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心理学的创造性个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造性论文,心理学论文,个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伊拉·普罗高夫是美国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本文译自他1973年出版的专著《心理学的困境与超越》中的第七章。文章介绍了同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齐名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奥托·兰克关于艺术家作为创造性个体的探索。
当初，奥托·兰克这位艺术家型的青年是为了探索“一种新的艺术观念”而闯入精神分析学领域来的。他做了一些尝试性的研究。①然而由于他的目光还不十分敏锐，他在摸索中艰难地前进。陈腐过时的精神信仰已经在他脚下崩溃，新的“自然科学的观念”又拒绝支持艺术家，除非他亵渎自己精神的召唤而蜕化为功利主义者。艺术家失去了任何支持自己的东西。而“起初”，兰克说，“他似乎在精神分析心理学中找到了某种支持”②但最终的结果却表明精神分析学的目标是神经官能症，而非创造力，虽然弗洛伊德本人是位创造型的人物。精神分析学的观念，无论是弗洛伊德的观念，还是源出自他的其他分析心理学的观念，只能够给作为神经症患者的艺术家提供一些治疗，而不能够将他们导向真正的创造。随着真相的显露，分析型的治疗家们发现艺术家型的人只是他们可以解释——即可以用他们的理论原则予以合理解释的材料的丰富源泉。可是无论怎样，从自然本性上看，艺术家对自己的内在生命是敏觉的，而且他是“无意识象征符号”的最富有创造力的创造者。“而精神分析学”，兰克写到，“宁可用现代艺术家作为一种研究对象，也不愿帮助他发现一种关于艺术的心理学观念”。③
心理学试图提供一种新的观念，创造性个体可以借之指导自身生命，但它失败了。这又导致心理学重新陷入精神分析学开创时期所处的境况之中。艺术家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徘徊，没有一种“观念”可以为他的创造冲动开辟道路。精神分析学只会更加严重地增添混乱和消耗艺术家的精力，除此它不能向艺术家昭示任何途径。“今天”，兰克写到，“一切综合方法均已失败，艺术家又被抛回个体心理治疗上”，④不过，这种心理治疗没有脱离他的艺术；相反地，这种心理治疗其实正是他的艺术。
受心理学观念的影响，艺术家的作品要么是一种“自我表现”行为，要么是一种无意识的、但却特别蓄意地摆脱艺术家情绪压力的“自我表白。”艺术家也许能够把他的艺术作品作一种治疗手段，从而真正实现他的目的。但是，如果他这样固执下去，有朝一日他会将这种手段连同他的本来目的一起否定。即使他可能看上去暂时恢复了健康，然而从长远的观点看，他只会愈加伤害自己，因为他已经把自己摆在一条偏离创造性活动的主观自我意识的道路上。他使自己丧失了可以维持他的生命的基本能力，因为他背离了那构成艺术家的生命基础并且赋予它基本效能的神话主题。如果失去了他的“神话素质”的精髓，艺术家的人格即使与一粒空贝壳相比较，也会显得微不足道。由于这样，艺术家就转向那随时准备为某种精神理想而献身的传奇英雄的对立面；而失去了勇于献身的意志，艺术家也就失去了完成自己的生命天职的能力。追随精神分析学的艺术家与英雄相反，他随时准备把自己的艺术的精神理想当作一种手段，利用它来宣泄自己的情绪压力，从而更好地“理解”自己，或者利用它来治愈自己的某些主观病症。
创造性个体一旦发展到上述地步，也就不再是创造性的了。他会因此丧失对任何观念意义上的不朽的信仰，他的意志也会因此失去对创造性个体来说必不可少的无意识动机。丧失了对不朽的意识，艺术家的生命也就被剥夺了。他再也不能体验任何永恒的意义，这永恒的意义是超越他从理性和心理学出发可以解释的那些意义而存在的。他所遗存下来的只是个人的主观的内容。在这点上，就像兰克所发现的，我们应该终止谈论“艺术家类型”，因为个体已经丧失了创造性主体献身作品的意志。在心理影响下，艺术家越来越适应那些对“精神症患者型的人”所做的描述。由于不再信仰自己的灵魂，也不再信仰那对他的灵魂的体验的有效性，结果致使原本可以成为艺术家的生命内蕴艺术天职变得毫无意义。不朽与艺术之间的联结关系一旦被中断，创造性个体便被抛入生活的漩涡之中，随波逐流。从此唯一留给他的便只是他个人的种种焦虑。在心理学的指导下，潜在可能的艺术家被归结为神经官能症患者，他从对生命的畏惧中创造出自己的艺术作品，并用这作品充当他的生命的替代品。如此一来，他的艺术便显示出心理学观念的各种特性。同心理学一样，自我意识和自我分析的艺术成为一条使生命理智化的途径，而从本质上说乃是成为一种逃避生命的手段。
“现代画家和作家为了表达出被他们称为‘无意识’的东西，做了极为有意的借此”，兰克写到，“他们追随着现代心理学，试图尝试不可能的事情，即把非理性事物理性化”。⑤然而，如果我们不尝试用合理的解释来限定非理性的事物，我们又能怎样对待它呢？兰克的回答是非常正确的，那就是在生命之中表现它。在晚年，兰克曾这样写到：“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由于人的内在的本性，人一直是超心理学存在着，也即非理性地存在着。”⑥当艺术家理性地解释他的创造的作品的根源时，当他把自己从事艺术的原因归结为特殊的“理由”时，他就不再忠实于使他作为一名艺术家而存在的内在原则了。使艺术家成为艺术家的根源存在于合理性的解释之外，但它既不乏于有效性，也不乏于真实性。
就艺术家存在的精髓而言，他在胚胎时期就是英雄，因为原始的英雄是他的原型。这样讲，只是意味着艺术家生命背后的驱动力是一种为了创造出赋予他不朽意义的个人化的作品而做出的无意识的努力，正如英雄为了能获得永恒生命的奖赏而奋斗那样。在此，奥托·兰克的理论和C.G.荣格的原始意象理论之间有着很大的相同之处。作为一种“原型”的英雄和那表明某个个体是特殊“类型”的人——就其作为英雄的或创造性的类型而言——的本性之中的潜在可能性是相互一致的。在人类本性深处——荣格认为这是无意识类心理的基层，这些“类型”具有自身的根基。这些“类型”的潜在的行为模式是万能的，它们的本质对于作为一个物种的人而言也是普遍真实的，所以它们为在各民族发现的神话的原始意象的内蕴提供了基础。这些“原始意象”——或者说“原型”，就象兰克喜欢称谓它们的那样——随人类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变化。这一点是兰克所强调的，也是导致对荣格的观点作出颇为有价值的解释的关键所在。在历史发展演变的前后关系中，英雄形象以不同的形式显现为深层无意识意象，此意象最终在个体的生命中体现为对英雄式存在的献身的驱动力。这里所谓的英雄式存在要么诞生在战争中，要么诞生在宗教活动或艺术活动中，要么表现为以时代环境为基础在别的方面出现的创造性个体。个体总是在特定的历史表演中体验着自身的生命，这一历史表演的氛围与局限决定于该“时代”的“意识形态”；但是，在历史表相背后存在的是“原型”，它超越理性，蕴涵着种种潜在“模式”；因为这些“模式”意志便体现在个体身上。
荣格曾经详细描述对深层类心理意象，兰克也做过综合性研究，它们构成了个体生命中的原始力量。它们把人的人格的“本质”或“类型”确立在人的种子里，赋予每个人以其独特的命运，并把每个人摆到他的生命的具有个性的道路上。“原型”蕴涵着个体存在的潜能，因而对每一个体来说，“原型”都是实在的。而此“原型”，正如兰克所说，是由“神话材料”制成，蕴涵着对超验效能的暗示。例如，在创造型人格中，有一个“内在英雄”，他试图在生命中通过一件不朽的作品得到表现。依据个体的潜能意象是否在生命中寻得恰当的表达渠道，个体或者成为“健全的”，或者成为“神经症的”。个体相对于原型来说，既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假的。然而，这不是他意识清醒地信仰什么或理智地思考什么的问题，这是“他该如何存在”的问题。
兰克认为，“看到生命当中的非理性方面，并用理性的术语将它表明，这是不够的，与此相对，实实在在地存在才是必要的。”⑦现代人若希望实现有效的创造性一步，他就必须打破心理学借以要让生活与其观念体系相适应的框框。打破心理学借以实现其局部治疗的框框。他必须认识到，对生命中源自深层心理的自相矛盾的非理性的洞察只不过是理性的一个出发点。假如我们在概念上同它联系在一起，试图将它理论化，并描述它的无穷细节。那么我们就只能停留在理性的领域，而且要取得蕴涵着我们的新知识的根本意义的至关重要的一步也只能归于失败。
由于认清了这一点，兰克注意到他的已完成的著作里包涵的根本缺陷。他超越心理学的第一步是一种在历史视角上理解人类心灵的非理性深蕴的努力；而现在，他认识到这一努力也包涵对内在非理性材料的理性化。他本人对“意识观念”的探索就趋向于形成一种思想体系。“当我最初认识到，”兰克在《超心理学》的序言中写到——公正地概括了他思想的发展阶段，“人们尽管可以理性地思考与交谈，甚至可以理性地行动，但却只能非理性地存在。我原以为‘超越’个体心理学只是意味着社会或集体心理学，但我发现这一般也是用同样的理性术语表达出来的，因此我对意识观念的认识——包括那些决定我们的心理学的认识——不足以补充我们对个体行为的理解，因为这些认识也是由人类生命中理性化的术语来表达的。”⑧
所以，奥托·兰克再次着手从根本上修改他的观点。他曾做过“超心理学”努力，如今他又开始超越自己最初的努力了。“‘超’个体心理学”，他说过，“并不象我最初幻想的那样，只是意味着向作为社会心理学对象的集体观念求助；实际上，它意味着人性中的非理性基础，它存在于任何心理学（不管是个体心理学还是集体心理学）之外。”⑨对人在历史中的非理性行为的系统研究使奥托·兰克获得一种指向自身之外的认识。他接受了这种认识所暗示的东西。他并不是不敢承认就连自己最先进的深层心理学研究也需要超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都肩负着建构一种以达到终极认识为基础的新观念的使命，这里所谓的终极认识是指：“人诞生在心理学之外，死亡在心理学之外，但他只有通过对自身的生命体验，用宗教术语来表达即通过启示、guī（白加反）依，或再生，才能存在于心理学之外。”⑩
作为早期研究的结果，兰克至少可以理解“生命体验”所包涵的主要内容。它产生于比理性层面更深的心灵层面；它的结果是对生命的觉醒，这生命扩延到了时间所有指向上的现时一瞬之外。于是，不朽就不是个体存在的延续，而是对超个体在永恒生命中的参与的觉醒。在生命体验中，个体发现了“崭新的灵魂”，它绝非望文生义的，而是本质上的“崭新的灵魂”，因为人现在是以新的观点来看待自己的个体存在的。兰克借用传统宗教术语“启示、guī（白加反）依，或再生”来表述这一点，但他指的是精神转化的一般模式，而不是专门的神学。这种新的观念不是作为某种意识或理性思维的结果而出现的，相反地，它源出于一种对意识来说不可直接接受的无明的心灵深渊。它象是出于它自身的意志，而且因此显示出作为某种“启示”的印象。它启开了人的生命的视野及其超验意义的视野，这超验意义导致在理性化心理学所不能企及的层次上的确信。如此一来，新的观念就被体验为“guī（白加反）依”。而由于新的对现实的直觉改变了生活本身的实质，个体变得能够在现实当中作为一个他此前不能成为的个体而存在。一个拥有“崭新灵魂”的新的个体便经过“再生”而产生了，而且还会将此扩延到未来，就像兰克想象的，“一种新型的人”携带着“新的人格结构”走向历史前沿。(11)
超越心理学的道路指向一个所在，在那里，艺术与宗教相遇、相融，且相互转换。今天，创造性个体将他的创造力具体化在客观“作品”里，此“作品”可以是艺术的、科学的、商业的。在此，创造性个体是通过这些“作品”而非通过他自己的发展了的人格而存在的。所以，现代家把他的艺术作品或者当作一种在商业化社会里的谋生手段，或者更为经常的是按照心理学的观念，把艺术作品当作一种个体治疗的手段而加以利用。奥托·兰克认为，在今天，如果创造性个体愿意完善他的存在的意义，并在现代社会中扮演英雄角色，他就必须摒绝把他的艺术作品当作一把辅助他蹒跚人生的拐杖来利用的想法。更为确切地讲就是，现代艺术家必须学会在自我精神力量的指引下生存于这个世界，并在超越“过渡的心理治疗阶段”——通过它，我们才能发现现时的自我——的过程中做先驱者。他必须创造一种新的艺术作品，这作品除了是他自身人格的存在，不是别的。在这种新的艺术作品中，他将发现“崭新灵魂”和现代人格所需要的对生命的内在觉醒。通过一种对不朽的生命体验——这里的不朽是指一种现实，它在所有的现时瞬间持续不断，并使每一个体都成为永恒的现时——现代个体可以给自己开辟新的存在，就像另一个时代的保罗怀着一种不同的信仰模式趟向大马士革途中所经历过的。保罗与超验现实的相遇，就他自身的生命而言是独一无二的。创造型的现代个体须斗争和期待，直到一种类似的超越性体验——就个体自身的生命而言是独一无二的——降临在他身上。当此超越性体验来临时，如果他能对自身本性中的非理性深蕴敞开并认识到它，他就可以在现代社会中独自地重视原始英雄的命运。这原始英雄就是这个人的原型，他的艺术作品就是他自身的存在。
经过我们所描述的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奥托·兰克实现了他超越心理学的两大步，第一步是超越一种意识的和个体主义的心理学，然后是超越一种研究历史深蕴的社会心理学。通过历史深蕴心理学，兰克触及到人类生存的非理性基础；由此，发现他个体生命是不能简化的；而根据不朽，每个人对自身灵魂的体验并不存在理性的基础。这是兰克去世前几年的亲身体验。他当然不再有时间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存在了。但是，他的贡献正在于他将这点指明的诚挚和洞察。兰克的研究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对心理学导向超越自身这个事实的认识。他认识到心理学的角色是扮演一个中介，通过这个中介，现代人可以实现从旧精神信仰过渡到对“崭新灵魂”的体验。在这个特殊意义上，兰克的后期写作反映了深层心理学的古典时期的终结。他划定了关于人的心理学观念的历史界线，而且为未来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前景，在那儿，心理学将扮演一个新的创造性的角色。
注释：
①奥托·兰克的处女作《论艺术家》就是受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启发而撰写的——译者。
②③④(11)参见兰克《艺术与艺术家》第391页。
⑤⑦参见兰克《超心理学》第13、41页。
⑥⑧⑨⑩《力比多》第41、11、1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