础初探，《生态经济》，1990第30期，P.7）该观点实质是西方效用价值论。类似观点有：“一切源于自然的初级产品都应从产品中科学地切割为劳动创造的价值与天然价值两部分：在索取劳动阶段，产品以生态价值为主，在创造劳动阶段，产品以劳动价值为主。”（王志华：浅谈按劳资功能比例分配，《亚太经济时报》，1992年10月）笔者认为，生态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它的物质基础是生态使用价值，是生态要素在人类经济活动中以资源和环境身份所具有的生态效用。根据其介入经济活动时的身份的不同，可表现为资源价值和环境价值。前者是自然资源以生态要素形式与劳动结合体现的价值，后者是自然环境作为社会生产的背景和生产条件时，和劳动行为间发生的相互作用，由于双方间可能是相互制约或促进，因而该价值是一个矢量，可能是正值，或负值。因此，广义的经济价值应由两部分三种价值组成：劳动价值和生态价值，后者又再分为资源价值和环境价值。三者的加总体现了劳动的总效果，定义了劳动的性质：有益劳动、无效劳动或是有害劳动。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环境质量受到了削弱或损害，社会必须花费必要的劳动来恢复原有的环境质量和使用价值。美国环境质量委员会的一项统计表明，仅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害，一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这表明消耗环境质量要偿付经济费用。
上面讨论的是劳动介入条件下的生态价值，天然的生态资源其价值如何理解？可以这样理解：1、自然要素在未被人类经济利用时，以潜在使用价值形式存在于自然界（对人类社会发展而言，绝对无使用价值的自然物是不存在的），换言之，它们最终将实现其价值，在此之前，其具潜在价值。2、从自然要素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而言，由于当今人类在地球上活动的广泛性，安全的、没有人类活动影响的“纯态境”已很难找到。即使是当今最具自然气息的南极大陆、北冰洋，也只带相对的处女性。尽管各种“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也仅有相对意义（它并不能阻止通过物理途径如天空、水位带来的污染侵入）。事实上，正是目前尚存在较大面积的大洋外海和热带雨林，在吸收人类过量排放的CO[,2]和维护生物圈的物质循环特别是水循环平衡上起了关键的作用，否则人类当今的生存环境及气候环境的变化将是难以想象的。可是纯自然并非只具潜在价值，而是在发挥着巨大的现实价值。作为代价，它们由“纯”变得不那么“纯”了。3、由于人类对自然负面影响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扩大，生态要素对人类而言日益成为“稀缺”，稀缺导致供求关系紧张和劳动的投入，最终导致生态要素的“价值化”。因此，生态要素不论是劳动已物化其中的，或者是暂无介入的天然态，都具有价值。当然对后者而言，其含义已非单纯劳动价值论所言之“价值”，而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经济价值。
从价值交换角度讲，生态资源和环境权属人类。在我国，国家代表人民拥有全社会大部分资源、环境的所有权。外部不经济行为是当事人（微观经济主体）对国家权益的侵犯。这一侵权行为实质是隐含在物质交换中的生态价值交换。当事人行为损害了生态资源或环境，产生了生态负价值。同时把本该由其承担的生态成本转嫁于社会，获得了虚假的利润。而社会在这一过程中付出的却是这种由众多个别当事者导致的宏观生态损失及其最终转换成的经济代价。当事的双方，一边是由于个别企业生态成本节省导致的额外收益，另一边是由于社会承担所有这些损失所付出的额外代价。二者构成了生态和经济两资源间隐含在双方物质交换中的价值交换。由于利益间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间的辨证关系，这种交换显然又是一种违背意愿，背离价值规律的不等价交换：个别企业局部利益获得以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失为代价。还通过当代人“透支”和后代人的“亏空”形式在代际间体现出来。由于这一交换关系的“隐性”性质，其价值规律不可能在市场体系中得到体现。揭示这一隐形关系，以价值规律对生态要素进行商品化管理，并纳入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中运行，才能促进生态价值的真正体现，并通过这一体现杜绝外部不经济行为，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可持续发展。
二、生态环境的价值计量
生态价值可以继续讨论，现实的问题却是急迫的。显然，生态要素应具备价格，使用必须有偿，破坏必须补偿，这是现实的需求，生态价格问题直接涉及价值计量问题。资源价格，由于其实质类似于极差地租，则其价值的计量大致可按同一劳动在不同资源条件下产生的价值差来确定其价值量。实际操作中，这一价值量可称资源补偿费或使用成本（在西方经济中称边际使用成本）。考虑资金时间价值时，则要按一定贴现率贴现。资源产品价格除补偿费外，还应包括其开发和生产的经济价值量（经济成本加平均利润）和环境价值量（西方称边际外部成本）。自然资源作为经济活动的资本之一，它的价值应体现在经济活动的成本之中，而不能仅作为净产值的组成进入核算体系。对于可再生资源，它的价值产生于人们对其使用超过其最大可持续产量之时，当一种资源的存量已处于临界水平，即依赖其自身再生能力已不足阻止其进一步下降时，使用这一资源的边际成本已不再为零，资源的价值就得以体现，这时的价值就是保持其存量稳定的费用。对于不可再生资源，价值的体现建立在资源的替代和发展基础上，实际操作中有人称为“持续性基金”。资源核算中的利润在扣除除基金后之值称为社会净现值，当该值小于零时，留足持续性基金意味着企业亏损，不留足则意味着消耗资源或开发替代资源，其实质已表明了资源的价值。目前世行在评价项目时已尝试使用这一概念。
关于环境价值量，其计量要复杂多了。理论上说，环境价值的基础，环境使用价值的基本标准是：一定的适合人类生存所需要的数量和质量标准，可通过投入一定的劳动量使其恢复。尽管环境一旦受损，其质量是难以得到完全恢复的。但从理论上讲，这一劳动量，可等价于使这一环境恢复到原有使用价值时所体现的价值量。这种间接计量法，仅适用于劳动介入下环境的价值计量。
天然生态价值的量化和货币化，目前还没有成熟而实用的计量方法。国际上最早是用替代法进行价值计量尝试，所得数值巨大，难有实用性。唯森林生态价值是环境生态价值研究中较集中的一个领域，其在实际中的应用也相对较成熟。
下面是在生态价值计量研究中，一个较有影响且范围更为广泛的例子。
1997年，美国马里兰大学R·Costauza等学者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进行了一次较全面估算。该研究所指服务是指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各种直、间接效用，包括气候调节、水土保持、养分循环、生物控制、物种多样性、食物提供、原材料提供、休闲娱乐和文化（美学、伦理学和科学价值）等17大类，但不包括不可再生资源的燃料、矿物质和大气服务。估价是建立在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个人“偿付意愿”基础上，采用消费者剩余加生产者剩余之和、纯租金和市场价格法综合进行。该研究把全球生态系统分为海洋、河口、大陆架、热带林、草原、沼泽、农田、城市等16大类（但对其中的荒漠、荒原、冰、岩没有评价）。其评价结果是：①全球生态系统目前每年提供的服务总价值为33万亿（幅度为16～54万亿）1994年美元。这其中63%来自海洋，主要来自海岸河口、珊瑚礁和大陆架；陆地生态系统主要来自森林和湿地。②服务价值中的主要部分来自目前无法市场化的服务：如养份循环（17万亿）、废弃物处理（2.3万亿）、文化服务（3.1万亿），可市场化服务类型如食物提供，原材料仅占总值中很小的比例。③由于部分类型无法估算，加上评估方法本身局限，该评估值被视为是一低估价值，而真正的价值即使按当前的边际值计算也肯定比这大得多。
尽管由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涉及到的巨大不确定性，要对生态服务价值作出准确的评估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本研究的结果起码在下面二个方面给了我们启迪：①每年33万亿的生态价值是当时（1997年）全球GNP的1.8倍。这意味着如果人类试图按目前状态替代这一生态服务，则至少应增加每年33万亿的全球GNP产值，而这一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实际上并不增加人类的福利；②如果这一服务真的能得到替代和偿付，则全球的价格系统必须将发生巨大变化：那些直接、间接使用了生态服务的商品价值将比现在高得多，由此导致支付结构包括工资、利率和利润将发生巨大变化，整个世界福利水平也将发生相应变化。
三、生态财富与绿色国民帐户
价值问题必然涉及财富问题。传统的财富范畴涵盖了一切和生产有关的人力和经济资源，以及直接用于和可能用于生态的自然资源，但不包括间接用于生产的自然资源，不包括作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条件的自然环境。尽管自然界是传统财富的第一源泉（马克思的原话是“自然界为劳动提供了原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08页），尽管马克思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土地”不仅指耕地）。显然，随着现代生产过程与自然生态越来越紧密的客观联系，随着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的不断出现，政治经济学原有狭义的财富观有必要给予充实和赋予新的内容。长期以来，由于生态要素巨大的存量基础和一些资源的较强的更新能力，它们对人类的利用未显出稀缺性，这些要素的财富身份难以体现出来。时至今日，许多资源已变得稀缺，许多环境质量已严重受损，人类是走出旧财富观误区，建立新的财富观的时候了。把进入人类生命、生产和生活全部过程并体现这一过程得以正常进行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要素，包括一切自然资源和环境视为社会和国家的财富是客观的、必要的和明智的。人类已经为观念的迟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每年1000万公顷的森林减少；250亿吨表土的流失；700万公顷土地的沙化；数千种物种消失；5.5万亿立方米淡水被污染以及数亿吨各种废弃物对空气和土壤的污染；等等。如此巨大的财富损失是当代人无论多么巨大的生产力都难以再创造的，严重性还在它同时“透支”了后代人的财富，造成了跨代的赤字。
关于生态财富概念的实际应用，世界银行曾进行了尝试：1995年世行对全球192个国家的财富进行了一次估算，与以往类似估算不同的是除了考虑一国的产品财富外，还计算了自然财富和人力财富，三者加总作为一国财富的总值。其对自然资源的估算还仅限于可用商业价值来估计的资源部分，主要是林木、地下矿产和水产（以目前世界通用价格的50%计）。关于人力资源，反映人所具备的各种能力（自然和社会的）。世界价值量化的指标是教育成就：是一特定人群一生所受教育年限累计数。世行估算的主要结果如下：①在全球范围内，产品财富占总财富16%，自然财富占20%，人力财富为64%。自然财富总量超过传统范围经济财富，但人力财富构成一国财富主体。②各国产品财富占总财富的比例大致在15%～20%，但自然财富的比例差异巨大：发达国家一般占17%左右，发展中国家幅度为28%～44%。但发展中国家自然财富仅占世界自然财富总量的1/3。从绝对值看，发达国家人均自然财富在8000美元以上，发展中国家在5000美元（原材料出口国）和3000美元（其他发展中国家）以下。③各国财富差距过大，从最高的人均83.5万美元（澳大利亚）到最低的1400美元（埃塞俄比亚），我国为6600美元，名列第162位，处于不丹和老挝之间。
世行的这个工作当然仅是尝试性研究，是为今后工作提供一个方向。尽管这一研究的财富概念、范围和研究的假设前提都还不成熟，研究的结果也很粗糙，但它毕竟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和方法，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研究还给出了一个启示：要增加一国的财富，除传统产品财富的创造外，减轻对自然财富存量的耗用；促进新的自然和人力财富的形成，是积极的、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财富增殖观。
生态要素有价值、是社会财富，把其视为资产，进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很自然的。当前采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1968年版本）是联合国倡导并在各国广泛得到应用，该体系的主要指标常被视为衡量一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政策效应的最主要的尺度，但它有局限。最大的局限是在衡量经济成果时，没有把自然生态要素作为重要的经济基础和支撑系统考虑进去；没有把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视为经济过程的投入；没有把经济过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作为产出的代价。这样，它就不能体现出一个在资源和环境两个方面生态约束条件下经济健全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由于SNA在资产投入和产出统计方面的片面和不完善，其核算结果必然有重大缺陷。这表现在两个关联的方面：①资产核算不完整，没有把属于一国的所有资源全计入资产之中（自然资产被排除之外）；②对生产成果的计算没有体现自然资源为此付出的作用和自然环境为此付出的代价。忽视生态的成本的结果是过高地估计了当期生产的成果（收入），高估的收入进一步导致对全社会投入能力和水平的高估。而这些高估实际源于自然生态价值的存在。与此同时，它给决策和生产者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加深了经济与环境不相干的假象，引导当事者以发展经济的名义过度消耗和肆意浪费生态资产以获取经济的“高速”发展。由于产出的增加建立在对未来生产潜力的牺牲上，它使社会得到了虚假的产值，却失去了真正的财富。因此，改进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一体化的生态经济核算体系，是当务之急。
1992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提出，应在所有国家中建立环境与经济一体的核算系统，应发掘更好的方法，用来计量自然资源的价值，以及由环境提供的其他贡献的价值。为此，国际统计机构和专家做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实现上述一体化核算的各种方法。基本思路是将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利用作为追加投入看待，并从原来的产出总量中扣除，以求得一个经过环境因素调整的产出指标：“生态产出”或“绿色产出”。1993年，联合国有关机构正式出版了《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手册》临时版本（简称SEEA）。它对此前各国关于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的研究成果用了较全面总结，在此基础上提供了环境与经济核算的总体思路与框架。下面对SEEA简要介绍如下。SEEA先对资产定义进行了重新界定和分类：资产分人造资产和自然资产两类，后者指受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实际或潜在影响的自然环境资产。它包括体现为人类生产活动成果的培育资产（生产性自然资产）及完全处于自然状态的资产（非生产性自然资产）。自然资产的使用有两种形式，数量利用和质量利用。从经济学角度讲，前者可视为生态系统为经济系统提供资源货物，该资产具库存性质，后者则视为生态为经济提供的环境服务，具固定资产性质。因此，经济产出中会有生态要素的计算，就必须以国内净产值而非以国内总产值为基础。因为后者只扣除了中间投入而保留了固定资产消耗，而前者是扣除了所有消耗的净产值。换言之，经生态要素调整后的经济产值是一个净产值而非总产值。
该手册给予的建议包括了5个不同的核算版本：版本1没改变原SNA的基本框架，但明确了SNA中与环境有关的内容，并使之符合环境与经济核算的需要。它为以后各版本扩展提供了基本出发点。版本2～5则是在不同角度和层次上的环境与经济的综合核算框架；各版本之间，既互相独立，又按层次递进，可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版本作指导。其中版本2在原SNA框架内进行了总量初步分解，对原产业分类调整，将与环境有关的防护活动作独立核算。版本3以版本2为基础，为货币数据与实物数据结合的核算体系。它以实物数据方式描述了经济活动所引起的自然资产的变化。版本4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它不仅将所有因经济决定引起的环境变化作为影响经济产出与投资的因素加以核算，还以虚拟计算实现了核算数据的货币化。在此基础上计算了经济环境因素调整的“生态增值”。该版本对环境因素的估值采用了三种方法形成三套子版本：版4-1用市场价法；版4-2用维护成本法（指为保持环境的数量和质量不变所需花费的成本）；版4-3用市场价法和消费者支付意愿混合法，后者指人们为改善环境质量所愿支付之代价：减少消费或改变消费方式。版本5对国民经济核算定义范围外的非市场化经济活动（包括家庭住户经济活动等）进行考虑，包括6个子版本。这部分核算离付诸实施为时尚远，目前该版本仅起启发和方向作用。显然SEEA是一个尚待完善的体系，它的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尽管如此，它毕竟为各国最终建立起完善的考虑到生态目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范本。
经济最本质的内容是人与自然间的物质交换，是通过有意识的劳动，利用直接间接的自然物质，生产出符合需要的经济产品的过程。因此，在目的和结果、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存在着对主体而言的“效益”问题，这正是“生产力”这一概念的实质。传统观念把生产力只理解为“征服自然”的能力，这一思维格局使人们只强调“获得”而不考虑“付出”，不能正视人类总体经济活动的效益。现代化科技和强大的社会生产力，把人类送上了现代运动的巨轮，而人类操纵这一巨轮的思维却仍是小家渔船式：片面创造的狭义经济财富以损失广义经济财富（自然财富）为代价，片面强调的微观层次的经济总量增长以牺牲宏观层次的生态健全和可持续发展为代价；当代人的挥霍享受以透支后代人的福利为代价。从这一角度讲，经济活动从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初衷走向了反面。从这一角度去认识有助于弥合长期以来把经济产出与其生态成本割裂开评价经济成果的弊端。这种割裂愈来愈使许多有识之士对“人类对自然的胜利”感到忧虑，产生对经济“成就”的信仰怀疑。反之，我们就会在陶醉于胜利的同时又清醒地看到所付出的代价，正确地认识到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创造了什么，同时又失去了什么。历史就是这样，当人们看到原有的活动方式受到挑战时，总是又重新回来，去审视自己的基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