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接受视野中的唐宋变革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宋论文,视野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变革与过渡
“唐宋变革说”之所以寿过期颐却仍充满学术活力，即在于她的独创性和开放性。①其开放性尤其表现在这一学术命题的内涵及外延，创立者(内藤湖南)及其完善发挥者(宫崎市定)虽有明确界说，但这些界说都只是框架性的，“描述性的”，“方案性的”，总体而言还停留在有待详密实证的假说层面，宫川尚志名之以“Naitō Hypothesis”(内藤假说)，是非常适切的。②唯其如此，也就为这一学说的继承发展或证伪立异，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从而出现了对这一学说的不同理解、发挥乃至批判、质疑。正像柳立言先生所指出的，在对这一学说的理解中，由于把“变革”与“转变”混为一谈，“唐宋变革期”与“唐宋时期”混为一谈，以致何谓“变革”，何谓“唐宋变革”，何谓“唐宋变革期”，都存在不同认识，应依据学说创立者的原意加以厘清。③但这些混淆，有的可能源于该学说本身。
众所周知，内藤氏“唐宋变革论”所揭示的中国中世向近世的过渡，是基于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把握，亦即“文化史观”。他将中国文化的发展归结为文化的移动——文化在地域上由内而外的扩展性移动和自外而内的反馈性移动，并据以进行历史分期。“上古”为中国文化形成并向外部扩展的时期，“中世”为文化自外向内反馈性移动的时期，中国文化暂时停止向外扩展的“从后汉后半期到西晋”被界定为从上古到中世的“第一过渡期”，自外向内的反馈性移动即“来自外部的力量在中国达到顶点的”的唐末五代，为从中世到近世的“第二过渡期”。④但内藤氏对“近世”本身的性质判定，却并没有贯彻上述文化移动标准。而且入宋以后，“自外向内的反馈性波动”绝不能说已“达于顶点”，自太宗时发动的高梁河之役和雍熙北伐相继失利，辽军频频南侵，宋东北边境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党项首领李继迁亦崛起反宋，西北边患未曾稍息。后经澶渊之盟，宋朝军民虽以高昂代价换来了较长时期的和平，但在辽、金征服王朝的巨大军事压力下，北宋王朝最终在靖康之祸中覆亡，继起的南宋王朝被逐出中原，偏据东南，最后亦为蒙元征服王朝所攻灭。总之，在内藤氏界定的近世前期(宋元)，“来自外部的力量”并没有停下“反馈”内向的脚步。由于“内藤假说”对中世到近世的过渡期(唐末五代)的定性，与近世(宋代)本身的定性，标准不一，在逻辑上存在缺环，研究者对所谓唐宋变革的“过渡期”也有不同理解。著名宋史专家刘子健即认为唐宋间最“令人瞩目的转折”实发生于两宋之际，南宋初期的“重要转型”，塑造了“此后中国的形象”，其影响绵延至20世纪初。而宋朝“所遭遇的为外来游牧民族所征服的打击”，换言之，“来自外部的力量”，仍被视为两宋之际“质”的、“永久性”转变的重要契机。⑤按照刘说，则整个北宋便被归入到“过渡(转型)期”。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将内藤氏基于文化发展、移动的历史分期观，延伸到对宋以后时代的把握上。
如上所述，内藤氏基于文化发展、移动的历史分期观实际上只贯彻到中世、近世之间的“第二过渡期”(唐末五代)，⑥至于“近世的内涵”，或者说“中世和近世的文化状态究竟有什么不同”，内藤氏原本有系统论说，即“唐宋变革说”，内藤乾吉氏表述为“中国近世开始于宋代说”。此说要点已为众所熟知：(1)贵族政治的衰落和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2)君主地位的变迁；(3)君主权力的确立；(4)人民地位的变化；(5)官吏录用法的变化；(6)朋党性质的变化；(7)经济上的变化；(8)文化性质上的变化。⑦然而上述诸变革的起点既不一致，终点更不一致，变革速率也是疾徐不齐。如第1条中“贵族政治”的衰微，第4条中，标志着“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的租庸调制的崩坏、两税制的施行，第8条中作为文化性质发生显著变化的新《春秋》学的出现，古文运动的复兴，内藤氏皆明确指出其出现于“唐代中叶”。第2、3、6诸条，第1条中君主独裁政治的形成，第7条中作为经济变化标志的货币的大量使用，第8条中绘画、音乐等艺术的变化，大抵都要入宋以后才表现明显。第5条选举方面九品中正制的废除、科举制的建立，实发轫于隋，“隋唐的科举依然是贵族(性质)的”，其“完全脱离掉贵族政治的框架”，则有待于宋。总之，内藤氏以“唐末五代”作为中世到近世的“过渡期”，认为过渡始于唐末，“至宋代而止”，只能是就总体而言。在以上诸变革中，如果研究者关注、强调的方面不同，对变化程度轻重的把握不同，对“过渡期”的理解也自然就不同。
内藤氏的学生那波利贞氏，即在其师唐宋变革说的基础上，就中世到近世的“过渡期”(那波氏称为“转变期”)，提出了自己的独立意见。他认为两个大的时代之间的转变期，因其转变程度之轻重、转变期之长短而有如下数种情形：其转变程度轻者，所区分的前后两个时代短，各自不过几十年而已；其转变程度重者，所区分的前后时代长，各自长达数百年之久；就转变期本身的长短而言，其短者不过数年间而已，其长者或绵亘百年以上。他认为唐玄宗朝开元二十六七年(738、739)至天宝二三载(743、744)之际六七年间，为一转变期最短、转变程度却最重的转变期，当此之际，出现了中国中世时代向中国近世时代的推移，非徒唐朝内部前后期的转变而已，因而是最具时代区分意义和永久价值的转变期。那波氏用175页的篇幅，先从政治史方面、社会史方面论述唐代开元末期以前和天宝初期以后的时代差异，继而列举绘画、书法·文字、儒学·文学、玄宗的性格好尚和以人生观为中心的世风人情等5个方面12项实例，论证了此间文化领域内从贵族倾向到庶民倾向，从保守传统倾向到创辟翻新倾向，从庄重典雅倾向到轻躁卑俗倾向的急遽转变。最后指出，广义上的具有中世时代本质、倾向的历史现象在开元二十六七年间逐渐地消歇灭绝，广义上的具有近世时代本质、倾向的历史现象在天宝二、三载间逐渐地萌生兆现。这些新倾向在中唐、晚唐、五代爆发出惊人的生长力，蓬勃发展，致使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及至宋世，时代风貌相对于唐乃焕然一新。⑧上述可见，在中世向近世的转变上，那波氏与其师的观点有很大差异。内藤氏所论唐宋间若干重要变革虽然有的出现在唐中叶，但他确定的“过渡期”却是“唐末五代”，即始于唐末下讫宋初。“唐末”若准以唐诗分期中的“晚唐”，即文宗朝以降，则过渡期长达130余年，且“中唐”约70年尚不包括在内。那波氏的转变期却只有开元天宝之际六、七年间，转变期之后即被视为“进入近世时代”，尽管自中唐下迄宋初“具有近世时代本质、倾向的历史现象”还在继续发展着。
具有近代历史学特征的中国史研究实源于日本，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突破王朝断限的历史分期。内藤湖南关于近世的划分，特别强调不以“朝代更替划分”，“必须看它是否具备近世的内涵”。⑨所以他在首次公开提出唐宋变革说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开首即称作为习语的“唐宋”一词，“从历史特别是文化史的观点考察”，“并没有甚么意义”，因为唐和宋的时代性质不同，唐是“中世的结束”，宋是“近世的开始”。但就内藤氏所论中世、近世的起讫而言，朝代更替与时代分期基本上是重合的。那波氏所认定的“转变期”，就其“不必太拘泥王朝兴亡现象，主要依据历史现象的变化推移状况”来确定，⑩实颇得其师历史分期理念的真昧。
要确定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渡期”或“转变期”，首先必须要确定前一个时代的终点和后一个时代的起点。而历史从来就是一个整体，它总是罔顾任何“抽刀断水”的人为分割而自相联结为一体，唯其如此，直观地体现治乱分合的朝代更替往往很自然地成为历史分期的标志。内藤湖南的历史分期力图打破朝代断限，立足于中国史内部的文化发展脉络并据以把握其发展阶段性，(11)却仍然没能完全摆脱朝代更替的旧史学影响。那波氏的唐开天之际“转变期”说，可能是对内藤湖南中国历史分期最早、最重要的批评、修正。(12)那波氏的立论着眼于文化发展的动向，见微知著，小中见大，既继承了“内藤假说”文化史观的精髓，又通过详确的实证考察，特别是利用当时研究者很少使用的英法所藏敦煌文书资料，在“内藤假说”基础上取得显著推进，多发前人所未发，特别是在关于中世向近世的“过渡期”问题，关于唐宋历史发展的断裂与连续性问题上。
二、断裂与连续
内藤氏“唐宋变革说”特别是其中的“过渡期”，学者有不同看法，从70多年前的那波氏，到近年的刘子健氏，都提出了新的“过渡期”说，他们都不认为唐、宋二朝可截而为二。陈寅恪先生《论韩愈》称：“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文中又指出，“(韩)退之首先发见《小戴记》中《大学》一篇，阐明其说，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退之发起光大唐代古文运动，卒开后来赵宋新儒学新古文之文化运动”。(13)总之，《论韩愈》亦就学术文化立论而及于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认为韩愈生活的时代即中唐，发生了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变革，它不仅将唐代划分为前后两期，而且其前期上承六朝，后期下启赵宋。这样的观点其来有自。清人叶燮的《百家唐诗序》，则是基于文学变化的“中唐变革论”：
吾尝上下百代，至唐贞元元和之间，窃以为古今文运、诗运，至此时为一大关键也。是何也？……迨贞元元和之间，有韩愈氏出，一人独力而起八代之衰，自是而文之格、之法、之体、之用，分条共贯，无不以是为前后之关键矣。三代以来，诗运如登高之日上，莫可复逾，迨至贞元元和之间，有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辈出，群才竞起，而变八代之盛，自是而诗之调、之格、之声、之情，凿险出奇，无不以是为前后之关键矣。……今天下于文之起衰，人人能知而言之，于诗之变盛，则未有能知而言之者。此其故，皆因后之称诗者，胸无成识，不能有所发明，遂各因其时，以差别号之，曰中唐，又曰晚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14)叶氏以“中唐”为文运、诗运的“古今百代之中”，亦即中国文学史上划分前期后期的“关键”所在，上述那波氏、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实与之同调，唯那波氏、陈氏所论涉及面更为宏阔而已。陈先生并世学人中，持这种观点的颇有其人。如吕思勉先生，论“隋唐五代学术”时称：“吾尝言有唐中叶，为风气转变之会，今观于其文学而益信也。”又称：“我尝说：唐中叶后，实为中国文化转变之机，至北宋为成熟。”他在1923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中将国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现代五期，以唐中叶为近古开端(下讫南宋)；1934年出版的《中国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期，唐中叶仍为近世开端(但下讫明朝)。1952年吕氏有三篇文稿涉及拟编的中国通史的分期，自称其分期标准乃“依社会发展之情势”，其分期均为三大期，唐中叶或为第三大期之开端(下至鸦片战争前)，或为第二大期(“自后汉至近代西力东渐以前”)中的第二小期(“自唐中叶以后至清室盛时”)之开端。(15)总之，在吕先生的各种历史分期中，唐中叶以后与宋代都属于同一时期，二者没有断裂。又如柳诒征先生，论“唐宋间社会之变迁”，谓“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16)又如钱穆先生，亦谓“科举制既兴”，“中唐以来中国政治、社会走入一新境”，“社会既成一平铺散漫之社会，而其政治，仍为一和平的大一统之政治”，甚至“逆溯中国当前病像，推之最远，至于中唐安史之乱以来而极”，(17)实以中唐为古今以来一大转捩点。
唐史专家唐长孺先生曾在其总结性著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以三分之二的篇幅讨论以“南朝化倾向”为特征的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重大变化，指出这些变化都发生于唐代中叶，这些变化不仅上与东晋南朝相衔接，而且下开宋代历史发展新局。(18)正是在前人基础上，汉唐社会经济史专家张泽咸先生著文指出：“唐宋变革论者认为唐宋之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在我看来，还不如唐代中叶变革说有力。”因为阶级关系、统治阶层、赋役制度、职官制度、科举制度诸方面，“其重大变革都发生于唐代中叶。唐宋之际虽然继续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但其性质也都不如中唐变革那么深刻而有重大意义”。(19)宋史经济史专家漆侠先生亦指出“中唐以来经济关系的变革”，“从土地国有转有私有，从土地所有权到分配制度的全面改革，其方面之广，规模之大，实为历史上罕见”。经济关系的变化还招致思想文化领域新的思想、新的学风的出现。(20)
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著名学者侯外庐先生，明确主张以中唐为划分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转折点：“中国封建社会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后期可以隋和唐初为过渡，从中唐至明代中叶为一个阶段。……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21)胡如雷先生以北宋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开始。但他又认为：“放眼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全过程，就会发现，唐中叶到宋代，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而显著的演变”；“唐宋之际的历史变革阶段可以从公元八世纪中叶，即开元、天宝间均田制基本破坏算起”；即中唐的变化仍是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开端。(22)
上述各位先生的意见表明，中唐以降与赵宋的历史发展是紧密衔接的，换言之，“唐宋变革”的起点应是唐中叶。而相对于以王朝为单位的唐宋变革，强调中唐至北宋初变革的连续性，才是真正打破了旧的王朝历史分期。如果我们对照内藤氏所给出的唐宋变革的若干主要指标：如政治上贵族(门阀士族)及贵族政治的衰落，选举制度中科举地位的升重，特别是“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的进士科的崇重；兵制中由征兵而募兵的变化；均田制崩坏后的“不抑兼并、不立田制”，特别是堪称标志性变化的两税法的颁布及客户地位的合法化，乃至与之相应的平民(编户齐民)地位的有所上升；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及相应的商税比重的增加；学术文化特别是经学、文学领域内新风气的出现，如啖助新《春秋》学派的形成和古文运动的兴起；所有这些重大变化都发轫于唐代中叶，并在入宋以后得到继续发展，其连续性足以使两个不同的朝代紧密对接，填平朝代更替所形成的鸿沟。当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际，实际上连他自己也不认为宋周兴替与此前四代的皇权嬗代有何区别。而五代政权的出现，确实也是中唐以降长期藩镇割据的产物。
上述变革发轫于中唐，而完成于或曰定型于宋代。但上述各方面的变革从发轫至定型，既非整齐划一，亦非直线向前，或有迂回曲折，还有的在变革过程中转换方向，以致其完成形态与发轫之初的面貌迥异。这些变革更不是在宋代的某一时点同时到达、定型的，而有前后快慢，参差不齐，有的甚至在唐末即告完成(如门阀士族阶层完全解体，贵族政治残余最终消亡)，有的则要下逮南宋才最终定型(宋代新儒学特别是其中程朱理学的定型)。至于定型后的继续变化，则又不待言。如何把握上述复杂的唐宋变革过程，尚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课题。(23)
三、接受与创造
如果我们认为唐代中叶是唐宋变革的起点，宋代是不同领域的变革陆续完成乃至定型后继续向前发展的时期，那么，身处唐宋变革完成、定型时期的宋人，对自己的时代是否有一种自觉意识？他们又是怎样看待前此时代特别是与宋相邻的唐代的文化呢？拙撰《“唐宋变革论”三题》曾指出，宋初力图避免重蹈“五代”覆辙，不愿意成为“第六代”短命王朝，因而极力效法强盛的汉、唐，其内政外交、文治边防，乃至朝堂奏议、经筵进讲，无不以汉唐故事为典范。(24)及至宋仁宗时代，士林兴起了一个致君尧舜、回归三代的运动，当彼之际，对所处时代日益自觉、自信的宋代士大夫，怀着以超越汉唐为己任的昂扬使命感，对前代首先是唐代文化重新进行审视。拙文还围绕宋人对白居易《琵琶引》、欧阳詹《初发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太平广记·释证三·延州妇人》等诗文的接受过程，指出宋人对唐代文化的重新解读，“是按照所处时代的价值尺度，并夹杂着自己的希望和想象”，“因而解读过程中不免出现误读、误解甚至改写，这实际上是对前代文化的一种改造性或曰创造性接受”。耶鲁大学历史系韩森教授曾质疑上述三例带有随机性、偶然性，或有以偏概全之嫌。(25)在韩教授的启发下，笔者在前文基础上对宋人的唐代文化接受过程作了进一步研究。我们知道，内藤湖南之创立唐宋变革说，正是基于文化史观，上述叶燮、陈寅恪、吕思勉诸氏所论中唐变革，亦以学术、文化为中心，因而考察宋代的唐代文化接受史，将有助于展示发轫于中唐的诸多变革之定型于宋代的具体历程。而文化接受主体对接受对象的理性阐释、能动改造乃至重新建构的过程，也可以从一个特定视角觇望中唐变革在宋代定型之后新的发展和动向。限于篇幅和作者的知识面，下文拟以中唐啖助新《春秋》学为中心，在前人基础上就宋人对唐代文化的接受及其所反映的唐宋变革信息，略作述论，以见其涯略。
唐代经学领域最为标新立异者，应首推啖助学派的新《春秋》学，其代表人物啖助、赵匡、陆淳，在唐代“皆为异儒”。(26)所谓“异”，即在于该学派一反汉唐以来的训诂义疏传统，开创义理阐发新风。(27)具体而言，一是以经义为主，不以传害经，亦不“屈经申传”，(28)而是直接从《春秋》经文去发掘被掩隐于传中的孔子理想，以服务时政。二是打破门户之见，从三传分立走向三传统一，“变专门为通学”。(29)三是勇于疑古，以己意解经，从“推理例”中“求事实”。(30)啖助新《春秋》学在当时即产生较大影响，一时出现多种会通三传的《春秋》研究著作，如冯伉《三传异同》，樊宗师《春秋集传》，韦表微《春秋三传总例》，刘轲《三传指要》，陈岳《折衷春秋》等。(31)新《春秋》学突破专门之学、打破门户之见的研究方法，使《春秋》学更具开放性、普及性，不再是局限于少数人的极度专门化的绝学，柳宗元所撰陆淳墓表有云：“(陆先生质)能知圣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积学以人圣人之道，传圣人之教，是其德岂不侈大矣哉！”(32)新《春秋》学之突破三传、直探经旨，还具有解放思想、革新研究风气之功，韩愈《寄卢仝》诗中的名句“《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人所熟知，不待详论。啖助新《春秋》学对中唐政治特别是对柳宗元等永贞革新集团的深刻影响，自章士钊先生《柳文指要》首为揭橥：“陆淳并非子厚一人之师，而实是八司马及同时辈流之所共事。”已引发不少研究成果，(33)这与该学派直面时政的学术品性有关。
啖助新《春秋》学之蔚为一股新的学术潮流，开花结果，还是在宋代。在汉宋学术转型中开风气之先的孙复，以稳健著称的《春秋》学者刘敞，最先受此学沾溉。四库馆臣所谓“盖北宋以来，出新意解《春秋》者，自孙复与(刘)敞始，(孙)复沿啖、赵之余波，几于尽废三传”；(34)皮锡瑞亦谓“自唐陆淳《春秋纂例》始，淳本啖助、赵匡之说，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是《春秋》经学一大变。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并列举孙复、孙觉、刘敞以下十余名学者；(35)堪称代表性评论。但欧阳修、宋祁所修《新唐书·儒林传》及“赞”中，则谓“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诎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苏轼、常秩、晁公武等对啖助、孙复之《春秋》学，亦有非议。然而终宋之世，啖、孙、刘一脉传授不绝。北宋程颐“称其(啖陆之学)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南宋朱熹则谓“唐之陆淳、本朝孙明复”之《春秋》学，“观其推言治道，凛凛然可畏，终得圣人意思”。(36)遂为定评。
夷考啖助新《春秋》学在宋代盛行的时间，当始于仁宗朝庆历年间。陆澄《春秋集传纂例》等三书最早的宋刻本，即为庆历八年(1048)朱临所刻。如欲追索宋儒“以己义解经”乃至“疑传改经”的新儒学风潮，势必溯源到中唐啖助新《春秋》学，而最重要的推手自应首举孙复。叶梦得曾批评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尤为肤浅”，“专废传从经。然不尽达经例，又不深于《礼》学，故其言多抵牾，有甚害于经者”。(37)其实孙复的《春秋》学不仅仅是前承啖助学派的“废传从经”，更是固执己意的《春秋》注我——借托《春秋》经文表述自己的思想观点，并将之看做是隐含于《春秋》中的孔子的真意。孙复《春秋》学在啖助学派基础上的推进，激发了宋儒对《春秋》的独特阐释和重新提问，从而推促了《春秋》学在北宋的盛行。(38)在孙复逝世的仁宗嘉祐二年(1057)，程颐适参加在开封举行的乡试，考题中有要求阐明啖助新《春秋》学的策问，其中有云：“……自去圣既远，诸儒异论，圣人之法得之者寡。至唐陆淳学于啖、赵，号为达者，其存书有《纂例》、《微旨》、《义统》，今之学者莫不观焉。若夫诸儒之所失，与陆氏之所得，学者必有所取舍也。试为条其大要，庶以质其是非。”从程颐对策中所谓“……独唐陆淳得啖先生、赵夫子而师之，讲求其学，积三十年，始大光莹，绝出于诸家外”，(39)以及对策中显示的程颐对啖助《春秋》学的熟稔几乎达到巨细无遗的程度，可知啖助新《春秋》学在宋仁宗时代的广泛流行和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它已成为应试学子的必修课程和必备教养。
实际上啖助新《春秋》学所提倡舍传求经、以己意解经的新学风，并不限于《春秋》一经，在经学上实具有普遍的意义，甚至不妨说北宋的经学就是以《春秋》学为中心的。其风气所至，即如司马光所说：“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王应麟认为这一风气形成于庆历年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陆务观曰：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40)属于“庆历新政”中坚人物的欧阳修，所受啖助新《春秋》学的影响，绎读所著《春秋论》、《正统论》乃至史著《新唐书》、《新五代史》，即可见知。他还是《诗经》学领域开一代风气者。所著《毛诗本义》认为《诗序》非子夏所作，指斥毛(亨)传、郑(玄)笺之失乃“文义不完而难通”，“患于自信其学而曲遂其说”，多违诗人本意。又谓《邶风·静女》、《齐风·东方之日》等诗，“乃是述卫风俗男女淫奔之诗尔，以此求《诗》，则本义得矣”。王应麟称：“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41)及至南宋，对《诗序》的批驳更见严厉，中经郑樵《诗辨妄》专攻毛、郑之失，到宋学发展成熟时期的代表人物朱熹，遂进一步以义理解《诗》，以至废弃《诗序》，以“诗”说“诗”，直指本义，提出新解。他明确指出《诗经》中有一部分为“淫奔之诗”，约30篇含有这样的内容，(42)从而使它们得以还爱情诗本来面目。作为宋代新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以己意增补《大学》“格物致知”章；删减《孝经》，将其分为经1章，传14章，从而改变《孝经》原有结构及章目次序，都是经学史上众所周知的事件。
综据上述，可以说，中唐啖、赵、陆所开创的新《春秋》学，大约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已蔚成风尚，发展成熟，或者说定型为公认的经学范式。仁宗以降，“不难于议经、何况传注”的风气更加发扬，从舍传疑经、疑传改经，到增传删经。这应该是中唐北宋新经学基础上的新变化。
在文学方面，从中唐到北宋的发展，逻辑上是一贯的。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如实地描述了北宋文学发展的轨迹。(43)欧阳修青少年时，是“杨(亿)刘(筠)之作号为时文”的时代，“脱略颠倒无次第”的《昌黎先生文集》尚被冷落在“壁间”的“敝筐”里。年轻的欧阳修虽对韩文崇拜欣赏之至，但忙于应试入仕，格于干禄养亲，却无暇顾及。进士及第后，才“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这时候“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韩文方“行于世”。至仁宗后期，则已然“学者非韩不学”了。也是在北宋中期，杜甫作为唐诗第一人的地位业已稳固地确立。论者指出，中唐至北宋的诗歌变迁史，“以元和诗人群体推崇杜甫为开端，以唐末五代宋初各派酷嗜白居易、贾岛、李商隐为延续，以天圣欧梅诸人尊奉韩愈为突破，以元佑诸公师法杜甫为高潮”。(44)据之，中唐文学在北宋的接受史，差可与上述中唐经学在北宋的接受史相仿佛。两宋之际，宋代文坛终于推出了本朝的典范苏、黄，并且已在前代文学中重新物色了新的接受对象陶渊明，它标志着宋代文化新的起步，这是发展中的中唐文学在北宋中期到达驿站后的起步。
在史学方面，欧阳修主撰的《新唐书》，所独撰的《新五代史》，相对于本于唐朝五代国史的《旧唐书》、《旧五代史》，并不在于史实的增益，而在于人物、事件及制度的价值评断，这些评断深刻地渗透着宋代新儒学的精神。清人沈德潜谓“旧(唐)书以完善胜，故司马光作《通鉴》往往取之；新(唐)书以识见胜，故朱子作纲目往往取之”，即充分说明了《新唐书》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欧阳修对《旧唐书》的改造性接受。(45)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欧阳修《新唐书·五行志》，一反《汉书》以来下至《旧唐书·五行志》的传统书法，仅“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对天人感应之说不无否定，显示出过人的眼光和勇气，故其子欧阳发所述《先公事迹》中称其父“平生所辨明十数事，皆前世人不以为非，未有说者”，其中即有“《(新唐书)五行志》不书事应，悉破汉儒灾异附会之说”。(46)朱熹《通鉴纲目》是南宋史学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严格地说那是理学化或者说是“道学作用”下的史学成果，(47)是对北宋史学的创造性或曰改造性接受。
深受京都历史学派“内藤假说”影响的法国学者谢和耐，认为安史之乱后中国开始了向“近代”的过渡，中唐“开始出现了巨大变化”，“在11世纪时产生了一个与6—7世纪完全不同的社会”。蒙文通先生认为，“有唐之古文以反六朝之俪体，而开宋之古文，有唐之新经学、新史学以反唐初《正义》、五史一派，而下开宋之经、史学”，“大历以还之新学虽枝叶扶疏，而实未能一扫唐之旧派而代之。……在庆历时代，然后朝野皆新学之流”。陈来说，“在文化的‘近世化’过程中，中唐到北宋前期学术之间看上去似乎超历史的联结十分引人注目”。“韩愈和他的弟子李翱提出的复兴儒家的基本口号与发展方向，确乎是北宋庆历时期思想运动的先导。而庆历时期思想运动又恰为道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48)以上三位先生都注意到中唐与北宋的历史连续性，以及这一段历史在北宋庆历年间的告一阶段性。这与我们从文化接受视角看到的唐宋变革的进程是一致的。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说，唐宋变革的起点和终点，是唐中叶和北宋中期，稍具体些，是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和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前者是一场大乱过后的相对稳定，后者是长期承平后的危机叠聚。起点到终点长达280余年，如果说是过渡期，则是一个漫长的过渡期。不过中唐以降各方面的发展，不无起伏、曲折、跳跃、倒退，但向前发展的总趋势却并没有逆转。
已成过往的唐代学术文化是不变的，变的是作为唐代文化接受者的宋人；宋人对唐代文化的接受过程，反映了宋代文化前行的步伐和时代的要求。内藤湖南认为，“宋朝初期的文化基本延续了五代末年的文化”，宋初太祖、太宗、真宗时代“都有复兴唐代贵族文化的愿望”，直到仁宗以后，才背离“太宗、真宗的企图”，进入唐朝中期开始萌芽的新文化的“成熟期”。(49)就上述宋人的唐朝文化接受史而言，直到仁宗时代，都是前承中唐以来的文化动向，其后则别开生面，以超越汉唐远承三代为口号，建构以新儒学为代表的以理学为特色的独立、系统的“宋学”。(50)当然，在此建构过程中，仍伴随着对唐代文化乃至中唐以降开始萌芽的新文化的选择性接受、批判、改造乃至扬弃。
注释：
①牟发松：《“唐宋变革说”三题——值此说创立一百周年而作》，《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王水照：《重提“内藤命题”》，《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
②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载《唐研究》第11卷“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5页。
③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
④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上)·中国上古史》，夏应元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牟发松：《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试析》，《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
⑤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序言”、“导言”。赵冬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页。美国学者史乐民、万志英主编的论文集《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一书，亦强调两宋之际的变迁，以南宋作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起点，从而与以北宋为近世起点的“唐宋变革论”相区别，“宋元明变迁论”也可视为以两宋之交作为唐宋变革期的终点。详见赵世瑜：《明清史与宋元史：史学史与社会史视角的反思——兼评〈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⑥内藤氏的文化发展、移动观，除了地域上自内(华夏族居住的中原地区)向外(外部种族居住的边陲地区)、由外向内的空间移动外，还包括文化在社会阶层间自上而下的转移。但就其中国历史分期论而言，从上古至第二过渡期的历史分期，显然是根据文化发展、移动来划分的。关于“近世的内涵”的规定，诸如人民地位、官吏录用、经济、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变化，都涉及文化在阶层间的移动，对于近世时期文化在地域上的移动，则未正面涉及。但内藤氏1909年为讲授“支那近世史”而撰写的备课笔记中曾谈到“与邻国的关系”、“国民自觉意识的唤起”，指出宋朝从以往汉族的大一统“天下”国家沦落为与辽、金、元等夷狄国家对峙、对等甚至相对为弱的“一国”后，出现了以“正统论”为标识的国民自觉意识(见《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卷末湖南哲嗣内藤乾吉氏所撰《后记》，东京：筑摩书房，1969年版，第523－531页。)，但在以后公开出版的讨论中国历史分期的论著中，却未曾涉及。后来宫崎市定阐发其师“唐宋变革说”的名作《东洋的近世》中，专辟有一节，对“东洋近世的国民主义”，论证中国近世国民的自觉在与周边民族的对立中勃兴，并涉及文化、民族的地域移动问题，这是对“内藤假说”的系统发挥和重要补充。宫崎文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02－216页。
⑦《中国史通论(上)·中国近世史》第1章“近世史的意义”，第323－334页。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载上揭《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
⑧那波利贞：《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序说”及第1编“开元末、天宝初之际作为一个时代转变期的考证”。东京：创文社，1974年版，第1－196页。
⑨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中国近世史》，第323页。
⑩那波利贞：《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第7页。
(11)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卷首所载谷川道雄所撰《致中国读者》。
(12)那波氏提出开天之际“转变期”说的《开元末、天宝初之际作为一个时代转变期的考证》一文，系1937年5月提交的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见《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卷末所附“那波利贞博士著作主要目录”，第687页。
(13)陈寅恪：《论韩愈》，载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4)《已畦集》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81、82页。
(15)吕著《隋唐五代史》下册第21章第5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1版，第1330页。氏撰《拟中国通史教学大纲》，氏著《吕思勉遗文集(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7页。吕著：《白话本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同氏：《中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请见二书“目录”。吕氏1952年提出的中国通史分期说，见上揭《吕思勉遗文集(上)》，第525－585页。
(16)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第2编“中古文化史”第16章“唐宋间社会之变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49页。
(17)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18)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3篇“论唐代的变化”、“综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9)张泽咸：《“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
(20)漆侠：《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的阶段问题》，氏著《宋代经济史(上册)》“代绪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版，第1－40页。
(21)侯外庐：《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氏著《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7页。
(22)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氏著《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5－344页。参氏著《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5编《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分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81－421页。
(23)上引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强调，要注意京都学派“唐宋变革”命题的原意和特定含义。“变革”是革命性的“根本的改变”，“足以淹设那些连续，把(唐宋)两个朝代分割”，不应将“变革”混淆于一般的“转变”，将“唐宋变革期”混淆于中性的“唐宋时期”。
(24)兹补充一则制度史方面的故实，从近年来新发现的明钞本《天圣令》残本可见，仁宗时所修法典《天圣令》，即是以《唐令》为蓝本修纂而成，不仅将唐令中适用于北宋当时社会的令文经修改后作为现行法，而且还将弃而不用的《唐令》条目照抄保存于后。详见戴建国：《天一阁藏明钞本官品令考》，《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中华书局，2006年版。
(25)2009年5月22日笔者以“唐宋变革论”为题在本校(华东师大)作讲座，韩森教授应邀作评论专家。她在评论时提出上述质疑。
(26)《旧唐书》卷189下《儒学·陆质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第4976页。
(27)有关啖助学派上述特点，古今论者甚多，已成常识。近年来相关论文，特请参刘乾：《论啖助学派》，《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杨世文：《啖助学派通论》，《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林庆彰等主编：《啖助新春秋学派研究论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版。)收录了海峡两岸及日本多位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刘、杨二文亦被收录。为省篇幅。以下引征收入该论集中的成果，不再注原出处。
(28)王应麟著、翁元圻等注：《困学纪闻》，卷七《穀梁》，栾保群等校点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18页。
(29)皮锡瑞：《经学通论四·春秋》“论啖赵陆不守家法……”条，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59页。
(30)陆淳纂：《春秋集传纂例》卷1《赵氏损益义》，《丛书集成新编》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08册，第258页。
(31)《新唐书》卷57《艺文志一》“春秋类”，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第1441页。并参据稻叶一郎《中唐新儒学运动的一种考察——刘知几的经书批判和啖、赵、陆氏的〈春秋〉学》一文。所列论著的选取，参据稻叶氏论文中所列按著者生存年代先后排列的唐代《春秋》著作表。林庆彰等主编：《啖助新(春秋)学派研究论集》，第312、313页。
(32)《柳宗元集》卷9《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8、209页。
(33)章士钊：《柳文指要·体要之部》卷9《陆文通先生墓表》，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278页。上揭林庆彰等主编《啖助新〈春秋〉学派研究论集》即收有数篇专文，如赖亮郡《中唐新〈春秋〉学对柳宗元的影响》，寇养厚《中唐新〈春秋〉学对柳宗元与永贞革新集团的影响》，等等。
(34)《四库全书总目》卷26，《经部·春秋类》刘敞《春秋传》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5页。
(35)皮锡瑞：《经学通论四·春秋》“论啖赵陆不守家法……”条，第59页。
(36)《四库全书总目》卷26，《经部·春秋类》陆淳《春秋集传纂例》提要。朱彝尊：《经义考》卷179，《春秋十二》“《春秋》尊王发微”条，《四部备要》本，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26页。
(37)上引朱彝尊：《经义考》卷179，第926页。
(38)这里关于孙、复《春秋》学的论述，以及下面关于陈颐的《南庙试策五道》，参考利用了斋木哲郎《由陆淳至北宋〈春秋〉学——唐、宋新〈春秋〉学之系统》一文，载上引林庆彰等主编《啖助新〈春秋〉学派研究论集》。
(39)《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2《南庙试策五道》之二，王孝鱼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6、467页。
(40)上引俱见《困学纪闻》卷8《经说》，第1092－1095页。
(41)欧阳修：《诗本义》卷14《时世论》，卷5《邶风·静女》，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0册第289、290、198页。《四库全书总目》卷15《经部·诗类》，第121页。
(42)涉及朱熹《诗》学的研究成果极多。新近著作有，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特别是第7章“朱熹的《诗经》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杨新勋：《宋代疑经研究》，特别是第3章第4节“朱熹的疑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43)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文忠集》卷7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2册，第576、577页。
(44)李贵：《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2页。
(45)详见谢保成：《〈新唐书〉的纂修及特点》，氏著《隋唐五代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46)《新唐书》卷34《五行志一》，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第871－873页。《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二，中华书局李逸安点校本，2001年版，第2627、2628页。有关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有游自勇的博士论文：《天道人妖：中古〈五行志〉的怪异世界》，首都师范大学，2006年。
(47)陆时雍：《诗镜总论》，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16页。
(48)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社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199页。蒙文通：《评〈学史散篇〉》，收入《蒙文通文集》第3卷《经史抉原》，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402－413页。陈来：《宋明理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49)上揭内藤氏：《中国史通论上·中国近世史》，第394－398页。
(50)所谓“宋学”，本文取邓广铭先生《略谈宋学》中的界定，收入氏著《宋史十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邓文指出，“把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的那个新儒家学派称之为宋学，我以为是比较合适的”，“而理学是从宋学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支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