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俊[1]2013年在《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的中国化样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立足于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的中国化样态问题，试图回应三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思想的原初样态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进行了怎样的卓有成效的理论建树？在新的党情、国情、世情发生剧烈变革的现时代，不管是主动求变求适应也好，还是现实政治生态变迁形成的巨大倒逼机制也罢，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实样板”，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应进行怎样的样态变革才能顺应时代发展趋势要求，实现协同戮力善治格局？国家与社会，是人类组织构造和秩序生成的两大载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的重要命题和理论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当代公共治理范式探究的管理哲学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中，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有着十分深厚的理论内涵和重要的现实价值。荦荦大者计有“国家源于社会”、“社会决定国家”、“公共管理的社会性”、“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对立与统一”、“国家消亡与社会复归”等观点和原理，刻画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轮廓。于喷沫鸣溅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洗礼的中国共产党人也一直在探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真谛。卓越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袖们在理论道路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集体智慧的基础上承续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形成了厚重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的中国化样态图谱。这一样态图谱包括理论样态和实践样态两种样态呈现。理论样态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所阐释的丰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文章对上述思想的核心内容、基本框架和理论流变着力进行爬梳。实践样态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亟待厘清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形而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化为“形而下”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理论源于实践并高于实践，实践是理论的材料“原产地”。国家的治理以政府为载体，社会的发展以社会组织为依托。现实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实样板”。论文有六章构成。第一章，绪论本章主要阐明了课题的研究背景、研究主旨、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说明本文的研究方法、逻辑框架结构，并进行相关的国内外文献综合述评和概念的界定和厘清，为本体研究开启序幕。第二章，经典创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缔造本章从历史的、理论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学说进行梳理与解读。认为，以批判黑格尔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关系的曲解作为逻辑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了自己的科学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包括市民社会理论、公共管理的社会性思想和国家源于社会并复归社会的思想。之后，列宁全力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思想，包括“国家消亡”的学说、劳动者享有管理社会的最高权力和最大限度地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等一系列新的理论主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给我们的启示。第三章，理论承续：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接力探索本章从历史的、文献揽读的角度研究了几代卓越的中国共产党政治领袖们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系列真知灼见，包括毛泽东的民本民权观、邓小平的民主公权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党、国家、社会理论以及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对社会管理问题一系列新的思考和探索。毛泽东的民本民权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权力属于、源于并造福于人民的思想、和人民打成一片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关心群众疾苦攸关政权之存亡的观点。邓小平的民主公权理论主要见之于三个方面：对于群众团体正确引导而不包办的思想；权力要为广大人民群众切实服务的思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党、国家、社会理论具体体现为：紧跟时代潮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思想；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的思想。科学发展观对社会管理问题的新探索体现为：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上务必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完善协同参与共治的社会管理格局。第四章，样态呈现：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中国化显示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学说的理论样态梳理与解读后，逻辑上本章进而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的中国化现实样态。较之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理论务虚性，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具有明显的实践务实性。为此，本章立足广东，实证性研究了近年来社会组织的发展概况。继而，通过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得出现实语境下的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尚未建立起破除心理隔阂的互信关系和良好互动关系的结论。第五章，样态检视：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力场博弈与传统的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并由此造成国家相对于社会的单线性发展的观点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博弈是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公共权力的所有者循着一条从社会—国家—复归社会的路径演进，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博弈观为分析根基，本章主要回应这么一个问题：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构建面临哪些动力的支持和阻力的牵制？文章认为，社会组织对治理政府失灵的矫正力、源于体制改革的合作关系的催生力、基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合作关系的回应力、面向公共利益这一共同目标的合作关系的契合力是支持和促进合作关系构建的强大驱动力；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二者互信关系远未建立起来、“总体性社会”格局难以冰释、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危机重重、制度、利益与激励难题亟待破解等问题是支离和牵制合作关系构建的巨大阻滞力。第六章，样态趋势：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实现的路径勘察从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中有关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思想以及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的构想两个方面反映出马克思的社会制约公权观。以马克思的社会制约公权观审视和指导构建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在现实层面就是要构建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这一合作关系的构建亟需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作为地方政府，要为合作关系的实现做出积极而审慎的行为选择，包括：转变政府管理思路，变“防范”为“规范”；扬弃双重管理体制，创设备案登记制度；破解社会组织困局，政府亟需管理智慧；加强社会组织监管，构筑五道防线体系。作为社会组织，要为合作关系的实现做出诚挚而高效的自身努力，体现为：夯实根基，加强公信力建设；筑实架构，健全自组织体系；充实内涵，保持自身独立性；丰实关系，拓展国际化交往。
胡亚萍[2]2012年在《陕西旅游形象推广的政府行为选择》文中研究表明旅游形象推广的政府行为在理论上是一个极有意义的研究题目；在实践上,其对旅游产业的发展具有巨大推动作用,又极需要认真探讨、科学发展的领域。本文在对境内外旅游发达区域的政府行为,及国内政府旅游形象推广作用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政府营销理论和政府行为理论等对旅游形象推广中的政府行为进行了分析,明确了政府在旅游形象中的主要职责和作用。本文让政府的旅游形象推广行为使旅游协会、企业都参与其中,让政府的行为随着市场需求和变化而变化,实现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陕西省的政府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使用政府营销理念,对当前陕西省政府的旅游形象推广行为进行了问题分析,利用市场统计及调研数据,认为陕西省政府对本省的旅游形象推广行为具有很多优点,但仍存在推广方式较为简单,政府职能比较单一,企业参与性不强,较为缺乏专业推广手段等问题。针对当前问题,提出增加旅游宣传推广渠道为近期目标,以加强政府职能发挥旅游协会功能,增加企业参与度为中期目标、建设专业人才队伍为远期目标的解决方案,切切实实地对陕西省旅游形象推广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提高其竞争力。最后在陕西旅游形象推广的政府行为的研究基础上,对于本文构架的旅游形象推广的政府行为的特点和适用性进行了讨论。
徐黎明[3]2016年在《中国农业保险的政府行为、利益博弈及制度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各环节对金融服务的依赖性逐渐增强。不断提高农业保险的保障层次和质量,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农业保险是国际社会对农业适度保护的一种通用惯例。农业保险不仅是农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为国际社会非价格农业保护的最重要工具之一。我国农业发展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实现农业现代化是经济改革中的重大任务,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农业保险是市场化的风险管理和社会管理手段。自2004年至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加快农业保险发展进程、推动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各项举措和要求。特别是2013年实施的《农业保险条例》,以法律的形式使我国的农业保险制度得以正式确立。2014年,国务院颁布“新国十条”,为农业保险指明发展方向。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中央财政补贴险种的保险金额应该覆盖直接物化成本”,强调“加大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力度”、“积极开展农产品价格保险试点”等切实扩大农险规模的措施。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农业保险市场,农业保险已覆盖全国所有省区市,承保农民近2亿户次。农业保险在抗灾减灾、保障国家粮食生产安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建设过程中,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明显滞后,成为“四化”同步发展的短板。我国工业反哺农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国家或地方政府财政对农业投入不足和区域发展不均衡,农村建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为谁而建,由谁来建”的基本问题,农村经济相对落后。在农业灾害损失严重、农业风险分散机制欠缺的双重制约之下,农业保险的保障功能未能在农村地区充分体现,甚至少数地区出现保险市场萎缩现象。要进一步发挥农业保险对农业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就要不断地调整、完善、优化农业保险制度和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农业保险需要迈入规范化、多样化和精细化时代,需要不断完善管理体系、优化运行机制、加强产品创新,从而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基础保障。在“十三五”开篇布局之年,中央提出：“必须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靠改革添动力,以法治作保障,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因此,系统分析农业保险的政府行为、利益博弈,推进农业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对于增强粮食生产能力、推动农业生产数量和质量效益并重、提高农民福利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从政府行为、利益相关者、福利经济和制度变迁的视角,分析农业保险市场失衡表象下的农业保险模式演进及影响其发展的深层次原因,研究农业保险利益主体的利益博弈关系,分析财政补贴与农民经济福利增长的关系,提出完善政府支持农业保险实现可持续、集约化发展的制度创新建议。一是通过对政府经济学理论、博弈均衡理论和制度经济理论的基本运用,基于农业保险准公共物品和正外部性下的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现状,分析农业保险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取向,建立利益相关者博弈均衡模型,探索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利益均衡治理机制。从社会福利和政府规制外部性着眼,提出必须通过诱导性的制度变迁,发展互助合作保险发展模式和合作监督机制,实现农业保险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结论。二是从湖北农业保险的发展实践案例分析为抓手,通过对政府财政补贴和农民收入、保费收入的回归分析,考察了政府农业保险保费的财政补贴对投保农民收入的影响；实证结论是,政府财政补贴对农民积极投保有激励作用。同时,发现了农业保险制度模式中政府行为的合理边界。结合对湖北农业保险发展中的实践困境和原因分析,为合理界定政府在农业保险市场的作用与行为方式奠定实践基础。三是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现实出发,提出互助合作型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和合作监督机制、利益平衡机制。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农业生产区域结构差异化需求的特殊性,提出农业保险进一步发展的可操作性的制度层面的措施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1)运用广义博弈论理论,推导出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均衡结构,论述了政府在农业保险利益博弈均衡中的作用,提出建立利益均衡治理机制；(2)运用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农业保险中政府行为的效果进行了科学评价。基于湖北省农业保险发展案例的分析,讨论了政府在农业保险制度中的合理作用与行为方式。(3)从社会福利和政府规制外部性的视角,促进开放的农民合作组织建立,提出必须通过诱导性的制度变迁,发展互助合作保险发展模式和合作监督机制。
王亚明[4]2017年在《东西部农民分化及社会整合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三农”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而促进农村社会整合与和谐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要求。农民阶层分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因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就意味着农业人口大量转变为非农业人口,这既为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所证明,也为中国东部地区的工业化过程所证明。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同时,农民也出现了分化,农民分化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发展,成为推动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实现小康目标的直接动力。同时,农民分化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也是政府统筹城乡发展和实现社会和谐的首要问题之一。因此研究农民分化和社会整合是转型现实和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和权利观是理解中国农民分化和社会整合的基础理论,利益关系和利益协调是贯穿全文的主线。农民分化即基于承包制基础上的利益分化,农村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也是由于利益矛盾引发,社会整合关键在于利益整合达到社会利益均衡,农村社会和谐是利益相对均衡的状态。中国农民分化以市场为机制,以职业为基础。按历史进程而言,主要划分为20世纪80年代职业转换与身份制制约性的农民分化,20世纪90年代地区流动性的农民分化,21世纪以来均衡发展性的农民分化。农民分化的历史进程是由市场化改革、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等多种原因决定的。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动推动了农村现代化进程,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为缓和农村阶层结构变动中的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党和政策提出了一些利益调节思想,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推行承包制、开展多种经营、试行和完善村民自治、西部大开发战略、农村扶贫和城乡统筹等,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起极大作用。在农民分化过程中,东西部表现出很大差异,包括职业、收入和消费差异三个方面。浙江和四川的农民分化具有一些共同点,但是农民分化的差异性也十分明显,如不同地区农民内部不同群体规模、比例和结构上有很大不同,在浙江和四川内部是如此,浙江和四川比较也是如此。影响农民分化差异的原因主要有地理环境、文化和观念差异、产权制度差异、产业结构差异、城镇化水平、地方政府行为差异、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差异等方面。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区域协调发展。农民分化在激发农村社会活力,大量增加社会财富,普遍改善农民生活的同时,也带来阶层矛盾和各种社会问题。新时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主要体现为农村各阶层、各群体之间利益上的矛盾。深入研究农村阶层矛盾,关系到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可以使我们的决策尽可能反映农村各个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减少决策及其实施过程中的失误和阻力。论文对东西部农民分化中的农村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包括社会急剧分化中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整合能力下降中的社会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东西部农村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利益共享、以社会制度为主要方式的利益协调和矛盾调处、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民政治参与以及乡村治理和地方政府社会整合作用。为了推进社会整合与协调发展,论文提出了促进农民分化与社会和谐的原则、方法和具体对策。这些原则主要是公平原则、权利保障原则和法治原则等;方法主要有:以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农民民主为重点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建设,以改善民生为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农村社会整合的对策主要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夯实农民分化的经济基础;推进农村土地和户籍改革,破除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农村公共政策要有增有减;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完善乡村治理结构等。农民分化既是农民个体市场化的行为,也是资本力量和政府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从城乡发展和现代化的全局才能对农民分化有更全面的认识。农民分化是社会系统变迁中的重要一环,农民分化与统筹城乡发展、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密切相关。促进农民分化,解决农民分化中出现的区域不平衡问题需要有全局视野,也需要不同层级的政府和社会形成共识和凝聚力。要实现东西部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关键在于西部地区探索赶超型战略的决心和路径,同时,包括国家政策和东部生产要素在内的外部资源也是决定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
姜保红[5]2010年在《甘肃省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为文明建设研究》文中提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作为民族区域地方的自治机关,享有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自治权,构成了民族自治地方政权行政组织的重要核心,是实施发展规划、全面实现民族地区小康社会最重要的战略主体。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和能力的提高,最主要的是在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自身素质和能力的高低,只有政府的行政能力提高了,行政行为文明了,才能促进和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平衡较快发展。目前,客观地评估民族地区的政府行为,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民族地区的发展。甘肃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目前居全国倒数第二位,而甘肃省实行民族自治的临夏回族自治州与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整体发展水平,相对其他地区更存在一定差距。国家确定的宏伟发展目标,是在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这无疑对甘肃省提出了较之他省更高的发展目标要求,而对于省内处于更为落后地位的民族自治地区,提出的目标要求更高。因此,甘肃民族地区实现小康社会的压力更大,任务更加繁重艰巨正是基于上述认识,笔者选择了甘肃临夏、甘南两个民族自治州地方政府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民族地区政府行为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调研,尽可能客观、准确地做出评估,找出政府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和建议。论文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包括选题的缘由,理论研究和改革现状评述,研究方法、体系与视角,并就论文不足之处作了说明。第二部分,即第一章。主要阐述了中、外政府的历史发展,阐述与界定了政府、地方政府的职能、行为、行为文明等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衡量政府行为文明的历史标准。第三部分,即第二章,探讨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发展历程、特点以及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体系的一般构成及特征,民族自治政府行为文明的体现及其进步作用,并以甘肃回族、藏族地区为例,论述了甘肃省民族自治地方政权治理形式的历史演进与发展。第四部分,即第三章,以笔者获得的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等田野工作资料为基础,审视了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为文明建设现状,比较客观地做出了总体评估、主要成就、取得成就的深层次原因,并指出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五部分,即第四章,主要论述了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为文明建设所面临的生态经济、政治法律、历史文化、国际形势等方面的环境,分析了制约因素及其影响。第六部分,即第五章,梳理了前人对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为文明建设模式选择的各种观点,在此基础上,结合笔者的认识,系统论述了建设的目标、遵循的原则、建设的任务以及建设的动力等问题。第七部分,即第六章,针对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为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如加强自治地方政府能力是政府行为文明建设的根本所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加强政府行为文明建设的推动力,行政创新是行为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等。
郭桂玲[6]2000年在《我省社会稳定问题的政府行为选择》文中研究指明社会稳定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一级政府历来都比较关注的问题，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所说：“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干不成。”就我省来说，省委、省政府先后制定了许多条例和规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维护我省的社会稳定，保证我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总的来看，我省社会政治大局和治安形势是稳定的，与我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形势是相适应的。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社会正处在特定转型时期，经济利益格局的调整和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不可避免地会使每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一些变化。目前，我省社会上还存在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如何解决这些不稳定因素，已成为我省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所谓稳定，指的是社会政治发展的一种有序状态，并对各种内外矛盾的冲击有较强的承受力。稳定，通常指的是社会稳定，其中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思想稳定以及政策稳定等。 本文着重从四个方面剖析了我省当前社会稳定问题及其政府的决策行为。首先，分析了影响我省社会稳定的主要表现，它们是：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大量增加；刑事犯罪总量上升，手段升级，危害加重；卖淫、 嫖娼，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的违法犯罪屡禁不止；邪教和 非法宗教等非法活动前打后起等，并通过大量的事实和数 据来说明其严重的危害性。其次，针对以上的现象寻求产 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文中从六个方面分析了产生不稳定现 象的原因：失业群扩大引发犯罪群膨胀；贫富差距垃大增 加犯罪诱因；黄赌毒蔓延，犯罪源增多；农民负担过重。 群众产生对抗情绪；腐败现象的滋生；干群关系紧张；执 法不严、打击不力导致恶性刑事某件上升。这些原因从根 本上说就是经济上的贫富悬殊过人，政治上不民主、腐败 蔓延，思想文化上的黄赌毒浸蚀，第三，政府从具体措施 上寻求解决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的对凌，抑制影响社会稳定 的问题出现。为此，政府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寻求 过渡型办法，加强群体性事件的防厄措施；解决下岗职工 问题，缓解矛盾；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稳定农村秩序；加 强对流动人日的管理，组织劳动力的有序流动；管好文化 市场，净化杜会文化环境；继续）ZA倡廉，遏止腐败现象 蔓延。当然，以上措施只能达到“头痛医头，脚痛医一脚”，不能从根本上解块问题。为此，文章圈些堑凹以 根本上寻求解泱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灼大政方针，从我国历 代王朝更替以及苏联解体、东欧W变的原因中寻求规律性 的东西。通过分析，文章指出，衅决社会稳定问题的根本 对策是，在经济上走共同富裕，防十两极分化；在政治上 实行民主，防止腐败；在思想文化上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防止“文化垃圾”的侵入，净化什会环境。只有这样，才 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稳定问题。
孙晓红[7]2001年在《农村社会稳定过程中政府行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有句古语说得好：“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我国这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古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从衰落的低谷走向了振兴的坦途。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在以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经受住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冲击，经受住了西方“和平演变”，保持了社会稳定，经济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但是，我们也应该居安思危，应该清醒地看到，国际和国内仍然有一些破坏性的力量在影响我国的社会稳定和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在发展的时候要看到障碍的存在，在庆祝已取得的成就的同时要看到隐伏的危机，时时准备好应付各种可能来到的麻烦。没有发生问题时的深忧，就是为了一旦有事，可以应付从容而无所畏惧。正如江泽民指出：“形势越好，越要抓住机会、用好机会，努力发展自己。同时，也要保持清醒头脑，充分看到国际社会中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国内前进中存在的问题，居安思危，更加兢兢业业地工作。” 我省是个农业大省，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我省社会政治、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村民自治组织的建立大大提高了农民的参政议政的意识，扩大了农民的管理自主权，农村社会总的政治形势是好的，社会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这与政府职能作用的发挥是密不可分的，政府行为在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农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还存在，政府行为还存在许多问题，因此本文从十个方面重点分析了农村影响政府行为十个方面的不利因素；分析了农村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政府行为存在的主要问题：即政府行为不规范加重农民负担；政府机构组织内部于部的素质和能力不强；政府对农民的文化教育投入不足；政府在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具体措施不到位；公安执法机关出现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行为等。通过这些存在的问题的分析；目的是进一步认识我省农村政府行为在维护农村稳定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明确存在的问题，保持忧患意识，找出问题所在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同时本文重点从六个方面针对农村社会政府行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分析；特别是从改善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方面、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以及农村如何加强基层政权组织建设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从而使我们充分看到，维护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稳定，不是社会某一方面的事情，而是需要广泛发动和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进行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需要政府有效的发挥职能作用，团结依靠基层广大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现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保证我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 千。 一个国家经济要想迅速发展；人民要想安居乐业；首先 要保持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新形势下，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 对稳定问题的认识；加强和改进我省农村基层党的群众工作， 产密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为我省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吴秀敏[8]2006年在《我国猪肉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优质、安全农产食品的需求是国内外消费者的普遍行为取向,然而,与猪肉有关的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猪肉质量安全问题,无论是对消费者的健康还是对猪肉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都已经构成了威胁,它还直接影响到生猪产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猪肉的质量安全问题尤为重要和紧迫。因此,对猪肉质量安全管理体系进行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在实践上可以为我国猪肉乃至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提供指导。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不少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还缺乏对猪肉质量安全及其管理体系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应用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管制经济学、契约经济学、博弈论等,结合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猪肉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建设这一宏观命题的探讨,必须建立在对微观经济主体——消费者、生产者、屠宰加工企业行为的分析基础上。基于此,本研究总的思路是在对猪肉质量安全市场进行理论分析和借鉴国外猪肉质量安全保障实践的基础上,从消费者需求行为的分析入手,探讨安全猪肉的供给问题,最后探讨我国猪肉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的建设。由于四川是中国生猪生产、猪肉消费和出口的主要省份之一。因此,在对消费者需求行为和养猪户的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实证研究中,分别以四川省的城市消费者、养猪户为例进行研究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本文的研究内容大致分为五个部分,由十一章组成。其中,第三、四、五部分是本文的核心内容。 第一部分,导论与文献综述。包括第1、2章;第1章,导论。主要包括研究背景和意义、界定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的基本思路。第2章,文献综述。主要对食品安全、猪肉市场、博弈论及其应用等方面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回顾与评述。 第二部分,理论分析与实践借鉴。包括第3、4、5章。第3章,猪肉质量安全市场的经济学分析及政府管制。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4章,典型国家的猪肉质量保障体系及兽医管理体制。第5章,猪肉的特性及影响猪肉质量安全的因素分析。主要从食品科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第三部分,消费者需求行为的实证分析。即第6章,消费者对猪肉质量安全及有关信息的需求行为分析——对四川城市消费者的实证分析。主要内容包括我国猪肉的需求情况(数量上的需求)、消费者对猪肉质量安全的认知、对安全猪肉的购买情况、对安全猪肉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消费者对猪肉质量安全信息的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等。
马斌[9]2008年在《政府间关系：权力配置与地方治理》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地方治理理论为分析工具,从分析中国的权力结构和变迁轨迹入手,指出,中国的地方治理是一个政府权力调整与职能重新界定的过程,即治理权威在市场、政府和第三部门之间的分化和扩散,以及在政府体系内部通过行政权力和责任的下放来增进地方(下级)政府的积极性、灵活性、回应性,其实质是治理权从国家单中心主义向多中心化和多层次化的变迁过程。因此,地方治理是一种实践、一套规则体系,也是一种理念,其不仅要求在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确立起合作主义的政治框架,而且也应将上下级政府间关系纳入协商与合作的关系模式之中,走向府际治理。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于省市县政府间纵向关系,通过分析政府间权力配置与职能履行情况,指出当前地方政府职能转变面临困境的根源在于没有触动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行政管理体制,即没有调整和改革传统的权力结构,层级政府间权力配置滞后于各级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政府间责权利不匹配,使得各级地方政府面临着政府治理任务日益繁重和治理能力不足的困境。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间权力结构的变迁与政府角色的转变以及省市县政府间的权力配置模式、职能定位与治理工具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省市县政府间的治理机制,指出,在省市县政府间既有财政管理、项目审批、干部管理、绩效考核、信息沟通等一整套正式的制度安排,同时由于政府间正式制度的供给不足和低效率,使得政府间治理的非制度化现象十分严重。在研究案例的选择上,以浙江省、市、县三级政府间关系为主要案例,考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省先后于1992年、1997年和2002年以及2006年,在全国率先开展的经济强县扩权改革的制度背景和运作模式,分析浙江省管县体制的经济基础、财政管理体制、“强县扩权”政策体系、省管县体制的绩效和制度条件。同时,以2006年启动的浙江义乌市扩权改革试点为典型案例,深入分析了扩权过程中政府间的利益博弈、角色差异和制度效应,探讨了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制度困境,即中国现行的行政层级体制和资源配置模式已经将地级市政府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制度化甚至法律化了,地方政府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面临着动力不足、权限不足甚至是合法性不足的多重困境。本文认为,优化省、市、县政府间关系必须从根本上调整权力在上下级政府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配置,构建多中心治理的格局,在政府间治理结构中更多地嵌入合作、沟通、协商机制,形成府际治理,改变命令—控制的单一行政模式,实现地方治理。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首先,政府间关系的重塑必须跳出行政权力在政府层级间纵向配置的传统思维,将权力配置放到政府—市场-社会的大格局中,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合理规约政府的治理边界,改变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中心治理格局,改革资源行政化的配置模式,在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实现地方治理。其次,要在改革行政层级体制,实行市县分治的基础上,合理划分政府间职责,确立以县为主体的地方公共服务供给责任体系,完善责权利相统一的政府间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包括政府间公共服务的财权配置机制、监管机制和评价机制。最后,还应优化区域发展的空间布局,调整省级行政建制,缩小省域行政范围;积极培育大城市,实施都市经济圈发展战略;加快乡镇体制改革,理顺县乡关系。
任鹏[10]2015年在《政策冲突中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及其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将政策冲突作为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中普遍存在、需要经常面对的选择情景,并以此为分析视角,深入探讨了地方政府的选择策略和选择逻辑。认为,公共政策是现代政府协调社会利益、进行社会管理最重要的工具和手段,但政策系统中整体政策安排与某一具体政策、系统政策链条与某一政策环节、政策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对接、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政策手段与政策目标等之间的冲突,使得作为冲突化解手段的公共政策也时常陷入矛盾之中。而且公共政策不仅会因这些科学化的固有障碍陷入冲突,还会在政策执行实践中因执行资源的稀缺而出现政策间的竞争和矛盾,表现为地方政府经常要在不同的政策间进行权衡、取舍,以保证有充足的时间、人力、财力和物力来实施自己所偏好的政策。本文的基本逻辑进路是,在系统梳理学术界有关公共政策冲突研究、地方政府行为研究与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等方面的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行为”阐释框架,深入分析了在政策冲突中作用于我国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三方面的制度基础,即制约地方政府活动空间的权力规则、形塑地方政府行为偏好的考核激励制度安排、左右地方政府行为方式的“惯例”做法——政策风格,以及政策冲突本身这一特殊政策选择情势对地方政府行为自主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等重要面向的影响,并根据文中所总结的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理论预设,进行了政策冲突视角下的实证案例分析,验证分析了不同政策冲突情境中地方政府的政策行为选择策略及其背后的选择逻辑,进一步完善了现有的政府行为模式解释框架。依据政策冲突情境中地方政府的“就近式”、“权变式”和“自利型”政策选择策略,论文深入分析了地方政府不同选择策略所形成的政策排挤效应,为解构政令不畅、群体性事件、政绩工程等治理难题提供了多样的思考维度。本文的理论创见在于:第一,深化了对政策冲突的研究。不仅在狭义上准确界定了政策冲突、以实证的案例分析使政策冲突在规范性的抽象演绎中获得经验性的实践支撑,还从广义上推进了对政策冲突“常态性”和“普遍性”的认知,提高了政策冲突研究的应用性。第二,总结并验证了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对当前流行的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进行了分类梳理,将其整合概括为“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分权化威权主义”和“回应性策略主义”,在比照性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回应性策略主义”作为我国地方政府行为全景式解释框架的可能性。第三,初步探讨了地方政府政策选择的排挤效应,指出了其与政令不畅固化、群体性事件生发、政绩工程泛化等政府治理难题的内在关联。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的中国化样态研究[D]. 方俊. 华南理工大学. 2013
[2]. 陕西旅游形象推广的政府行为选择[D]. 胡亚萍. 西北大学. 2012
[3]. 中国农业保险的政府行为、利益博弈及制度创新研究[D]. 徐黎明.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4]. 东西部农民分化及社会整合的比较研究[D]. 王亚明. 浙江大学. 2017
[5]. 甘肃省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为文明建设研究[D]. 姜保红. 兰州大学. 2010
[6]. 我省社会稳定问题的政府行为选择[D]. 郭桂玲. 郑州大学. 2000
[7]. 农村社会稳定过程中政府行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 孙晓红. 郑州大学. 2001
[8]. 我国猪肉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研究[D]. 吴秀敏. 浙江大学. 2006
[9]. 政府间关系：权力配置与地方治理[D]. 马斌. 浙江大学. 2008
[10]. 政策冲突中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及其效应研究[D]. 任鹏. 东北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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