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精神的规律性、现实性和先进性_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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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理论上有着明确的答案,可长期以来却被一些人弄得似是而非。比如,有领导干部把党性与人民性统一中的差别当成党性和人民性的割离甚至对立,在工作中遇到与部分群众利益的矛盾事件时能冒出这样的“雷语”:“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你是站在党的一边,还是站在群众的一边?”再比如,有学者以人民群众人数上远远超过党员数量来论证人民性大于党性。还有人提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以人民性高于党性。这些错误说法亟待澄清。本文试图从党性的规约性与现实性的辩证关系出发,对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差别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进行哲学探讨,以就教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党建研究的同仁们。

党性,是党对自己的阶级属性、根本宗旨、奋斗目标和党员的要求及其实践所体现的阶级属性、社会属性和价值属性的总和。党性有两种相互关联的存在形态:一是党性的规约形态,它体现的是党性的规约性,通过党的章程、纲领予以明确表达和严格规定;二是党性的现实形态,它反映的是党性的现实性,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实践表现出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理论、章程、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党,其党性首先是一种规约性。之所以称之为规约性,是因为党的性质是党对自身的制度性规定和实践性要求,也是党组织及其党员对党的政治承诺和行为誓约。政党作为一种超个体的群体,它的本质与个体的本质有着不同的获得方式和存在方式。个体的本质,一般是由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0。其中最为根本的是其经济关系。人的行为是人的观念的对象化,因而也是人的本质的外化。因此,个体本质的呈现方式是个人的社会行为及其所发生的社会作用。个人通过自己的理论建构、思想修养和道德修炼,可以做出与自己本来所属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相异质的政治选择,从而超越自己所属的阶级、局部社会关系而获得超然的社会属性,这就是人的主体性的超越性的一面。比如,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批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就是例证。但是,政党作为一种超个体的政治群体,其党性的获得方式和存在方式不同于个体属性的最重要特征在于它的规约性,不同政党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其规约性是否具有科学性、正当性和现实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再根据这一理论建立了党组织,并制定了党的纲领和章程,对党的阶级属性、根本宗旨、奋斗目标,党员的条件、权利、义务,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等都做了明确要求,正如《中国共产党章程》所述:“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2]14。按照自己制定的纲领和章程进行自身建设,指导全部行动,使党的纲领和章程成为党组织和党员的政治承诺和行为誓约,由此,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成为一种规约性存在。中国共产党党性的规约性使其既不同于一般社会群体,也区别于历史上的其他党派。第一,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尊重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顺应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趋势,使自身不同于歃血为盟的帮会、不同于神灵崇拜的教会、也不同于思想多元的资产阶级政党,表现了现代无产阶级政党高度的理论自觉。第二,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坚定地站在现代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坚持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发展成果的享有者的统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表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高尚的道德境界。第三,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生、而战,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懈奋斗,表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高度的实践理性。

正是党性的规约性所要求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使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有了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通过纲领和章程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定为自己的宗旨,为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确立了观念前提、价值前设和制度保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轰轰烈烈的历史大业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原则,共产党存在的价值在于支持、帮助、组织人民当家做主人,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章程公开声明,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2]9。对党员的先进性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2]23;“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坚定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2]11-12。可见,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本质上就是人民性,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离开人民性就没有共产党人的党性可言。中国共产党所说的人民性,是与党性相联系、相对应的人民性,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基础的人民性,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过程的主体,理应成为历史进程的主人,社会历史成果的享有者。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性的根本内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性是“积极的人民性”。历史上一些封建君主和非马克思主义政党、非无产阶级政党,有的是因为惧怕人民而不得不为人民、为大众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最典型的是中国古代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说;有的也为大众做一些有益的事,但无法达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觉水平,总体上说,仍然是“消极的人民性”。

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也是有差别的辩证统一。人民性的特点是其普遍性或共同性;党性的特点是其先进性,这种先进性表现为阶级先进性、社会先进性和道德先进性。

首先是阶级先进性。《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有着这样的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2]1这里所要求的“先锋队”性质,就是要求全体党员由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所组成,并全心全意为全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复兴、发展不懈奋斗。无产阶级政党是历史发展和人民需要的产物。人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更好地创造历史,实现自己的权益。但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真正成为代表和组织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核心。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有过深刻的分析。他们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是完全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它必然造成工人阶级的分散状态[1]284,因此,“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3]611。列宁以他开展无产阶级运动的切身体验,深切认识到党对无产阶级争取自身权益的重大作用:“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不这样组织起来,无产阶级就不能进行自觉的阶级斗争,不这样组织起来,工人运动就会软弱无力”[4]331-332。历史一再证明,没有党的领导,民众就会是一盘散沙,甚至成为乌合之众,根本无法实现合理的、整体性的权益,更不能自觉地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健全发展。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同样离不开党支持、组织、保证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政治原则,秉承“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政治理念,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5]23-24。正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人民才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当家作主的社会条件、政治条件和法律保证。

其次是社会先进性。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先进性,是由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必然要求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取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1]283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先进性要求,就是要始终走在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最前列,在当代,就是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奋斗目的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2]1;同时,党要科学认知国家发展的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的关系,确定并正确处理自己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虽然根本上与人民性是统一的,但它不是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自然形式和直接形式,而是它的理性形式、整体形式、高级形式,它要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非根本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科学整合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社会利益等方方面面的关系。党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不是做群众的尾巴,而是“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6]。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于阶级、人民、民族的先进性,是中国工人阶级、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客观要求和忠实代表。

再次是道德先进性或纯洁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283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先进性,从根本上说就是“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2]9,党所确立和奋斗的全部目标都是为了人民的权益;全体党员都必须“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2]23,成为社会大众的道德模范。

虽然党的先进性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但是,体现无产阶级政党党性的阶级先进性、社会先进性和道德先进性的高度统一,是党的先进性的不变要求和不懈追求。

不难理解,在规约性意义上,党性和人民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党的纲领、章程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党员的政治约束而言,党性是党员的政治自律,要求党员必须履行党章、党纲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党的纲领、章程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价值本体而言,党性是党员的价值自觉,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6]概而言之,人民性是党性的价值本体,党性是人民性的政治保证。

中国共产党党性的规约性存在方式,是党保持先进性的根本条件。但党性的规约性并不等于党性的现实性,它本身具有理想性、纯粹性、应然性,要把规约性变为现实性,必须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对党纲、党章的严格践行。党性的现实性是党性的规约性的现实要求及其实践形式。把党性的规约性变成现实性,从而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

党性的规约性是党自身建设的理论依据、制度规范和评价标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现代政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5]62,这是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南。党章、党纲对党的组织、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纪律等内容都有明确的、严格的规定,这是党的建设的根本大法,党的建设一切规章制度都只能是党章、党纲的具体化和实现形式,绝不允许出现任何抵牾倾向及其内容。党章、党纲对党的先进性的规约也是评价党的建设成败得失的标准,离开党纲、党章谈论和评价党的先进性建设,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和标准,因而是错误的、无效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正以崭新的现代形象赢得世界人民的尊重。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由计划体制转变为市场体制,以及多种所有制经济结构和分配方式的出现,利益关系逐渐多样化,给保持党的先进性带来了新的挑战。入党动机功利化、个人利益首位化以及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制定公共政策利己化、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本位化等现象,严重影响着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北京市朝阳区委组织部课题组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0%的青年入党是为了“职业发展需要”;93.7%的受访者认为“党员干部存在脱离群众的现象”,70.3%的受访者认为“党内存在既得利益集团”[7]。解决这些问题,把党建设坚强,必须依据党纲、党章,严格执行党纲、党章。

党性的规约性是党员党性修养的依据、内容和规范。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的前提条件就是承认党纲、党章,遵守党的纪律,并通过入党宣誓仪式强化其庄严性,以保证党的使命通过全体党员的政治承诺来实现。履行入党誓言,兑现入党承诺,这是共产党员的党性要求和德性使然。一个人入党,就要把自己从一个普通社会成员改造和修养成为先进分子。共产党人的道德境界不是“底线伦理”,而是“高尚伦理”。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为其成员谋取福利的帮会,而是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的政治组织,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共产党人虽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苦行僧,也有自己的正当利益,但是,在利益序列上,必须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二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成为共产党人,就意味着牺牲奉献。共产党人道德情操的高尚性就在于此,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同于其他党派、共产党人不同于普通社会成员的根本所在。入党只是一个人党性修养的开始,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人,需要严格按照党纲、党章要求终生修养,艰苦磨炼,不断提升思想情操和道德境界。

党性的规约性也是党防止变质和纠正自己错误的根据。一个政党也像一个人一样,也会犯错误,甚至也存在变质的可能。所谓党变质,就是党作为一个整体,彻底改变或放弃了党章、党纲规定的党的指导理论、基本立场、根本宗旨和使命任务,彻底背离了对党性的规约性内容;所谓党员变质,就是党员个人彻底背离了党章、党纲对党员的条件、义务规约。党变质和党员变质的事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乏其例。中国共产党也犯过错误甚至严重错误,但都纠正了错误。在党的幼年时代,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王明、向忠发、李立三、瞿秋白等都犯过错误,这些错误有的甚至险些葬送了革命、葬送了党。在“文革”时期,我们党也在指导思想上出现过全局性错误,给我们的党和国家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在改革开放年代,“我们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8]344。但是,正是因为我们党有党纲、党章对党性和党的纪律的严格规约,有广大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党纲、党章的敬畏和忠诚,才自觉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并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逐渐成熟起来。

党性的规约性也是人民监督党的一面镜子。党性的规约性是党的自我要求,也是党对社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因而成为人民认识、评价、监督党的明镜。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言行一致、襟怀坦荡,永葆无产阶级政治本色不可或缺的条件。在北京市朝阳区委组织部课题组的问卷调查中,81.4%的受访者认为党员干部党性不纯的主要表现为“漠视甚至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在浙江温州市委组织部课题组的问卷调查中,51%的受访者认为目前的党员原则性“一般”,8.5%的受访者认为党员的原则性“很差”;在福建省委党校课题组的问卷调查中,关于党员队伍的总体评价有59%的受访者认为“一般”,而关于党员领导干部的总体评价有47.1%的受访者认为“一般”[7]。问题确实是严重的,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党内外发现和评价党的建设存在的问题,是人们依据党章、党纲,用党性的规约性比对现实性的结果,这是人民能够监督党从而帮助党发现、认识和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有利条件。

值得深思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面临的是生死考验,今天加入中国共产党,明天就可能成为国民党统治者或日本侵略者的阶下囚,可是,党却从建党时的50多名党员,经过28年的革命洗礼,到1949年9月发展壮大到448万余名党员[9]823,这期间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党员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笔者以为,党性的规约性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够经受考验、始终保持先进性的真正秘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了尖锐判断: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今天,面对党员队伍出现的问题,我们也许可以做出进一步判断: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党性教育。回首30多年来的思想理论教育历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缺憾: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党内,谈人性时讳谈共产党人的党性,谈金钱时羞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仰,谈个人正当利益厌谈共产党人的“崇高伦理”,甚至长时间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官德也淡出我们的话语体系和伦理视域。一些党员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社会成员,甚至把党员身份当成升迁的“敲门砖”;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把权力当资本,把职场当市场,把自己当商人,搞权钱交易;有的中高级干部在待遇上本来就已经先于群众、高于群众、优于群众,还不择手段地进行权力寻租。奇怪的是,在大众心理层面,当前部分人一方面对官员贪腐行为深恶痛绝,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伦理底线下移”,甚至错误地认为“不贪不占就是先进,收好处办事就是正派”。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就在于她有理论、有章程、有纲领,因而能够发现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我们有理由相信,既然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能够经受住生死考验而不断发展,就一定能够在人民当家作主并走向富裕的年代跨越利益考验的门槛。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地坚持严格按照党纲、党章的要求教育和管理党员,严格党的纪律,把党性的规约性变为现实性,就一定能够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权力和利益的大考中向历史和人民递交合格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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