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前提假定对新古典传统的拓展与修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假定论文,经济学论文,前提论文,主义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学是对在资源稀缺的环境条件下，为满足人们需要的人类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这一研究主要以逻辑演绎的实证主义方法展开，因此在其逻辑起点上总离不开一些基本的假定前提。这些前提假定无论是明确提出的还是隐含在理论推演过程之中的，都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人类行为的前提假定；一类是对环境的前提假定。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前提假定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为证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以逻辑演绎方式构建其自身完整的逻辑体系，新古典传统对经济学研究对象所涉及的人类行为及其环境做出了一系列的前提假定：抽象掉许多不确定性问题，使所分析的对象成为连续函数，在相当大的真空状态下展开分析以简化模型、便于理论推导。
新古典传统在人类行为方面的前提假定主要有经济人的人格假设、完全理性、需求偏好的外生性及其稳定等；其环境假定恰如霍维茨所述的古典环境：资源稀缺、财产私有经济自由的市场经济、明确界定的产权、完全信息、交易费用为零的制度运行等。新古典传统正是通过这些假定推导出了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市场和厂商理论、分配理论以及一般均衡理论，证明了“看不见的手”原理，奠定了微观经济分析的理论大厦。
新古典传统的基本前提有些是对人类行为及其环境特点的真实模拟基础上提出的（如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等），从而揭示了人类经济行为及其环境的内在本质联系，使其基本的分析方法历百年而不衰，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基础；而有些假定则纯粹是为了理论推导的便利而设定的，对人类行为及环境特点的模拟不真实或不完全真实，从而导致在这种前提下推演出来的理论距离现实较远，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较差（如完全理性、完全信息、零交易费用等）。
经济理论的许多重大突破与创建往往是对一些不符合人类行为及其环境特点的前提假定进行拓展与修正取得的。正如诺思所言：“这些传统假定已妨碍了经济学去把握某些非常基本的问题，对这些假定的修正实质上是社会科学的进步。”[①]以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者正是通过对新古典传统中许多前提假定的修正与拓展，创立了新制度主义经济学。
一、关于人类行为的基本假定的修正与拓展
（一）对追求最大化的经济人假定的拓展
新古典传统禀承斯密传统，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做为经济哲学的基础，把人解释为利己主义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货币经济条件下就是追求个人利润最大化，其行为就是单纯追求个人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行为。新古典传统的成本——收益、替代，以及一般均衡的经济学基本分析方法都是建立在这一前提假定之下的。这一假定能够揭示出人类行为的基本特征，使问题简化；可以使用曲线来代替个人行为，消除了不确定性及复杂性，为数理逻辑的引入提供了方便。
但是，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假定显然是不能完全符合现实的。例如，股份公司的企业家并非追求完全的利润最大化。他们要把社会地位、个人荣誉、企业的外在形象、个人的舒适与否等因素均纳入到目标函数集中去。同时，人们的现实行为中存在着许多利他主义因素，如人们对慈善事业的无偿捐助等行为。在家庭内部利他主义行为就更为显著。虽然追求利润最大化是现实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但是单纯的经济人假设无法解释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人们提出了X理论、Y理论、权变理论，试图用社会人、成就人、复杂人的概念取代经济人。不过这种努力虽然有所贡献却不能说是完全成功的，因为单纯的经济人假定虽不全面但毕竟是反映了人类行为的基本事实。理论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拓展而非完全取代。对此贝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拓展了经济人假设，将单纯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拓展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把人类行为的其他一些非经济特点都纳入到经济人目标函数的集合中。特别是对家庭内部的利他主义行为，在严格遵循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前提下做出了很好的解释。利他主义行为在市场行为中是少见的，而在家庭中却是普遍存在的。贝克尔认为在家庭这种制度内建立利他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实际实施可以提高家庭成员抵御灾变和其他不测事件的能力，是分散风险和损失的最经济的办法。贝克尔这一遵循经济学基本分析方法而对经济人假定的拓展，既能很好地解释现实，同时又维护了经济学分析方法及逻辑结构的一致性，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单纯的市场领域拓展到家庭及其他一些人类行为领域。从而相对于以企业为出发点，以市场行为为主要分析对象而建立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建立了以严格经济分析为前提，以家庭行为为主要分析对象的家庭微观经济学。
新制度主义的创始人科斯并不否认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但他更进一步地认为，重要的不是抽象的经济人假设是否成立，而是要从组织制度出发，从现实中的人出发，探究是什么样的经济人，追求的是何种的最大化。科斯说：“疯子也在计算，但不能因此说他是理智的。”[②]即不仅要研究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而更重要的是研究经济人的目标函数集合及形成经济人目标函数集合的制度基础及其结构；要探究何种制度结构引起何种目标序列的最大化，探究的对象不应仅仅是最大化经济人而更应是其背后的制度结构。科斯的思想无异于拓宽了经济人假设的研究范围，使人们在更宽广的视野内研究经济人问题。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认为：“既然我们对动机（指人类行为的目标函数集合）的理解还不十分完全，我们就可以通过考虑制度在改变为确信度支付的价格方式以及哪些非财富最大化动机在影响选择的程度上起关键作用而向前迈出重要一步。”[③]也就是说，要解析人类行为最大化的目标函数集合，就必须通过对制度的研究来解决。
由上可以看出，新制度主义者在肯定并拓展了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的同时，更重视解析最大化的约束条件，重视对约束条件形成基础的制度结构的研究，这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对最大化经济人假设的一个重要发展。
（二）机会主义的行为假设
按照威廉姆森的定义，机会主义倾向是指人们借助于不正当手段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倾向。机会主义倾向是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十分重视的一个人类行为的前提假定。它并不完全独立于经济人假定，而可以隶属其中。但是由于在新古典传统中有着完全理性、完全竞争、确定性、完全信息以及交易费用为零的前提假定，在如此一个古典环境中经济人具有洞察现在与未来，获得完全对称性信息的能力，且这种获得是没有费用的。因此想通过不正当手段来获取利益的行为无法得逞。机会主义倾向即便有也没有实施的可能，所以也就没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假设。但是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新古典传统的上述假定均被修正为理性有界、不完全竞争、不确定性、不完全信息及正交易费用。在这种现实的制度环境中，经济人在利益最大化行为动机的驱使下，利用信息的不对称及正交易费用等的客观经济现实，以违背对未来行动的承诺等不合法手段来获得自身利益。显然这一假定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放宽了新古典传统的环境假定后自然而然地从经济人假定中引申出来的，同时它也是符合实际的假定，在现实生活中极易找到例证。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队生产理论中的偷懒行为就是这一假定的充分体现。在联合的队生产中由于监察、检测、衡量等费用的存在，每个人都被诱致享受更多的闲暇：“因为他的产出与闲暇之间可实现的（报酬）替代率的休息效应低于真实的替代率效应，他的可实现的闲暇成本将比真实的闲暇成本下降更快，因此他将会‘购买’更多的闲暇。”[④]即他个人的偷懒损失由于监察费用的存在，不可能被完全检测出来，从而由其他队生产的人员共同分担了。如果用这一假定推演出来的理论印证我国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的低效率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机会主义倾向在信息不对称、小数目谈判、针对专用性资产的交易等条件下是最易实施的。在卖者相对于买者具有更完备信息的情况下，卖者就更具有采取欺骗手段获利的机会主义倾向；在只有少数的卖者或买者而无法展开充分竞争的小数目谈判的情况下，一方就易于依据其有利的交易地位来敲诈对方；在专用性资产的交易中，由于这些专用性资产一旦投资就难以转向其他用途，即便能够进行资产的再配置也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在这种交易条件下，被投资人就存在以违背对未来行为的承诺的方式来获取自身利益的机会主义倾向。特别是在交易费用存在的情况下，机会主义行为的实施就更为普遍。
上述分析都是机会主义倾向的具体实施方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很容易找到例证。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正是通过引入机会主义倾向的假定为其以交易费用为中心的新制度主义学说奠定基础的，并且得到了相应的实践支持。
（三）个人偏好的内生性假定
在新古典理论中个人偏好被认为是外生和既定的。他们把分析限定于市场交换、资源配置以及相关的决策，忽视社会和经济环境对个人偏好的塑造，即认为个人偏好是外生于经济系统的。而新制度主义者则把个人偏好作为经济系统的一部分来考察，并用社会经济系统这一术语来强调这一事实。也就是认为经济与整个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不可分割的。对经济行为产生巨大影响的个人偏好是要受社会经济系统的决定和影响的。它不是外生和稳定不变的，而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系统的变化而变化。这一修正使新制度主义者采用了比较开阔或更为整体的观点，突出了个人偏好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内生性动态互动关系，是一种进化和演进的动态观点，更有助于对现实经济世界的理解与把握。
（四）理性有界的行为假定
按照管理决策论者西蒙的定义：“理性是指一种行为方式，它第一，适合实现指定的目标；第二，而且在给定的条件下和约束的限度之内。”[⑤]也就是说，理性是经济人主体在特定的环境条件和约束下，具有明显的行为目标的行为方式，既包括认识能力、行为能力又包括行为本身。
新古典传统中的经济人是具有完全理性的。在那里经济人主体都具有完全的信息、敏锐的眼光，具有深思熟虑的、对事物及其所面临选择的现在和未来后果的正确判断力；能够根据其自身的认识与判断，在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使下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没有惰性，并且不受其他非经济利益目标的诱导。很显然，新古典传统的这一假定是十分简单化地抽象掉了人类行为的其他各种特点，以便使人类行为在供求曲线上自由而平滑地移动，进而有助于其微观经济理论的构建。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接受了西蒙的理性有界的人类行为假定，并将其移入到对经济学的分析之中。诺思在集其思想之大成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说：“行为假定中较多引起争议的一点是，它常常暗含着行动者在作出选择时他们所拥有的认识系统为他们提供了关于世界的真实模型，或至少行动者获得的信息能使之发散的初始模型得到收敛。这对于我们要研究的大多数有意思的问题来讲都是十分错误的。”[⑥]在这里，诺思对完全理性是持否定态度的。正是基于理性有界这一前提假定诺思才得出了：“我们在面对这一复杂问题时（指理性有界）有必要发展有规则的人类相互作用模式（指制度安排）”。诺思认为，人们在认识到自身的理性有界、主观模型与真实世界模型之间存在差距的前提下，为解决这一问题才发展了各种适宜的制度安排以抵御由于理性有界而导致的危害。同时也正是由于主观模型与真实世界模型之间的差距才能使之为制度变迁带来推动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理性有界的假定是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石，为其对经济史的重新解释奠定了基础。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理性有界的行为假定是和我们下面谈到的不完全信息、正交易费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等环境假设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完全理性必须具备三个相互联系的前提：①具有完全的认识能力；②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③行为本身的执行。其中任何一点的不满足都不能构成完全理性。不完全信息、经济人行为能力的有限，高昂的信息费用及执行费用等环境条件都必然导致理性的有限性。
二、关于环境因素的前提假定的修正与拓展
作为经济理论的前提假定，除对人类行为的根本特性进行模拟而做出的假定外，再就是对环境因素的假定，即对人类行为所处外界环境的假定。只有在对人类行为的实施环境做适当模拟以建立相应约束，来塑造人类行为的运行环境后，才能展开对理论的推演以及对现实的解释。在这方面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对新古典传统的资源稀缺性、确定性、完全信息、完全竞争、零交易费用等假定进行了拓展与修正。
（一）制度资源稀缺性的环境假定
资源的稀缺性是相对于人类需要而言的，这是客观世界的一个常态，并且不能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有所缓解，因为相对于人类科技的发展，人类需求的增长更为迅速。资源稀缺性的假定是一切经济学流派所共认的假定前提。经济学研究的目的也正是要把稀缺性的资源在不同的用途之间进行分配，以求得最大化的经济福利。对于资源稀缺性的环境假定，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均是持肯定态度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源的内涵。新制度学派引入制度分析，将制度本身视为经济资源的一种，具有同其他资源一样的稀缺性特点。这一论点拓展了资源稀缺性假定的范围。
新古典传统将制度视为既定的不争前提，是人类行为得以展开的基础，但对于制度是如何产生、演变以及其自身的经济合理性均未做任何分析，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凸显制度的重要性，将之视为经济发展的第四大柱石，视为稀缺性资源的一种。制度的稀缺性在逻辑起点上是源于其他有形资源的稀缺性。由于制度本身具有在特定时期或地点消除或减缓稀缺性的功能，并且其本身的创立、运行与变迁均不是免费的，因此制度也就成为一种重要的稀缺性资源。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探究并说明了制度这一稀缺性资源的意义、效用、发展演变及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力，指出了制度这种资源的运用也完全是符合成本——收益、替代性以及均衡的经济学原则的。
科恩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分析了企业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之所以能够出现，就在于它按照成本——收益原则对市场制度进行了有效的替代。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这种拓展既遵循了严格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丰富了新古典传统资源稀缺性假定的内容，又继承了其他制度主义者重视制度分析的传统，凸显了制度的重要意义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二）复杂性、不确定性与不完全信息的环境假定
复杂性是指一种既定的客观存在，是一静态概念，它说明环境或事物的属性是客观确定的，但其内理的技术和组织结构相对于人们的认识能力和其他事物的内理结构具有复杂性的特征。不确定性是一动态概念，主要着眼于未来，意味着事物的属性或状态是不稳定和不可确知的。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经济行为都是确定和简单的，经济人均在零交易费用的状态下接受唯一的市场信息——价格，并以此进行理性选择，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在市场机制的诱导下达到一般均衡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新制度主义者否认经济行为及其后果的确定性和简单性。他们用动态分析的方法取代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分析方法，引入时间因素，把经济变量都看成是复杂和不确定的。人们正是因为事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才有必要设计各种制度安排来降低它们，从而降低交易费用。正如诺思所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降低人们相互作用时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之所以产生是所要解决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个人所有的解决问题的软件不足的结果。”[⑦]随着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特征的改变就有必要创造出更适宜的制度以取代原先的制度安排，于是制度变迁成为必然。在新制度主义者的分析中许多制度安排就专为不确定性而设计，如天气预报、人寿保险等。
新古典传统以确定性为前提，认为经济人可以在简单的市场环境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全部信息，而新制度主义者则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上，认为信息是不完全的，并且其获得是有费用的。有些信息即便能够获得，在经济上也未必是合理的。追求最大效用的经济人对信息的投资会在边际成本＝边际收益的点上取得均衡。在这种意义上的不完全信息不是与非理性或随意行为相联系，而是经济人在既定约束条件下的一种十分理性的行为。此外，不完全信息不仅体现在人们对于客观经济环境的现实，诸如不同的交易对手及其产品的数量、种类和价格的无知上，而且也体现在人们对于不同的经济人主体的个人偏好与心理因素的无知上，特别是在机会主义倾向存在实施可能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
（三）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假定
完全竞争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假定。他们认为市场是完全竞争时，不存在垄断。在瓦尔拉斯拍买人的报价下，市场参与者均能得到完全充分的对称性信息，市场自动出清，没有摩擦，自动保持均衡。然而新制度主义者与不确定性、不完全信息相适应提出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假定。这一假定是隐含在理论的推演过程之中的。首先，科斯通过对企业性质的分析创立了“交易费用”学说。基于交易费用的存在，证明了市场制度的运行是要付出一定成本的，这其中信息费用就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信息费用的存在，不可能使每一个经济人对市场状况有完全的了解，这必然产生信息的不完全、不对称，从而必然导致不完全竞争。其次，威廉姆森在其对交易费用提高的原因分析中也暗含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假定。在威廉姆森看来，市场的不确定性、小数目谈判、资产专用性、可交易数量的有限以及地理位置的局限均会导致交易费用的上升，而这些很显然是可以归结为市场垄断和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再者，新制度主义者还把不完全竞争的假定扩充到制度市场的范围内。如前所述，新制度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就是把制度看作一种稀缺性的经济要素，存在供给与需求、存在制度市场。但是现实中的制度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或者说是垄断的。在科斯看来，国家是制度的主要供给者。产权制度的确立必须依靠国家法律的界定和实施。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也包含着国家理论，他也认为国家决定着制度的兴衰存废，进而决定这一历史时期的经济绩效。所以，在新制度主义者看来，制度市场同样也是一个国家垄断的、不完全竞争的市场。
（四）正交易费用的前提假定
正交易费用的假定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和基础。在新制度主义者看来，新古典传统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其零交易费用的假定。他们忽略了现实中正交易费用的存在对于交换的约束或限制作用，也必然导致其忽略制度作用的理论倾向。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开拓性地指出了自由价格制度运行的代价，提出了正交易费用的制度运行成本问题，修正了新古典传统的零交易费用假定。威廉姆森进一步地对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将之归因于两种因素。一是交易要素，尤其是指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潜在交易对手的数量。再就是人的要素，可分为理性有界和机会主义倾向。市场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有关价格、质量、品种、交易对手及供求双方的搭配等方面的情况是难以预料的，这使得交易的难度增大。交易双方为使自己免受或少受未来市场变化的不利影响，会尽可能完善地了解合同的一切细节，将未来价格的变动因素考虑在内，从而就必须预测价格变动的趋势。这自然会增加谈判和达成合同的费用。另外由于有界的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使人们不得不依靠长短期不同的合约安排来抵消其消极影响，这必然也导致交易费用的上升。
三、结语
恰如科斯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一文中所说：“标志当代制度经济学特征的应该是，在相当大程度上也确实是，它所探讨的问题是那些现实世界中提出来的问题。”[⑧]“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来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现实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模拟基础上拓展和修正了新古典传统的前提假定，并在此基础上遵循严格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创立了以制度和交易费用为核心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极大地拓宽了经济学的视野和研究范围，增强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诚然，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不象新古典传统那样有着明显的假定和严密的逻辑体系，这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力图适合现实的经济理论。因此要把许多新古典传统抽象掉的变量内生到其理论之中，然后再对之进行综合的理论分析与评价，以期得出我们这个经济社会的生产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变迁的轨迹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所以科思说：“当代制度经济学是‘经济学’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⑩]
注释：
① ③ ⑥ ⑦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3、34、35页。
② ⑧ ⑨ ⑩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48，349页。
④《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4页。
⑤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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