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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505（2004）05-0017-05
近些年，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似乎有了新的认知和比较确定的看法。一个新的概念正在国际社会流行起来。这个概念就是“中国模式”。在学术界，这个概念并不很新鲜，人们在邓小平视察南方以后就开始讨论“中国模式”问题了。不过，最近国际社会的认同已经给这个概念赋予了一种新的含义和新的生命，其中对中国模式国际含义作出最为系统阐述的是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他于2004年5月7日在伦敦《金融时报》上提出“北京共识”，5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他撰写的《北京共识》的报告。然而，是否真的存在“北京共识”，“北京共识”能否取代“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是否具有普世意义等问题则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一、“北京共识”是从新的视角研究中国发展模式
“北京共识”是用一种崭新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发展模式。谈及发展模式，应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亚洲，日本曾经创造了经济腾飞，称之为“日本模式”。之后，新加坡、韩国、香港和台湾也创造了发展奇迹，称之为“四小龙模式”。尽管“中国模式”的概念还模糊不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正在认识其内在的合理性和经验的可取性。中国在过去20多年里成就非凡。20多年的时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在这短短的历史瞬间里，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在苏联解体以后，西方尤其是美国一些政界人物认为接下来就会是中国的崩溃，更有一些人以摧毁中国这个共产主义最后大本营为己任。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美国就有一波接着一波的“中国威胁论”及其孪生体“围堵中国论”出现。但是，“中国模式”已经历时二十几年而不衰，并且继续保持勃勃生机，所以西方学者和政界就有重新评估“中国模式”的尝试和努力。
雷默在谈到为何要提出“北京共识”这样一个概念时指出，西方人要么将中国视为“威胁”，要么将中国视为“机会”，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需要予以扩展。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不同，这种发展模式与“华盛顿共识”的陈旧思路有着本质的区别。通过这种发展模式，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崛起的力量源泉。这篇文章是写给依然沉浸于争论中国的崛起究竟是“威胁”还是“机会”的那些人的，雷默非常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陈腐的争论。而且，雷默声称他曾就此和100多名中国的官员和学者进行过交流，认为“北京共识”是比较新颖的。这一思想已经酝酿了一些时日，直到最近在中国新一届政府成立后才破壳而出。
对于何谓“北京共识”，2004年5月14日的《香港经济日报》载文认为，这一概念是研究中国经济的西方学者所总结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概括来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20年的发展经验，其中不少是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的，可算是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北京共识”除了涉及经济发展的思想外，还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等方面。雷默认为，中国的新一届政府提出了“新安全观”，即“四不”：不搞霸权主义，不搞强权政治，不结盟，不搞军备竞赛。这是“北京共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和平崛起思想的重要内涵。联系到中国最近几年的新的“睦邻”政策，可以看到中国力图同周边国家进行全方位的交往，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例如，中国参与了40多个亚洲区域性安全与经济论坛，在北边有上海合作组织，在南边有东盟+1和东盟+3，在西南同印度和巴基斯坦改善了关系，在东北主导参与解决北朝鲜问题，主持北京六方会谈。这与华盛顿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即中国用多元化的国际机制来抵消世界上目前单边和单极的做法。就在国际制度中显示身手而言，中国远比美国更加游刃有余。
对于“北京共识”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雷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北京共识”反映了邓小平理论发展的大部分思想，它循序渐进地描述了邓小平思想的形成过程。“北京共识”是从全球化角度看邓小平的发展理论。
新一代领导集体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北京共识”。从邓小平时代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论，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施政过程中所体现的理念：猫的颜色确实重要，现在的目标是找到一只绿色的猫、一只透明的猫。“绿猫”指注重环境保护，提倡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透明猫”指GDP等中国经济发展的所有数据都应该是透明的，都应该经得起检验。在这里，维持稳定、减少污染和惩治腐败成为其重心。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之后的中国，面临新的发展起点，过去的发展理念要适时调整。所以雷默认为，这是“北京共识”的基础。
雷默认为，“北京共识”意味着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其达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和实现大跃进。求变、求新和创新是这种共识中体现实力的基本措辞。“北京共识”之所以能够吸引他国，主要原因是正在崛起的中国以自身模式的榜样作用、自身经济地位的影响力和对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的坚决捍卫为基础。“北京共识”是一项多国参与而且得到充分辩护的安全革命，它至少给人们一种希望：每个国家都可以凭借自身的实力成为强国，也许不足以统治世界，但至少能做到自主自决。
客观而言，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使我们国人的眼睛为之一亮，此前尽管一直有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经验的总结，但都没有把它放在“北京共识”这样的高度进行概括。并且，雷默的“北京共识”涉及中国社会发展的多个层面，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展了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开启了对中国发展模式进行系统性理论总结的新阶段。
二、“北京共识”能取代“华盛顿共识”吗？
对于“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关系，大多数学者对“华盛顿共识”持批判立场，并认为“北京共识”最终将取代“华盛顿共识”。
许多学者认为“北京共识”是针对“华盛顿共识”而提出的。由于有拉美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痛苦经历，人们多方面反思全球化、抵制全球化的消极面，许多国家调整发展战略和政策，美国掀起反恐战争等原因，“华盛顿共识”已日渐式微，甚至有人指出，“华盛顿共识”已经死亡了。自1999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爆发了所谓“反全球化”运动。该运动实际上是抵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呼吁市场化不能以社会分化为代价，经济与社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该相互协调发展。斯蒂格利茨早就明确指出，华盛顿共识“是不完全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误导的”。对改革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机制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不可能是万能的，而必须善于找到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战略：让增长可持续，让社会发展。2004年5月25日，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在全球扶贫大会上讲到：“华盛顿共识多年前就已死亡。它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其他共识所代替。今天，我们要不带着任何共识来参加讨论。”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敢确定新的发展范例应该是什么样子。它们想求得发展与安全，但几百年来的历史告诉它们的是过于依赖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发展模式均以失败而告终。而“北京共识”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它们的理论诉求，其原因正如雷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谈及的，与“华盛顿共识”相比，“北京共识”具有某种反冲动的内涵。“华盛顿共识”认为，一种发展模式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这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北京共识”最引人注目的一点不是它背离了“华盛顿共识”的价值观，而是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发挥个人的积极能动性的角度——分析问题。“华盛顿共识”的目标是帮助银行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民众。“华盛顿共识”推崇的是市场的迅速开放和接受全球化观念，而“北京共识”主张，一个国家在开放的同时必须保护本国环境，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适度、均衡、全面的发展。“北京共识”的灵魂是创新、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
但我认为，“北京共识”不能取代“华盛顿共识”。首先，从经济层面来讲，“北京共识”的兴起，并不意味着“华盛顿共识的死去”，因为“北京共识”是对“华盛顿共识”的一种有益的补充。也就是说，“华盛顿共识”具有合理的内核，其强调的是市场经济转轨的目标，而“北京共识”则强调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可能的途径。“华盛顿共识”更多地强调了市场经济制度运行的必要条件，而“北京共识”则更多地关注制度体系的构建。其次，从二者涵盖内容的范围来讲，“北京共识”涉及面更广泛，内容更庞杂，不存在谁替代谁的问题。2004年6月11日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文章指出，雷默整篇文章都是围绕着“北京共识”是“华盛顿共识”的替代品，然而确切地说，“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发展模式”，它和外交政策没有任何关系。而雷默在文章中除了将“北京共识”说成是“一种发展的新共识”外，“北京共识”几乎完全是外交政策理论。在该文中，对于中国的经济政策与“华盛顿共识”为何不同的这种比较几乎没有，因此很难辨别出二者不同的原因。应该说，对于二者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和研究，说“北京共识”完全替代“华盛顿共识”还言之过早。
三、“北京共识”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软实力”（Soft Power）又称“软国力”、“软力量”、“软权力”，其提出者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美国国防部前部长助理约瑟夫·奈（Jo-seph Nye）。约瑟夫·奈认为，所谓软实力，是指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它是“一种吸引力，让别的国家不由自主跟随你”。相对于具体的国民生产总值、科研成果及转化率、国防力量等硬实力而言，哲学与社会科学只能属于国家软实力范畴。
一个国家的崛起，从根本上说，在于其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历史证明，能在国际上占据主导地位、纵横捭阖的国家，历来都是两种实力兼备的国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需要软实力，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以史为鉴。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昭示我们，大国的崛起都是兼顾了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时发展的结果。
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表明，英、美等国崛起的关键在于不仅追求军事、经济等“硬实力”的强大，而且还注重制度、文化等“软实力”的建设和创新；而德、日等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滞后导致走上发动战争的不归路，强国之梦彻底破灭。
美国由富而强的崛起之路也充分体现了制度创新的作用。美国不仅视自由为发展的目的，而且把自由作为发展的手段。美国在学习英国普通法的基础上确立了以法律制约权力的观念，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是现代世界政治最大的制度创新。美国在崛起过程中认识到了世界潮流的发展趋势，同时采取渐进方式，不断调整国内结构以持续利用外部资源，保证了国家的结构性、物质性变化与其价值观念变化的密切结合与相互平衡，并在新旧价值观念激烈的争论和交锋中，提出了20世纪新秩序的原则——以自由贸易、民主政治与和平为核心的威尔逊主义，而在二战后真正确立了这些原则，使其成为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第二，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要求。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历史环境要求中国把制度建设的目标定位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而软实力的建设则是全球化时代上层建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随着中国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不断提高，中国产品占有世界市场的份额不断扩大，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趋势日益明显。这并不是中国蓄意造成的，而是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本身的必然结果。在今后20年左右时间里，中国对外投资将出现巨大的增长。中国的产品构成和价格体系将影响国际价格的走向，这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并不是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威胁。相反，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可能带动全球价格体系和要素配置发生历史性的、革命性的变动，这恰恰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果。
中国崛起的硬力量部分比软力量部分提升得较早较快，也容易得到各方面的重视。软力量的滞后可能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被疏忽的重要内容。而在软力量中，制度因素又比文化因素更容易引起注意。因此，在中国崛起的大战略中，应当形成硬力量和软力量、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平衡协调发展的总体框架。
中国文化应当成为中国崛起的软力量的重要构成。这种软力量的作用在于对全中国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的感召力、凝聚力和认同感；同时，它对全世界文化的吸收能力有助于改善和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国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确实可以在国际关系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道家的哲学观点对西方思想家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我们的决策层和舆论媒体本身必须高度重视精神产品的质量和文化氛围的培养，尤其是把软力量的建设放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重点发展。
第三，提升软实力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应有之义。和平崛起的过程，既是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不断提升的过程，更是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吸引力、亲和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也就是软实力不断成长和积累的过程。人口众多和多民族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必须以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来协调内部关系，增强全社会的凝聚力。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承担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的责任，必须具有与世界各国进行沟通的能力。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政策主张能够得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认同，其事业的成败得失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再者，提升软实力是保障我国文化安全的需要。美国近来大肆宣传美国商务部前高级官员大卫·罗斯科普的观念：“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讯、安全和质量标准，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它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对于大卫·罗斯科普的观点，我们要警醒。世界对中国地位和影响的肯定，不仅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认可，同时是对一种发展模式及相关理论的认可，“北京共识”的提出及国际舆论对其的肯定意见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既有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不完全掌握主导权。中国在构建软实力并借以发挥国际作用的过程中，必然会遭到西方意识形态的阻击，特别是美国文化霸权的干扰。中国软实力的成长面临西方国家软实力的挑战。事实上，中国的青年一代正在受到西方软实力的侵染。这对中国文化安全形成威胁。因此，构建和强化中国的软实力已刻不容缓。
四、“北京共识”具有普世意义吗？
有学者认为，从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来的“北京共识”，将被赋予一种新模式的地位和普世意义。当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大步走向工业化国家，当计划经济的中国大步走向市场经济时，尤其联系到当今的第三世界国家既想学习西方，又痛苦于不知如何学西方之际，“中国模式”的经验有可能成为全世界获取发展和转型思想的灵感宝库，挑战过去20多年里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在西方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但问题绝非如此简单。我认为，“北京共识”并不具有普世意义，这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对中国自身进行确切的定位是研究“北京共识”的前提条件。
在对中国20多年的发展经验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时，要谨防对中国目前发展阶段和发展状况的不切实际的定位。
法国在二战后从二流国家发展成为现在的世界大国正是得益于其正确的国家定位；而德国在一战时的失败则是起因于威廉二世错误的国家定位。二战后，法国实际上已沦为二流国家，其经济、军事力量受到了战争的极度破坏，法兰西精神中的大国意识难以通过经济、军事等传统方式来实现，因此法国通过文化强国的国家定位，依靠文化的软力量实现并支撑了其世界大国的地位。以史为鉴，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只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经济、军事、制度、文化和社会发展方面还很不平衡。“北京共识”所涵盖的内容固然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等诸方面的内容，但它用较多篇幅阐述中国的外交政策，其他方面则显得不足，这就极有可能对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作出言过其实的评价，导致盲目乐观，看不到困难和不足。
其次，“北京共识”面临“新德里共识”的挑战。
同样是第三世界一员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印度，近年来出色的经济表现已经对“中国模式”构成了相当大的挑战。香港《镜报》2004年3月号的一篇文章《中国成为世界级的竞争对手》就提出，印度模式已经对中国模式构成了挑战。文章认为，中国的国民经济产值每年增长8％，印度每年增长6％。中国的广大市场和基础设施建设大大超过印度。中国吸引外资是印度的12倍，外贸出口为印度的4倍。尽管以上几个方面印度还远落后于中国，但是，印度有自己的优势：英语普及；私有企业比中国容易获得资本市场上的融资；法律体制与版权保护比中国完善；人口年轻化，53％的印度人在25岁以下，而中国只有45％的人在25岁以下。另外，印度是世界软件出口大国，印度软件出口的规模、质量和成本的综合指数位居世界第一。2003年印度软件业出口为100亿美元，我国仅为20亿美元。由于中国和印度都有相当数量的技术工人，因此两国都具备吸引跨国公司的条件，两国都成了跨国公司外购的热点。另外，印度在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都好于中国。因此，有的学者将印度模式的一些发展经验概括为“新德里共识”，未来的“北京共识”将受到“新德里共识”的强有力的挑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北京共识”才刚刚提出，仍处在酝酿总结阶段，还需要进一步充实和发展。
实际上，雷默对“中国经验”的概括未必准确，“北京共识”还存在的一些隐忧，值得我们警醒和思考。
俄罗斯《远东问题》2004年第3期刊登了一篇俄远东研究所副所长贝格尔写的文章，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本身存在严重缺陷，也滋生了不良的社会后果，主要问题并不在于经济增长的数量，而是其质量。与经济增长的高速度相比，社会回报不高。正因为重大的社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经济的稳定发展就缺乏根基；社会发展滞后使经济发展结构失调，从而变得矛盾重重。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不协调，还使就业问题、社会两极分化、城乡差距变得越来越严重。
2004年3月香港《镜报》的文章也指出，尽管中国目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许多方面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而国民生产总值为美国的1/5。中国的劳动力平均每天收入0.5—6美元，而美国平均每小时为16.14美元，日本平均每小时为16.46美元。中国的老百姓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付出了代价，这个代价包括日益扩大的贫富不均、数以千万计的失业人口等难题。另外，急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还有：
环境污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在2004年9月所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国环境问题的挑战》中指出：2001年，世界银行所公布的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2002年，中国有2/3的城市空气质量达不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和恶化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12％。
四大国有银行坏账。2004年第14期《经济形势瞭望》载文指出，1998年政府发行了2700亿特种国债补充商业银行资本金以及剥离1.4万亿的不良资产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但到2000年末，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又达到了33.7％，2003年末，这个数字是20.36％，这些坏账在工商行高达总资产的30％。坏账不是一天产生的，它主要由于多年来贷款决策失误、投资方向不明、各级政府干预贷款、银行官员渎职腐化造成的。贷款决策不是建立在受贷人是否具备还贷能力的基础上，往往没有抵押或者具备足够的抵押；许多时候行政领导说了算，造成贷款和投资收不回来。基于这些因素，一旦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金融有很大的风险。
贪污腐化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镜报》的文章指出，每年由于贪污腐化造成的国民经济的损失达13％—16％。据中国纪检监察机关公布处分的腐败官吏1992—2003年达150万人，2003年省部级高官被查处的就有13人。仅外逃的4000贪官携款就达60亿美元左右。因为世界上中国只与泰国、蒙古等国签订了双边引渡条约。外逃贪官就利用国与国之间法律不对接的空子逍遥法外。
应该说，对于这些严重问题，“北京共识”在理论的完整性方面还做得远远不够，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恰恰是对中国未来发展最为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
概括“北京共识”，如果只讲得不讲失，只讲当前的成功，不谈潜在的问题，恐怕都是片面的，并且不利于中国的下一个阶段的发展。“北京共识”在今后的探讨中还会不断深化，成为全球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而是试图探索其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可贵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