亏损企业慷慨捐赠的背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慷慨论文,亏损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捐赠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发达国家，捐赠已成为企业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重要方式，分担了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在我国特别是在5·12汶川大地震后捐赠更是成为了公众的热门话题，各种各样有关捐赠的排行榜不断涌现，同时公众对不同企业的捐赠也是褒贬不一，甚至有质疑捐赠者的动机，怀疑是作秀、有着不可告人的商业、政治目的。特别是有一个现象，很多当年经营亏损的企业也会有较高水平的捐赠支出。对我国上市公司2004-2010年捐赠数据统计发现年度亏损上市公司中有47.7%的企业在当年发生过捐赠行为，平均捐赠额达到四十多万元，捐赠资产比和收入比达0.02%与0.059%。经典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本质上是经济组织，追求利润最大化既是社会和股东的预期，也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策略。然而捐赠支出却意味着企业要将其一部分资源用于不以获利为目的的活动中，这无疑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而成本与利润之间的相互矛盾似乎隐喻着企业不应进行捐赠(燕波等，2009)。特别是对于这类亏损的上市公司在股东利益都没有得到合理保证的情况下选择捐赠却是如此慷慨，让人不禁想探究这些企业慷慨捐赠背后的动机，捐赠究竟可以给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回报？
在当前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对市场资源具有很强的控制力、政府行为对市场参与主体存在着普遍的影响，因此企业密切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发展战略(张建君，张志学，2005)。捐赠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同样会受到强势政府(部门)的影响。卢汉龙(2002)通过对上海企业的捐赠行为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当前在我国很多企业的捐赠意愿受到政府劝募的影响，并且那些与政府(部门)关系密切的企业更容易受政府劝募的影响，其捐赠行为表现得更为积极。亏损企业的慷慨捐赠是否也是因为受到政府的影响？如果是这样，那么对于这些发展处于困境的企业而言，政府对其行为(如捐赠)产生影响力的途径会是什么？在中国当前的制度背景下这种影响力在不同的企业(如不同产权的企业)中是否又会存在着显著差异？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本文以2004-2010年年度我国亏损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政府补助这一中介变量，研究了政府的支持之手对企业捐赠这一资源付出行为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开放的系统环境中，任何组织都不可能拥有一切所需要的资源，在实现其生存与发展目标中，需要与所处环境中控制资源的组织进行互动、交换，控制资源的一方能够凭借优势地位对资源需求一方制造依赖(Pfeifer，Salancik，1978)。而如果一方所控制的资源稀缺程度越高、拥有的自由裁决权越大，资源需求方对其产生依赖程度也就越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与价格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政府(部门)的活动范围与行动方式有了较大变化。但是作为新兴市场国家，政府对市场资源依然具有较强的控制力、政府行为对市场参与主体存在着普遍的影响。政府在关键性资源配置中所扮演的垄断性的角色，使得企业不能够完全依赖于市场(价格体系)来获得所需资源，企业对政府具有很强的资源依赖。
在儒家学说和泛家族主义传统的影响下，中国社会的根本特点表现为一个典型的“关系”型社会(费孝通，1998)。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待彼此的方式是依据关系远近亲疏的不同，这与西方社会以普遍性的原则对待所有人的行为方式具有显著的不同。“关系”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企业能够与控制资源的政府(部门)建立良好的关系对企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我国当前的制度背景下，政府控股企业由于与政府(部门)之间存在产权归属关系，能够得到政府(部门)更多的支持与帮助，获得更多稀缺资源(如土地、信贷资金、补助等)以及经营的某些垄断权。而非政府控制的企业和政府控制的企业的竞争实际上在相当长时间内并不是建立在一个公平的基础上，非政府控制企业的发展更多地受到与当地政府(部门)关系因素的影响，这些企业采取灵活的政治策略处理好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对其发展显得至关重要。现如今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热衷政治活动，其中很多企业家成为各级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Li et al.，2006)，而且很多民营企业聘请离任的政界人士作为企业的顾问或董事(Chen et al.，2005)。很多的经验研究表明，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政治联系已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另一主要来源，是企业重要的社会资本(Faccio et al.，2006；罗党论，唐清泉，2009)。
政府除了参与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履行经济职能外，同时也具有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公共服务、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等社会职能。如在面临汶川地震这种重大的突发灾难时，需要政府全力救援和灾后重建。政府在履行这些社会职能时需要财政资金的大量支出,对财政不充裕的地方政府部门而言，常常面临很大的财政支付压力，政府(部门)希望获得其他资源的补充来弥补自身对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等方面投入的不足，而作为收入“第三次分配”的捐赠成为了私人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一种重要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缓解政府特别是财政赤字地方政府的财政支付压力(李四海，2010)。
社会学家J.H.特纳在《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the structure of sociological theories)经典著作中将人类的社会活动归结为一种交换，并把这种社会交换活动区分为“市场交换”、“再分配交换”和“互惠交换”三类，认为企业与政府、员工、公众等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第三种交换形式(互惠交换)。企业通过产权关系、政治参与等途径在与政府(部门)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隐性契约关系(Ham，Reilly，2002)。基于这种隐性契约关系，政府(部门)在社会资源的分配等方面给予了企业特殊的照顾。社会交换理论(Aronson et al.，2005)认为人类社会交换活动遵循着公平和互惠原则，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隐性契约关系形成后，当政府为了社会的稳定或者政府官员个人为了追求政绩希望有企业来承担社会责任时，自然会对之前给予特殊帮助的企业产生期望和要求，而企业为了维护和发展这种隐性契约关系，以便持续地得到政府的帮助和支持，必然会以一定的实际行动来满足政府的期望和要求(李四海，2010)。捐赠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具有很强的公众效应。如在汶川地震中香港加多宝集团在第一时间捐款1亿元人民币，获得公众的广泛称赞，同样荣程钢铁集团董事长张祥青在CCTV举办的募捐现场捐出1亿元善款，也使之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社会公众对企业捐赠的关注，使得企业能够更快赢得政府的认同，因此，具有公众效应的捐赠行为自然也就会成为企业满足政府(部门)期望和要求的一种行动方式(徐莉萍等，2011)。据此本文提出下面的假设：基于互惠交换原则，获得政府利益越多的企业捐赠支出也会越多。
三、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我国沪深股市的年度亏损上市公司，研究区间为2004-2010年。之所以选择年度亏损上市公司主要基于如下考虑：①经典的企业理论认为，现代企业的经营目标是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然而亏损的上市公司在股东的利益都没有得到合理保证的情况下选择捐赠支出，让人不免生疑，因此选择对亏损企业捐赠行为的研究有利于对中国企业捐赠行为的现实理解；②选择亏损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有利于研究中更好地界定企业的政府利益诉求，因为对于亏损企业来说迫切希望获得政府的援助更多的可能是补助之类。同时，我们依据以下标准对原始样本进行了筛选：①考虑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对当地企业捐赠和政府补助的影响，剔除2008年度四川地区的样本以及2010年度青海地区的样本；②剔除公司最终控制人与董事长、总经理背景信息披露不详的样本；③剔除数据缺少的样本。最终，本文的研究得到1305个样本，其中2010年度117个样本、2009年度199个样本、2008年度243个样本、2007年度118个样本、2006年度178个样本、2005年度262个样本、2004年度188个样本。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CSMAR数据库、RESSET数据库以及巨潮资讯中的企业年报和樊纲等(2010)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体系。为了克服离群值的影响，我们对主要变量进行了Winsorized缩尾处理。
2.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针对前文提出的假设，本文构建了如下的回归方程：
在方程(2)和(3)中，解释变量CC为虚拟变量，表示企业的产权性质，解释变量CPC表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联系。政治联系的内涵与度量与企业所在环境的制度特点有密切关系(Faccio，2006)。国内外由于制度背景的差异研究中对政治联系的定义与度量有着不同，在国内有关企业政治联系的研究文献中，对于政治联系的计量是结合我国制度背景，具体的计量方法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以高管的政治联系衡量公司的政治联系；二是以公司的其他特征来衡量公司的政治联系，其中以高管特征为基础的衡量被广泛运用(杜兴强等，2009)。本文借鉴这一定义方法，通过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否曾经或者正在人大、政协和政府机关任职来定义上市公司是否具有政治联系。这种政治联系度量方法与余明桂、潘红波(2008)、罗党论、唐清泉(2009)等的做法一致。
3.描述性统计
利用本文的研究样本，我们对研究区间内中国年度亏损上市公司主要特征做描述性统计分析。表1列示了年度亏损上市公司以及参与捐赠公司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亏损上市公司年度平均亏损额(Net Profit)达2400多万元，亏损额相当大，这些亏损企业的现金净流量大部分为负，部分企业已经是资不抵债，在这些亏损企业中国有产权控股占到了59.8%，年度亏损上市公司中有64.5%的比例获得了政府补助，补助在亏损企业中还是相当的普遍。在捐赠样本的622家上市公司中，平均捐赠额达到40多万元，捐赠的收入比与资产比为0.059%和0.02%。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亏损企业政府补助收入与捐赠支出
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获得政府利益越多的企业会有更多的捐赠支出来作为满足政府期望与要求的行动方式。这里我们通过对数据的回归分析来检验亏损企业获得政府补助对仑业捐赠(是否捐赠、捐赠额、捐赠收入比和捐赠资产比)是否具有显著性的影响。考虑到亏损企业的捐赠支出可能也会影响政府补助的获得，因为捐赠越多，亏损企业的亏损额也会越多，那么相比之下获得的政府补助可能越多，同时考虑亏损企业捐赠越多，企业越有可能赢得政府(官员)的好感，从而获得更多的补助，所以政府补助与企业捐赠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另外我们从样本企业捐赠与补助的年度数据来看，2008年由于汶川地震导致企业的捐赠支出大幅上升，汶川地震是外生性事件，它的发生不会导致企业政府补助的上升(当然地震灾区的企业除外，我们的研究样本也已经剔除)，而事实上2008年亏损企业的政府补助也在大幅度上升，在其中可能的解释就是企业捐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补助的获得。由于政府补助与企业捐赠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所以本文建立如下方程(4)与方程(1)组成联立方程解决内生性问题。
本文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上述联立方程进行估计。具体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各个模型的结果来看，亏损企业是否获得政府补助与是否参与捐赠具有显著的正相关，获得政府补助的亏损企业参与捐赠的意愿更强，政府补助金额、补助收入比和补助资产比对企业捐赠额、捐赠收入比与捐赠资产比同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亏损企业获政府补助越多企业的捐赠水平就越高，这些反映了亏损企业的捐赠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政府补助的影响，补助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亏损企业捐赠的动因。同时从回归结果的控制变量来看，亏损企业的捐赠水平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rcr1)呈负相关，也就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低捐赠水平越高，这可能反映了大股东在捐赠行为中存在着代理问题。
前面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亏损企业获政府补助的差异对企业捐赠意愿和捐赠水平的显著影响，在表2的检验中，所有变量采用的是水平值，为了进一步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将表2中相关模型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更换为年度的增量值，并以此来检验分析亏损上市公司政府补助的增加值对其捐赠行为的影响。相应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的回归结果中我们发现除了亏损企业获得政府补助的收入比增加值对企业捐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外，其他变量(是否获得补助、补助额与补助资产比)的增加值对捐赠增加值具有正向影响，但是并不显著，这其中可能的解释是由于企业的年度捐赠支出在很大程度受到特定事件和环境的影响，如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从亏损企业捐赠数据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企业捐赠行为在不同的年份具有很大的差异，这些特定事件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上述基于年度增加值的检验。我们考虑到样本研究区间汶川地震与玉树地震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剔除了2008-2010年的研究样本，重新对表3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亏损上市公司补助额的增加值与补助资产比增加值对捐赠支出增加值的影响水平显著提高。研究结论表明：亏损上市公司政府补助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企业的捐赠水平。
由于本文研究所用样本区间是2004-2010年，考虑到2007年会计准则变迁对政府补助会计处理的影响，我们以2007年时间段，将样本分为准则变迁前和准则变迁后，并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并没有发现政府补助对亏损企业捐赠的影响在准则变迁前后有显著的差异。考虑到是否会存在企业因捐赠而导致亏损的情况，我们对样本进行了筛选，结果发现样本中仅存在一家公司因为捐赠而导致亏损，反映上市公司并不会去捐赠而使企业陷入亏损导致市场负面反应。同时我们对连续两年亏损的样本进行了单独分析，结果同样发现政府补助对企业捐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产权性质、政治联系与政府补助收入
前面的研究发现，亏损企业政府补助对企业捐赠意愿和捐赠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在中国当前的制度背景下什么样的亏损企业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助？通过前面的理论分析和已有的文献，政府控股下的亏损企业由于与政府(部门)之间有着产权归属关系，自然能够获得政府的帮助与支持，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而非政府控股企业可以通过密切与政府(部门)之间的联系，建立政治关系从而获得更多的政府帮助，如政府补助。
这里我们通过方程(2)对上面的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表4、表5列出了相应的检验结果，从这些结果中可以发现国有产权控股的亏损企业确实更有可能获得政府补助并且获得的补助水平更高，而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具有政治关联的亏损企业更有可能获得政府补助，补助水平更高。这些结论与已有的文献(陈冬华，2003；Faccio et al.，2006；罗党论，唐清泉，2009)研究结果相一致。
3.产权性质、政治联系与企业捐赠行为
上面的实证分析已经证明，相对于私有产权控股企业，国有产权控股的企业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而在民营企业中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而这些亏损企业获得政府补助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的捐赠意愿和捐赠水平。基于这种逻辑，我们是否可以推论这些获得更多政府补助的企业捐赠意愿与捐赠水平会显著高于其他亏损企业。对此我们通过方程(3)进行了实证检验。在分析过程中，当方程(3)的解释变量为民营企业政治联系(CPC)时，基于之前的研究文献认为，政治联系与企业捐赠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杜兴强等，2010)，我们使用Hausman内生性检验进行内生性判断，检验结果表明政治联系虚拟变量(CPC)不具有显著的内生性。这一结果的解释是：与之前的研究不同，本文研究的样本是亏损公司，而这些亏损公司的政治联系主要是通过管理层在政府部门任职所建立的，这些具有政府官员类背景的高管，一般都是曾经担任而不是现任政府官员，也就是说公司高管担任政府官员通常发生在当期企业捐赠之前，因此，本文研究中企业政治联系和捐赠之间不存在内生性。
实证分析的结果见表6、表7，从实证结果我们发现，在民营亏损企业中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捐赠意愿会更强、捐赠水平会更高，这符合我们的预期，但是国有产权控股的亏损企业虽然捐赠意愿更强，但是捐赠水平(绝对与相对)并没有体现出显著性的差异，也就是国有产权控股的亏损企业并没有如我们的预期，因为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而使得捐赠行为更加的积极。国有产权控股亏损企业与民营亏损企业这种捐赠行为的差异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产权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在社会经济中的活动方式。国有控股企业由于与政府(部门)有着天然的产权关系，自然能更多的获得政府控制下的稀缺资源，而非政府控制的企业如民营企业由于历史原因以及价格体系的不完善和法制的不健全，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与当地政府关系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因此，采取灵活的政治策略处理好与政府(部门)间的关系对于他们而言变得尤为重要。Xin and Pearce(1996)的研究结果也发现，与政府控股企业相比，私有产权企业会更加注重各种关系的建立，并且会在密切各种关系特别是政府关系上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期望获得从当前正式制度、机制中(如法律)得不到的保护与支持。捐赠这种具有公众效应的行为就是民营企业赢取政府信任、回馈政府帮助、密切政府(部门)关系的一种重要行动方式，而对于国有控股企业来说政府对它的期望不仅仅是慈善捐赠，而是承担更多的其他社会责任，如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并且政府控股的企业由于经营的是全民所有财产，过多的捐赠反而会引起公众的质疑和不满，认为企业管理层是慷他人之慨，谋个人之美誉，同时国资委也要求国有企业加强对外捐赠行为规范管理，明确对外捐赠支出限额和权限，并制定相应的规范，因而捐赠并不是国有控股企业得到政府认同的最优方式。
这些研究的结果反映了在我国当前的制度背景下，政府在企业捐赠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民营亏损企业的捐赠确实受到了政府利益(补助)的影响，传统的慈善捐赠行为在我国受到一定冲击。
4.政府补助中介效应的检验
前面研究结果隐喻着一种内在关系，即亏损企业选择捐赠是受到政府补助中介效应的影响，我们借助于心理学、社会管理学等学科中介变量的研究方法(Shaver，2005；陈德球等，2011)，对产权性质与政治联系对亏损企业捐赠行为影响的中介渠道进行了实证检验。具体研究方法与步骤见表8。
第1步：通过方程(a)检验产权性质(CC)与政治联系(CPC)对亏损企业捐赠行为(是否捐赠、捐赠额、捐赠收入比与捐赠资产比)的影响是否显著，回归结果见表6和表7，发现政治联系显著影响亏损企业的捐赠行为，而产权性质对亏损企业捐赠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对捐赠水平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因此根据中介变量的检验原则，停止产权性质与企业捐赠水平之间基于政府补助水平中介效应的检验。
第2步：通过方程(b)检验产权性质(CC)以及政治联系(CPC)对亏损企业政府补助(是否获得补助、补助额、补助收入比与补助资产比)的影响是否显著。回归结果见表4和表5，从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产权性质以及政治联系显著影响亏损企业政府补助的获得。
每个中介变量效果的统计性检验见表9最后一行，我们发现，中介变量的效果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政府补助部分地传导了产权性质与捐赠意愿以及民营亏损企业政治联系与企业捐赠行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政府补助中介效应确实存在，但是不显著。这种结果可能正好与现实相符，尽管本文研究选择亏损企业样本，这样可以更好地度量企业从政府那里获得的利益，但是在中国当前的制度背景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稀缺资源的控制能力仍然十分强大，具体表现在政府对关键性资源的控制(如土地、信贷资金等)、行业准入审批、对企业规制政策的制定等。因此企业期望从政府获得的利益远不止政府补助这一方面，亏损企业也同样如此，所以仅以政府补助这一政府利益诉求作为产权性质与捐赠意愿以及政治联系与民营亏损企业捐赠行为(意愿与水平)的中介效应可能只会存在一种比较弱的关系。
5.产权性质影响下的亏损企业政府补助与捐赠支出
通过对前面实证检验的梳理，我们发现下面的逻辑：亏损企业政府补助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的捐赠支出，在我国当前的制度背景下国有控股企业与民营企业中有政治联系的亏损企业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助，而事实上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亏损企业捐赠意愿与捐赠水平更为积极，获得更多政府补助的国有控股亏损企业仅仅是捐赠意愿上显得更为积极，捐赠水平上并没有体现显著性差异。基于这样的经验证据，我们似乎可以觉察到亏损企业政府补助的获得对捐赠支出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存在显著性的差异。对此我们进行了数据的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0，从表10中我们发现产权性质与政府补助(是否获得补助、补助金额、补助收入比、补助资产比)的交乘项与捐赠(意愿与捐赠水平)负相关并且模型2和模型4中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这反映了政府补助的获得对亏损企业捐赠的影响在民营企业中显得更为有力，民营亏损企业的捐赠确实受到了政府利益(补助)的影响，其背后隐藏着基于政府利益(补助)的交换。
6.拓展性检验：捐赠是否可作为亏损企业未来发展前景的一种信号传递
前面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发现亏损企业特别是民营亏损企业的捐赠行为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种利益纠缠的互惠交换，企业虽然目前经营状况不好，但是有能力、有意愿拿出企业资源进行捐赠支出，维系与政府的互惠关系，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提供更为有利的环境，传达出了对企业发展前景的乐观。因此，具有公众效应的捐赠行为是否可以作为亏损企业特别是民营亏损企业未来发展前景的一种信号传递，并与那些低质量的亏损企业区别开来？而如果捐赠作为亏损企业未来发展前景信号传递的假设成立，我们可以预计这些参与了捐赠的年度亏损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会强于未参与捐赠的亏损企业，为此我们对本文的样本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观察参与了捐赠的年度亏损企业未来三年的盈利能力会不会显著强于未参与捐赠的亏损企业。我们的研究结果(表11、表12)发现在捐赠后的三年里，亏损企业的ROA指标基本上都实现了由负到正的转变，并且发现参与捐赠的民营亏损企业ROA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未参与捐赠的民营企业，并且这种差距越来越明显(T值在不断变大)。这表明参与捐赠民营亏损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要强于未参与捐赠的亏损企业，并且这种差异性越来越明显，民营企业在亏损状态下的捐赠行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企业未来发展前景的一种信号传递，至于这种信号能否真的在投资者中产生市场反应，这也将是我们后面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对于国有亏损企业而言，企业是否参与捐赠对其未来的盈利并没有明显的信号显示作用。
社会和谐，企业有责。捐赠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形式，越来越受到理论界与公众的关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企业公民社会责任理论的兴起，社会公众对不同企业的捐赠行为也是褒贬不一，甚至有质疑捐赠者的动机，怀疑他们的捐赠其实就是一笔生意，背后隐藏着商业目的。特别是在社会现实中，许多企业在经营面临困境、出现亏损的状况下也有着慷慨的捐赠，这让人不免生疑，这些企业在股东的利益都没有得到合理保证的情况下慷慨捐赠，其意在何为？而捐赠究竟又可以给这些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回报？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本文选择年度亏损上市公司这一特殊样本组，通过政府补助这一中介变量，研究了政府的支持之手对企业捐赠这一资源付出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民营亏损企业的捐赠行为确实受到了政府利益(补助)的影响，那些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亏损企业获得了更多政府补助，同时他们参与捐赠的可能性也越大，捐赠水平更高，而那些获得更多政府补助的国有控股亏损企业捐赠水平并没有体现出显著差异。这些结论表明民营亏损企业捐赠的背后隐藏着基于政府利益(补助)的交换，在我国当前的企业捐赠行为中，存在着基于互惠交换的理性捐赠，传统的慈善捐赠行为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并且研究发现民营亏损企业的这种理性捐赠行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企业未来发展前景的一种信号传递。
本文研究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通过年度亏损企业这一特殊样本组，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将企业的政府利益诉求引入企业捐赠这一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丰富了企业捐赠研究的相关文献，同时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了在我国的企业捐赠行为中存在着基于互惠交换的理性捐赠；②本文的研究反映了转轨经济背景下政府行为对企业的影响，政府控制资源的能力越强，企业的行为更容易受到政府利益等一些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不同企业中如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③针对之前研究文献更多的关注政治联系的资源效应，即政治联系可以给企业带来什么稀缺资源，而往往忽视政治联系的维护、发展成本，这不利于对企业政治联系的全面认识，本文从企业捐赠支出这一视角研究了民营企业政治联系的“政治成本效应”，在一定层面拓展了政治联系的研究内涵。此外本文的研究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我国企业特别是亏损企业捐赠的现实状况。目前我国企业捐赠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政府意志的影响，这不利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可持续发展，而要使企业捐赠回归到慈善行为，必须限制政府之手(支持之手、掠夺之手)对企业捐赠的影响(包括捐赠资金的运作、使用)，使企业的捐赠行为真正走向市场化。
在当前的制度背景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稀缺资源的控制能力仍然十分强大，企业期望从政府获得的收益远不止政府补助这一方面，尽管本文选择年度亏损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企业对政府的利益诉求，但还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也是本文研究设计中存在的不足。捐赠作为一种道德慈善行为，受到的影响因素非常多，这其中包括行为主体认知和情绪等，因此后续对企业捐赠行为的研究应该从更多的角度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