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丽的农村到城市居民的消费空间--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大石桥村社会空间重构_美丽乡村论文

从美丽乡村到都市居民消费空间——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大世凹村的社会空间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间论文,居民消费论文,乡村论文,重构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1821/dlyj201508003

       1 引言

       在城乡统筹和新型城镇化政策背景下，“美丽乡村”计划掀起了中国新一轮乡村发展与建设热潮。在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景观再造的基础上，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大都市周边的乡村在建设美丽乡村的同时，日益成为新兴的都市居民消费空间。美丽乡村试图在城市化过程中保持乡村特色，乃至全球化中的地方特色，即彰显乡村和地方魅力，以此来吸引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城市居民。因此，美丽乡村建设不仅实现了乡村环境的重整与改善，美化了人们的乡村意象，也推动了城市居民到乡村消费。

       乡村的消费转向在20世纪80年代的发达国家开始受到关注。由于全球化和逆城市化，发达国家的乡村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从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型[1]。乡村的消费转向逐步深入，出现了从生产景观向消费景观的转变[2]。乡村从单一生产功能转向休闲旅游、消费和环境保护[3]等多种功能，为城市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商品和服务[4]，包括假日休闲消费和置办第二房产[5]等。随着乡村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和后现代转向，对于乡村消费的关注已经从物质空间扩展到非物质领域以及乡村中多样化的群体[6]。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和研究视角，如Halfacree提出乡村性的社会表征[7]。Murdoch等以后现代的视角提出后乡村(post-rural)的概念，强调某种“意义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s)[8]。Hopkins采用符号学的方法对加拿大一个乡村的标志、标语和虚构的故事进行分析，认为广告话语构建了一个象征性的乡村[9]，乡村因此从农业和农产品的生产场所扩展到一种消费文化和对虚构事物的消费场所。相关研究显示了对文化维度的关注和基于文化的研究路径。引导乡村实现消费转向发展的主体既可以是外部力量也可以是内部因素，其中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外来者在乡村品牌化宣传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10]，同时，乡村内部居民[11,12]、地方企业、政治家甚至足球俱乐部在乡村消费转向中的作用也逐渐受到关注[13]。而Woods认为乡村性是由乡村居民和乡村迁入者、农民、土地拥有者、工人、游客和旅游景点、政策制定者、媒体和学术研究者等共同表现的[14]。因此，乡村不再是没有竞争的地方[15]，而是被参与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和经验社会性构建而成的异质性空间。综上，国外关于乡村消费转向的研究表现出了从关注物质到社会，从经济到文化，从宏观外部机制到微观多元力量建构等的转变。

       随着国内乡村地区以农家乐、观赏及采摘农业为主要形式的消费现象的出现，大都市周边乡村也出现了消费转向。王鹏飞基于后生产主义的理论视角，对北京市周边的农村地区出现的各种非农经济活动进行分析，表明乡村空间的商品化是乡村适应城市消费理念和消费习性变化而带来的结果，密切了城乡之间的互动关系[16]。高慧智等基于空间生产视角，对高淳国际慢城大山村进行实证观察，认为消费文化驱动下的大都市边缘乡村的空间消费实质上是全球消费文化蔓延和本土城乡二元结构叠合的产物，城市对乡村正由过去的显性剥夺向隐性规训转变[17]。也有部分学者从要素流动和城乡关系变迁的角度对大都市周边特色旅游村的转型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18,19]。可见乡村的消费转型已经引起了一部分学者的关注。但是相关研究主要建立在城乡二元的背景下，强调城市对乡村单向度的影响和剥夺，对乡村的反向作用考虑不多。同时，缺乏对乡村这一概念所涵盖的多元主体和动态过程进行深入剖析。乡村的物质生活空间是针对乡村居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房屋、景观等实体而言，但是随着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和关系转向，更加重视人的主体性，空间被视为地方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场所[20]，即空间的社会性增强。乡村社会空间是乡村物质空间与复杂社会关系不断生产与再生产的结果。而都市居民消费空间即乡村物质空间的改造活动、都市居民消费活动等相互作用而对乡村再生产的一种结果。在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本文将乡村看作行动者网络空间的关系型聚合体，并且被不断整合[21]。中国乡村在其进行美丽乡村的建设过程中，正在引起乡村的经济、社会和空间的重构，但是重构的过程与机制是怎样的？即乡村空间如何转变为都市居民消费空间，政府、当地居民、外来者甚至自然景观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并如何组织起来实现乡村的物质和社会空间的转变？上述问题需要深入到乡村内部，考虑个人、组织、政府、土地、资源及环境等多元主体和要素，对相关过程进行微观细致的分析。为此，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及方法对大世凹村转变为都市居民消费空间的过程与机制进行探讨，以期对现阶段的乡村空间重构与发展提供比较细致精微的描述与解释。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美丽乡村建设是在中国实施城乡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下进行乡村生态环境整治和景观重塑的综合行动。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提出将建设“美丽乡村”作为奋斗目标。江苏省早在2011年就率先提出建设美丽乡村。在此背景下，南京市江宁区设立了五个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区，被称为“五朵金花”，即周村“世凹桃源”、横溪“石塘人家”、江宁“朱门农家”、“汤山七坊”和“东山香樟园”，成为南京首批打造的美丽乡村。“世凹桃源”是首批美丽乡村中的示范点，包括谷里街道周村社区的大世凹村和盛家村。其中，大世凹村是“世凹桃源”最先打造的旅游特色村。地处南京市南郊、牛首山风景区西南麓，牛首—云台生态廊道最北端，区位条件优越(图1)，占地面积800余亩，常住人口48户共142人，凭借山水、人文资源荣获江苏省“全省最美乡村”称号。由于依靠牛首山，又有“牛首第一村”的美名。2011年，大世凹村挂上了“世凹桃源”的标牌。南京市素有“春游牛首”的习俗，“世凹桃源”很快成为南京市居民春日踏青和假日休闲的首选。

      

       图1 大世凹村在南京的区位图

       Fig.1 The location of Dashiao village in Nanjing

       2.2 研究方法

       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通过分析美丽乡村以及都市居民消费空间建构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的建构与转换，探讨乡村空间转变背后的机制。行动者网络理论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卡隆(Callon)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一种科学实践研究方法。行动者、转译和网络是ANT的三个核心概念[22]。凡是参与到科学实践过程中的所有因素都是行动者，既包括人类行动者，也包括非人类行动者。任何行动者都是转译者(mediator)而不是中介者(intermediary)[23]。因为任何信息、条件在行动者这里都会发生转化，转译过程是ANT的核心内容。在转译初期，所有行动者的问题都聚集到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OPP)，通过中介得以形成集体共识，从而使不同的行动者认识事物或行动的意义。转译过程包括问题化、利益赋予、征召和动员四个转译基本环节。行动者之间通过转译过程连接成网络，某一行动者的角色通过其他行动者得到界定。经过行动者的转译，可能会导致含义、关系、权力的改变。网络是一种研究工具，是一种描述连接的方法，强调工作、互动和变化的过程。因此是一个“动态网络”(worknet)[24]。ANT通过对称性原则看待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并通过转译过程体现网络的动态变化，因此ANT适用于本文的对象以及相关过程和机制的解释。

       通过ANT的视角，将大世凹村到美丽乡村，再到都市居民消费空间的转变看做是行动者网络动态变化过程的结果，通过转译环节来解释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的行动者网络的形成机制，并通过行动者身份的转换来分析都市居民消费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的转译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两个行动者网络发生转变的动力机制(图2)。数据来源于2013年10月-2014年1月、2014年3月-7月对大世凹村的实地调查，包括25户家庭(占总户数的52％)的走访和问卷调查，对江宁区政府、谷里街道三产办(谷里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大世凹村干部、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外来营业者和游客等30个对象分别进行的走访与访谈。

      

       图2 ANT视角下的大世凹村社会空间重构的理论框架

       Fig.2 A research framework of Dashiao social space reconstruction with ANT perspective

       3 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者网络

       3.1 行动者网络构成

       美丽乡村建设的参与者包括江宁区政府、谷里街道、周村社区大世凹特色村管理办公室、村民、国画大师裴家同等人类行动者，以及大世凹村良好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土地、房屋等非人类行动者。在转译发生前，每个行动者的问题集聚到强制通行点(OPP)，试图通过解决问题而获得可预见的利益或发展(图3)。江宁区政府面临城乡差距大和乡村发展落后的问题，希望通过投资乡村建设，以促进乡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谷里街道面临生态资源良好，但缺乏发展资金的问题，希望通过资源的整合与规划利用，以实现地方旅游业的发展。大世凹特色村管理办公室面临旅游资源丰富，但是服务设施落后的问题，希望通过旅游业发展以实现形象提升并获得发展动力。当地村民主要的收入方式是外出打工，但是生活质量并不高，希望通过发展旅游以提高收入水平，改善生活品质。非人类行动者则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实现价值的提升。而要解决问题并实现全部行动者的意图，最终落实为一个核心议题，即美丽乡村建设。

      

       图3 美丽乡村建设的行动者与强制通行点

       Fig.3 Actors and OPP of beautiful village construction

       3.2 行动者转译

       为了实现乡村的转型发展，满足各行为主体的目标和利益需求，需要在网络中实现转译以排除障碍。江宁区政府在“问题化”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南京市委、市政府“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美丽乡村，打造独具魅力都市美丽乡村、农民幸福家园”[25]总体要求的把握，以及对江宁区经济快速发展，但大部分区域还是传统农村的现状形势进行分析，提出了“如何在农村现代化路径上率先破题”[26]的问题。成为江宁区政府和其他行动者各自利益相关的关键问题。后工业化时代，依托大都市的辐射带动，合理开发和保护自然山水和生态资源，在打造美丽乡村中发展生态休闲农业，并深度挖掘乡村历史人文底蕴，将乡村的生活资料转变为生产资料，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成为破题之道。

       在江宁区政府的积极作用下，异质行动者在网络构建过程中采取了多样的征召和被征召方式。主要包括：①行政征召。在大世凹村被选作重点打造的美丽乡村之后，谷里街道三产办公室(谷里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周村社区大世凹特色村管理办公室在行政力量的作用下纷纷加入行动者网络并承担相应的职责。②部门帮扶征召。江宁区将基层党建创新工程融入美丽乡村建设，全区40家部门、单位被分成八家一组，结对帮扶江宁区的五个美丽乡村。江宁区宣传部、林业局、交通运输局、工信局、环保局、民政局、江宁开发区和交通集团八个部门通过直接的资金投入，提升大世凹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改善，争取市级的项目支持，并通过对外宣传的方式扩大游客来源。③党支部和党员带头征召。周村社区及时成立世凹桃源党支部，在世凹桃源建设期间，由社区三名党员干部实施分片包户，展开向群众宣传、动员工作。社区副书记和主任逐家逐户登门调查摸底，联系确定农户分类经营情况。老党员干部林庆和不但自己带头拆除披房、辅房、改造环境，同时积极向农户做宣传，动员农户按要求做好拆迁工作，协调相关矛盾。④住房和土地的征召。通过对村民进行财政或住房补贴的方式进行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周村社区大世凹村除了农村集体土地外，村民的耕地以750元/亩/年的补贴被征为集体所有，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用地。房屋是体现乡村风貌的一个重要元素，大世凹村原有住户36户，居住建筑质量良好，但风格杂乱缺乏特色。按照“拆违、整破、疏密”的原则进行村庄房屋改造，共拆迁疏密10户，拆迁违建4000

，拆迁危旧破棚3500

，原地改造出新房屋38栋，改造成体现传统民居风格的马头墙形式。村民通过拆迁获得补偿，除违建以外，以相同面积的商品房进行补贴，违建以6元/

的价钱进行补贴。⑤利用名人效应，进行文化征召。聘请谷里籍国画大师裴家同先生以“辑石斋”为载体，组建“天阙画苑”，集中展示和研讨以髡残、“金陵八大家”为代表的牛首文化，实现了对人文景观的征召。通过动员和调动相关资源，美丽乡村建设各行动者在逐渐形成的行动者网络中充当各自的角色，具体的建设机制不断完善。行动者之间建立了稳定的网络关系，使得大世凹村得以实现向美丽乡村的转变。

       这一阶段的行动者网络，主要将国家和地方的政策作为支撑，以江宁区政府为关键行动者，依赖现有的行政网络，自上而下对其他异质行动者进行征召。其中，既包含人类行动者及团体、组织，如江宁区工商局、江宁区旅游局、谷里街道三产办公室、大世凹村党支部、村民、国画大师裴家同等，也包括江宁区政府提供的资金、政策以及大世凹村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土地、房屋等非人类行动者。异质性的行动者在美丽乡村的建设过程中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网络关系(图4)。但这一网络并非固化的，而是随着政策的改变，乡村的开放经营而发生动态调整，表现为异质行动者的进入、退出与身份转变，以及网络关系的变化。

      

       图4 美丽乡村建设的行动者网络

       Fig.4 The actor network of beautiful village construction

       4 从美丽乡村到都市居民消费空间：行动者网络的转换

       美丽乡村建设的目的不仅仅是改善村民的物质生活空间质量，更重要的是通过旅游业带动乡村发展，从而提高村民的生活品质。在政府的鼓励下，村民积极经营农家乐饭店、茶社、旅馆等，随着大量游客(消费者)的到来，美丽乡村渐渐成为一种新型的都市居民消费空间。

       4.1 面向消费的乡村空间重构

       作为大都市消费影响下的乡村，大世凹村不仅仅是消费者集聚的地理空间，也是由包括消费者和消费提供者在内的众多行动者共同构建的网络空间。异质性行动者的不同目的和行为方式在塑造网络的同时，也重新构建了大世凹村的社会空间特性。①村庄的功能结构发生转变和复杂化。从过去以村民居住生活为主转变为以提供都市居民假日消费和休闲活动为主。②物质空间结构发生相应变化，以迎合城市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居民的生活空间被挤压和边缘化，满足村民生活需求和农事活动的空间，如饲养牲畜的棚子、附房被拆除，大量农田被用作面向消费者的农事体验DIY空间。此外，还增加了满足都市居民消费者需求的功能性空间，如停车场、大型广场、游客服务中心等设施。③社会结构发生改变。乡村居民构成、村民的就业结构、收入方式和收入水平较之前有了较大的变化。④地方的形象特征发生变化。为了体现乡村特色，大世凹村将村民的房屋按照徽派风格的马头墙形式进行了立面改造，同时农家乐庭院和室内刻意装点的农产品、家具陈设、乃至牲畜，也成为吸引消费者的消费符号。其他非乡村特色的招牌和符号也化为了地方景观的组成部分。部分城市的消费景观和消费符号正伴随着外来资本向乡村蔓延，地方景观趋于杂糅，村民和外来游客对大世凹村的地方感与地方认同也发生了变化(表1)。

      

       4.2 新的行动者网络

       在都市居民消费空间行动者网络的构建过程中，出现了新的OPP，即“都市居民消费活动”。由当地村民、外来营业者、旅游者、外出打工返乡者、外来打工者等人类行动者与房屋、农产品、乡村景观、乡村文化等非人类行动者的转译而来，都市居民消费的含义被多重演绎和建构。在规划设计引导下，村民对自家房屋及院落进行了改造，格式化地运用“小放牛”、“荷塘人家”、“土菜馆”等乡土特色的招牌和秋千、凉亭、池塘等符号体现农家风格，彰显乡村生活的悠闲，农家房舍及院落被转译成特色消费场所。在政府的积极鼓励与资金补贴下，当地村民纷纷开办特色餐馆。尤其是中年人，由于“在家里就可以做生意，而且比出去打工赚的还多”，在提高了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对自己的村庄产生了自豪感。这部分村民将提供都市居民消费服务转译为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但是没有能力开办餐馆或者其他盈利活动的村民情况却截然不同，例如以农业为生活来源的老年人，由于耕地被“农事体验DIY”项目所征用，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的却是一种权利的剥夺。用篱笆隔离出来的“农事体验DIY”成为服务于游客消费的排斥性空间。由此，原本单一和谐的村庄出现了分化与矛盾，一部分人从都市居民消费中获利，而另一部分人认为权利受到了侵犯。来这里旅游的都市居民，以“亲近自然”、“体验农村生活”、“品尝农家美味”、“缓解压力”为主要目的。因此假日消费被他们转译为健康和休闲。投资者则是将美丽乡村都市居民消费转译为资本运作的新舞台。另外，农产品被转译为特色消费品，乡村景观被转译为观赏性消费品。通过都市居民消费活动这一OPP，异质性行动者实现了角色的转换(图5)，美丽乡村的消费空间特征逐渐形成。

      

       图5 都市居民消费活动对行动者的转译

       Fig.5 The translation of actors by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activities

       在这个过程中，外来投资经营者、消费者为主的市场力量成为控制网络的关键行动者。大世凹村改造前共有村民36户，改造完成后，12户村民自愿被安置到谷里街道的拆迁安置社区，其房产归集体所有，随后租给外来经营者。目前大世凹村共有48户，由原住村民24户和外来经营者24户组成。村民更多是使用大世凹村的居住功能，而外来投资经营者将这里视为游客的消费场所，资本的盈利空间。2012年4月，大世凹村开始开放经营时，个体经营户有23家，其中村民开办饭店的有12家，外来营业的有11家。但是随着政府补贴政策的退出，以及市场激烈的竞争作用，村民开办的饭店由于经营不善而导致6家关门，目前只剩6家继续经营，分别为荷塘人家、桃园人家、庆和居、归园田居、牛首土菜馆和天阙美味居(图6)。外来营业者的数量略有增加，截至第二次调研时，已经增加到14家。外来者经营的饭店日平均接待游客量和年平均收入都大于村民经营者，对村民经营者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在旅游淡季，大部分村民经营者歇业，外来营业者经营的饭店成为仅存的可消费场所。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外来营业者逐渐走向行动者网络的中心，成为关键行动者。而村民由于不善经营而难以为继益，逐渐退向行动者网络的边缘。在空间上，村民也退居一隅，如辅房或楼上，而主屋、客厅、庭院等原本村民生活的主要前台空间腾让给外来经营者和消费者。

      

       注：图中编号为每户的门牌号

       图6 大世凹村本地及外来经营户空间分布情况

       Fig.6 The space distribution of dealers in Dashiao village

       4.3 行动者网络的转变机制

       随着美丽乡村物质环境建设完成，经营阶段开始，政府的作用减弱，村民和行动者网络的关联由直接走向间接，连接度降低，外来投资营业者进入并逐渐走向网络中心，成为关键行动者，新的行动者网络出现。这体现了行动者网络的动态调整过程，该过程主要受以下两重机制的驱使。

       (1)行动者网络本身的控制和排斥性。由其目标意图以及行动者网络所要求的一致性所决定。行动者网络的目标意图，往往也是关键行动者的意图，决定了它需要招募的行动者和行动者有意义的行动，否则将被排除在外。从美丽乡村到都市居民消费空间，行动者网络的目标已经从改善村民生活环境转向通过都市居民消费来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提升村民生活质量。因此，那些不进行任何经营活动的村民就被网络排除在外。而村民之间也因为利益获取与分配的不均而造成分化。部分村民反映“如果与政府及相关部分的人员有‘关系’，房子就能整修的好一点，赔偿也多”。随着外来营业者和消费者为主的市场力量逐渐壮大，不善于经营的村民也面临被网络抛弃的命运。不同村民对游客的态度也截然不同，从事经营的村民将其作为顾客而欢迎之至，但非经营村民则将游客看作“乡村环境破坏者”而心生厌恶和反感。例如有村民提到“上午出去一趟回来，家门口的野菜全被游客拔光了”，“游客垃圾随处乱丢”等。

       (2)涉及异质行动者的不同利益诉求能否在某种情况下得到满足。主要是当外部环境和要素变化时，获益通道发生改变，原有的行动者网络随之改变、消亡或出新。由于乡村景观的季节性特点和南京地区冬季寒冷，夏季酷热的气候因素制约，都市居民对美丽乡村的消费活动呈现季节性和假日消费为主的特征。即每年春季的3-5月以及秋季的9-10月是旺季，其余超过半年的时间消费者寥寥无几。这一周期性且不稳定的市场环境给经营饭店、旅馆的村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天阙美味居的老板娘向调研小组调研人员抱怨“人(消费者)少了很有压力，不但赚不到钱，还要给厨师发工资”。因此，有部分村民只在旺季的时候经营，其余时间外出打工，一些返乡开店的业主在出现经营惨淡的情况下再次选择外出打工而放弃了经营。这些对都市居民消费空间行动者网络的稳定性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5 结论与讨论

       在中国城乡关系及乡村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当前乡村地理研究出现“后现代转向”的语境下，运用ANT，以大世凹村为案例，对现阶段国内涌现的美丽乡村建设现象与都市居民消费导向的乡村发展方式进行剖析。发现在乡村空间的重构与再构过程中，土地、房屋、乡村景观、基础设施、资本等非人类行动者，政府、村民、基层党政组织、文化名人、外来营业者、游客(消费者)等人类行动者在各自利益驱动下通过共同的OPP缔结形成行动者网络，并随着时间演进和环境条件变化而发生转化，即先后形成对应于“美丽乡村”和“都市居民消费空间”的两个行动者网络。进一步通过对行动者网络的转化过程和机制分析，剖析在乡村建设与转型发展过程中，政府及政策的作用机制及其有效时域，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及其所带来的利益争端与社会不公问题，村民由乡村社会与空间的主体沦为都市居民消费空间中被边缘化的角色。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大世凹村从普通乡村到美丽乡村的转变，蕴含着一个以江宁区政府为关键行动者，吸纳了多个人与非人的异质性行动者所缔结的行动者网络。谷里街道、周村社区、大世凹村村民、国画大师等人类行动者，自然及人文景观、土地与房屋等非人类行动者在美丽乡村行动者网络中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ANT中的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的对称性原则对此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2)私营村民、外出打工返乡者、外来打工者、外来营业者、游客、农产品、农村景观等行动者通过都市居民消费活动实现了角色的转换，也完成了大世凹从美丽乡村到都市居民消费空间的重构。在这一过程中，相关政策和资金支持的退出，区政府联合外来营业者、消费者为代表的市场力量转而成为大世凹村社会空间重构的主导机制。为迎合消费需求，乡村景观和乡村文化被消费趋于消解，特别是村民以及村民的日常生活在被部分地选择和放大的同时，出现了边缘化和后台化，非本土的乡村文化及生活被移植或象征性地挪用，致使原真的乡村性趋于消逝。

       (3)借助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先后通过两个不同的行动者网络以及网络变化的机制，来转述大世凹村的社会空间重构的机理。关键行动者，特别是政府所定义的目标意图的变迁，即由改善物质环境转变为促进经济发展决定了社会空间重构的方向，以及外来经营者和消费者介入并成为后续关键行动者的可能。而行动者网络的利益格局、利益通道的变化是导致行动者退出、转变角色、新的行动者进入和网络变化的内在机制。由于行动者网络是一个充满利益争夺和协商的动态连接，社会空间的重构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4)在行动者网络视角下，美丽乡村不仅是提供村民生活和游客抒情怀旧的场所，更是一个由政府、组织、村民、消费者、资本、景观、文化、建筑、土地等异质性行动者及其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具有一定权力关系与动态变化的行动者网络空间。其中，村庄的主人——村民自始至终都没有发挥关键行动者的作用，并且在参与或受斥于行动者网络过程中，出现利益分化与不公现象。

       Murdoch将行动者网络空间定义为两种，即标准空间(spaces of prescription)和协商空间(spaces of negotiation)[27]。从垂直向度来看，美丽乡村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稳定的，在强有力的政府作用下，各行动者团结一致的标准空间。都市居民消费空间则是由市场决定的，相对不稳定的，行动者之间需要协商的空间。从水平的向度来看，大世凹村的案例又是中国的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行动等政治和政策推动下的标准空间，和大世凹的具体情形，即协商空间相叠合的结果。但是，如何更好地叠合，即更好地将政府与市场力量结合起来，调动各类行动者的积极性，协调作为生活空间与消解乡愁的美丽乡村，与具有经济活力的都市居民消费空间的冲突，将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收稿日期：2014-12-27；修订日期：2015-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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